李 增
提到护国运动，除了罗佩金，澄江还有一个人同样是无法绕开的，这个人就是李增。两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以各自的方式努力救民于水火。两个人以不一样的方式，对护国运动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那个年代，唤醒民众的意识很重要，只有人民觉醒了，只有真正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胜利的天平才最终倾向自己。在1916年，云南护国军讨袁护国之时，更需要民众的支持，更需要让民众意识到护国运动的真正意义。李增发起并组织了“云南护国演说社”。罗佩金和李增身处在同一个时代，他们的成长轨迹也多少有相近之处，他们都有着一腔热血，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他们同样要面临成长过程中的各种阵痛，特别是思想觉醒以及抉择时的阵痛。李增的一生中，经历了几次进与退，而每次的进与退都与自己的政治抱负，都与自己的才能紧密相连。
▼李增画像
▲李增的书法
完整地看李增的一生，李增是典型的传统士大夫，具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虑民情怀，但除了有着卓越的政治方面的才能，特别是演说的才能外，还能文、擅书画。但在历史的风云变化面前，李增的诸多墨宝如当时变幻莫测的现实一样，不知所踪，这是巨大的损失。通过一些记载，以及作品集《散匏史钞》，还有在大观楼写下的“催耕馆”、昆明西山以云南省主席龙云名义落款的“缥渺楼”、昆明小东门外的“虹桥风月”、澄江东龙潭的“层青阁”等，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了解这位清末民初云南首屈一指的书家在书画方面的深厚造诣。
李增（1875—1933年），字灿高，别号味雪，晚号散匏，出生于书香门第，他是鼎鼎大名的李发甲后裔，清光绪丁酉科举人，后在国子监就读，后分派法部并调户部主事。这样的起点，可谓很高了。但清王朝政治的腐败无疑是在他头上泼了一瓢冷水，深感失望的李增以母亲年迈为由请假回滇。与罗佩金一样，虽然回到了地方，但内心深处的那颗报国之心却一直不曾熄灭。当自己被需要之时，内心深处的火苗瞬间又被点燃。光绪三十三年，云贵总督锡良很欣赏他，李增便出任云南省咨议局议员。在这过程中，他开始在政治上展现出自己的才华，为路权、矿权、边界等问题奔走呼号，曾通过诸多方面的努力，向英法收回七府矿权、争回片马主权。
▲李增书法
云南护国运动进行得很艰难，随时可能夭折，需要各界仁人志士贡献自己的力量。有些人是需要直接上战场的，像罗佩金等人就是在正面战场上去对抗强大的北洋军阀。而李增等人意识到进行演说来唤醒全省之力也异常重要。李邀请夏伯鲁、陆思孝、牛灿南、陈万平、罗养儒、李品桂等人，组成“护国演说社”，向群众演说有关护国战争的种种，让护国运动深入人心。而纵观李增的一生，护国演说可谓是里面最为辉煌的篇章。在护国演说社成立之后，他的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演说词都出自李增等人，因为他们所面向的是群众，这要求文字通俗易懂，同时还需要有感染力。在文辞方面极具感染力的同时，还需要演说者的演讲才能，这样才能与文辞本身相得益彰。李增极富演讲才能，而在演说社里，这样的才能太重要了。因为有了这样的才能，李增真正有了用武之地，护国演说社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李增先后发表了“滇军举义讨袁为国民前途造大幸福”等演说，把自己的演说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爱国之情展露无疑，真正感染了一批人。在李增等人的努力下，护国演说社在当时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影响不只局限于昆明，还扩展到了其他州市县。在当时历史的重要关头，护国演说社在团结鼓舞群众，在云南局势的稳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李增等人还创办了《义声报》，力图在护国战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说到李增，不得不与罗佩金进行对比，李增和罗佩金，一文一武，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二人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他们二人的故事也因此成为澄江人士在护国战争史上的佳话。
▲李增后人李茂堂
护国运动后，李增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他与云南议员联名提出议案，将每年的12月25日定为“护国首义日”，作为国家法定的纪念日。在当时的乱世中，人总会陷入一些无奈之中，也往往会为了一些不可抗拒之力而作出违心之举。在曹锟仿效袁世凯，为名正言顺地当上大总统而召开“猪仔国会”时，奉唐继尧之命参加会议的李增，为了活命，违心地投了曹锟一票。李增在作出这样的违心之举后，很不安，很长时间在北京以卖字画为生。直到1929年，唐继尧死后，才返回云南，定居于昆明小东门外的灵光街。龙云任云南省主席之时，还曾因为仰慕李增，向他月送薪俸滇银500元，还聘请他参加全省田亩清丈会议。在会议期间，李增提出了先减赋后丈田，这同样也是一个得民心之举。在日寇侵入东北三省后，李增这样有着一腔赤诚的爱国之心的人，很幽愤，借酒消愁，不幸于1933年3月18日去世，享年59岁。由此可见，迫于压力曾做了违心之举的李增，一直不改的是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这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其最终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