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出自学问 心性见于事功
经济出自学问 心性见于事功
孙燕同志将一部沉甸甸的书稿送给我,要我为她即将出版的书作序。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我从《中国文化报》和其他一些文艺报刊上看过,但重新翻阅书稿,不禁为孙燕同志在二十多年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为他人做嫁衣裳之余,耕耘收获的理论评论的成果感到十分高兴。在今天,出本书已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就文化艺术理论评论方面而言,言之有物,能从不同侧面留下时代文艺创作与理论探索发展的印迹,给人以思考和启发,并非易事,能达到这样质量的书也并不是很多。孙燕同志的这本书,既不是艺术史的宏观描述,也不是基础理论的系统阐述,而是她结合自己二十年来的文艺理论编辑工作实践,结合我国当代文艺发展前进的现状,从具体作品的评论和有感而发的理论思考出发,写下的一篇篇独立成章的文字,读者从这些文字的微观分析评论中,从这些文字构成的整体上,可以看到近二十年来当代文艺创作和评论发展的一个侧影。文字或短或长,具体而实在,不见草率之文,没有应酬之作,某些观点或看法可以见仁见智,但这些文字体现的价值和作者执着认真的精神,都显得珍贵。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共收入100篇文章,主体部分是六十余篇评论文章,还有论文、评论内容的言论、散文等,以及文化艺术界名家访谈。有几篇的内容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评论,但正像作者所说,都有理论的痕迹、评论的色彩。评论文章的对象,涉及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电视、曲艺、摄影,文学中又涉及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以及对史论研究专著的评论——评论的“杂”,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孙燕同志二十年来做《中国文化报》理论版的编辑,编发稿件的内容涵盖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工作性质决定了她对这些方面都要熟悉,对很多艺术体裁、形式的本体规律都要做比较深入的思考。实践出真知,是一句平实而内涵很深刻的话,用在孙燕同志身上,是很恰当的。孙燕同志的评论文章“杂”,但说的是内行话,大都有自己的切入点和思考的闪光点。比如评论河北省丰润评剧团演出的《刘姥姥》,以“生存智慧与穷人的胜利”点题,指出走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以“守弱”改变生存困境,生动地体现了“卑贱者最聪明”;评论长篇小说《漕运码头》,用“忧患之思追寻民族魂魄”,准确地概括了小说作者以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开掘,表达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对舞剧《澳门新娘》的评论,指出该剧浸润和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这与故事发生的时代——16世纪澳门文化呈现的中西文化融合与并存的社会生活状态是一致的。这种分析与揭示,体现了文艺评论超越舞台展现的深刻性。作者在评论学术专著《戏曲理论与戏曲思维》一书时,不仅对该书的重要学术观点做了清晰的概括与阐释,而且指出理论家要承担两方面紧密相关的责任:一是理论建设;二是分析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这样的评论,对理论家和现实的戏曲理论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近二十多年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从对于政治的简单化服务功能,全面回归到了艺术审美属性和审美功能的张扬。文艺的本体觉醒,使文学艺术的创作显示出一种创新求变、兼收并蓄、绚丽多姿的夺目景观;表现题材、艺术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探索,也使人眼花缭乱。文艺创作面貌的这种总体性演进,要求文艺批评必须改变划一的哲学、社会学式的批评,呼唤切近实际的文本批评。这种新的批评模式的建构,既要求批评与创作的变革相协调并给创作的发展以真切的指导,又能为观众(读者)审美期待与审美方式的调整提供令人信服的引导。孙燕同志在《审美的主流批评与大众的非主流批评》一文中,指出“我们应当把主要的目光投向建设和发展以坚实的理论为基础的、审美的主流文艺批评上来”,应该说,这是她在多年从事文艺理论编辑工作中,准确把握文艺创作与理论、评论现实发展的一种见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担任中国文化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强调理论版要从艺术本体反映中国当代学术面貌。我对理论版逐步调整到注重学理性和建设性,努力追求批评内容的丰富性和叙述语言的审美性,是充分肯定和感到欣慰的。其中,孙燕同志作为骨干编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想,孙燕和其他同志明确的思路,应是办好理论版的重要的思想基础。孙燕同志认为,“在主流批评中,一种鉴赏式批评是值得重视的”,并说自己的批评文章基本上是这种评论。文艺评论的切入点是多方面的,鉴赏式批评是立足于文艺的审美属性和审美功能基点上的本体性评论,可以避免大而空的泛论。孙燕同志的评论文章,大都是从自己审美把握的一得之见娓娓道来,引导读者从中得到可以品味的艺术感受。
经济出自学问,心性见于事功。孙燕同志二十年来一直做《中国文化报》理论版的编辑工作,守于此,乐于此,编辑和研究都有值得欣慰的成果,是值得祝贺的。
原载2006年10月31日《文艺报》;
《孙燕文艺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