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创作的双收获

我和豹隐同志相识已有二十多年。期间既有工作上的联系，也不乏文字方面的往来。读过他不少文艺评论文章，其文字的凝练和揭示评论对象内在意蕴的准确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得知他即将出版自己的五卷本《文集》时，深为朋友勤奋努力取得的成果感到振奋。

豹隐同志20世纪80年代主持一家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化艺术报。后来又到了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陕西省文化厅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豹隐同志工作上努力，多有成绩和建树。可以想见，在忙碌的工作状态下，属于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不会太多。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豹隐同志从来没有放下他手中的笔，几十年间写下了这么多的文字，出版了二十多种著作，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等国家级、省级奖项。现在他将数百万之文字，分门别类、精心遴选，编成150万字的五卷本《文集》，对自己大半生的写作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完成他作为一个有专业追求的知识分子，一个作家、评论家人生的一件快事。我想，这一定会是他最感欣慰的一件事，这也是作为朋友为之高兴的一件事。

翻阅豹隐同志之《文集》，我感到其字里行间飘逸着作者一种独有的风采，显现着作者文字的几个鲜明特点。首先，《文集》涉猎广泛，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整个方面。再从文字的形式来看，理论、评论、小说、随笔、散文、剧本乃至新闻通迅、人物专访，都在《文集》中闪着亮点。阅读《文集》可以从一个视点领略到我国当代文化艺术的恢宏气势、煌煌风貌。其次，《文集》中有不少篇目选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报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那个时期是思想解放的伊始阶段，可以看出作者能够较早地发出文艺理论和创作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回归本体的声音，这是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的呼唤。这些文章，论述有据，观点鲜明，敢讲真话。值得指出的是，当时这种呼唤“拨乱反正”、推动文艺理论和创作健康发展的时代的声音，是需要一点“艺术家的勇气”的（恩格斯语）。还有，《文集》呈现出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评论与创作相伴生的特点。从事创作与理论研究是以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作者把握文字形式的能力，也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和理论观察、思考的深度。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采曾指出：“豹隐同志专门从事文艺研究和文艺评论以来，不但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的论述，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考察文艺现象和文艺创作。而且密切联系实际，从具体的文艺现象和文艺创作出发，品评其得失，概括为理论……”我读豹隐同志的文章，深信此言诚矣。记得1994年我在主持《中国文化报》期间，曾开辟“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笔谈栏目，豹隐同志写的《高扬文艺的时代精神》一文在此栏目发表，因为理论论述独到深刻，又紧密联系创作实际，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再如，获得文华大奖的眉户现代戏《迟开的玫瑰》，他为之连续撰写了五篇文章，在全面论述该戏艺术创造的同时，又从理论上阐释了戏曲如何更好地表现现代生活的若干问题，引起了戏曲界的关注，对推动现代戏的创作具有真切的启示意义。

豹隐同志在长期从事文化组织工作的同时进行创作与评论，文化工作有自己独具的特性。这种特性尤其要求它的组织者、管理者全身心地热爱文化、全面地熟悉文化、深层次地懂得文化。而这种热爱、熟悉、懂得，落在实处的一个具体体现便是善于形诸笔墨，运用某种适宜自己的写作方式，将自己对文化艺术工作的理论思考、观察体验、心得体会总结表达出来，这实际上也是对从事文化组织工作的一种指导、引导方式。豹隐同志是这样做的，而且多有收获。这给我们从事文化组织工作的同志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文集》的出版，是豹隐同志阶段性写作成果的总结。豹隐同志身体仍健，文思泉涌，我相信，他会继续有更美好的文字奉献给读者。

原载《孙豹隐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