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提出学校变革任务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近20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及其成就与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一个短暂而有效的恢复期，被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学校很快重新焕发出了生机。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应作为战略重点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政府在调整教育结构、增加教育经费和提高教师地位等方面，作出了较以前更为有意识的努力，但穷国办大教育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自1985年起至1990年左右，中国的教育改革主要围绕着体制改革开展。1985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重点放在“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与此同时还要求解决办学经费的困难和逐步完成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但这一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还是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把市场经济的机制部分引进到教育领域，还处在有关教育管理的宏观体制改革层次上，尚未深入到学校改革的内部。在此期间，有关教育的法制建设开始起步，1986年通过了第一个有关教育的专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https://www.daowen.com)

自90年代开始，教育改革的重点转向“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现代化”，要求教育不仅在规模上有发展，而且要把教育质量与办学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结构上要做到各级各类学校和各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在宏观配置上合理。在教育法制建设上也加快了步伐，1995年，作为教育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正式公布。该文件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教育投资体制、增加教育经费的任务，明确要求实行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措施。由此可见，改革重心还是在改善教育发展的外部保障性条件和宏观教育体制与机制的建设上。在这个过程中，基础教育在提高国民素质中的重要地位被确立。

随着新世纪的临近，20世纪末的最后5年是以面向未来的教育蓝图的勾画和深入开展素质教育为主线的。前者以1998年公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为标志，提出了六大“工程”，其重点在基础教育方面主要强调了新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新课程体系建设，在高等教育方面，强调办好一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高高等学校的创新能力。后者集中表现在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文件中。其主要精神是认为我国当前的学校教育从体制、机制、目标、课程、内容、方法等一系列方面都不适应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教育要加强对人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可以说，近20年的教育改革，进展到此时才开始把重点转向学校内部，提出了学校内部的全面改革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两年中，教育改革的热门话题是课程改革和教育信息技术现代化。关于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市场和服务的开放问题的讨论，也常见诸于报纸杂志。可以看出，学校改革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较多是沿着一个方面去讨论或践行，如课程改革被看作关键，而其中若干门新型课程，像“研究性课程”、“综合文科”、“科学”、“计算机”等又成为众所瞩目的“新星”，“双语教育”也被视为符合全球化趋势、体现21世纪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潮流炒作起来。由于这种提法能开发经济效益，一夜之间，打着“双语教育”、“国际学校”招牌的招生广告铺天盖地而来，大有不讲“双语教育”就不成为学校之势。

这种状况，有让人可喜之处，看到了中国的教育界在“经济头脑”方面大有长进，知道密切关注教育市场的行情和社会变化的潮流；看到了课程改革的推进，使学校内部的教学改革不仅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真实地开展起来。但确实又不能让人放心地认为就此足矣。在我看来，当下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教育界还缺乏对当今社会变革的深层把握，缺乏在此深层把握基础上对世纪初学校变革核心问题的整体式认识和策划，多了一点对时髦的追逐和赶潮的心态，多了一点喧哗和浮躁。这在教育改革的重点由外部向内部、由宏观向学校、由创造条件向改造实践转换的初期，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却不能忽视。因为现在是教育改革走向深化的重要时期；因为教育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学校改革需要清晰的意识和整体的策划；因为实现学校改革的主体不能缺失自主性与方向感。这就是本人提出探讨新世纪初学校变革走向问题的、来自教育改革的历史与现实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