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序二

“翻译写作学”作为一个翻译学术语,始见于拙著《英汉翻译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011),拙文《简论翻译写作学的建构》[《写作》,2008(3)]尝试性地提出了“翻译写作学”的建构设想。拙著《英汉翻译写作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则全面系统而正式地阐述了“翻译写作学”这门新学说的理论与实践。该专著是福建省社科课题的结题成果(2008B058)。基于已经取得的翻译写作学研究成果,我们又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名称为“翻译写作学的学科建构与拓展”(13BYY043)。

翻译写作学以翻译学为主体,借鉴写作学的基本原理,将西方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整合生成,探讨翻译过程中的目标语写作能力,关注目标语的写作规范。翻译写作学有别于写作学的关键在于翻译写作学是在注重翻译的框架下研究译文写作,而非研究纯写作或西方意识形态翻译理论下的“改写”理论。可以说,翻译写作学是翻译学与写作学的交叉和综合的研究,由此形成新的学术研究增长点。

非常荣幸的是,承蒙朱玉敏老师不弃,她将“翻译写作学”的理念纳入其博士论文写作里,并据此形成一部大书——《“阅读、写作、翻译三位一体”的翻译写作学教学模式建构》。通读其原文,我认为朱博士的大作并不是简单地接收采纳拙著观点,而是有所发展,有所突破,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翻译写作学作为一个新生、开放的理论体系,无论在理论体系的建设方面,还是在与实践的结合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得到丰富发展。朱博士的专著即是对翻译写作学理论在翻译教学研究方面的一大补充。虽然翻译写作学已涉及课堂教学的内容,提出了从目标语写作训练、翻译中译文写作训练及译文修改(检视)等三个方面来开展翻译写作课,但是具体如何实施,如何把“翻译即是写作”这种核心理念在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中体现鲜有提及。本书则对此有专章论述,通过创新翻译教学实践,建立起和翻译写作学配套的课堂教学模式,此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翻译写作学的应用体系。其次,翻译写作学的初衷便是为翻译实践服务,提高目标语写作能力。本书对传统的翻译教学实践大胆革新,摆脱传统翻译课程以译文为取向、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模式,学生的翻译能力培养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优化,翻译教学实践质量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

第三,根据翻译写作学提出的翻译过程中“感知—运思—表述—检视”四大环节,强调了写作、阅读对翻译的巨大影响。本书将阅读、写作及翻译这三大步骤融为一体,重点展开,使学生翻译写作能力的培养得到全面落实。

第四,根据翻译写作学所推崇的发挥译语优势的翻译标准,本书试图建立起以翻译工作坊为形式、以学生为课堂中心的翻译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翻译热情,促进译文的多样化,进而对翻译写作相关课程设置进行反思,并对翻译方向课程进行重新设置。

第五,本书作者将语料库和双语对比知识运用于翻译写作学的课堂检视阶段,使得翻译写作教学数据化、信息化,尤其是利用Webex软件,对学生翻译过程进行监控,弥补了翻译写作学在语料库使用方面的不足。

总而言之,朱博士的这本著述很好地补充发展了“翻译写作学”,尤其是在翻译写作学的教学方面,具体包括课堂教学实施和语料库的开发运用。这再一次证明,翻译写作学存在合理,吾道不孤,后继有人,学术精进。幸甚焉。

杨士焯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

2016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