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制度的异同

比较是为了学习，学习是为了为己所用。2001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峰会上，江泽民指出，21世纪的中国要致力于“构造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正式通过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而在之后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指出要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干部理论素养，知识水平和业务本领。创建学习型社会或学习型政党都要求要重视学习，向人民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立足世情、国情、党情向世界学习，学习先进的理论和经验，为我所用。不仅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如此，越南和越南共产党同样也非常重视学习，胡志明认为学习对于一个党，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因而要“学习科学和革命精神，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和立场，学习世界革命经验；提高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要对一些基本问题和人类文明的成就有深入了解……这就是胡志明对于党如何提高自身理论程度的重要指引”。[67]革新后的越南也非常注重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经验，涉及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对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等诸多方面。

比较的前提是因为有可比较性。正如列宁所说：“不同的民族走着同样的历史道路，但走的是各种各样的曲径的小径，文化较高的民族的走法显然不同于文化较低的民族，芬兰有芬兰的走法，德国有德国的走法。”[68]虽然中国和越南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经常借鉴彼此的成功经验；但是由于民族不同，国情不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路径、制度也会有差异。梳理中国与越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制度的异同，从中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不同的民族与文化背景下的发展规律与经验教训，值得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