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下到哪达哪达亲
咸韭菜、炒洋芋条、黄米黏饭，父亲扒了高垒山尖的两老碗，又喝了一老碗米汤，抹抹嘴，点了一根烟。父亲虽已七十，但饭量依旧，每顿饭我吃不过他。父亲靠着被摞眯着眼睛抽着烟，目光有些呆痴。抽完一根烟，他溜下炕，从门背后拉出锹掮着就要出门了。他出门总是掮着锹，就像城里人出门总夹个包。
在老家的农具中，多数农具专业性极强，比如犁、耱、筢、耧、锄、八嘎、镐，但锹具有综合的实力，集挖、拍、撬、铲、剁、削、刨、砍、切、攉、打诸多功能于一身。掮着锹出门，遇到路上被水涮开的窟洞或坑壕，挖几锹土垫瓷实，就不怕崴了牛马驴骡的蹄腕儿；崖头上沟沿边的土吊得久了累了，裂了缝儿了，攉几锹让落下来，就不会忽然掉下砸到经过的人和牲口了，不会把沿沟沿走的人闪到沟里；一堵墙根子凹陷进去，培上几锹土，这墙就又能站上几十年；遇到一泡粪，铲起来一甩撂到地里去；田埂溜平了，培培；田拐子没犁到，挖挖；通往水窖的水路壅塞了，浚浚；地里遇见胡墼，一锹拍个粉碎；遇上甘草刨回来，剁成节，阴干，泡茶喝或嚼，能泻火。锹是一个万能的农具，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只要掮着锹，总会有活做。
我知道只要他掮着锹到土地上去，就像当下流行的热词“接了地气”，他会受到土地的诱惑束缚，我的事可就要黄了。
我有什么事呢？
搬他进城！
这是2012年的夏天。春节我们一家人回来，正月初六给他过七十大寿，他心情很好，我就趁机把必须搬家的话说了出来，一家人七嘴八舌地跟他说搬家的事，他笑着说，你们这是给我开批斗会哩，像那几年一样。七天年一过，我们就要搬他走，他说，天寒地冻的，等天热了来搬我，家再寒碜，也总得处理处理。他跟我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活过七十就活天天子了，谁也不知道晚上脱下的鞋早上还穿不穿，迟早得去你跟前托老哩。可这几个月过去了，家里啥都原模原样，我和他已经纠缠了三天，车轱辘话也已说了三天，都是我说他听着，他就像听广播，始终不吐口。我很齁，但我不敢跟他齁，人老了比任性的孩子还难缠，孩子把你惹齁了，你还可以给他两巴掌，可他让我手足无措。
在他一只脚跨出门的一刻，我说：“大，你就不能让我过得安心一点吗？”
我们那一带把父亲不叫爹，也不叫爸，而叫大。小时候写作文常常会写到，不知道咋写，查字典也查不出来，那时候我们只有《新华字典》，那是这世上最简明的中国字典了。去问老师，老师说，是“回答”的“答”吧。老师的语气表露出不敢肯定的意思。我们觉得老师说得不对，“回答”的“答”怎么能代表父亲呢，你看“爹”也好“爸”也好，都是“父”字头，当然能够代表父亲了。老师说用“爹”代替，这是个方言。可代替后我们都觉得别扭。后来，我终于在更大更全的字典里查出来了，就是大小的“大”。这是我上大学以后的事了。把父亲叫“大”一度让我们觉得是那么土，小时候队上常来劳动“改造”的人，有的带着孩子一同“改造”，他们都把父亲叫“爸”叫“爹”，我们觉得是那么好听。我们以为只有我们才把父亲叫“大”，后来才知道，“大”是对父亲一个很古老的称谓，全国把父亲叫“大”的地方不少。现在倒是觉得叫大最贴切，“大”最能表现出父亲的内涵。小时候叫“大大”，亲昵婉转，长大了叫“大”，气壮山河。何况，“大”有大的意义，在孩子眼里，父亲都是庞然大物。
这是一句狠话，就像一颗钉子，把他钉在门框上，他一只脚在门槛外，一只脚在门槛里，被定格在那里。我更恶毒地说：“你说过的，我小时候不得你的济，你到那世罪孽深重；你老了不得我的济，我到那世罪孽深重，你忘了？”
我知道这话更像锋利的尖刀，刺穿了他坚硬的外壳，扎在了他的心上，我看到他触电似的抽搐了一下。我想这话会激怒他，我就是要激怒他。
没有在我们村上生活过的人，不知道他的脾气有多大，简直可以用飞扬跋扈来形容。在我的记忆中，我懂事（我是指他认为我懂事）前他对我挺好的，动不动双手掬着我的头扭着说，你就是我的个活么，你就是我的个活么，然后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或核桃、花生、枣子。赶集他会带上我，到了集市上下顿馆子。当他认为我懂事后，对我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凶了起来。吼骂是经常性的，把他惹齁了，他头一歪，眼一斜，眉一挑，粗声大气吼我。老话说：堂前教子，枕边教妻。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吼骂让整个山谷都在回响，即使讲道理也是高喉咙大嗓门。他骂我骂出许多经典的话来，比如我挑食不好好吃饭，他会骂：饿上三天，吃屎都是香的。他经常检查我的作业，他只上过几天农民夜校，没识下几个字，到了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检查作业就很吃力了，所以他只看对号和错号，叉叉多了，他抓起书本就在我头上扇。打也是经常性的，话说过头了，事做错了，他一扬手扇我一个耳光，一抬脚踢我一脚，我要跑，他一抬脚一弯腰一挥手，连个过渡的假动作都没有，鞋和土疙瘩保准砸在头上，整个动作连贯迅捷，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那是他从羊身上练出来的。他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也跟羊打了一辈子交道，羊一出圈门，总要往庄稼地里扑，他就是靠这手段揽羊的，免去追撵之苦。因此，他一抬手羊都害怕。我一度以为他对牲口比对我好，牲口把他惹齁了他也会打骂牲口，打骂过后又是加料又是抠梳，嘴里还唠唠叨叨的，就像是认错道歉；可他打骂了我从不这样，永远绷着一张脸。他打骂了我，娘会及时惯我，给我拿勺子擩进灶火里炒个鸡蛋，从箱子里揣出核桃、枣、柿饼、花生，还会给一两毛钱。要知道，那时候一毛钱可以买八个水果糖。我跟娘说，他对牲口要比对我好。娘笑说，你大心里疼你哩，你大说娃你要给个好心，莫给个好脸。现在想来，在我的成长路上他们达成了默契，母亲扮红脸，他扮黑脸。他对我的这种教育一直持续到我考上大学。
我考上大学后，他收敛了许多，不再坐在山梁上吼骂我，更不在街巷追撵踢打我，人前给了我或者说是给了大学生很大的尊重。但跟我说话的口气没有任何的改变，总是一副“大有主意而且永远正确”的口气，我的话像一个很小的雨滴，半路上就干了，渗不到他的心田。这让我跟他沟通很难，我不记得我们之间有什么语重心长的谈话。我们之间的所有交流都是通过母亲完成的。母亲嘴不拙，会很婉转地把我们的想法传达给对方。倘若他亲自出面跟我说，那必是暴风骤雨一般灰扬土飞的，用拳头砸炕，用脚踢石头，就像占了多大的理，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模样。而我的弱势或者说忍让更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
近些年，我觉得自己能耐了，开始跟他对抗，他跟我吼，我不再示弱，甚至敢说“有理不在声高，你吼啥”。结果往往是我们之间啥都说不成，多数时候他一句话就终结了我们的对话，久而久之，我们蹴在一起就是两块坚硬沉默的石头，就像《北国之春》里唱的“一对沉默寡言人”。母亲说我们天生是一对无话可说的冤家。我用“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通”这样的话在母亲跟前表达我的愤懑，我说他要当了皇上，就是个暴君。母亲就笑得嘎嘎的。
事实上，他不是不爱说话的人，也不是不会说话的人，他在街巷、田间地头能和人一说半天。而他抬杠那是一绝，他是杠头，掮着锹穿过村巷，常常听到这样的对话：“天都旱得掉头发哩，还掮个锹做啥？”
“挖坑。”他说。
“还没死就挖坑？”
“给你娃挖的么，没看你脸上土都下来了。”他说。
“穿蓝咔叽中山装，走路还高背着手，你应该兜儿里再别两支水笔。”他说。老家人把钢笔叫水笔。
“别两支水笔？”
“别一支是干部，别三支是修水笔的。”他说。
“别两支是干啥的？”
“我儿子么。”他说。
和人抬杠他能抬出很精彩的句子。比如，说瘸子叔：站着马歇蹄儿，蹲着猴子偷梨，睡着长短不齐，走路日天戳地。比如，老鼠的尾巴肿了能有多粗。比如，想上天屎还坠着哩。
不过父亲从没打过母亲，连吼骂也不曾有过，这在我们村男人中是个特例。村里男人无论为啥齁了都打骂女人出气。他因此常常把这挂在嘴上，表达他的宽容与文明。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一是母亲很善良，很内敛，不多事；二是母亲很聪明，从不顶风硬上，看他齁了，就闪了，在他心情好的时候才把自己的想法和对他的批评春风化雨般说出来，这个时候，他会像一个孩子得到奖赏般露出腼腆而讨好的媚相。因此，母亲常对我说，你咋就那么瓜，连拳头都不知道躲，明明你大气得快爆炸了，你还跟他顶牛，不是往拳头上碰么，你大那驴脾气你顶牛顶得过他？有啥你给娘说么。
他掮着锹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就那么站着。他没有回头看我，他不敢与我目光相对，他怕看到我眼里噙着的泪水，我知道这句话就像把蓄满力气的拳头砸在他的软肋上。我知道我像小人一样狠毒、暴徒一样残忍，我抓住的就是他要我在城里安心生活的软肋。是啊，他怎么能让我过得不安心呢？他最怕的是我在城里受委屈，生活不安心。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他足足站了有五分钟，最后说：“你看着弄去吧。”然后走了。
他的背影很沉重，走路似乎连脚也抬不起来了，靸起一缕小小的尘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他七岁出门给人放羊拉长工，被这片十年九旱的土地挼了几十年，那山那地那沟那谷，哪里没留下他的脚踪和汗水？他怎么会对挼了自己一辈子的地方没有感情呢？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苦下到哪达哪达亲。这让我懂得仇恨也是一种感情。用他的话说，黄土埋到脖子上却要离开了，这怎么能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我长吁一口气，觉得自己就是他屁股底下压着的一捆麦草，他抬屁股走了，麦草一根一根舒展筋骨似的蓬松开来。我想，他沉重就让他沉重去吧。
如今都讲这工程那工程的，搬父亲进城，对我来说就是一项工程。从立项开工算起，我已不遗余力地实施了十几年，可谓艰巨而漫长。倘若像影视剧、娱乐节目分第一季、第二季之类的，那么搬父亲进城这是第六季。
2000年，一个人类历史最大的整数年。新千年从何时算起？有说2000年，有说2001年，人们大大地争论了一番。想想也对哩，人类有史以来，一共才经历了几个千年，是该好好争论上一番的。就在别人为新旧千年交替争得如火如荼之际，我的生活有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在城里买房了。虽然只交了七万元首付，成了二十年的房奴，但我已是相当心满意足了。房子四室一厅，把父母接进城够用了。买房时我只有四万块钱，父亲给了六万，把置老房子的钱都拿出来了，那是他全部的积蓄。首付可以交七万，我就交了七万，因为装修的钱还没有着落。拿到钥匙，我就马不停蹄装修，装修完毕，让甲醛之类的祸害散了两个月，秋尽冬藏的深秋，我便借十一黄金周回老家，搬父母进城。
我想这是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之所以说简单，是因为他就我一个儿子，他以钢铁般意志硬把我从那片土地上剥离出来，弄成了一个城里人。
我上小学的时候，念书是看不到前途的，因为上大学不是考的，而是推荐的，那得大运当头。自从实行推荐以来，我们大队没有推荐出去一个。因为看不到念书的前途，人们也都对读书不再寄托更换门庭光宗耀祖的梦想，学校更像个托儿所，托到十来岁能干活了，就回家干活。我们那片土地十年九旱，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不至于挨饿受冻，没有一双手是多余的。可他从小就对我读书非常上心，一到晚上，他就扣住我让我写字。那时候哪有家庭作业，我们连这个词都没听说过，不要说家庭作业，有时课堂作业都没有。他给我布置的作业是抄课文，写生字表。我在灯下写字，娘借灯做针线，他趴在一边吃烟。我小时候字写得特大，他认为字写得小了就是写得好，常嘲笑我的字写得抻胳膊扬腿的，说我拿脚也写得比你好。娘就抿着嘴笑着说，你拿脚写个字我看看，把你说得能的。他哧哧哧地笑。娘说，把笔给你大，让他写字咱娘俩看看。他真就拿过笔去写了。他问，写啥字？娘说，写你的名字。我心里就埋怨娘，这太简单了，他最会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只要蹴着就用指头写自己的名字。他上过农民识字夜校，识下些字，还会背好几首毛泽东写的诗词。以前生产队、大队弄个啥事，都是按手印子，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后，就非要签名。队长嫌他写得慢，说你拿个笔就像拿镢头，你写字的工夫，多少个人把手印按上了。他还是坚持签名。受他的影响，上过夜校的人都改成签名。名字他写得挺顺溜，写完还偏着头端详半天，又写了一遍，说，还让我写啥？娘说写她的名字。他说，你叫啥来着？娘说，不记得了那就想写个啥就写个啥。他说，真不记得，都说屋里的么。娘说你就写屋里的么。他说，跟我置气？你出去问问，看谁记得女人的名字。我说了娘的名字。我想难住他，他不记得娘的名字，那就是没写过，肯定就写不出来。可他写得也挺顺利，我才发现上当了，他是在跟娘斗嘴，显然他也经常写娘的名字。他写完又说，还写啥？娘说儿子的名字。写我的名字他有些吃力，他边写边说，这名字笔画太稠，还绕人，请老秀才取名的时候，老秀才说想要个啥样的名字，我说有想法的名字，笔画多一点，厚重，老秀才就给你起了这个名字。他写的笔画不规范，但还是对的，我想我的名字他也是经常写的。他端详着，面露得意之色。娘撇着嘴说，儿子，给你大找几个字让写写，看把他能的。这可让我逮住机会了，我把书翻到课后生字表，画了几个笔画多结构复杂的字让他写。他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说狗日的这是报仇雪恨哩。他磕磕绊绊写起来，先写笔画少的一边，再写笔画多的一边，就像画画。我和娘咯咯咯地笑着。几个字写完，他额头上汗涔涔的。他说，这写字也是个体力活哩。娘说，给你大“号”一下。我们那里把老师批作业叫“号作业”。我打了好几个叉，娘看着说，你写的那字，儿子用脚都写出来哩，再找几个让你大写。他说，还写个屁，河里的石头往山上背，累瓜子哩。
初中我要去公社中学念，我们大队几十个学生只剩下十一个人了。小学毕业我们都十三四岁了，虽然还不能上工挣工分，但放羊放驴割草拾粪打柴都能做了，顶得上半个劳力。时光大浪淘沙一样地淘洗着我们读书的队伍，初一念完，又有几个不念了，这是一条越走越孤荒的路，父亲没有气馁。我上初二那年，广播上播送恢复高考的消息，他欣喜若狂。我周六回来，饭桌上他对我说大学要考了，知道不？我说听说了。他正端着碗扒饭，哐——把碗蹾在桌上吼道，听说了？你啥态度？碗被蹾成两半，洋芋面铺了一桌子。我端着碗看着他，吃饭时他从不打我，这时奶奶和娘都教训他，说，等不及了？就不能等娃把饭吃了，打娃也没有个时间。他拍着桌子说，国家把路给你指好了，你娃自己想去。上高中也不再推荐，而是考试，我们班五十八个人，考了七个，我考了第三名，我们队就我一个。他是通过母亲表达了对我的赞扬，并给了我五元钱的奖励。我参加高考那年，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考不上就给老子往老了念”。从上初中到考上大学，他拉着驴把我往学校送，开学驴背上驮着口粮、铺盖，放学把铺盖卷驮回来。年景好了，开学就把一学期的粮交到灶上；年景不好，就得一月一趟往学校送口粮。那时候考大学实在不容易，我是1978年参加高考的，那年有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共录取四十万两千人，录取率约百分之六点六。1979年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人报考，录取了二十八万四千人，录取率约百分之六点一。1980年三百三十三万人报考，录取二十八万人，录取率约百分之八点四。1981年二百五十九万报考，录取二十八万人，录取率约百分之十点八。而那段时间，我们上的是公社的高中，是普及教育办起来的，老师中有几位是没上高中就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高考连续失败，许多同学都不念书，回家结婚了。对于家里只有一个儿子的父亲来说，传宗接代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比有几个儿子的人抱孙子的愿望更加强烈。年年高考，年年落败，但他坚持送我复读，他说，考不上给我往老了念。1982年，我终于金榜题名。
我认为在父亲这钢铁般意志的背后，是对土地的深度绝望，是对自己的身份——农民的无比厌烦，是对这个靠权势、地位维系的社会的深刻认知。我们这片土地十年九旱，穷出了名，是国家级贫困地区，20世纪70年代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世界上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谚语总结得最到位：种了一茬子，割了一抱子，装了一筐子，打了一帽子。父亲被这样的土地挼了几十年，被捉襟见肘的日子挼了几十年。队干家都有几处宅基地，园子比谁家的都大。老百姓申请一块宅基地磕头作揖赔笑送礼，他被伤透了。他希望培养出一个公家人来支撑门面，料理种地以外的事情。而我更粗浅地以为，他拼命一样把我从这块土地上剥离，无非是想随我到城里去过活。要知道，做一个城里人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进天堂一样的梦想，他一定早就期待着我搬他们进城，因此我回家去搬他们时很自信。
一回到家，我把搬他们进城的话说得喜气洋洋，手舞足蹈。我说了半天，父亲没有任何反应，就像看戏一样。后来他绷脸看了我一眼，一盆冷水就泼了过来：“啧啧啧，看把你本事大的，进城多少年了买了套房，还背了几十万的贷……”
“买房谁不背贷？不要说我这样闯进城里的，就是城里的坐地老户，也都背贷哩。”我觉得自己能耐了，可以打断他的话了，“贷款期限二十年哩，月月还不吃力，少不下你们的吃喝。”
他一脸鄙夷地说：“背了几十万的贷，我们去了坐定吃，能吃进去？”
我说：“去了可以看大门，一个月也几百的挣哩，比种地强。”
“啧啧啧，看我儿本事大的——”他从炕上跳了起来，吼道，“你一个大干部，我给人看大门，下贱不？丢人不？把羞先人当喝凉水！”
他在地上转磨磨，这是齁了的征兆，娘慌了，说：“娃就是说说，哪里真让你看大门，这轻重他哪能掂不来，你看你就像把火药吃上了，有话不能好好说？”
“你明儿就回去，该干啥干啥去！”他掮着锹走了。
我气得呼哧呼哧，娘捏着我的手说：“你不该说去看大门，那多伤他的面子。”
我说：“我真能养活得起你们。”
“你现在的日子听上去风光，可过个啥日子想都想得出来，难肠着哩，贷了几十万，人老几辈子见都没见过那么多钱。城里的路石子街，没有票子吃不开，啥不得钱买？我们到城里就给你添了负担哩。”娘说，“我们年纪又不大，正是受苦的年纪，去了能坐住？蹴在村里天再旱一年也还能收几个，添不了斤添两哩，就是一分钱不收，挣个吃喝，也给你把负担减轻了，等我们苦不动了就撵你去，到城里跟着你享福去，你不要我们也赖下哩。”
我知道母亲转述的是父亲的话。
第一季就这么结束了。
2002年是父亲的花甲之年。父亲生于正月初六，满年满岁。六十花甲，在城里是人们退休的年龄，我以此为契机，回家过年，给他过了六十大寿，把搬家的事提了出来。因为正月十五一过，就开始往地里送粪，一年的农活也就开始了，只要在庄稼地里干一把活，就等于把一年的活种下了，节令会像监工监督你干下去。春种秋收的意思就是春天把活种进地里，秋天把活收了。只要他把活种进地里，一纠缠就又是一年。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苦是没有白下的，意思是下了苦就要见到收成。我要在他把一年的活种进地里之前截住他。
我说：“在城里，六十就是退休的年龄，就是享福的年龄，就是养老的年龄。”
“跟城里人比啥，说话也没个把握。”他噗地笑喷了。
我说：“咋就不能跟城里人比？”
他说：“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我们的日子我们会过，六十正是出力的年龄。”
他不跟我说了，掮着锹走了。
我冲他的背影吼：“我在城里吃喝消闲，你们还在地里爬着，让人咋说我？”
他说：“谁想说啥说去，你能把人家嘴捏住？背地里人连皇上都骂哩。”
我气得冲他的背影吼：“你……你……”可他连头也不回走了。
娘说：“你别生气，你大就那脾气。”
我笑了说：“娘，你看你这话说的，多少年了我还不知道。我就是想不明白，一说搬你们进城他就齁得很，一说搬你们进城他就齁得很，就像我搬你们进城是让你们坐监受罪，像要谋害你们。”
娘笑着说：“他也不想齁，可他管不住自己，他就那么个脾气，月里娃子吐痰——老病了。”
娘又长叹一口气说：“苦下到哪达哪达亲，你大不是故意为难你。”
我说：“你跟我大说，年底我回来接你们，让他把该处理的都处理了，今年咋也得进城。”
“不急么，我们都手脚灵便着哩，迟早得撵着你去，有得你的济的那一天哩。你大说这几年进城的人多了，草山宽展了，好地都撂荒了，养羊种地一年下来也好着哩。你背几十万的贷，你大盘得整夜都睡不着，我们在村上多住几年，你在城里就能松活几年。”
娘的话把我的眼泪说出来了，我知道房贷带给他们的压力远比带给我的压力大。虽然十年九旱，但他们采取广种薄收战略，包了进城打工人家的好地，多养了几十只羊，封山禁牧，羊不准出圈，他们得去山谷沟壑里割草回来喂羊，比以前更辛苦了。
我说：“贷款还起来真的不愁，我是按照我们的收入和开销贷的款，没压力，就是时间的迟早问题，城里人都这么过活。”
娘说：“看把你说得轻松的，一个月光利息钱就是几个羊卖的钱哩。”
我说：“你们都这么大年龄了，还在地里苦着，让别人笑话不？”
“村里谁笑话谁，几个儿的不都在地里苦着哩。”娘说，“就是笑话也传不到城里去，城里有几个知道我们的人？你大身体好着哩，一辈子没吃过药，不让干活，他坐不住。”
我无言了。
娘给了我三万块钱。我每年过年给他们每人一千，就像个诱饵，总是钓出大鱼。这是他们抠下来的，他们几乎不花一分钱，一身衣服穿几年，打着补丁穿。我想，如果我也像我的那些同学念上几年书不念了，他们的负担就没有这么重。
我抹着泪说：“娘，你们花去，想吃啥吃个啥，想穿啥穿个啥，想戴个啥戴个啥。”
娘笑了说：“当我们十七八哩，年轻时候想穿想戴哩，穷得没有么，现在老面瓜瓜的穿戴个啥都不好看了，赶紧拿回去还贷。”
2004年，老家遭遇五十年未遇的大旱，从春到秋，老天爷连一场雨都没给，媒体报道庄稼颗粒无收。事实上连续三年都旱了，我想父亲没明没夜地白下了几年苦，心都该乏了。
我一进家门，他正生着气，齁得很，一脚就把板凳踢翻了，瞥了我一眼，出门去了。
小晌午，我正靠着墙根蹲在村巷，他掮着锹从外面回来，看了我两眼，进门时忽然吼道：“你长的是个猪脑子，记吃不记打？”
我被吼了个莫名其妙，环顾一下四周，除了我再没人。
“咋了，又咋了？”我黑着脸说。
他吼着说：“我说过多少遍了，新墙根子下不要坐，我的话秋风过了驴耳了。”
不要在新墙根子底下歇缓乘凉，他确实不止一次教训过我，说新打的墙就跟牙没长出来的娃娃一样，还谎着呢，说倒就倒了。他说一堵墙要立过十几年以后才能叫墙，比人厉害，墙还在，可打墙的人已不在了。这当然是他六十多年活出来的经验。新打的墙打死打伤人在庄上有实例，最近的例子出在刘二家。那年，刘二在家门口打了堵墙。那堵墙打得很怪，正对着大门打了一堵又高又厚的墙，看上去要多别扭有多别扭，就像好好的手上长了个六指。村子里人做事心思浅薄，一动弹就能看出用意，可刘二打这堵墙实在费人思量。因了这堵墙，不要说人，连风、阳光进他家院子都拐弯抹角的。不过这堵墙也有用处，夏天乘凉看庄稼，冬天避风晒暖暖。自墙打起，刘二的婆娘就常坐在墙下做针线，猪、猫、鸡、狗也常展脱脱躺在墙根下。有一天，那墙忽然就倒了，刘二的婆娘腰被打折了，年猪也被打死了。刘二的婆娘看病花了上万元，成了个半残子人。出了事人们才都知道，一个过路的风水先生说他家窑门正对着大门，大门外就是沟，犯了大忌，箍不住财。风水先生这么一说，刘二就想到几年来家里确实聚不住财，自己打工被欠了一年的工钱，家里是羊得瘟、人得病，婆娘黑壮黑壮的，偏得了心口疼，整天把柴柴草草放进砂罐里熬，熬得满村子都是酸酸苦苦的味道。这不是财像水一样往外流嘛，因此才打了这堵墙。后来，刘二家又请阴阳念经，说是打墙动土没谢土，神灵见怪了。老家人就是这样解决思想问题的。
“这墙都好几年了。”我狠狠地说。我靠着的这堵墙虽是新打的，但也几年了。
“你还嘴硬！几年了就很老了？！”他一脚把围着腿的大黑踢得哇哇呜呜叫着跑远了。
我知道他骂我不是我坐在墙根下面，而是过年时他说几年了，老天爷不会在一坨坨子耍歪使狠，该给个好年景了。他预测今年有个好收成，几天年一过他就迫不及待地把活种到了地里，可半年过去了，老天爷连个雨星子都没溅，种进地里的活硬没长出来。父亲掮着锹出去一个上午一把活没干成，不骂人才怪哩。而在他看来，我这时节回来无疑是看他的笑摊来了：你不是逞能要种地么，种了个啥结果。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村上像他这样年纪的人早都出门打工了，起房造屋地折腾；我是国家干部，这让他生活得很被动。他得顾全我的面子，不能出门打工，只能憋屈在家里受这年年白下苦的窝囊气，谁心不乏？谁不齁呢？人总得找个茬把火发出来，要不然会把自己烧伤的。
我明白他就是想把我也惹齁了背包走人。这是庄子上老人的策略，跟儿女顶上劲了，就会这么折腾，折腾得儿女气哼哼地走了，家里就消停了。
“驴脾气，动不动就像把炸药吃上了，不会好好地说话？你一回来不也靠着墙根么，影子都印到墙上了，骂娃？”娘说。
他吼道：“他跟我能比吗？”
我说：“咋不能比？”
“要吼你去山头上吼去，做个啥事没个分寸，你当娃活得容易！”娘发脾气了，对我说，“你进来给娘捣蒜，别招理他。”
他在院子里站了半晌，有些手足无措，后来又掮起锹走了。
娘炖了鸡，我出去站在场沿上，看不到他的身影，我喊：“大，吃饭了。大，吃饭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娃娃贪耍，到吃饭时大人得这么喊半天。每到吃饭时，他们就这样一遍一遍地喊。
娘说：“别喊了，饭口上，在谁家碰上饭就在谁家吃了，咱娘俩吃。”
一下午他都没回来。我知道他躲我，和人抬杠“折牛腿”去了，反正地里没活。
“你回去吧，连着旱了几年，地都是三犁三耱的上茬地，几年没出力了，明年该有一年好收成。”娘说。
我说：“年年都说来年有个好收成，可哪年不是给谎下了。”
“庄稼汉的日子就是一年盼着一年么，盼啥得啥，哪能那么如意。”娘说，“你大说了，等你把贷款还完了，我们就撵你去。虽说天旱，一年养猪养羊还有点收入，咱们一起还，还起来也快哩。”
我的天神，几十万我是根据我们的收入开支状况贷了二十年，通过漫长的岁月把这笔沉重的债务化解得七零八碎，房贷并没压得我难以喘息，因此，对房贷我和所有的“房奴”一样，散漫了飘忽了，还贷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没有成为生活中的大事，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给了我一个明确的年限，我有了目标，就有了干劲。回城我兼了职业技术学院的写作课，加上为一所提升班代作文课，等于挣两份工资；还为社会上写东西，比如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之类的，这样的活可是不少，总之我把曾经不屑的活计都揽来做，我想，再加上他们每年的收入，有四五年就可还清贷款。
正当我看到希望的曙光，母亲突然去世了。2007年7月28日，我正在为人做嫁衣——写一篇东西，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说你娘睡炕了。睡炕就是病倒了，意味着病得不轻。我连夜赶回家，母亲已经昏迷了。家里的细节告诉我，娘睡炕不是一天两天了。家乡的老人有病大都不去医院看，他们怕查出大病来，看还是不看？因此都到庙上去求神拜佛讨符喝，再就是睡着缓着，好了就好了，不好了就说寿数尽了，对于死亡他们有着无奈的轻慢。我顾不上埋怨父亲，要往医院送，他说你娘这怕是要走了，拉出去我怕拉不回来。家乡有讲究，人死在外面是不能进庄子的。我说那也得往医院拉，拉到医院或许还有救，在家里就这么看着？他说你去把你赤脚叔接来吧。我说我赤脚叔就是个赤脚医生……他沉下脸子说，接去。
我借了国庆的摩托车，到镇上去捎赤脚叔。赤脚叔原本是我们村上的赤脚医生，这些年看病看出名气来了，在镇上开了诊所。路上，我问赤脚叔，我娘得的是什么病？这么快把人拿倒，不会是心脏病、脑梗吧？赤脚叔说，你娘得的是肝病，几年了，你不知道？我眼前一阵发黑，这几年忙于挣钱没回来，每次打电话，他们都说好着哩，只记得娘有一次说死了一颗牙。这把年纪死牙是正常的，并没引起我的注意。赤脚叔说，唉，人要是昏迷了，那就是肝癌晚期了。我整个人都软了。到家里，母亲的老衣都穿上了。我扑到跟前就哭，赤脚叔把了一阵脉，又翻翻娘的眼睛，叹口气说，准备后事吧。
母亲没了，这对我是一场万劫不复的灾难，我连夺去母亲生命的病因都不知道，我算个什么儿子呢？我的家人在海南游玩，我打电话让他们往回赶。父亲说，伏天里人能放住？能赶上？那还不让蛆唼了？入土为安吧，做事没个把握。
月光总是跟母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守灵的夜晚，正是一个月中最好的夜晚，满月如盘，月光如水。
月儿月儿亮汪汪，照得我家像殿堂。
树树金叶赛梧桐，招来凤凰栖枝上。
地长五谷满穗宝，山生牛羊遍丘冈。
先盖瓦屋后盖楼，前庭后院琉璃墙。
我儿走路气堂堂，坐在里面像皇上。
月老云端抛红线，娶个仙女当娘娘。
这是娘唱的许多童谣中的一首，也是娘为我描绘的未来。母亲给我唱歌谣，父亲坐在一边，借着明亮的月光耍手技，有时会说，儿子，过来，过来，借你的手手用一下。我说你借我娘的吧。父亲说你娘的手太干太粗，还是你的手肉嘟嘟的好。有时候他会把我架在脖子上，组成图形……往昔历历在目，然而已虚无缥缈。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
一尺三寸婴，十又八载功。
母称儿干卧，儿屎母湿眠。
母苦儿未见，儿劳母不安。
老母一百岁，常念八十儿。
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
阴阳在母亲的灵柩前念着《劝孝歌》，声音随风飘散在大野之中。
如果正如赤脚叔说的，母亲得的是肝癌，那么疼痛折磨母亲已不止一天两天了，癌症最后就是把人疼死的，母亲承受了多么长久多么强烈的病痛折磨，却隐瞒着病情，她知道进医院就不是几千的事，是几万十几万的事，要是给我说了，对背着房贷的儿子来说就是灾难，母亲为我消除了一场灾难。
我一直像攒钱一样为他们攒着幸福，我为他们设想过老年生活：他们在城里休养生息，身躯慢慢舒展不再佝偻，脸膛细腻有光泽，不再褐红，手上会褪去疔甲不再僵硬，指缝不再蓄满泥土；他们不再穿深黑的藏蓝的土灰的打满补丁的衣裳，每人有几身运动服，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他们有乒乓球拍羽毛球拍网球拍，会像城里的老人一样，每天在公园打太极拳，打羽毛球，跳广场舞，扭秧歌，唱歌，散步，赏花；他们在草地捕蝶，在湖中泛舟，牵着孙子的手在风中奔跑，放飞大大的风筝，一头银发在笑声中飘逸；他们跟着旅行团，美国、欧洲、澳大利亚、迪拜……到处奔走，他们会吃到稀罕食物，坐在银色的沙滩上看那一望无际的水世界……他们会在城市满足而安详地度过晚年。我想着有一天把我为他们积攒的幸福全盘端给他们。然而，一切因为母亲的突然去世灰飞烟灭了，我忽略了他们正在老去，疾病正在威胁着他们，死神正蹑手蹑脚走向他们。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猝然离世让我真正体悟了这句话的毒。
送走了母亲，我大病一场。我躺在炕上，父亲守在我的头前手足无措，两只老茧厚如盔甲的手搓得刺啦刺啦响。他端来一碗水，拿着筷子和刀在我头前忙活。这在以前都是娘的事。他剪纸人和元宝显得格外笨拙，我说就是个意思，别那么认真。他悄声说，你别说话。
不要说守孝三年，就是连送七也做不到。送七是人离开尘世的最后一件事。七七四十九天，一七一送，就像送一个人上路，像梁祝中的十八相送，设酒备食，焚香烧纸。七天为一七，一七为一站，一站比一站远，七七送到坟茔，一个人就到了另一世界里。在送七的过程里，我一点一点送走了自己的悲伤。这是一份爱意的延长。好在有丧葬假、公休假，我再请几天假，至少可以为娘送七，陪伴父亲度过这七七四十九天最艰难的日子。
头七的早晨，我们在村口的岔路口焚香奠酒升表烧纸，坐在那里吃了烟，也给母亲点了根烟。母亲平时不吃烟，只是肚子胀气的时候吃根烟。我带回好烟，父亲会让她抽一根，说吃个稀罕。有一回我带回来中华烟，母亲吃了一根，说，也苦哇哇的，呛得很，还贵得很，我还当多好吃，还不及你那一块钱的烟好吃。
回到家，我去做饭，父亲说：“我做，我做一顿你看看。”结果，盐重了，他嘿嘿地笑着说：“我吃盐重，再添点水就好了。”结果，一马勺水倒了进去，那饭就稀汤寡水的，他又嘿嘿一笑说：“我做啥都手重，加个水也手重。”除了地里的活，操心牲口外，他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以前吃奶奶做的饭，结婚了吃娘做的饭，没上过锅灶，真像那话说的，不知道自家的锅大碗小。那年姥爷去世，正赶上收庄稼，家里羊猪鸡狗的离不开，母亲和了一疙瘩面，炒了臊子，结果天正热，面起了，不弄着吃掉就糟蹋了，他就烙成馍，不知道放碱，烙出来的馍酸得倒牙。那年女儿高考，我和老婆都有事缠身，把母亲接来照顾女儿，住了一个月，女儿高考一结束，本来想让女儿带着母亲好好逛逛，母亲着急要回，说再倒没啥，就是怕你大吃不到嘴里，怕饿得只剩下个皮口袋咧。
吃饭的时候父亲说：“以前我总觉得我会先她走的，这两年我一看靠不住她了，知道她会走在我前面，就把一辈子没做的事都学会了。”这么说娘的病有了征兆已经几年了，几天来我一直不敢埋怨他，连句重话都不敢说，痛苦让他整个人抽搐得就像缩了一圈，但他把痛苦死死关在体内，不让流露出来，他手背上烂糟糟的血痕是他抠出来的，他还在抠，两手交替着抠。话头扯到这里，我就说：“我娘的病你咋不给我说么。”他说：“有啥说的，人活一辈子谁没有个七病八灾的，我也没想到是个大病。她一辈子就是个药罐子，今儿这达不对了，明儿那达不对了，吃个药，缓缓就过来了。”我说：“咋也得到大医院看看。”他说：“没亏她，去市里医院检查了，大夫说癌症晚期，没必要看了，该吃吃，该喝喝，最多半年。那大夫看病准哩，你看没出半年么。我去莲花山庙上问了，也去找了三姑，都说的一样话，寿数尽了。”三姑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神婆子，城里人都找她看病问事。我说：“你咋也得给我说么，让我知道。”他说：“原想着去市医院检查，要是查出来是能看好的病，就给你说，哪怕是到北京、上海给看一趟。可得了这样的病，就是寿数尽了，大夫一口就给判了死刑，给你说能咋？就是到北京能看好？大医院是好进的？拿钱往出铺路，癌症就是个死病，就是把钱花光把人看死，多少人花了多少钱，人没看回来，钱也花光了。花那钱做啥，当官的有权的得上癌症都没办法，电视里演的那个外国的总统得了癌症，多大的人物，不也没救下么。”我说：“到医院治治，至少也能减轻疼痛。”他说：“哪个病不疼？人到死的时候都得挨疼，那是脱人这世的罪孽哩。你娘坚强哩，疼得受不了，问我要老鼠药吃。我说，你该受的罪要受哩，你吃了老鼠药，儿子咋活人？她就再不说了，我给她买了最好的止痛药，说是进口的，好贵的。”我说：“你咋也该给我早说么，让我在娘床前尽尽孝。”他说：“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能天天守着她？你回来能替得了她疼？你娘死活不让我给你说，她也估摸她能挨到过年，过年回来不就见了么。”我说：“我娘这么大病，你也不说明白点，咋也得把一家人带上见最后一面啊。”他说：“这怨我，怨我啊，一直好着呢么，昨天还像往常一样好好的，跟我说这说那的，我想咋也能过了年么。你娘一辈子没杀生害人，老天爷咋也该给她个整数。哪个人走前不还挣扎上个一个月两个月的呢么，至少也该活过这个年。唉，谁知道这么快，忽然就不行了。”整数是指娘六十五了。在老家五也是整数。
我还能说啥，再说啥都是多余的。父亲还在抠自己的手，我紧紧攥住他的手，他一下子大放悲声，号哭起来，整个人都软了。我去搂他，他却躲开了，抹着眼泪说：“要说你娘没受罪，一辈子就只会干活，啥心都不操。人享福不享福啊就看操心不操心，操心的人享不了福，她就是不操心，啥心都让我操，她就是会享福的一个人，一辈子我没动过她一指头。你看这死，我想我咋也死到她前头了，她还死到我前头去了，人老了谁走到前面谁享福啊。”
大约是为了缓和悲伤的气氛，他忽然一笑说：“你娘别看有些木囊，脑瓜灵泛着哩。吃食堂那会儿，她抱个盆盆比谁都跑得快，就像从丰都城里出来的饿鬼。我都觉得丢人，还骂她跟猪一样笨，做了一辈子饭，不知道稠的在锅底。她说你知道啥，在家里稠的在锅底，在食堂可不是呢，这么多的人，饭总是不够吃，你知道食堂每顿饭往锅里加几回水。”
半夜我醒来，看看旁边他不在了。我出门来，看到他蹴在树下吃烟。他在低低地哽咽。我失去了母亲，他失去了伴儿，少年夫妻老年伴儿，从这个角度讲，他的失去更为惨烈。那个他从地里回来踮着小脚为他扫去身上尘土与草屑的人没了，那个每天早晨为他打荷包蛋的人没了，那个为他铺炕叠被的人没了，那个在灶火里给他把枣烤好放进茶缸里熬茶的人没了，那个陪他家长里短说话的人没了……他失去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那部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部分。
母亲走了三七了，我们在十字路口焚香奠酒升表烧纸，他深深地咂了一口烟，徐徐吐出，说：“明天你就回去吧，公家的事耽搁不得，吃人家的饭呢。”我说：“等七七过了，假够用。”他说：“你在这儿做啥？赶紧回去，挣公家一份钱，把心给人家操到，就是个送七么，就是个过程么，有我哩。活人免的死人意，谁知道亡魂在哪里，阴阳都这么说哩。”我说：“我送完七再回去。”他说：“听我的话，现在就这么个世道，老人去世，儿孙在外面打工，赶回来，都勉强凑合着过了头七，就都走了。你早早回去吧，也一家子人了，总有些事要操心，你现在正是操心的年龄哩。”
一个从没上过锅灶的人，一个从没洗过衣服的人，一个从没穿过针引过线的人，连炕都不会烧，他将怎么度日？我流下了泪水。我去了趟镇上，买了些挂面、方便面，专门让馆子里炒了一盆肉臊子，用油盐腌好，又买些饼子、锅盔，买了两箱牛奶，他原本喝不惯牛奶，是我硬逼着喝上的，老人钙流失得厉害，牛奶补钙。
到了七七，我带着一家人回来给母亲上坟，纸烧了，我就要接他走。他一个人生活，我这个做儿子的，怎么也说不过去，不能说让他跟着我享福，至少不能把他一个人撂在这里受罪。我一直在准备着为他们尽孝，母亲的离世让我清醒过来，能给他一点什么就给他一点什么。因此，这次搬他进城，我志在必得。当我提出来接他走的时候，他目光沉郁，盯了我半天说：“你娘坟头的土都没干啊。”
他声音低沉，不是吼声出来，但我听到了他内心的吼声，我听出了咬牙切齿的滋味。这句话把我推到了不孝的地步。人过世之后，虽说现在已不能要求家里人人守三年孝，但按老家的习俗，总得有一个人守一年孝的，一周年的超度经是要念的。想母亲来这世间六十多年，“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母亲做得比虔诚的教徒还要好，还需要超度吗？可是这话我不能对父亲说，流传了千古的习俗，最后就是规矩，就是真理。尽管这世上没有人知道有没有那世，但人们对那世充满了敬畏。现在想来，说是念经消灾，实际上是一种敬意和思念的延长，就像我们过节日，是对节日的尊敬一样。
他把理由找在这里，我再说就是不孝了。
他幽幽地说：“等你娘三周年过了吧。三周年过了，她在那世也就住习惯、安宁了，就是那世的人了，坟就是老坟了。”
一句话说得我涕泪纵横。
母亲的三周年我请了一周假。在老家，为亡人念三周年经是一场大经，念过后，就是十周年经了。我说：“请八个吹手八个阴阳念三昼夜经，开黄经。”他说：“花那钱做啥？就是个意思，活人免的死人意，谁知道亡魂在哪里。”我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干了。阴阳念完说还送一段经，问我们想念啥，我说《孝经》。
念完经，送走了阴阳和吹手，我就和他说搬家的事，我想这次他该找不出借口来了吧。他停顿了许久说：“你先回去吧，我把地里收拾收拾，家里的东西处理处理，啥都得弄倭也了。”
“倭也”是老家方言，有“周全圆满”的意思。
这已让我很满意了，我说：“弄倭也了你给我打个电话。”
他“嗯”了一声。
可他一直没给我打电话，眼看秋尽了，我又回来了。
回到家，门锁着，邻居说父亲犁地去了。我心里窝火，撵到地里一看，地被他又打耱得像锦缎一样了。在土地上，他永远是个利落的人，他是在歇着的地里看到一个土疙瘩就不舒服的人。他说：“你这时间回来干啥？”把我说得一愣，我提出搬他进城时，他说：“一年的庄稼两年做，这些地都是上茬地，苦没有白下的，把苦下下了，咋也得刷个茬，明年再揽一年庄稼。”他抓了一把土起来说，“你看这地我收拾得像锦缎一样，来年雨水要好，一定有一茬子好庄稼。”我知道这次又不行了，而且他把进城的日子推迟了一年。
我咬着嘴唇许久，终究没敢跟他争执。母亲没了，父亲已像一个失去靠山的人，没势了，活在下风子了，一下子成了弱势群体，一点脾气没了，蔫了，说话看我的脸色了，不吼着喊着说话了。他硬，我还能讲理，他不跟我来硬的了，这倒把我给拿住了，我再逼就是恃强凌弱了。他说过一句话：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病的。他现在就像是一个病人，我不敢再逼他，他犟病犯了，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一年就一年吧。
第二年夏庄稼开收，我请公休假回家，一方面是帮他收庄稼，一方面是要在他为明年种地下苦时拦住他。一年的庄稼两年做，夏庄稼收完，为明年种庄稼的犁地就开始了。然而，麦子收完的第二天，他又赶着那对老牛犁地了，我说：“等秋庄稼一收咱就把地卖了进城，你还下这苦干啥？”
“正是犁地的时候，不犁地让荒了？”他说，“就是要走，把荒地撂给人家？”
这话又给了我希望。
秋深了，我请了一周假，我想这时节收的收了，打的打了，土地上的活都做尽了。回到家，他明白我的意图，不说话，只是闷着头吃烟——遇事了他就抱着烟锅子一锅子接一锅子吃。最后他说：“今年墒落得好，明年有料子好庄稼哩。”我急了，说：“大，你小七十了，该享福了，再不是干活的年龄了。”他不说话，我又说：“你在这里一个人下苦，人骂我哩，再说你苦出个病来，得不偿失哩。你在地里下一年苦能挣几个钱？要是苦出个病来，那可不是一两年的庄稼挣下的钱就能看好的。”他抬起头看看我，长吁了一口气，又提着锹出去了。只要他一到土地上去，土地就为他做主，他就有主意了。果然他回来后说：“明天你就回去吧。”之后便背对着我睡了。
这次，我和他弄得很僵，我认为他是在故意刁难我，故意耍我，我耍了很大的脾气。“小的时候我得你的济，老的时候你得我的济，人生在世，就是互相得济的事。这是你说的吧，你忘了？”我说，“现在该你得我的济了，你为啥不得？”他嘟着嘴说：“得济么，啥是得济，就是往好处走。”我说：“城里不好吗？”他不说话。我再说啥，他都不说话了，但分明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
我走了，走得气势汹汹，一口气翻了两座山梁，当我坐在另一座山梁上回望时，他在那座山梁上望着，手遮在额头上。我想到了龙应台先生在《目送》中写的：“所谓父子母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潸然泪下。
“你看着弄去吧”，这话听上去给了我一个碗大汤宽，可我又能“弄”个啥呢？
这个家有什么可处理的呢？家具、农具……所有的东西到城里都用不上，而卖是卖不了几个钱的，只有送人。能处理的就是土地和牛，倒是不愁没人要，乔东已经来过几趟了，说土地要卖给他，两头牛和羊他也一起要了，价钱都按市场价走，他出现钱。这条件够诱人了。家里的两头牛，一头已经很老了，到家里都有二十年了，相当于人七十多了，去集上也就能卖个骨皮钱。可这我又如何做得了主？
父亲七岁上给人拉长工，对土地那么渴望，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新中国成立前，爷爷曾置下二十几亩地，虽说是瘠薄的山地，但也寄托了一家人发家致富的梦想。后来，轰隆隆地就解放了，父亲弟兄六个，十几亩地按人头一摊，被划成了下中农。下中农那也是好成分，“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人，共产党领导我们向前进呀，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歌都是这么唱的。土改后分到了土地，父亲刚结婚，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扒起光阴来那是很刻薄的。周扒皮半夜鸡叫，老猴子他爷比周扒皮还叫得早，带着一家人连天昼夜地干，拒绝跟人互助合作，几年间日子过得火焰一样。结果运动一来，眼红的人多，家里成分就从下中农变成了新富农。老猴子的爷爷不服，到处喊冤，从大队到公社，最后跑到县上去，说你们不是鼓励发家致富呢么，现在又这么弄事，你们这不是日弄人么。结果给从县上押送回来，成为管制对象，大人不能随便离开村庄，去别的大队参加红白喜事，走亲戚看病人，都得去大队请假，回来还要报到。
包产到户后有地了，地是父亲的唯一，为了地埂他没少和人争吵、打架，寸土必争。两头牛已经跟着他下了十几二十年的苦，成了他的伴儿，他经常絮絮叨叨地跟牛说话。处理它们又怎么能我说了算？这点自知之明我是有的。
我从外面回来，父亲蹴在院子里抠牛。架在墙头的录音机唱着秦腔，他跟着哼唱。牛舒坦得躺得展展的。他抠得很仔细，腿裆、蹄腕、胳肢窝、耳碗都抠到了。抠下的毛就塞进鞋壳郎里，抠完将牛毛团起来装进塑料袋，到了冬天捻毛线，织手套袜子，或者来了毡匠，掺进羊毛里擀毡。抠牛是他的功课，隔两三天他就要抠一回牛，说抠一回等于上一次料。
我跟他说了乔东，他没有说话，继续抠牛。抠完了一头牛，又抠另一头牛。我进窑里去做饭。蒸黄米饭，炒土豆丝、韭菜炒鸡蛋，又烧了鸡蛋汤。他抠完另一头牛，进来扒了两老碗黄米饭，又掮着锹出去了。我撵了两步说，大，乔东等会儿要来。他没有回头，走了。
乔东来了，我们去地里找他。他沿着地坎塄走，他背起手来，锹就横在背后，像个十字架，只是一横太细，一竖又太粗了。地刚刚打耱过，平整得像上好的素锦，在秋阳下泛着金辉。我们走向他的时候，他蹴在地里一动不动，像一个土疙瘩。他的手里捏着两个土疙瘩，像城里的老人手里捏着健身球。
我对乔东说：“你别说话。”我走到他跟前，给他点了一根烟说，“乔东来了。”
他不说话，看都不看我一眼。
“乔东来了。”我又说了一声。
他将背扭给我，吼了一声说：“让他走，让他走！”口气就像是和乔东有多大的仇一样。
我只好拉了乔东就走，我怕再站下去，他手里的土疙瘩就会砸到我头上。
我对乔东说：“你先回去吧。”
乔东拍拍手里的黑皮包说：“钱我都拿来了。”
我又说：“你先走吧。”
乔东眼睛瞪得牛铃一般大，说：“村里谁会给你们这么高的价？谁会给你们现钱？谁要你家的老牛？”
我有点讨厌人动不动把眼睛瞪得牛铃一般大，动不动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可乔东有钱。乔东以前也很穷，他爷爷是我们村上的老财主，那些年老财主被押着到处批斗，最后被斗死了都没说出财富藏在什么地方。乔东这些年只干了一件事，一直在自家院里折腾，翻建房子，重整家院，重打院墙，终于把财富挖了出来，一下就翻身富了。有钱了人就不一样了，像城里人一样整日夹个黑皮包到处晃荡，动不动就把眼睛瞪得牛铃一般大跟人说话。
我说：“你先回去吧。”
乔东说：“你们这些人，好事瞎事都分不开。”
我说：“走吧走吧。”
乔东走来走去，鞋底靸得尘土乱冒：“你大想卖给老张，老张过的啥日子，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卖给他要能拿上一分现钱，我把‘冯’字倒着写。”
这话给了我一个信息，那就是说他已经找好了下家。老张儿子多，还有个得了小儿麻痹的儿子，日子过得恓惶，卖给他家确实拿不上现钱。不过拿上现钱拿不上现钱对我并不重要，只要他高兴卖就行，我的房贷已经还完。
乔东走了，到了远处又说：“你是见过世面的，知道这世界成了啥样子了，你不能听你大的。你大就知道下苦，苦都下愚了，又老了，老了脑子就不清醒了，把人家几句好话当钱使哩。”
我冲他摆摆手。
乔东走了，我又蹲在乔东蹲过的地方，看着寥天地里父亲挥着锹拍得地里尘土乱冒。
不过父亲要把地卖给老张家这还是让我觉得有些意外的。包产到户后老张家有一块地和我家的地连着，地头上有一块荒地，父亲开荒打耱好了，老张却来要他家地头那半块荒地，说那半块地在他家的地头上。父亲不给，倒不是霸道，而是觉得他不仗义，说，我开时你咋不说，开出来打耱好了你来要地。为此，两个人在那块地里像两头犍牛抵头一样抵了一早晨的架。有好些年他们连话都不说。
吃过晚饭，天黑尽了，父亲出门去了。我跟出大门，看到那一星一点的火光向着老张家走去了。
晚上十一点，他哼着秦腔从老张家回来，进了窑，他走到我的头前，听了听，又摸了摸我的头。
我说：“大，地卖给长生叔家了？”
他说：“卖给了，卖给了，牛、羊、鸡、猪、狗、猫，一总子给他了。”
我说：“快睡吧，你都几晚上没好好睡觉了。”
他坐在炕上吃烟，说：“你长生叔是疼地的人。”
我坐起来陪他吃烟，他说：“拉长工，搞土改，生产队，我们都一块儿做活，一辈子了，他懂地疼地哩。”
他又说：“地要懂地疼地的人来种哩，总不能把地给二流子种吧。疼地的人疼牲口哩，乔东哪是个种地的人。”
我说：“他不是种地的人，买地做啥？这几年买了不少地哩。”
他说：“那是把地买了去，哄国家的钱哩，今儿说种这个，明儿说种那个，国家也没察觉，每年给他不少钱哩，他哪年地里收过东西。”
第二日，长生叔来了，提着一只煮熟的鸡，对我说：“这娃有出息，日子过得体面的，看富态的。”
我笑笑，知道他说这话是要讨好我，怕我从中作梗。我怎么会从中作梗呢？我怎么能作得了梗呢？
“老葫芦，我这院子园子你可给我看好了，要是看不好，我就把你那颗葫芦炖了。”父亲说着在长生叔头上拍拍。
长生叔头发已经脱光了，头可真圆，他儿子我们叫小葫芦。
长生叔去圈里拉两头牛，父亲说：“你就在这院里喂着，拉哪里去？”
长生叔说：“我去饮呀，饮了让它们在外面放放风。”
父亲说：“我去饮。”
长生叔嘿嘿笑着说：“你都是城里人了，还干这粗活，掉价不？”
父亲捣了长生叔一拳。
牛从圈里拉出来，冲父亲哞哞地叫，父亲拍拍牛，把头扭向院外，我知道他落泪了。长生叔拉着牛出门时，他抹了一下眼睛说：“等等——”然后对我说：“给我一百块钱。”
我给了他一百块。他把钱给了长生叔说：“给牛上料的，别给你自己上了料。”
长生叔说：“是我的牛了，怕我不给上料？”
父亲又摸摸牛，牛看着他，他说：“这老伙计跟着我把力出了。”
长生叔走后，父亲说：“上个坟吧。”
在母亲坟前，按规矩父亲蹲着就可以了，但他还是跪下了一条腿。山野的风旋着那些纸灰，就像是娘出来收取纸钱一样。我让泪水恣意流了下来。父亲唏嘘着说：“老鬼，是你先把我扔了自己去享福的，现在我也得把你扔了。”又说，“没有办法，儿子和我们有缘分，我就得享他的福，不享他的福别人会骂他的，也就毁了这缘分，我得为他想哩。”回去的路上，他像个孩子一样有些哽咽地说：“娃，人吃土地一辈子，土地只吃人一口。”
我们终于起程了，父亲用一辈子的勤劳、善良和忠厚积攒了上好的人缘，村里就剩下老弱病残了，他们一直把我们送出了村口。
出了村子，经过我家的土地时，父亲让停车，我停下车，他站在土地上尿了泡尿，我也尿了泡尿。干渴的土地把尿全喝掉了，只留下一块湿坨，像是长出的一朵黑蘑菇。他又说了那句话：“人把苦下到哪达哪达亲啊。”
大黑撵来了，父亲追撵着大黑说：“回去，回去。”
可大黑不回去，远远地跟着我们。他抓起土疙瘩很准地砸在大黑头上，可大黑就是不回去。
“家狗，家狗，家里的一口。”大黑也是我们家里的一口啊，我的眼睛湿了。
父亲说：“你等等，我把它送回去。”
我说：“要不带上吧。”
他说：“带上咋弄？城里人养洋狗，养板凳狗，抱在怀里耍的，咱这土狗么。”
他领着大黑往回走，长生叔提着绳撵来了，说：“圈都没圈住。”
他们给大黑套上了绳套，长生叔拉着大黑，就像拉着一个耍脾气的孩子，大黑呜呜叫着，四只爪子死抠着地面，抠得尘土飞扬。
他蹴在田埂看着，一直看着大黑和长生叔进了村里。上了车，他的脸一直贴着窗子。我知道他在流泪，我想到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完成了一桩夙愿，然而，对于父亲来说，我想到一个词：剥离，就像剥羊一样。我感到了自己的极端残忍。
进城后我先带他去体检，他不去，说钱烧得，好好的，体检个啥。我说你别犟，体检一下就放心了，这花不了几个钱，要是有病拖严重了那才花钱哩。他说一辈子没得过啥病，有啥好体检的，没病都给检出病来。我说如果我娘早早体检，也不至于把病拖得没治了。他们过了六十，我就要带他们到城里体检，他们坚决不体检，说城里人体检是因为好吃懒做。他说你娘那病只要得上，就是死病，检查出来也没救，老天爷就给了她那么点阳寿。体检结果他身体的各项指标比我要好，就是烟抽得多，有轻微的肺气肿，我说这可不能不注意，你再不要抽旱烟了，抽纸烟，先少抽，慢慢戒，以后年年要体检。他说我过了七十了，还戒烟？七十过了就活天天子。带他去买运动的衣帽鞋袜，我选的是白色的、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他只是摇头，选的是黑色的。我说买上三身，换着穿。他说买上一身就行了，这料子好，一两年都穿不烂，现在又不干活了。
我带着父亲熟悉四周的环境和大街。走在大街上，他紧紧跟着我，就像一个胆小的孩子，这让我想起他带我去赶集的情景，我就是这么紧紧跟着他，拉着他的衣襟。在村上他怕过啥，走夜路连鬼都不怕。他对城市的恐惧来自于陌生，他对城市完全是陌生的。我进入城市二十余年，他只来过两趟，加起来不到一周。和他年纪相仿的人，都有数年打工的经历，而他因为我是大干部（老家人的话），村里人说人家有个能成的儿子，还用进城卖苦力？他不得不顾全我的面子。
我带父亲去中山公园。我为他设计过的诸如打羽毛球之类的运动，大夫朋友告诉我已经不适合他了，建议他晒太阳，散步，打太极拳，跳广场舞。中山公园离家不远，是人们锻炼身体的场所。公园不大，锻炼的人有些拥挤。我说你每天早晨到公园散散步，跟着打打拳，跳跳舞。他不作声。一个园丁在剪一棵矮树，想剪成蘑菇状，他说把树头剪了树还咋长？我说剪个样子出来好看么。他说他觉得好看了，咋知道别人也觉得好看。我笑了，说，就是，就是。我惊喜地发现一个亭子里有几个老汉在“折牛腿”。“折牛腿”是他唯一的娱乐，耍了一辈子。农闲时，几个人吆喝到一起，捣着罐罐茶“折牛腿”，冬天一“折”一夜。我站在旁边观看，给几个老汉散了根烟，说以后我爸（我怕说我大他们不懂）和你们一起玩。他们说欢迎加入。我说你每天也来跟他们耍。看了几把牌，他拉拉我的衣衫，到远处才说，一把几十块地输，那是耍么？那是赌钱哩。是啊，他们耍一把也就几毛、一块，一晚上不过十几块钱的输赢。
第二日，我带父亲去老年活动中心，老头老太太很多，他就像个孩子那样怯生，看了看就掉头出来了。是啊，麻将、扑克、象棋、跳棋、围棋、台球，他样样不会。我说你一天来这里坐坐，看看就会了，简单，不难，慢慢地就跟他们熟了，说说话。我领他坐公交车，说，你每天早晨坐车到公园去，十点钟坐车回来，下午坐车去老年人活动中心，五点钟坐车回来，公交挤了就打的。他说，牙长的一截路，还坐车，难怪都这病那病的。我笑了，是啊，对他来说几公里的路可不是牙长的一截路，犁地跟在牛尻子后面，哪天不走出二三十里地。他又说到公园就是为了走路，坐车干啥？我说路上车多，不安全。他说有人行道，司机不长眼睛，往人身上开？我说有些司机还真不长眼睛哩，还有喝醉的。回到家我教他打麻将，下跳棋，打扑克，他说学那做啥，你忙你的，别管我。
老家的电视只能收七八个台，一个遥控器。城里的电视是闭路电视，电视机和机顶盒各有一个遥控器，按这个按那个，如果按错了就按这个再按那个，我讲过几次他就泼烦了，说你放着我自己摸索。大夫说父亲这样的年纪这样的情况最容易孤独，而孤独后最容易患上抑郁、痴呆，最好的预防是让他喜欢上那些电视剧、小品、相声等娱乐节目。他爱看秦腔，可是连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这些以秦腔为主要剧种的省区电视台，也很少播放秦腔节目，偶尔有，也不过是一段一段的插科打诨，把舞台变成了主持人作秀、卖萌，发烧友、“万金油”演员走穴的舞台，搔首弄姿地你唱一阵，他唱一阵，然后就是没完没了地溜嘴。我试图培养他看电视剧的兴趣，我多么希望他能迷上那些情节大同小异的口水剧、走秀剧，然而他毫无兴趣。让人尴尬的是电视剧里男女亲热的镜头实在是太多了，每逢出现这些镜头，他就躲走了，坐在阳台上看外面。我买回了DVD和秦腔碟片，教他怎么放，怎么关。但每天回来，他并没有看戏，而是坐在阳台上看外面。我明白，看戏是需要氛围的，他看惯了麦场、集镇搭台唱的戏，这样看是不过瘾的。说实话，电视里的秦腔我也不爱看，不过瘾，还不如听，可听也不如在老家，在老家他口袋里装一个收录机，边干活边听，既解戏瘾又把活干了。
我以为父亲会常去公园，公园里有花草树木，贴近他以前的生活。然而，他很少去公园，也不上街，更不去老年活动中心。是啊，一座公园怎么比得上那阔大的原野。而所谓的锻炼无非是出力流汗，我知道他内心是多么抵触这种所谓的健康生活，一个劳动了一辈子的人，只要在土地上，比所有的锻炼都要健康。就说走路吧，他犁地哪天不走二三十里，而且一路有花草鸟雀相伴。公园、大街上的路怎么比得上田野间，哑巴一样行色匆匆的人流，熬过火候的稠粥一样的车流，永远蒙着灰尘、一副半死不活的道旁树，沥青、下水道等各种气味杂烩臭味。在田野不想走了，他就蹴在田埂上。可在大街上，他要忽然蹴在哪达，所有的人都会围过来。
有天我出门上班时，我说大，你去公园转转。我想让他出去，整日这么待在家里咋行，只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崩溃，他发飙了，回老家；一个还是崩溃，他抑郁了，痴呆了。我等着和他一起出门，他说你忙你的，别管我。我出门时，他忽然说，你买本皇历回来。我问，要皇历干啥？他没有说话。我很后悔这样说。老家人都用皇历，都是按照皇历安排自己的出行生产婚丧嫁娶等事。别看皇历印刷极其粗糙，但涵盖了动土、出门、婚丧、嫁娶、生意、开业诸事，内容极丰富的。城里人不看皇历。我还没见过有卖皇历的，何况城里不像乡下，乡下小卖部购置进来的东西没卖掉，不管时效有多强，都会放上一年两年，城里时效强的东西一个月卖不掉就下架了。我说怕是连卖日历的都没了。他说那算了吧。我说，要不你出去找找，或许有卖的。我出了门，站在隐蔽处等着他。他从小区出来，回头看了又看，然后小心翼翼地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街道两旁的树叶金黄金黄的，他在一棵树下站住，抬头看看，还摘了一片叶子捏在手中。他出进好几家小卖部，没买上，就在大街上晃荡，在一个修自行车的摊点停了下来。他蹴了下去，动手补起胎来。他会补车胎，也会圆圈。家里往场上拉粮食往地里拉粪都用架子车，爆胎破胎圆圈是常事。补胎老汉说，我不雇人，我干得过来。他笑笑说，我不要钱。老汉说，我真不雇人，我干得过来。他说，我不要钱，真的不要钱。老汉看看他继续补自己的胎。他补完胎，又去为一个自行车圆圈，老汉拿走了他手里的扳子说，你不要钱也别干，你干我心里不踏实。他笑着说，我活干得没问题吧？老汉给了他五块钱说到别处找饭吃去吧，他没接。
下班回来，我听见他在阳台上欻啦欻啦的。过去一看，他捡了一大堆铁丝、胶皮、塑料坯子、自行车胎，正整理着。他说，这些东西挽个牲口笼头、拧个套绳、扎粮食袋子再好不过了，你看这自行车胎，做个驴车的搭背，可结实耐用了。我说，大，现在你收拾这些东西还有啥用？他的手抖动了一下停住了，扑棱着眼睛看了我半天，然后默默地将那些东西捆好，立在一边。我很后悔说了这样的话。
我跑了许多店铺和商场，没有买到皇历，连日历也没买上，就把单位的一本日历拿了回来。我说，买不上皇历，日历上面也有农历。他笑笑说，没事，没事，不种地还要这干啥呢？是啊，季节总是跟土地连接在一起的，少一个就都失去了意义。但我知道，对于他来说，没有了皇历，他就失去了时间，就失去了这个世界。一个人怎么能不知道自己的时间呢？
父亲的头发长了，我带他出去理发。我想起小时候的情景。我们庄子上的剃头师傅是老鬼头。老鬼头剃头用刀，后来有了推子，也用推子。我们娃娃上学前的发型是脑顶留掌心大一坨，叫气死毛，有些娃娃气大，会憋过气去，就揪着那撮头发连提带唤地就过来了。上学后就剃成了锅盖头。我和他剃头是同步的，他剃头就带着我。我最怕剃头，从去老鬼头家的路上就开始哭，一直哭到剃完，把他哭齁了给我两巴掌，剃完头他摸出一个糖给我，说，狗日的头掉了？我摸摸光头说在哩。他说你看你剃个头就像宰你哩，跌绊着没理圆，再给你修修，我就抱了头跑。每次剃头回去他都叹口气，跟娘说，剃个头都哭得像天杀哩，以后还能有啥出息。小时候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现在却是我带着他去理发，时光真如白驹过隙啊。走进一家理发店，一看全是女的，他说头发不长，算了。我说，还不长？理理吧。他说，算了，算了。他声音很倔，掉头就出来了。我拍一下脑袋明白了，在老家男人的头最忌讳女人动的，说那样不吉利，动了男人头的女人也造罪。我依稀想起一家理发馆，牌子是国营理发馆，有两个男理发师，可是忘记了具体地址。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到了地址，不近，我们打的去了。刮了光头，他摸了摸说，没有你长生叔刮得好。老鬼头去世后，庄子上就没了专门剃头的。老鬼头的儿子跟老余头学过几年剃头，可村子上人越来越少了，干脆也进城打工去了。父亲就和长生叔互相剃头。
小区门口隔几天会来一个爆米花的老头，这成为他的一种期待。爆米花的老头一来，父亲就蹴在老头旁边，看老头把玉米、大米爆成雪白的米花。两人很快就熟了，老头边爆米花边跟他说这说那，他们显得很亲密。可人们装米花时，撒得到处都是雪白的米花，父亲看不过眼就一个一个捡。老头说，你捡不完的，一开始我也捡，可是只要掉到地上，捡起来他们也不要了。父亲还是捡，一个年轻人还以为他爆不起，硬要给他一碗。一天，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带着孩子来爆米花。走的时候，孩子抓了一把爆米花边走边撒。对于孩子来说，那些爆米花一定像星星一样，他追上去说，不敢撒，这造孽哩，小心雷抓你的头。孩子被他吓哭了，女人回头恶狠狠地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宝宝不哭，撒，别管他，想咋撒就咋撒，没看他是个讨吃。女人说着竟然也抓了一把撒在地上说，撒撒撒。那娃不哭了，边走边撒。他呆愣了，忽然吼一声，你再撒看我不……那娃哇地大哭着藏到女人背后去了。这是一个农民的本能反应，在乡下你这样糟蹋粮食，谁见了都会这样，吼你算轻的，不抽你两巴掌才怪哩。那女人扑上来说，你干啥？你看把我宝宝吓的，你神经病呀。女人走到远处了，还回骂，这个老不死的，这世上啥人都有。我正好回来，过去就跟那女人理论起来，他拉着我说，你回去，回去。老头说你管不了，管不了的，现在都一个娃，惯得和皇上一样，要脚不敢给手，只要能哄得娃高兴，他们才不管造不造孽哩。父亲说这么造孽是要踢江山的。老头说他们不管江山，只管找乐，咋乐咋来。父亲说可找乐也不能造孽呀。老头说不造孽哪来的乐子？从此爆米花的老头来了，他也不去了。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小区来了拉奶牛来卖牛奶的，人们踊跃购买，有的人奶挤进瓶里直接就喝了。尽管报纸电视上说直接挤牛奶喝不安全，这超标那超标的，但人们相信直接从牛身上挤下来的牛奶总比牛奶厂加工过的牛奶安全。几年了，拉奶牛来卖牛奶的经常来，还是很有市场。对于跟牛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来说，终于在城里见到了一头牛，“哞——”的牛叫声是那样的亲切。他买了牛奶就那么站着，还伸手拍拍那牛，直到拉牛老头卖完牛奶离开小区，他就像送亲戚一样送出大门才回来。有一天，他竟然跟着那拉牛老头走了，当我们找得惊心动魄的时候，他打来电话说晚上不回来了，明天回来。他的声音有些怯怯的。第二天，他跟着那拉牛的老汉回来了。
父亲在家里就像个客人，寄人篱下似的小心翼翼，看我的目光就像一个乡下人看一个城里人，游离飘忽，充满谦让甚至卑微。在老家他是那么威风八面的一个人，那是他的地盘，土地就是他的江山，家就是他的王宫，那炕就是他的龙榻，他斜躺横卧，或蹴或坐，他就是王，怎么舒坦怎么来，怎么爽快怎么来。他的目光从不游离飘忽，看什么像钉子一样坚硬，你只有把目光躲开。我这个家让他不自由了，他事事处处时时赔着小心配合我们，我们更是时时处处事事赔着小心，这让家里气氛怪怪的。是啊，一个在家里都不自由的人，那就是彻底失去了自由，哪有幸福可言。
父亲陷入孤独中去了，这正是我担心的，老人孤独了，最容易患痴呆、抑郁。怕他孤独，每天吃过晚饭，我总要陪他坐坐，陪他说说话，他尽力配合着我，可我坐在他对面或旁边，分明感受到他的不自然甚至是紧张，更重要的是他无话可说，只是一根接一根抽烟，听我说，就像我们不是在说话，而是在谈话。他一个劲儿说你别管我，你忙你的去，你写你的字去。这连我也感到受罪。为了逃避和我说话，吃过饭他早早就上了床，灯也不开。我说，你把灯开着。他说，睡觉呢么，开着灯做啥。我知道他睡不着。我写东西到深夜，听到打火机吧嗒的声音，他没有睡去，在漆黑中坐着。在老家他睡觉多好，头挨到枕头就呼呼的，那是一种全身心的休憩。自从进城后，他的睡眠出了问题。他抽烟抽得凶多了，虽然门关着，但在门口就能闻见烟味。我睡眠不好已经好些年了，娘跟他说了，他想不通我为啥睡不着，说我咋就睡不着呢，小时候多能睡，没少挨巴掌，筛子头那时候天天一大早就跑到家里来，就是想让扇我的尻子哩。是啊，我那时候多能睡。一天晚上，半夜醒来，我敲敲门进去，屋子就像烟洞。父亲有些慌乱地说，你、你咋还没睡？快睡去。我说我也睡不着。他叹口气说，坐坏了，天天那么坐着，干上一天活，就怕睡不醒哩。
父亲最开心的是孙子孙女回来。我三个孩子，断奶后都是父母带着，他们都是在父亲的脖子上骑大的，一直到上小学才进城念书。他和他们有话说。我对孩子们说，再忙，也得抽空回来陪陪爷爷，每人至少一周回来两趟。父亲白了我一眼说，胡发啥命令，他们把工作撂了，把家撂了，我有啥陪的，娃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别影响他们扒前程。儿女们确实都很忙，大女儿是老师，除了日常教学，还要补课守晚自习；儿子是记者，一天到处奔波，有时一个月都不见面；小女儿是银行职员，站柜台的。他给孙子们安顿说，你们一天在街上跑，要小心哩，城里凶险得很，人害怕人哩，打架都提着刀、铁棍，真下手哩，打得血里糊拉的，吓死人了，有多大的仇，打死不给人家抵命了？这种事你们见了绕着走，可不敢往跟前凑。他说，你们买东西就到商店去买，别在路边买，爷在路边买了十斤香蕉，提到手里觉得轻轻的，爷的手就是一杆秤，五斤的东西掂掂，估出的斤两不差二两；爷找了个秤称了一下，少了三斤，爷跟商贩去讨公道，人家还要打爷哩。
年关到了，在老家大年三十是要上坟的，父亲早早就买回了纸和供品。孩子都有车了，我说回家上坟吧。他说算了，就在十字路口烧吧。我说有车，方便。他说一来一去远的，回来半夜了，娃都还要看春晚哩，算了。我说春晚有重播，明天也可以看。他说算了，现在多数人在外面打工，都不回来，都在外面烧了，老先人也都知道，习惯了。我知道他心里在乎，坚持说还是回去上坟吧，明早咱们五更动身。他说你咋这么黏糊，算了！
既然年三十不回老家上坟，我就想着一家人去海南过年，在老家干旱像梦魇一样折磨了父亲一辈子，我想让他看看大海。可是跟他一提，他说过年不在家里过，跑到外面去？老先人不顾了？规矩不讲了？我说到那边找个十字路口也能烧纸，烧纸到处都一样。他一绷眼睛说，路上有家吗？这里是家，老先人回来哩。是啊，按老家的说法，逢节过年，祖宗都会回到家里来的，还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各路神仙，礼敬也不能少。我想那就等五一吧。
三天年过了，初四这天，父亲说，你给我找个看大门的活吧，要不像那老汉拉牛卖奶的活也行。我看城里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还干活的不少哩，你问问看，钱多钱少都行，咱们又不是为了挣钱，就是有个活干，这么待着……他停顿了一下，又说，过了七十活不好找，我听他们说办个假身份证，年龄往小办个十几岁，揽活能行哩。父亲七十一了，给他找活干，我于心不忍，也说不出口，可他无事可做，我真担心他的身心健康。
有一天，单位几个同事不知怎么就说起习俗来，提到了二月二，我猛然想起，一看日历，二月二过去半个月了。我竟然把二月二给忘记了。这些年来，我几乎再没想起过二月二这个节日，头发长了经过理发店就理了，二月二这个节日已淡化成一种记忆。加之开年工作总是很忙乱的，而父亲总是戴着一顶有帽舌的蓝帽子，即使是在家里也总是戴着帽子。我说，在家里你把帽子抹了去，戴上捂的。他说戴惯了。我没有注意到他头发长了。他一定记着二月二。在老家二月二剃头是雷打不动的，头发长短没有关系，即使有些秃顶，二月二也得去剃刮一下。二月二，龙抬头，家家户户炒豌豆，老爷娃子剃光头，家家户户套耕牛。头一剃，一切就都活了，地里的草、蛰了一冬的虫都活了，庄稼就开始种了。孩子惦记的是炒豆豆，蚕豆、豌豆、黄豆、玉米，所有的豆子都要炒一些，倘若家里有麻子，就会炒麻麦，人说：麻麦，麦麻，香破脑瓜。我们上学时都带上炒豆豆交换着吃，还给老师带一些。
回到家，我很歉疚地说，你看把二月二给忘了。他说忘了就忘了，就是应节气的事，没啥，没啥。他是一点脾气都没了。我知道他内心有多齁，一年一共几个节，你忘了？他肯定去找过那个国营理发馆，因为地方远，想必没有找到。到了理发馆，他抹了帽子，我看到他的头发豁豁牙牙、一坨一坨的，明白他自己用剪刀剪过。在老家，如果出门赶不到有剃头的地方，自己得在头上动刀剪，这叫应节。节日是由于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仪节，过节是一种礼敬，而所有的节气都带着一种祈愿，大家朴素地认为，只有认真过节的人才会有好运。
三月的一天，父亲接了个电话，坐在那里发痴。我给他买手机，他不让买，就拿了我淘汰的那个。他说，花那钱做啥，就打个电话接个电话，我不会用，买个新手机弄坏了，旧手机不怕坏。我说，老家谁家出啥事了吗？他说，你马虎叔没了。我“呃”了一声说，啥时间的事？他说，“七七”都过了，你长生叔也是，这时间才给我打电话，有病时就得给我说，连人没了也不给我说，咋也得看看，也得送送，从拉长工我们就在一起，一起活了一辈子么。他长吁一口气又说，我们这一茬人十几二十个，除了早年死掉的几个，你马虎叔是第一个走的，一茬人就像一堵墙，要是有一个走了，就像墙塌了一块，掰开个豁豁，就都陆陆续续地走开了。
一个周末，下起了雨，儿子回来了，爷孙俩坐在阳台看雨说话，他说，春雨贵如油，这时间这雨要下在咱老家，那就是下收成哩，今年肯定有个好收成，不知老家下着么。孙子说，爷，你想老家了？他说，想得很么。孙子说，我也想老家哩。他嘿嘿一笑说，那你没爷想么。孙子说，爷，你咋就是不喜欢城里呢？他说，就像你不喜欢老家一样。孙子说，爷，你一天待在家里闷不？出去逛逛，公园里走走，街上转转。他说，有啥逛的，到处都是臭味儿，连风都是臭的。到处都是响声，脑子里嗡嗡嗡的整日像过火车。头上就像扣了个瓦盆，木愣愣的，想扯着嗓子吼两声都没处吼去么。再说一个人都不认识，就像个瓜子一样，越逛心越慌么。孙子说，爷，你要慢慢适应哩。他说，爷适应不了，要是再年轻十几二十岁，爷就能适应了。爷没想过做个城里人么，就像你没想过做个乡下人一样。你爸是爷的活，这个活爷干得漂亮哩，咱们那方圆出了几个大学生？你爸的文章学生娃当课文地念哩，爷风光哩。孙子说，对啊，现在你活干完了，干漂亮就该享福了。他说，要说好吃好喝的，闲闲儿地坐着，又没啥负担，啥心都不操，人不操心了就享福了，还要咋？可爷坐不住么，待不惯么，爷是个贱坯子，这福是你们的福，爷享不了么。爷的福在老家哩，天宽地展的，看着那山沟树木鸡狗猪羊土地，就觉得亲。唉，人把苦下到哪达哪达亲，这你不懂。你爸就是爷的一个想象，就像爷坐在山头上看鹰飞，鹰一遍一遍往高里飞，看看就行了，还能跟着鹰飞么？你爸事业干得越大，越来越有出息，爷想一想，高兴高兴就知足了。
父亲问孙子，城里死了人是不是不让出城？孙子说就是，必须火化。他说，那麻达了，爷死了，你爸把爷一把火烧了可咋整？孙子说，埋到公墓里多好，到时把我奶奶搬来。他笑着说，光管你爷你奶，我爷我奶我大我娘你不管了，哪天爷头一歪死了，可千万不敢一把火把爷烧化，我得回去给你太爷暖脚哩。
这些话听上去是父亲在和孙子说，其实是在给我说。母亲去世后，我们之间没了传话使者，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把心声表达给我。
儿子对我说，爸，把我爷送回去吧，我爷待得挺可怜的。我又何尝没有这种感受呢。
这天，我到了单位，发现手机没带，便回家去拿。如今不带手机就跟瞎子聋子一样。到了门口我听到了呜呜咽咽的哭泣声，是那样的伤心。我知道父亲待得不容易，可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不容易。他竟然在哭泣。我不敢打开门，我知道他不想让我心里有事。我感到一种痛，那是一种钝痛，你说不出道不明哪儿痛，但却感到周身痛。这是他的痛，我感受到了。我在门口站了站，又上班去了。
人是需要审视自己的行为的。我一直以为不让父母再做苦力就是享福，而自以为是地认为父亲拼命似的把我培养成一个城里人，就是为了摆脱这片挼了他一辈子的土地，我以为我把准了他的脉，现在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多么愚蠢的自以为是。我并不了解他，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干活，干着活着，这是父亲的哲学，他并不认为劳作就是不幸。苦下到哪达哪达亲，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亲是一种恩，也是一种威；亲是一种舍，也是一种得。一个七岁就出门拉长工，在土地上跟头流星地生活了七十多年的人，他已经在土地上长成了一棵大树，枝枝丫丫都扎根在土地里。用时尚的话说，他的光荣与梦想，他的苦难与幸福，他的年轮与岁月，他的思想与认知，都是在这方土地上完成的。在土地上，他是有活的人，有话的人，有思想的人，有事业的人，有话语权的人。坐在田埂上的他，掮着锹的他，走在田野里的他，器宇轩昂，威风八面，他就是自己的佛，就是自己的主，就是自己的神，这里就是他自己的天堂，站在山梁上，那就是顶天立地的一个王。我却硬把他从土地上剥离开来，就像剥羊一样，但比剥羊更残忍的是羊在死了才剥，而我这是活剥。我让他的生命失去了依附，让他失去了被需要被尊重，让他失去了自我。
人活的就是一个过程，这是父亲说过的话。这是有道理的，人只有在过程里才会感受到快乐与幸福。加科莫·莱奥伯尔迪说：“幸福不是别的，其实只是对自身存在和自己生活形态的一种完全的认同，不管这种形态是什么样子，也不管它让别人觉得多么卑微。”池田大作说：“所谓幸福，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即因欲望得到满足的幸福与自觉地完成自己该做的事之后的生命充实感。”戴尔维希说得更直接：“幸福是在太阳的光线中，在麦子的颗粒中，在人们的力量中，在劳动中，在休息中……”而这些年我只要一想起父亲，就是掮着锹站在田地里，走在田野中，这是他今生给我留下的永恒形象，我却硬硬地把锹从他肩头拿了下来。我想到挪威诗人奥拉夫·H·豪格的那首《请不要给我全部真理》：请不要给我全部真理，请不要给我大海让我止渴，请不要给我天空，当我吁请光明，只给我一线微光、一滴露水，一点点，像浴后之鸟身上的水珠，像风中的盐粒。
说实话，搬父母进城的十几年来，我已近知天命之年，连我也开始回望、留恋老家的生活。而写作的二十多年中，我一直在写着故乡，写着老家，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写故乡，在写土地。当我神思恍惚、灵感枯竭，只要回家，我就会获得写作的灵感，倘若有人站出来说，不许你写故乡，写土地，那我只有等死。诗人、作家从乡下走一回，就能写出那么多赞美土地与劳动的作品。
而我又是多么自私，只是站在我的角度思考问题，觉得自己在城里生活，把父亲一个人撂在家乡的土地上受苦，那是要遭人耻笑的，既耻笑他，又耻笑我。于我是不孝，于他是失败。不可否认，在我的内心有一种刻骨的虚伪，我是在做给别人看。
这天我提前下班，回到家，见父亲坐在阳台上望着外面发痴，侧影看上去那般的颓废沮丧，似乎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他一下子老去了好些年的时光，他成了一个垂垂老者。他完全沉浸在了回忆中。当代西方大哲乌纳穆诺曾说：记忆是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人失去了记忆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可我害怕的是他只剩下回忆了，回不到现实生活中来，那样他就会患上老年痴呆甚至抑郁症。
我在父亲旁边坐下，他看看我，没有像往日那样说你忙你的，我想他有话要跟我说，可他一直没有开口。我说，大，你想啥呢？他说，没……没想啥。我给他点了支烟说，咋会啥都没想呢？他嗫嚅半晌说，我梦见你娘了，自进城以来我一直没有梦见她，我心里骂过，真的走了，真的缘分尽了，连个梦都不托。我眼泪落了下来。
他说，我在南山坡上犁地，你娘给我送饭来了，我坐在地头吃饭，她还像以前那样坐在地头上纳鞋底。鞋底还是纳成了“蛇抱九蛋”和“喜鹊登梅”，蛇蛋是绿的，蛇是花的，梅枝是黑的，梅花是红的。我问你娘，蛇蛋怎么是绿的呢，你见过？你娘笑着说，蛇蛋不是绿的是啥的，你见过？我又说，梅花枝子怎么是黑的？你娘说，那你说是啥的呢？你娘是常有理哩。你娘说，这双鞋做好就该准备冬衣了。我吃完饭，她提起罐子说，那我走了。我说，你走哪里？就在地头纳，牛也乏了，再犁两趟该卸牛了，一达里回。可你娘不说话，就走了，我喊你娘，你娘也不应，就那么走了，我大声喊，她就像没听见一样，结果我把自己喊醒了。
他是编不出这样让我泪水盈眶的故事的。但这是以往的日常生活场景，是他白日里的回忆混淆成了夜晚的梦境？奇怪的是我也梦见母亲了，也是同样的场景。母亲真的来家里了。
父亲说，我迷迷糊糊又睡着了，又把梦续上了，我正犁地哩，你娘又风风火火地来了，说窑门塌了，还说她养了一群鸡，让黄鼠狼都快拉光了。
这我没梦见，或许是编的，或许是真的。我有个同学那年搬父亲的坟就是因为一个梦，说父亲托梦给他说腰疼，这梦他一连做了三遍，觉得蹊跷，请了阴阳搬坟，坟打开，他看到有树根从父亲的腰下穿过。
父亲看看我又说，死人托梦说的是阴间的事，我想是你娘坟上有啥事，坟堆让羊牲口踏平了？让大风刮平了？你长生叔说今年雨水广，多少年没有过，我想怕是黄鼠狼在坟里打洞住进去了，水从黄鼠狼洞灌进坟里了。
我决定送父亲回家。在送他回家之前，我先陪他去了趟北京。父亲那个时代的人对毛主席有着无可替代的感情，他一直有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念想。本来我打算五一带他去海南，十一带他去北京。我觉得像父亲这样的人去北京旅游，最佳时间是十一，除了风景美，还有国庆节的各种活动。
毛主席纪念堂要过几天才开放，我带着他先游览天安门、故宫、天坛、颐和园、十三陵地宫、景山的“罪槐”、北海的九龙壁。天安门广场的大理石地面让他震惊，说这一块得不少钱吧，这么大的场子，得花不少钱哩。我说就是。他笑笑说，也该这么阔气，首都么，穷气了让外国人笑话。八达岭长城他不想去，因为我们老家就有长城、烽火台。我说不一样的。虽然他已过了七十岁，但登长城比我厉害，他说，你这身体是坐残了。他问我，毛主席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哩，说的就是这里吧？我说，不是，是在咱们宁夏的六盘山。香山他不想去，说跑，到北京爬啥山？口气颇有些不屑。我笑着说好多皇上都爬过哩。他说，在他家门口，他不爬？要是皇宫在咱们老家，咱们那些山皇上不也得爬？景区只要有揽照相生意的他就要照相。我说用手机照，不比相机差。他说你照的又洗不出来。我说能洗出来。我明白他的意思，老家人没有影集，相片用木头相框装起来挂在墙上，让人们看，也是一种显摆吧。他还是想着回去，看到照片老家的人就都知道他去过北京了，他就这么点虚荣，也是为我撑面子。因此，只要有北京地标性建筑之称的，只要有“北京”字样的景点，甚至在一些很拙劣的雕像、造型前，我就给他照相。他很认真地配合。
游了故宫出来，父亲就要回去，因为毛主席纪念堂还要三天才开放。我说既然来了就等着看看。他说住这里一天要花不少钱。我说再专门来看一趟毛主席，哪个多哪个少？于是就带着他转公园，他转得倒挺高兴，我想大概是跟公园不收门票有关。他要买东西，我说北京有的，银川也都有。他说，出了趟远门，不给娃买东西咋行？我说，你买了他们不一定喜欢，他们挑剔得很。他说那就买吃的吧。从毛主席纪念堂出来，他有些悲伤，感叹说电影上看那么魁梧，躺在那里不大么。又说，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全国人民喊万岁哩，也没活过百岁。
从北京回来，他说：“清明快到了，我回去上坟。”
我说：“清明到了我们一起回去上坟。”
他说：“清明有个人上坟就行了，你忙你的，大老远的，跑这一趟做啥，没人笑话，现在多少人几年不上一回坟。”
我说：“现在有车，方便。”
他说：“清明还有十来天哩，我……我回去想住些天。”
我咬咬嘴唇说：“那明天就回吧，正好周末。”
他说：“不用，你忙你的，我去车站坐车。”
我说：“这么远的路，不送我心里能安？”
他迟疑了一下说：“那，那好吧。”
他忙不迭地收拾行装了，我想何必要等到清明，早清明晚十一，清明是可以提前上坟的，不能超过一周。明天正好周末，我说：“咱们明天就回吧。”
他说：“好好好。”
他把自己的东西都装捆起来，就像一个来浪的亲戚，我笑了，说：“大，再找找，别落下啥。”
他也笑了。
我说：“回去你就住着吧。”
他看了我一眼，激动得在地上转圈圈，转了好一会儿，说：“晚上把孩子们（他已经不说娃了）叫回来一起吃个饭。”
父亲喝不了多少酒，但今儿有些贪杯，几个孩子给他敬，他端过去就喝，我拦他，他说没事，喝酒是个心情。回到家，我让他早点睡，他坐在沙发上，拍着旁边说：“你坐，坐。”
我坐下，他说：“我知道你为难，我不跟着你进城享福惹人耻笑。其实，现在不是那些年了，都在城里打工，村上几个儿的都没一个在老人跟前，谁笑话谁？有些老人病得趴在炕上，儿孙在哪里？周大多日能的人，儿女一个个都在人前头走着哩，老两口都过八十的人了，也都在老家蹴着，身边一个儿孙都没有。”
周大的儿子在市上当局长，把弟兄姊妹几个提携得都像人中龙凤一样。
他停顿一下，看看我又说：“我身体还好着呢，待在城里孤慌得，一辈子在老家待惯了，就这么个命。”
我说：“可你回去吃喝上……”
他嘿嘿一笑说：“吃喝上没麻达，这些年我啥都会做了，一个人的饭么。”
我说：“可千万不敢胡凑合，老了营养要跟上。”
他说：“这我知道呢，现在又没啥负担了，就剩下个吃喝了，不会亏嘴的。”
我给了他两万块钱。我知道他还会下苦，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他说：“我要这么多钱干啥？我拿一万吧。”
我说：“拿着吧。”
他说：“我不会乱花的。”
我笑笑说：“这世界上谁都可能乱花钱，就是大不会乱花钱。”
他说：“城里我实在待不惯，要有一分奈何，我也不回去。”
我说：“别再没明没夜地下苦了。”
他嘿嘿一笑说：“干不了啥了，七零八碎的活干干，活干惯了，一天不干点活浑身硬巴得很。”
我说：“回去有合适的，再找一个。”
他说：“你以为我四十五十，过七十的人了，有今儿没明儿的了。”
一路上父亲很兴奋，到了镇上，正逢集，隐约听到锣鼓梆子声，有大戏。现在乡镇逢集都唱大戏，县上剧团演出不景气，演员就和跑山串村的戏班子搭班子撵集市唱，一张门票收个两三块。他拍着椅背说，你把我放下，我赶个集，你吃碗烩肉就回吧。我说，镇上离家三十多里路，这大包小包的，赶完集我送你回去。他说，送啥送，有蹦蹦车，两块钱，值个牛价马价。又说，我还要看一场戏哩。我说，我也看大戏哩。他说，你这娃咋这么黏糊，回到这里就回到家了，还怕把我丢了，我看完大戏坐个蹦蹦车就回去了，你快回。我说，大，你从小把我架在脖子上看大戏，我也爱看秦腔，也好久没看这乡村大戏了。他嘿嘿一笑说，真的假的？我说走，看戏。
看戏出来，我买了烧纸香表，想着一回村，那些老伙计就上门来了，得让他们好好喝上一场。我各样熟肉买了一大包，他用塑料袋各分出一些上坟用的供品。进入村庄，他说先去上坟吧。到了坟地，看到娘的坟堆果然有小兽刨出的洞穴，不过已经有人给填了。他说，是你长生叔填的。
烧过纸，我们坐在坟地里吃烟，我知道他今生不可能进城生活，再进城就像浪亲戚，我说：“盖几间房子吧。”村上有些人已从窑洞里搬出来，我们家一直住在窑洞，因为总想着搬他们进城。他绷着眼说：“你回来住？我还能住几年？花那钱做啥？”我说：“你看村里……”他打断我的话说：“比啥比，要比的话他们在城里有楼房吗？别跟人比这些。盖了房子的都后悔得抓腔子哩，儿孙都在城里打工，回来已没可能，花了那么多钱，想卖又卖不掉。”又说，“我们这一茬人死了，庄子也就死了。”
一进庄子，老墙根下是一帮老汉，都是同他一起下苦几十年的老伙计。“农业学大寨”那会儿，他们组成大队红旗突击队，像陈永贵大战狼窝掌一样放炮开山修梯田，都是上过省报的。现在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头了。
父亲早早地就叫着下了车。
“我还当你到那世了，还活着啊！”
“你都活着，我不活着？”
“咋回来了？不是享福去了么。”
“享不了那福，连出个气都挤么。”
他们你捣一下，他捣一下，就像好久没见的小伙伴。
“待不住了吧？土都埋到脖子里了，还跑到城里享福去了，那福是你享的？”
“咱们生是这里的人，死是这里的鬼，烂都得烂到这块地里。”
“我们这些人是你想撂脱就撂脱得了的？”
“跑到城里享福，死了让儿子一把火烧了，到那世上哪达找你去？”
他看看天空说：“你回吧，忙你的去。”
我说：“多久没住人了，总得把窑洞收拾一下。”
他说：“你长生叔在里面住着哩，赶紧回，夜不观色，再黑就从这山里出不去了。”
我说：“今儿周末，我住一晚上。”
他说：“你住下做啥，快回去。”
“回吧，饿不下你大，别扯心。”
“苦下到哪达哪达亲，你大享不了你的福。”
“没人笑话你，现在都啥世道了。”
“你大一辈子都砸在这里了，离不开了，你就是当了国家主席，紫禁城他也住不惯。”
他们这么说着。
我很想住下来，可我只能回了，他们有自己的狂欢盛宴，我就是个搅打。看着他们快活的模样，我才明白，他们的福就潜藏在他们习焉不察的苦难的空隙里。
我们描述过多少乡愁，哪里比得上这些没文化的叔叔伯伯一句“苦下到哪达哪达亲”呢？
回家成了我必须做好的一门功课，好在我有车了，现在假期多，还有公休假，路也好走，一条公路从塬头上经过，土路只有二十多公里。
翻年五一，我回去了一趟，远远地就看见父亲还在那片山梁上犁地。他跟着那对牛，一拐一拐的。父亲的腿没毛病，他是在踹犁翻起来的土疙瘩，这一点我太熟悉了。要是那一块土疙瘩给翻起来的土压住，他也要踢出来踹碎，土疙瘩埋进地里就像人体里的肿瘤。
从犁地情况看，他是歇过晌才套牛犁的，我说：“我来犁。”
他说：“你犁个啥地，到峁头上照风景去，今年雨水好，山沟都绿了。”
我说：“我想犁地。”
他看看我，笑着说：“真想犁地？”
在我离开村子以前，我最愁的农活就是犁地——跟着一对牛或驴的尻子后面，没完没了地走上一上午，到了三伏天，得走上一天。犁地是庄稼汉一门顶要的活计。地要歇好，三遍犁到，一年里从四五月开始一直到仲秋，天天都在犁地。一年的庄稼两年做，人误地一晌，地误人一年，说的就是犁地。为了犁地，我没少挨父亲的吼骂，每次冒了重了，他就会一把夺过鞭子抽过来说，你看你犁得弯弯扭扭的像个猪鞭子一样，你这是犁地吗？这样犁地，吃风屙屁呀！我被这个永远重复而且毫无新意的活完全干烦了也干垮了，一提犁地我就头疼。有一次我装病，他一眼就看穿了，抽了我三鞭子说，有本事一辈子别靠犁地吃饭，才算个儿子娃娃。
父亲把鞋扳了下来，在犁把上磕去鞋壳郎里的土，递给我说：“把鞋换一下，你那鞋是坐着穿的。”
我说：“精着脚犁地，那才爽快。”
他嘿嘿地笑了，精着脚跟着我，我说：“不放心我犁地？”
他说：“不放心么。”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他说：“你天生就不是吃这碗饭的，为了犁地你挨了那么多打，还是没把地犁好；念书我不懂，管不了你，你倒是给念好了，人的命，天注定。”
我说：“我能有今天，都是你打出来的。”
他嘿嘿地笑着说：“也没咋打。”
我犁出的犁沟歪歪扭扭的，一会儿冒了，一会儿重了，他已经很宽容了。
走了一截，他回去穿了鞋说：“人不服老不行，上了年纪了，脚底受不了寒了，年轻的时候犁地穿鞋，那是要招人笑话骂烧料子（烧包）的。”
他说：“再多种不动了，就种了十几亩，有个活干。”
我现在和他说话，都很少叫“大”了。多年的父子成兄弟。汪曾祺先生的话有着至真至诚的感受。
歇缓的时候，我们躺在峁头上吃烟，他看看我说：“腰酸腿困胳膊疼了吧？”
我笑笑说：“疼得很舒服。”
他说：“就是，人是个贱坯子，不疼不痒的还不舒服哩。”
哲理并不是有一定知识的人才能说出来，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能讲出哲理来。
父亲说：“其实我到了能犁地的年纪，也最愁犁地了，没少挨主东家的打骂，没出路，没盼头，只能把地往好犁。”
我说：“你那时候一定也不愿意在这里待吧。”
父亲说：“十几岁上跑出去过，当时想着饿死都不会回来。”
我笑着说：“当时是壮志凌云吧。”
他笑了说：“就是。”
我说：“你懂意思吗？还就是。”
他说：“别小看人。‘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我啧啧啧地说：“我都背不下来了，你要念书，比我有出息。”
他说：“跟老子抬杠？”
我说：“不是，真心的。”
他说：“那会儿世道不好么，想着做个别的，可世道不好，兵荒马乱的，又无力程，只能继续拉长工。”
他说：“你爷抽大烟把一份光阴败了，把你小叔小姑都卖了，我还念啥书？”又说，“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抽大烟，那份光阴至少也是个大地主，那几年怕就给斗死了。”
缓起来，他要犁，我说我犁，他说：“犁上两趟过个瘾就算了。”
我说：“我真想犁。”
他说：“你看多少地都撂荒了，刚包产到户那几年，哎呀，为了巴掌宽的一绺子，跟人打架骂仗的，现在川道、窝子地都没人种了，都撵钱去了，要是再年轻十岁，我把这些地全种了。”
还不到黄昏，父亲就说：“卸地。”
我说：“还不到卸地的时候哩。”
父亲就说：“卸吧，你走起来都打摆子了。”
我就笑笑，确实是这样，我有点走不动了。
父亲嘿嘿笑着说：“你不是睡觉作难么，今儿晚上你能睡个好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