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即天堂
我们身上与生俱来的许多器官，如果它们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你都指不出它具体位置的所在，更叫不出学名，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按专家安排出时间，我到了医院，专家正在给人看病，我就坐在候诊大厅等待。候诊大厅就像车站候车室，人像蜂群一样，嗡嗡的嘈杂声不绝于耳。朋友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医院。他说看啥呢？我说甲状腺。他说什么线？我大声说甲状腺。他说新上演的？咋没听说？谁演的？他大概把医院听成了影院，我说我演的。他说你说啥？听不清，算了算了，你先看吧，看完了记得电我。我想他肯定不知道甲状腺，否则怎么会把甲状腺听成什么线。两个小时后，专家还没叫到我，他的电话来了，问电影咋样？什么线？盗佛线，导火线，又出了个什么线？我说甲状腺。他说甲状腺，没见宣传呀。我说你知道前列腺吗？他嘿嘿一笑说那可是个大县呀。我也笑了，知道他是从小品上知道的。我说甲状腺和前列腺一样，是人体上的一个器官，人身上有许多腺。他说你不是在影院吗？我说医院。他哦了一声说我还听你说在影院，还埋怨上新片了也不约朋友，哎呀，你这是抱恙了，你那什么线咋了？哪家医院？我去看望你。我说得了吧你，没事。他说这么神秘，不会是性病吧！我说我哪有你那毛病。他说你可别掉以轻心，现在握个手都怀孕哩。我笑笑说你知道甲状腺在哪吗？他说离前列腺不远吧。
体检检出甲状腺上长了一个疙瘩。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甲状腺，也才知道它就在脖子上。这之前我只知道脖子上有扁桃体，也知道它很倒霉，别人生病它先发炎。大夫说叫甲状腺结节，亦称囊肿。又说这是一种地方病，我们这里水硬，许多人都有，观察着点，没有变化就不用管它。我也就不以为然了。三四年没有变化，今年忽然就长大了，且在咽喉狭窄处，仿佛又生出一个喉结，就有些吓人了。
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老话了，现在我们有网络。有道是内事问百度，外事问谷歌，房事问天涯，性事问猫扑。然而，问还不如不问，网络有两个关键性表述：恶性结节不足1%，单发结节甲状腺癌的发生率较高。似乎说的是都不要紧，但对于一个患者来说，这就足以震撼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又怎能轻松面对呢？一家人高度紧张，发动关系找专家。经过几层关系终于找上了区内甲状腺方面的顶尖级专家，这时候就觉出有关系多么重要。
佩特罗尼乌斯说过，医生只不过是精神上的慰藉者而已。然而对于患者来说，医生就是上帝。专家摸揣之后说要长着不放心，那就切了去。专家说得那样轻松，就像下厨切瓜切菜一样，尽管“切”字血淋淋的，但很安慰人。专家又说小手术，不要有负担。这话就更安慰人了。然而，接着她说应该是良性的。我心里“咯噔”一下，“应该”是个日常用词，平时说没什么特别感觉，现在用在这儿是多么锋利凛冽，专家前面所有的安慰因这个“应该”灰飞烟灭。良性意味着生命延伸，恶性意味着生命终结。良性与恶性就是天堂与地狱，这是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识。“应该”，你真是一个副词啊，多么像个副职。
职业决定语言的表述风格。在医院，医生与病人的对话，关键话语都是以副词做修饰。从语法角度上讲，没有副词，就没有语法，所有语言都会言不达义。然而对于病人来说，百无一用是副词，病灶——就是那个肉球没有拿出来经过最后确诊，副词告诉你的是一切皆有可能，何况像“应该是良性的”出自于顶尖级专家之口，加上自己搜来的知识铺垫，而常识又告诉我们大凡人体上只要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长出的东西皆非善类，你就不能不想到“万一”。
专家又说这把年纪了，多病之秋，这病那病都很正常。听上去依旧是在宽慰，但对一个患者显得那么多余，“这病那病”背后的意思是得什么病都有可能，简直就是对“应该”的注解。又联想起一位医生朋友曾说每个人都有患上癌症的风险，因为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被激活。那就是说人与生俱来时时刻刻都是危险的。
“这把年纪”是指我五十了。虽然还有几个月才满五十，但年龄这玩意没有人会算零头。《礼记·内则》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虽得人不煖矣。”这古老的论述表达的是一种关爱，也说明了一种自然规律。看来五十是生命的一个分水岭，用时髦话说是一个节点吧。
从文这么多年，关于生命、生死之类的书读了不少。关于生命，许多人说得很通透：生而必死，自然之理；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绝症，生就是为了死；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生之本质在于死，话都说得极为哲学。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想想不也都讲的是死亡吗？关于死亡，丘吉尔说得最为潇洒，“酒店打烊我就走”。作为二战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见过了太多的死亡，何况说这话时他已是九十岁高龄。此话说出的第二年，他的那家酒店“打烊”了，他就走了，死亡真像是生命的“打烊”。庄子说得更为超脱：“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庄子·至乐》）这是庄妻死后，惠子前往吊唁，见庄子叉开双腿坐着，边敲打着瓦缶唱歌，惠子批评庄子时庄子说的话。
查尔斯·科尔想通过《死亡课》让人们如何从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中，从容应对自身、亲友乃至陌生人的死亡和丧亲之痛，克服死亡带来的痛苦和阴影，让人们认识到正是因为死亡才使我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年轻母亲的儿子一出生不会走路，很快死去了。她非常悲痛，抱着儿子的遗体，挨家挨户地祈求人们施予救活儿子的良药。一位老人指示她去找佛祖释迦牟尼。于是她来到佛祖面前，佛祖让她去村里从来没有死过人的人家要一点芥末种子。她挨家挨户找寻，最终无功而返，因为没有一个人家没有死过人。她终于明白生命是必将消逝的。
要说吧这些道理也都想得明白，然而面对死亡，谁又能像他们说的那样潇洒豁达。坦白地说，我是怕死的。人生就是从生到死的一次旅行，纵活百岁，也终须一个土馒头，谁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宿命。但不可否认，死亡永远是生命的一种梦魇。没有与死亡面对，就没有真正思考过死亡，当你真正与疾病面对，牵扯到死亡，许多关于人生、生命让人振奋、通透的话语警句只剩下了励志、安慰的意义。
人的归宿就是死亡，但活多久算一生？列夫·托尔斯泰说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这也很有道理，可对于普通人来说，生命是通过时间来衡量的。中国人有约定俗成的一个界线——古稀之年，就是七十岁。对于喜丧，典籍、专家有许多诠释，《清稗类钞》解释：“俗有所谓喜丧者，则以死者之福寿兼备为可喜也。”有专家认为“喜丧”为全福、全寿、全终，包含了“螽斯衍庆”“善终”“寿终正寝”之类的寓意，被看作人在这世的最高境界。在老家农村，“喜丧”的条件没有这么苛刻，活过了七十人生就算是完美了，死了就是喜丧，丧礼上可以唱大戏，喝酒，孙子辈以下的戴红孝。因此七十大寿都很看重，穷穷富富都是必过的。过了七十大寿人们见面就会喊老不死的，这样喊是一种祈祷，说能添岁，越喊活得越旺。过了七十的人自己也说活“天”了，活一天赚一天，有病是不进医院的，觉得是白糟蹋钱。他们就希望能痛痛快快地离世，不要在炕上一睡几个月甚至几年，都认为早上还吃了三碗饭，中午一觉睡过去再不醒来，那是积修最好的人。
天地之大德，曰生。进了医院，你才感到人的求生欲望有多么强烈，你才感到肉体是那么脆弱，灵魂是那么顽强。
当护士把写着你的简约信息的浅绿色塑料圈套在你手腕上，灰白相间的病号服一穿，你就真是一个病人。这个塑料圈还把你和一个人固定在一起，那就是护士，从入院到出院在没有不可抗拒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她就是你不折不扣的“亲人”。护士叫小梅。生平第一次住院，很多规矩都不懂，小梅是那样有耐心，讲了又讲，让人感到温暖。
病房里除了病人一切都是白色的，白得让人眼晕心悸，想到“白色恐怖”这个词来，白色代表洁净，但也寒意逼人。
我以为很快就可以手术了，小梅咯咯咯一笑说哪有那么简单，要等你全面检查的结果出来，看看各项指标适合不适合做手术，要是各项指标异常，要调理到正常状态，才可以进行手术。
抽血是必然的。这些年没有打过针，也没输过液，对于扎针还是有些心悸，我把脸转向一边，抽血护士说你晕针？我笑着摇摇头。她说放松，放松，别紧张，不疼的，像是哄一个小孩。扎针时我还是禁不住手往后猛缩一下，没想到她手劲挺大，我说你一个窈窕淑女，手劲还挺大的。她说这叫握力，往后缩针容易扎偏，就得受二茬罪，我也不忍心再扎你一次，像你这样的患者很多的。第二天又抽血，我说不能一次抽够吗？她说不行，得按医嘱。是啊，医嘱就是“圣旨”。
全面检查的结果，许多指标不是高就是低，需要调理，小梅说，没啥，你这样的年龄算好的了。我说，需要调理多久？小梅说一周吧。一周调理时间加上手术后至少一周，对我来说是有些漫长了。我不是个急性子，我是个慢生活主义者，但凡遇到尤其这种必须得到结果的事，性子特急，就希望早日结果了以求安心。我说，能不能快点？小梅说，你这人奇怪，许多人可不是这样的，一住一个月，一定要把身体调养得好好的才做手术。我笑笑，她说就是身体各项指标达标了，还得看安排到哪天。我说，怎么还要安排？小梅说，得根据大夫的时间呀，像你们这些找了专家的，就更得等了，专家时间紧张得很。又说都病了你还有多重要的事放不下？好好养着呗。
吊针成为必然。小梅说你那么怕扎针，给你留置针头吧，就不用再扎针了。我说那样最好。小梅说不过留置得久了可能会得静脉炎……我忙说那还是扎吧，得了静脉炎可比扎针倒霉多了。小梅说，只是可能。我说，毕竟还是有可能。小梅说看你肌肉状况，应该不会。又是“可能”“应该”，副词，我笑笑，小梅说没关系，我隔两天给你换一次。我说谢谢你。小梅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笑笑，想起雷锋。
病房按设计放三张床，因为住院的人多，床位紧张，又加了一张，显得有些拥挤，不过人们都很客气。
我是1床，靠窗，然后依次是2床、加床、3床，加床横摆在1床、2床对面。
2床是一个七岁的小朋友，扁桃体畸形，鼾声若雷，赛过壮汉。倘若不是亲耳听到，我不会相信七岁孩子能打出如此雄壮的呼噜。小家伙那真叫一个淘，他只要眼睛睁着就不会闲下来，忽然跳下床扑向某个东西，就像猫扑向老鼠。他的想象力是那样丰富，所有的东西他都能当玩具玩，连我的烟、烟盒、火机、眼镜都能当成玩具，玩得兴趣盎然。他把病房当成了家，所有人都是亲人，一点都不认生，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叫得顺溜。他把整个医院当成了游乐场，上上下下乘扶梯，一层一层坐电梯。为做扁桃体手术他已是“三进宫”了，第一次在等待手术时他折腾感冒了，第二次在等待手术时他胡吃海喝又拉肚子了。医院本就是病菌的集结地，但警告对他不起任何作用。这样的重复让他的爸妈很无奈。我想，对他来说住院定比上学要有意思，他把住院当成了放假。他拿妈妈的手机打游戏，一天花掉一百多块。他把声音开得很大，护士训斥他，走后他又把音量开到最大，说声音小了不震撼。我想震撼这词他在学校应该还没学到，是从网络游戏里学的，但他用得很准确。他母亲管不了他，不停地给我们道歉，我们都很宽容地说孩子么。小梅端着小盘子发药，就像幼儿园老师给小孩发饼干，我们得到药立刻就吞下去了，他吃药总是要费一番周折，一遍一遍跟他妈妈提条件，要这要那，妈妈答应了他所有的要求，他才把药吃下去，接着便逼着妈妈兑现承诺。
加床住着一个老汉，脸色焦黑，手很糙，抚过被褥衣衫便发出刺拉刺拉的声音。他的眉毛又黑又长，话语极少，我以为他是个火暴脾气，接触两天发现他很温和，甚至有些腼腆。医院还没有完全戒烟，安全通道、步行楼梯口可以抽烟。我是个烟民，老汉也抽烟，我们经常在那里遇见。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烟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作用，一来二去的就熟了，我们常常相约抽烟。老汉抽的是五块钱一包的白沙烟，他还装着芙蓉王，给人散烟都是芙蓉王，这让我想起那些正在起步创业的农村青年。他说芙蓉王是小儿子给他买的。他的胳肢窝下戴着一个红布小包，我认得，那是符，他说儿子从大庙讨的。几天后他跟我说了他的家事。他有两个儿子，分家时觉得大儿子结婚后在家里多苦了两年，他就多给了一只羊，结果在小儿子那里落下了心病，有一次小儿子跟他闹起来，他甩了小儿子几个嘴巴。“那段时间脾气不好么，得理不饶人，三句话不过就火了，骂的话也绝情。要说我这个儿子是个柔性子，背重得很，你想连话都背不住了，你说我的嘴有多臭。”小儿子携家带口进城打工，和他断了往来。小儿子出门后学水暖，又学装修，打拼富了。“也就是在城里能过活，跟你们没法比。”他能住进这医院都是小儿子拿的钱。他现在很愧疚。我说你别想那么多，少给他一只羊对他是好事，当初要是多给他一只羊，或许就没有他的现在。老汉说话是这么说，心里不对劲，当时骂的话也太重了。他感慨地说：“把小儿子的济得了，福享了，已经好几万花上了，你说咱值个啥钱么，住你们住的医院？这把年龄了还看个啥，活一天算一天么，可拦不住么。”又说，“小儿子揽下个工程，带着二十几个人，没明没夜地干哩，苦大得很。一天一趟往来跑，上回来，我给骂了，说你再往来跑，我就回家了。他才安心忙去了，二十几个人跟着他吃饭哩，责任大哩。”他看我一眼，眼神有些得意。有一回，我去抽烟，看到他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夕阳昏黄的光扑在他身上，他整个人就像铜铸的一样。我拍拍他，他回转身来时，我看到他满脸泪痕，我故作没看清，递给他一根烟。我知道他不是为自己的病而流泪，他是因为感动而流泪——他被小儿子感动了，他沉浸在那份感动之中。我想，他暗处流的泪儿子知道吗？我多想跟他说你不必这么感动，这是儿子应该做的。可我说不出口。他对死亡看得很淡，他说：“我有重孙了，前两天才有的，有了重孙到了那世就没罪了，阎王都给面子哩。看好看不好，死了活了的不说，在这大医院住上一回，回去颜面上也有光了，儿子颜面上也有光了。”他长长叹口气说：“要能挣扎着再活一年就圆满了。”我说一年？他说：“要能再活一年两个月，我就七十了，七十就是喜丧了。”我说你长着寿眉，活十年都不成问题。他嘿嘿一笑说：“下苦人不像你们闲坐的，身体败坏起来快得很，我得的这病不好，骨头吃肉哩，这还不到一年多掉了五十多斤，一年都不一定能活下来。”我想问问他的病情，最终还是没问，病人最忌讳问病了。
3床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一看就是关系很硬的那种病人，主治大夫、主任医师常来询问病情，张扬着关系和身份的非凡意义。他们说处长，你放心，张博士从上海一回来就给你安排手术，做手术可不是小事。还说处长，你心里别有负担，跟他们比你这病就不算病。我心里说关心人是应该的，但不能伤害到别人，给别人增添心理负担。临告别时，他们一再交代有事直接给他们打电话。抽烟时3床老汉跟我说肯定是当官的。我说处长就是官。老汉说官不小呢吧？我想老汉不知道处长，该知道县长，就说按级别在你们县上跟县长一样大哩。老汉说怪不得哩，县长多厉害，一个县都他说了算哩。处长是跟县长是无法比的，仅是同一个官阶罢了，但这位处长应该是要口部门的实权处长。不过这女人倒很低调随和，脸上始终布着柔润的笑意，不像许多官员那样强势摆谱。我想也许是疾病让她认识到命本无贵贱之分吧。她说今生能住到同一病室就是缘分，也是前世积修来的。她洗了许多水果让大家吃，还给小孩牛奶、饼干。小梅进来通知我们几件事，她抓了苹果和梨给小梅，小梅忙摆手说谢谢，我不吃。她说吃吧，女孩子要多吃水果哩，对皮肤好，你看柜子里都放不下了。小梅说不行不行，我们有纪律。她说没人看见，看见也没关系，就说我让你吃的。小梅说不行，纪律就是纪律。她说这是什么规定，不够人性么。我说这也是医嘱？小梅嘻嘻一笑说是的。
患病我觉得是最私密的事，何况目前还没有明确结果，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虽然不是什么难言之隐，但我希望安静、隐秘。可孙女才三岁，手机玩得比我熟，不但会拍照，还会发微信，发到她爸爸的微信朋友圈。我已有两个孙女，外孙女已五岁了。我说，孩子不要往来带，医院里是病菌的集中营。可孩子们不听，依旧带孩子来，亲情就是这么任性。微信朋友圈的“交叉感染”比医院还厉害，许多人就都知道了，络绎不绝地探望。
穿着病号服，别人看你的眼光就很同情，话比劝说一个分崩离析的婚姻还多。“没事的”，这是探望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没事的”，说的是一种结果，但却不是结果，对病人不仅没有实际意义，却充满暗示，因为相对的是“有事”。有做过这手术的，把脖子抻过来让我看，这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很幸运。在那个东西没拿出来经过机器审查、专家研讨之前，谁也不能保证它不“包藏祸心”，连专家都在用副词支撑表述。我带了几本书摆在床头，朋友说你还看书，可别不当回事。还有的说你不要听大夫的，小手术咋不给你做微创？话都是安慰的话，可安慰的话都是双刃剑，要知道病人是多么地敏感。
倒是两个孙女的安慰最有效，爷爷，我给你吹吹就好了。她们吹出来凉凉的气息，绕着我的脖子，就像为我戴上了一条项链。以前她们要是什么地方给碰着了，就会让我给她们吹吹。孙女在家我们都叫小名，只有去医院打针输液时大夫才叫大名。因此一叫大名，她立马回应说打针。每次打针她很坚强，她盯着看针扎进肉里，哭上两声，针打完了说爷爷吹吹，便又笑闹着玩去了。但她对疼痛有记忆，看到穿白大褂戴白帽子的就躲。厨师的衣着与大夫护士相似，有一回带她去餐馆吃饭，厨房与大厅隔着一道玻璃墙，看到厨师，她坚决不进去。她们给我创造过许多快乐，也让我思考。外孙女上幼儿园不久的一个周末，一进门就跟我说了对不起，我抱抱她说快去洗手，有好吃的。我正赶写一篇东西，以为她走了，可一掉头她还站在那里，我说你干什么坏事了？她说姥爷，我都说了对不起，你为啥不说没关系。孩子就是这么天真，大概老师教过她，别人说了对不起，一定要说没关系。我说对不起，她立马说没关系。在我们大人的生活中，我觉得小孩就像一面镜子，你遭遇到那么多事，谁给你说过对不起呢？女孩爱唱歌，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孙女唱成了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没办法。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孙女唱成了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妖精。我说你太有才了。
书是看不进去的，一是那个孩子很淘，除了自己玩，还要和你玩，你做什么他都好奇，你看书他一把夺去说我看看这是什么书，翻上一通说书里写的啥，给我讲讲，然后还跟你讲他看过的书。二是自己心绪不宁，那个东西没有拿出来经过确诊之前，心里怎么能像个没事人一样呢？我看过不少人写病中读书写作的文章，真羡慕他们的定力。三是病室中来来往往探视的人很多，不是来探视你的，就是来探视他的，尤其是那位女处长，几乎隔一两个时辰就会来探视者，何况她电话很多，就躺在床上接，官腔跋扈，声音嘹亮。去廊道里看吧，廊道里走着各种病号，搀扶的，拄拐的，呻吟、尖叫不时传来，尽管在走廊里、电梯间、病房里，绿底白字的宋体“安静”触目尽是，但是又如何安静得下来，疾病可不会因为在医院就不会让你疼。而一个医院怎么会没有哭声，所有的哭声都惊心动魄，凄神寒骨。
医院像兵营，一日三次检查你必须在房间，夜晚必须住在医院，出外超过两小时要请假。假是很难请的，多数时候是不准的。当然那位女处长来去自由，特权是时时处处存在的。我想出去转转，可是医院在市中心，出门便是街道，车水马龙的，又值冬天，怕感冒了又得延长住院时间，我就常趴在护士台外面看小梅忙活。小梅只要在台内，总是在写着东西：
凌晨1：12，1022床肚子痛。去病房，处理。
凌晨1：25，1017床胸口闷。去病房，处理。
凌晨2：01，1021床又吐血了。去病房，处理。
凌晨2：22，1011床尿憋。去病房，处理。
凌晨3：17，呼叫×××医师“××床情况不大好，速来看看”。
……
小梅一笑说，流水账有啥看的。我说流水账还记？她说不记不行，以后闹起医患矛盾，对簿公堂就得拿这些来说话，只有手写的白纸黑字才算数。她真是太忙了，往往是才写了几个字，就有事了，不是电话响了，就是病人按响了呼叫器，她必须去处理。吃饭都得“叼”时间。护士是医生对患者确定的治疗方案的实施者，打针，定时发放药剂，联系病人的各种检查、会诊，去病理科找报告，观察病情，等等。可小梅要干的远不止这些，除了护理着七个病房二十几个病人外，她还要开医嘱，记录病程，回答家属患者的询问，接待随时入院的新病人。按说这些本属于住院医师的活，严格讲护士是不能越俎代庖的，可小梅是实习生，正在实习期，面临就业，现在像她这样需要一份工作的学生太多了，她家里又没有权没有钱的亲戚，到时能不能留下来还不好说。为了留个好印象，谁交代的活她都得接，而别人抓她的差也就常态化了。而跟她交替班的护士是正式护士，正在恋爱，她的活小梅就得全盘接着。不过对就业她比较乐观，现在私立医院多了，那边就业要容易些。当然她还是希望在公立医院做一名护士。最让她头疼的是为病人写小结，把病人住院期间的病情检查治疗小结一番，每个病人出院都需要这样一份小结，她说我写得不好，老受大夫的批评，以前我最头痛的就是写作文了。
等级在任何地方都是存在的，查房最体现医院森严的等级制度，尤其是周一查房，都有些隆重了。一大早，护士、保洁员全体出动，病床，床头柜，甚至连床下物品都规整一番，被子叠得就像军营的。然后主任就在副主任、医生、护士长的簇拥下逐床巡查。进病房专家走在最前面，主任，副主任，主治，高年资住院，低年资住院，进修生，研究生，实习生，见习生十几个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护士跟在最后面，真可谓威风八面。因为病房小，站不下，级别低的就站在病房外，出病房专家先走，最小的贴墙边，等大家都出去你才能走。小梅总是最后一位。
一位好友从美国回来，给我打电话想见见面。不想告诉他有病，可又想他漂洋过海回来，这一面不见又不知何时，知天命之年，朋友间每次见面都是珍贵的。朋友来后，问了病情，当得知我已经住了一周院，还要住三天才能做手术，他说你为何不选择日间手术？我问他何为日间手术？他说日间手术就是在一至两个工作日内手术，患者不用住院。他说等待是病人最痛苦最煎熬的，住院时间长了会得医院综合征，他也做过手术，选择的就是日间手术。又说不过这样人性一点，让亲戚朋友们都来看看你，有些人多年不见了，你得了病忽然就冒出来了。朋友走了，我用手机搜索，日间手术欧美二十世纪初就兴起了，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手术模式，现在日间手术在美国、丹麦、西班牙、瑞典达到择期手术的百分八十以上。我国许多一线城市已有日间手术。我问小梅医院有没有日间手术？她摇摇头说没有，不过我知道日间手术。
2床的小朋友又折腾感冒了，咳嗽，流鼻涕，妈妈欲哭无泪，央求小梅和主治大夫给加药，说这次一定要做手术。我们提心吊胆，怕他把感冒传染给我们。第二天那主任和副主任都来了，直接让出院。妈妈央求主任说就是有点咳嗽，为他耽误了不少事。主任面无表情，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让立刻办出院手续。我虽然担心他把感冒传染给我，但觉得这也太过了。抽烟时3床说是那处长让出院的，怕把感冒传染给我们。我说你咋知道？他说大夫叫我去跟我说病情，她正跟大夫说要让那娃转到别的病房，大夫说没床位，她说那就让出院，还是当官的厉害哩。
孩子的东西还没拿走，就又住进了一个病人。觉得面熟，我想他也觉得我面熟，互相看了看，当小梅进来叫出他名字时，我立马就想起来了，诗潮席卷神州大地时代的一位文学青年，哦，应该说诗人，那段时间诗人很多。他也想起了我。多少年没见了？我们开始回忆。回忆的过程很有意思，因为近知天命之年，都很认真，想弄准确一点，从手机号码簿中搜寻当时一起混文学圈的人，打电话确认记忆中残存的细节，最终确定是二十一年，这近乎我们来这世上的一半岁月，相见竟在同一病房，正所谓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俩感慨万千，又互相埋怨为何不联系，又互相检讨如何没联系，工作的变迁，单位的流转，生活的忙碌……留电话，加微信。还想有个忆往事的话伴，可化验诊断的结果他暂时不适宜手术，他又匆匆出院了，临别时说以前是文友，现在可是病友了，人生关系中的一大铁，这关系可不一般，至少一个月聚一次，以前是喝一场多一场，现在是聚一次少一次啊。
人生几大铁关系有几种说法，比如一起同过窗，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等等，没听到病友也是一大铁。上网搜搜，嗬，病友网、病友会、病友帮、病友群、病友组、病友圈、病友论坛、病友之家……想想蛮有道理的，不管病情如何，也算一块面对过生死的人，关系应该更铁。
朋友出院，又住进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伯，护理的是一中年汉子。两人很有意思，不时开玩笑，老伯幽默，汉子更幽默，让人想到多年父子成兄弟的话来。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幽默是最好的药，它至少可以让你不那么沉重。汉子是个见面熟，也很勤快，会帮我们做一些事，打水，代买饭菜等，我说你们父子真融洽，这就是幸福啊。汉子笑了说我是个护工。我愣了愣，一直以为护理这种事是女人的事。
两个孙女来了，吵吵闹闹的时候，我看到老伯的表情会滑过一丝黯然，看得出他内心的孤寂。他想和我两个孙女逗逗乐，可她们都不理会他。他坐一坐就出门去了，许久不见回来。是啊，别人的热闹只能加重他的孤独感。护工也抽烟，熟了他告诉我老伯是个厉害人，三个儿女都在国外，回不来。他又问我，你说他是不是个裸官？我笑笑说住的是普通病房，不会吧。护工说裸官有大有小，有些你别看官小，实权大。看来他护理过不少这样的人。护工说父母在不远游，老头孤独着哩，唉，也可怜。
经过调理，各项相关指标达到最佳状态——我这个年龄的最佳状态，而不是人体原初的最佳状态，人是回不到原初的。手术安排下来了，然后就是签字，七八页内容，二十几处要签字，极其烦琐，如今医患闹得凶了，条款可谓无微不至，生死状一样，条款内容无外乎把医院医生的责任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每条都有意外，惊心动魄。大夫指头一点，我签一个，指头一点，我签一个！大夫说要仔细看，我笑笑。
回到病房，老伯说你做手术没找关系？我说找什么关系？他说找个关系调一下，上午做。我说为啥？他说你傻呀，上午精神集中，下午糊里糊涂的肯定做不好，手术马虎不得，得讲质量，质量就是生命啊。他说得我心里麻烦，可想到要找人调整更麻烦，说不定又得几日，我已住得十分烦躁了，就这样了。老伯又说你不像没关系的人呀，真找不上人？处长坐起来说我给他们说，给你调一下。我忙点头说，谢谢你，不用了，早做早安心，这一调不知又要等几天。她点点头说，也对，医院还是早离开早好。
病人做手术就像面对暗夜一般，心里不可能没有负担。我在过道散步，两边的知识栏里贴着关于手术前患者心态障碍，术前畏惧中约62%的患者怕麻醉，15%的怕开刀，23%的有其他恐惧，主要是怕“癌”……病人对手术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担忧、恐惧，表现出强烈的应激反应，导致内环境改变，出现心动过速、血压增高、呼吸急促和代谢增强，使冠脉和内脏的循环灌注减少，氧需增加及氧供减少引起的微循环障碍会增加并发症和死亡率，并由此对手术后的康复产生影响，甚至决定手术的成败……
儿女们搜了许多东西，多是注意事项，每个注意事项都有万一的案例，比如说麻醉就有醒不来成为植物人的危险，正所谓步步惊心。有句话很流行：不要死于无知。我曾经很痴迷这句话，现在我发现知道得太多了并不好。
我去楼梯口抽烟，一个中年人坐在台阶上抽烟听秦腔，他也是明天的手术。隐约听得出是秦腔《三对面》，他入戏了，眼睛微眯，跟着轻唱。古人说：“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矣。”他是懂得的。入戏就进入了一个虚拟的精神世界，看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可以忘却自身的处境，就像读书，书读进去人就在书中了。经常碰到的另一位抽烟者，他闭着眼睛掐着那些珠子。他看上去非富即贵，那串珠子看上去不是普通东西。他不是在盘珠子，而是像信徒在默诵，因为他的胳肢窝下戴着一个红布小包。人越有钱越有权，就会越迷信，大庙名寺的大香客都是富甲一方的人，而最近的反腐通报上，也出现官员在台上大搞腐败的文字。
终于熬到上手术台了，护士推来了一辆车，说上车。我说走着去。护士说不行。我想问小梅呢，最后还是没问，她休息了吧，该好好休息休息了。手术室门是白色的，泛着冰冷的光芒，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便是生死门。手术室门口有四辆推车在排队，我想起电影《排队上天堂》来，厚重的铁门开个缝隙，叫一个人名，放进一辆推车。连做手术也需要排这么长的队，这就是国情了。亲属夹道，排出长长的队伍，就像排队采购什么紧俏货物，执手相看泪眼，啜泣之声不绝于耳，就像出征送行的场面。护士极不耐烦地驱赶着呵斥着，但没有人离开。我想这样只能加重病人的心理负担。我的家人也都来了，我严令他们不要来，他们还是来了，亲情就是这么任性，这么霸道。
我以为做手术是很私密的事，手术室是一个非常寡静甚至是死寂的地方，进去后才明白，这里是手术中心，完全像个市场，医生护士熙攘往来，我说一次同时做多少例手术？排在第一位的说八例。我说我还当手术是分开的。他说除非高干，大款。
里面还得排队，一排长椅，我前面坐着三位。排在第一位的病人起身拦住一位白大褂问李大夫来了没。白大褂拨开他呵斥说坐下。他又去拦另一位白大褂，白大褂呵斥说不想做就出去。我想这位李大夫肯定是一位专家。专家代表着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技术老到，华佗再世，扁鹊重生，希望之所在。他坐下来整个人在颤抖，带动椅子抖动。这种场合下情绪是最容易传染的。我也在辨认我的专家，可是手术室就像一个实验场，个个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那么的冷漠与麻木，实在辨认不出来，我的心里便空落落的。我想那些患者既然找到你了，此时应该过来跟你的患者打个招呼，这对即将手术的患者是最大的安慰。轮到坐在第一位的病人上手术台了，他忽然说，不是李大夫，我就不做了。他竟真的走了，我想那李大夫要么没来，要么正在另一个手术台上，要知道专家同时做几个手术的很多。
长椅上坐着的第二个人年龄比我小一点，他的目光游离，就像受到惊吓的小老鼠的目光。他坐不住，起来了又没处走，又坐下了，坐下了，又起来了。只要他一起来，立刻就有人呵斥坐下，坐下。不知道是大夫还是护士，口气就像村长。可他不由自主，屁股一挨凳子，火烧火燎地又站起来。
第三位却在打呼，我心里说他倒是好心态。一个白大褂走过来，拍醒他说早晨起来就打呼。男子说我有些困。大夫走了，他的呼声又响起。大夫又走过来拍醒他，说你咋回事？男子说还没到我，到了就清醒了。大夫翻翻他的眼皮说你是不是吃安眠药了？男子说睡不着时吃了，护士说要有好的精神状态。大夫说你啥时吃的？男子说晚上吃的。大夫说晚上吃的这时间还没过？你给我说老实话。男子说早上吃的。大夫一把揪起男子说你出去，出去。男子说我害怕，吃了安眠药就不害怕了，你就给我做了吧，早做早了，都快一个月了，我实在熬不住了。大夫说做了，你死在手术台上谁负责？男子说出事我负责，负全责，你就给我做了，我真的熬不住了。大夫说你就是崩溃了也行，没告诉你吃药要大夫同意？出去。那男子被轰出了手术室门。大夫吼道，谁还吃安眠药了？
终于叫到我的名字了，我站起来，随后进来的一位忽然拍我一巴掌，把我吓了一跳，他说没事的。我忙说谢谢。这一巴掌让我很激动，也很感动。
上了手术台，许久没动静，我坐起来想看看，立刻遭遇一声断呵：坐下。手术在喉部，要实施全麻。三个人为我实施麻醉，一个人拿一个类似于输氧管的管子在我鼻子前绕来绕去。另外两个人一个说主任在这里少安排一个手术，在私立医院就多做一个手术，就是两三万块，一个说就是。他们又转到韩剧的话题上来。我能理解，他们经历的手术太多已经麻木了，就像我有时会麻木于写作一样。可这跟写作不同，人命关天，麻醉的风险甚至比手术风险更大，然而他们如此漫不经心，要是沉迷于韩剧情节，麻醉过量了，我命岂不休矣？钱钟书在《围城》说：“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以前不理解，现在觉得这话准确，屠夫都是麻木的。
醒过来我已躺在一间陌生的病房，有点不清醒，隐约听到说醒来了，醒来了，很有些惊喜。才知道这间是专为病人从麻醉中醒来准备的。看看时间，已整整过去了六个小时。这一关是过了。没有丝毫疼痛感，手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怎么会不疼呢？我心里疑惑，难道手术没做？伸手去摸脖子时，发现已包扎了。原来有镇痛泵——一个有胆的塑料瓶，管子的一头插在伤口里。取出的那个东西我没看到，老婆描述像个桂圆，圆丢丢的。
手术结束了，悬着的心并没有放下来，因为还不知道那粒“桂圆”是什么状况，这才是关键所在。结果要三天才能出来，这三天才是最煎熬的，焦虑、紧张、恐惧，坐卧不宁。有些人就是在挂着“肿瘤化验科”的那栋大楼里被判处死刑的。抬眼就能看见那栋大楼，大楼盖得很时尚，造型、颜色甚至有些喜庆，可目光触到那几个字上，就觉得阴森可怖。
谢天谢地，诊断结果是良性的，就是一个结节，和脸上的痘痘一样普通的结节，像罪大恶极的人得到赦免，像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忽然落地，一下子轻松了，人就像要飘起来。我说请小梅吃饭，小梅说可不敢胡吃乱喝的，正长伤口，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吃喝，那地方要是长不好，以后就没饭吃了。我说别吓唬人噻。
五天后拆线了，小梅对我笑着说你可以回家了，明天就可以洗澡了。我想我一定味道很熏人了。小梅说一个月之内任何一天都可以来办出院手续。跟几位病友告别，互相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去跟专家道谢，专家说小手术嘛。我说你说应该是良性的，可让我心里负担很重。专家笑笑说没见到那东西，谁敢给你说肯定是良性的，恶性的也是有的。现在他说啥我都不敏感了。
回到家，伤口愈合得不错，痕迹还是明显的，孩子们给我准备了修复明胶、疤痕灵之类的东西要我抹。我说算了算了，都五十了。可孩子们说男人五十一朵花哩。当下就给抹上了。孩子们又给我买块玉，拴成一根项链，说玉养人，玉坠儿正好掩盖伤痕。我说有刀痕不是更有男人味儿。
接着就是出差，拖到第二十七天，小梅打电话说别忘了办手续。我就去办手续，先去了病房，人已经全换得不认识了。来到护士台，一老头在那里骂人，骂的是一个小伙，小伙不语，但神情冷漠。小梅在劝解。两人走后，小梅说这老头也是，嫌儿子往岳母那里跑得多了。我说人得病了心多。小梅说可他儿子的岳母也住院了，在附属医院，病比他的重么。我说以后一对小夫妻上面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八个老人，光看病都照顾不过来。小梅说就是，现在护工可吃香了。我问以前几个病友的情况，小梅说加床那个老人肺癌晚期，儿子要让做手术，老头坚决不做，回去了。那处长情况也不太好，转到去北京看了。我把小梅叫到了医院外面，我知道小梅没有时间出去吃饭，也不会出去吃饭，就给小梅买了个礼物，说了许多话，小梅才收下了。
在扶梯上，有人叫叔叔，我一回头是那个小家伙，我说你又来了。他说是呀。我感叹地说还是你最轻松了。他说你啥意思呀。我笑了，他在扶梯上一级一级地蹦跳，一个汉子扑过来一把提起他啪啪就是两巴掌，说掉下去摔死你。死，确实是很吓人的，大人吓唬小孩：掉下去摔死你！大人恐吓大人也说：小心弄死你！汉子像拎一只小鸡一样拎着孩子走，边走边呵斥，再胡跑折腾感冒了，看我不抽死你。看来这小祖宗他妈管不住，把爹给换来了。
出了医院，回头站了许久，我想医院是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站，也是许多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站，但愿人们离开这个世界，这里不是唯一的站点。人一出生路就通向死亡，这是大实话，但活着是对生命最好的礼赞，是对父母至上的孝敬。云门文偃禅师说：日日是好日，我配一句：活着即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