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住“文化大革命”的考验
1965年以后，我国进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时期。民进武汉市委会在中共武汉市委和民进中央的领导下，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召会员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召开各种座谈会，交流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收获和体会。1966年，市委会组织领导层、基层组织负责人和会员169人听了中共武汉市委领导同志所作的几次形势报告，有些人还参加了座谈讨论。组织、推动市委会领导层21人（28人次）成员30余人开门学习，参观了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工业建设，有些人还参加了座谈讨论；组织、推动市委会领导层9人、大学成员10人参加省政协学校和市政协举办的脱产集中学习。
1966年1月12日，市委会召开市三届四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座谈1965年会务工作的成绩与缺点和1966年会务工作安排和初步意见，王典昭、胡文裕、方步瀛、章仁楷、杨寿征、明道信、张振铎、蔡次薛、石家琰出席会议。1月14日，副主委王典昭应邀参加中共市委统战部在市工商联召开的各党派、团体负责同志的会议。1月26日下午，市委会召开直接联系、退休、病休成员1966年第1次学习会，座谈进行战备学习的收获和看法。2月4日，市委会领导层1966年第2次定期学习会，学习座谈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武汉市委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3月4日，市委会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座谈会，座谈纪念“三八”节，学好毛主席著作，加强战备观念，教育好子女，支持子女上山下乡分赴边疆参加祖国建设等方面的心得体会。同日，保安街小学支部成员在市委会机关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收获体会，座谈参加“四清”收获和存在的问题；推动基层组织，在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过组织生活，认真地进行了形势教育的学习，并围绕学习毛主席七·三指示，进行教改开展了一些活动。3月7日至11日，市三届三十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为期5天，传达学习部长熊飞、副部长路耀林在市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就市委会领导层近年来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清理，并初步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推动了市委会领导层的改造。3月24日，市委会召开各基层组织负责同志1966年第一次联席会议，传达学习部长熊飞、副部长路耀林在市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3月31日，市委会召开市三届四十五次常委会议，就当前会员的政治思想面貌进行分析、估计（包括对自己的思想面貌进行分析、估计），王典昭、胡文裕、张振铎、杨寿征、明道信参加会议。
4月1日下午，市委会召开全体会员传达报告大会，传达熊部长、路副部长在市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报告。4月2日上午，市政协组织前往参加武汉市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展览会，民进武汉市委会有胡文裕、杨寿征、何宝桓、王为成、杜志扬参加。4月9日，市政协学委会参观团组织赴河南省郑州、洛阳、兰考等地区参观城市、工厂、农村情况，学习焦裕禄等先进人物事迹，民进武汉市委会有胡文裕、蔡次薛、张振铎参加。4月22日下午，市委会组织部分基层负责人参观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杨河清、田菊芳等参加；推动保安街小学支部、徐家棚小学支部、武汉师范学院支部、湖北大学支部、市三十一中支部、市三十三中支部、市二十五女中支部、市十五中支部、市十四中小组9个基层，会员76人参加了所在单位的“四清”运动[1]，9人参加农村的“四清”工作，使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社会主义教育。4月27日下午，市委会召开部分成员学习座谈会，座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初步心得体会。
5月10日，市委会召开市三届四十七次常委会议，由副主委王典昭汇报参加民进中央工作座谈会的情况并进行研究讨论这次会议的传达学习问题，座谈有关“文化大革命”问题和我国于9日试爆核热装置成功。12日，市委会召开市三届三十七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一是传达学习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刘述周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问题的报告。二是由四位会员汇报赴河南兰考等地参观学习的体会。23日下午，机关工作人员1966年第一次生活会与民进机关小组1966年第一次组织生活会联合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对工作的态度。27日，市委会领导层1966年第12次定期学习会召开，传达副主席杨东莼谈他个人听副部长刘述周报告的体会，然后进行学习讨论。28日，市委会召开直接联系和退休成员1966年第5次定期学习会议，座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体会，批判邓拓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6月3日，市委会领导层1966年第13次定期学习会，结合文化大革命，继续学习座谈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的报告。当日晚，市委统战系统干部声讨邓拓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大会，声讨邓拓等“三家村”黑帮的反党社会主义言行，市委会全体机关干部参加，胡克作了发言。14日上午，党派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宣布开始，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始分组学习活动。17日，市委会领导层1966年第15次学习会召开，结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座谈学习毛主席著作。24日，市委会领导层1966年第16次学习会与直接联系、退休成员第6次学习会合并举行，学习座谈《红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文章。王典昭、端木梦锡、黄康衡等参加会议。7月15日，市委会召开直接联系、退休成员1966年第七次定期学习会，学习座谈6月22日武汉晚报刊载的省委书记王树成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及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王典昭、邢志洁等出席会议。
7月至8月，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副省长陈一新等领导干部受到批判，接着省长张体学和全省各级党政领导都遭到批斗，党政领导机构全部瘫痪。全省大乱，中共基层组织停止活动。运动所及，各民主党派无一幸免，都相继停止了活动。8月至9月，迫于形势压力，陆续有会员个人或支部集体退会，武汉市民进组织陷入瘫痪。8月24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向民进中央发出“通牒”，勒令在72小时内“自动解散”。26日，红卫兵查封民进中央机关并抄走全部印章，民进中央机关被迫停止办公。9月，武汉市各民主党派于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布从9月11日起，坐下来学习，清理档案资料。11月16日，民主党派大楼成了接待外地来汉师生串联的接待站，各民主党派停止了活动，各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也自发地成立了战斗队。民进组织从中央到地方被迫中断工作达11年之久，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直到1978年民进重新恢复活动。(https://www.daowen.com)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广大民进会员因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的真挚感情，始终保持着克制和理解的精神，以克制的态度对待“文化大革命”，相信中国共产党会解决好“文化大革命”问题，相信中国共产党所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最终取得胜利的必然性。但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疯狂破坏，随着批斗、抄家、关牛棚等等恶行袭来时，广大民主人士对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由不理解到怀疑、由怀疑陷入苦闷、彷徨直至恐惧。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民进武汉市委会不仅停止了所有的组织活动，而且与基层组织和会员失去了联系，民进会员被赶出所工作的机关和单位，下放五七干校或农场劳动。部分民进会员再次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很多普通教师会员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受打击和迫害，被隔离、关押甚至批斗，诸多会员被迫声明退出民进组织。武汉民进会员大部分是文教工作者，其中尤以中小学教师占大多数。“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师被当作“臭老九”，遭到种种不公平待遇，但在这11年中，广大会员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人民群众，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教学岗位，积极为社会主义文教事业服务，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高尚品德和奉献精神。
尽管统一战线受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但没有被摧毁，各民主党派虽然被迫停止活动，但没有被取消。虽然民进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但期间仍有中国共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间或举行。“文化大革命”中，杨东莼[2]不惧风险，和胡愈之等一道向党中央建议，保护知识分子专家，抓紧工农业生产。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批“唯生产力论”时，杨东莼在全国政协组织的各民主党派联组座谈会上，引经据典，联系实际，针锋相对，驳斥谬论。杨东莼始终坚持贯彻爱国统一战线和学术工作，参与全国政协主持的《文史资料选辑》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的组稿、撰写和编辑等。在受到冲击期间，石泉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1973年，美国友人夏仁德访华时曾提出要见石泉。石泉在给这位昔日师友的信中对自己的境遇没有露出丝毫怨尤。他曾说：“历史规律告诉我，社会的发展尽管会遇到很多曲折，但终究会走向光明。”
“文化大革命”期间，另一位早期湖北民进会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舜徽正集中精力撰写《说文解字约注》时，也遭受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不能正常进行学术研究与写作。在这些外来的不可预测的打击与挫折面前，他对国家的信心、学问的痴迷没有丝毫动摇，充分体现出强韧毅力。他在《八十自叙》中说道：“恰逢其时国家处于大动乱期间，我由于过去出版了几部书，被人目为冲击的重点对象，进行无情的大批小斗。我却不忧不惧，照常进行研究、整理《说文》的工作，深信疾风骤雨，不会长久，中华文化，不合中斩，终必有豪杰之士奋起拨乱反正的。自己既已坚定了信心，中有所主，不为外物所动，对整理《说文》，从未间断，白天忍辱接受批斗，晚上仍回家写书，今夜考明一字，明日证说数文，这样日积月累，成绩也就可观了。虽当时有人将我全家赶入破旧浴室去住，上漏下湿，处境至艰，我仍克服困难，不懈益勤，终于在那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完成了《说文解字约注》整理、编写的全过程。”
1968年，武汉市“革委会”成立后，在其下成立了“外事统战工作组”，其主要任务是：（1）外事方面主要接待外宾，对外作形式宣传；（2）帮助上层民主人士学习、改造。在统战工作方面，当时成立了“统战学习班”，组织民主党派以及文史馆、宗教界等各方面民主人士中的上层人物参加学习。管理这个学习班的干部除原统战部的少数干部外，还从市外事部门借调了部分干部。实际上这个“统战学习班”代替了统战部的工作。它名义上结合形势组织这批民主人士学习、讨论，实际上更是对这批人士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