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及五代十国道教的低落

第三节 中、晚唐及五代十国道教的低落

由李唐王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制定的崇道政策，到唐玄宗时发展至顶峰，其本意当然是想借助神权来巩固皇权，企图以被吹嘘得灵验无比的“大圣祖”之神威来保佑他建立太平盛世。然而，就在大圣祖“乘紫云，告以国祚延昌”的第二年（755），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不仅使李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亡，而且也打乱了玄宗的崇道热情。战争烽火还波及到一些“仙山琼阁”，遂使“正教凌迟，两京秘藏，多遇焚烧”，各地的道教建筑、设施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尽管如此，唐代统治者的崇道基本国策却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唐玄宗以后的肃宗、代宗、德宗都信奉道教祈禳之术，而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和宣帝等均迷信道教的神仙方药。可以说，在肃宗李亨平息了安史之乱后，直到僖宗李儇，中、晚唐的统治者们都继续沿着“尊祖”、“崇本”的政策，采取了许多崇道措施，使道教在中唐以后逐步恢复并得到发展。现按历史次序将这一时期统治者们的主要崇道行为，以及道教与社会上层的关系作一简述。

肃宗李亨（756—763在位）颇有其父玄宗崇道之风，尤其重视和喜好斋醮祈禳。据史料载：至德二年（757）“庚午，通化郡上言：‘玄元皇帝真容见’”，便于“十二月，诏天柱山老君庙改为启圣宫”。同年，赐茅山第13代宗师李含光敕书称：“仰荷玄元之祐，再成宗社之业，亦师精修愿力有以助之。必须加意坛场，洁精香火，广上皇之福寿，俾六合之康宁。”“乾元元年（758）二月，旱，于曲江池投龙祈雨，又令道士何智通于尚书省都堂醮土神，用特牲，设五十余座，右仆射裴冕及尚书侍郎官并就位如朝仪。”乾元“二年（759）十一月，殿中监成国公李辅国奏：大明宫三殿前设河图罗天大醮，其夜及晨，有龙见于御座褥，宛转鳞甲脚迹遍于褥。上以其褥示朝臣”。“上元二年（761）七月癸巳，于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道释二教。丁酉，遣公卿百寮悉就观设醮讲论，自宰臣以下，赐钱有差”。

肃宗重视斋醮祈禳活动，不仅自己“殷勤于祠祷”，而且还重用专门从事这些活动的人。据《旧唐书·王玙传》称：王玙“专以祀事希幸”，在玄宗朝时就“博求祠祭仪注以干时”，当上了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祭祀使。肃宗对王玙更是优宠有加，“累迁太常卿，以祠祷每多赐赍。乾元三年（760）七月，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绛等州节度史。中书令崔圆罢相，乃以玙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登上了宰相之位。在这个位置上，王玙主要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据史书载：“肃宗尝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玙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玙又奏置太一神坛于南郊之东，请上躬行祀事。”为此，肃宗又为王玙加官晋爵，“肃宗南郊礼毕，以玙使持节都督越州诸军事、越州刺史，充浙江东道节度观察处置使，本官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故。入为太子少保，转少师”。故史书说：“肃宗亲谒九宫神，殷勤于祠祷，皆玙所启也。”总之，肃宗如此热衷于道教斋祷活动，其原因可从前面所提他予李含光的敕书中找到答案，即认为唐皇朝能重振宗社，乃是由于玄元皇帝的佑护和李含光为其修斋建醮。

代宗李豫（763—779在位）即位之后，优宠道士李国祯，大搞祭祀活动，崇敬道教。据史书载：“广德二年（764）八月，道士李国祯以道术见，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灵迹，请于昭应县南三十里山顶置天华上宫露台、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娲皇等祠堂，并置扫洒宫户一百户。又于县之东义扶谷故湫置龙堂，并许之。”大历二年（767），资州刺史叱干公奉为国家造三教道场，颂扬儒、释、道三教圣人。大历七年（772），敕“于岱岳观修金录（箓）斋醮，及于瑶池投告”。大历八年（773），又“于东岳观金录（箓）行道七日七夜”。

此外，李豫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促进道教建设。《册府元龟》载：大历三年（768）七月，增置崇玄生员满百员。大历七年（772）二月，应光天观道士简校殿中监冲虚先生申甫之言，下制，诫天下道士增修道法。大历八年（773）正月，敕天下寺观僧尼道士不满七人者，宜度满七人；三十人以上者更度一人；二七以下者更度三人。大历十年（775），礼部侍郎常衮建言说，诸祠寺写经造像，焚币埋玉，赏赉比丘、道士、巫祝之流，岁巨万计。大历十二年（777）十二月，令天下仙洞灵迹禁樵捕。大历十三年（778），“新作乾元观，置道士四十九人，以追远祈福，上资肃宗也”。

唐德宗李适（780—804在位），他在做太子时，“尤恶巫祝怪诞之士”。继位之后，立即“罢集僧于内道场，除巫祝之祀”。然而，时隔不久就以“时日禁忌为意，而雅闻（李）泌长于鬼道，故自外征还，以至大用，时论不以为惬”。李泌在代宗朝时，并不被代宗看重，但却得到了德宗的赏识，“终以言论纵横，上悟圣主，以跻相位”。德宗对佛、道二教大加称赞，召开三教讨论会，并下诏保护寺观。据史料载：贞元五年（789）三月下诏，曰：“释道二教，福利群生，馆宇经行，必资严洁。自今州府寺观，不得俗客居住，屋宇破坏，各随事修葺。”贞元十二年（796）四月，“命沙门、道士加文儒官讨论三教，上大悦”。他还于贞元三年（787），“作玄英观于大明宫北垣”。可见，德宗对道教仍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

唐宪宗李纯（806—820在位），他是一位崇奉道教，并热衷于神仙之事的皇帝。据史料载：元和二年（807）正月，亲荐献于太清宫。元和八年（813）七月，命中尉彭忠献率300人大修开元时所建的兴唐观，赐钱千万，使壮其旧制。因其观北距禁城，遂命开复道为行幸之所，并以内库绢千匹、茶千斤为复道夫役之赐。以庄宅钱五十万、杂谷数千石充修斋醮之费用。九年（814），由皇宫出道教神仙图像经法九舆，赐予兴唐观。宪宗对神仙方术也日渐迷恋，并重用方士为其采仙药，且不顾谏官劝阻。元和十三年（818）十一月“丁亥，以山人柳泌为台州刺史，为上于天台山采仙药故也。制下，谏官论之，不纳”。最终，唐宪宗竟因“服饵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

唐穆宗李恒（821—824在位）、唐敬宗李湛（825—827在位），虽然他们二人在位时间都相当短暂，但仍奉行了崇道政策。穆宗即位后，即对为宪宗推荐方士的皇甫镈、李道古以及为其采药的柳泌等人进行了惩治，处死的处死，流放的流放，贬官的贬官。不过，事隔不久，穆宗便重蹈乃父之覆辙。史载：“穆宗虽诛柳泌，既而自惑，左右爱习，稍复进方士。”并“听僧惟贤、道士赵归真之说，亦饵金石”。对于道教，他在长庆二年（822）下敕，曰：“诸色人中有情愿入道者，但能暗记《老子经》及《度人经》，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经》情愿以《黄庭经》代之者，亦听。”唐敬宗在位仅两年，而其进行的崇道活动则颇频繁。据史料载：刚即位，就役民数万，于牛心山修筑庙宇。宝历二年（826），又敕于两京造延唐观。同年，两次荐献于太清宫。敬宗也是相当迷恋仙术、仙药。是年，命中使及道士赵常盈等至天台山设醮，采求灵药。九月，命两街供奉道士赵常盈等43人于三清殿修罗天大醮。又给一些道士封官赐号，据《旧唐书·敬宗本纪》载：宝历元年（825）八月，以兴唐观道士刘从政为光禄少卿，号“升玄先生”。命兴唐观道士孙准为翰林待诏，为其炼制长生之药。又以太清宫道士赵归真充两街道门都教授博士。

文宗李昂（827—840在位）即位之初，就对影响敬宗的僧人、道士进行了处置，诏曰：“妖妄僧惟贞、道士赵归真等，或假于卜筮或托以医方，疑众挟邪，已从流窜。”将这些人发配岭南。但是，文宗仍然有一些崇道之举，尽管为数不多，体现出唐代崇奉道教政策的连续性。据史料记载：大和七年（833）“八月戊子诏曰：圣人立极，教本奉先；王者配天，义唯尊祖。我太祖玄元皇帝肇开宝运，垂祚有唐，致六合于大同，济群生于寿域，保兹鸿业，实赖贻谋。如闻亳州太清宫频经水潦，颇以摧毁，永惟诞圣之地，敢忘崇本之诚，宜令宣武军节度使李程，兼充亳州太清宫使，仍委渐加修葺，以时致敬，称朕意焉”。开成二年（837）“正月，召麻姑山女道士庞德祖自录台门留止玉晨观”。

武宗李炎（841—846在位）是继唐玄宗李隆基之后的又一个对道教有非常之热情的皇帝，他的崇道活动也是较为突出的。主要表现有这样一些：采取有力措施崇奉“大圣祖”——老子；亲受法箓，宠信道士；筑望仙观、降真台，炼服丹药。而且与其信道相联系，采取了废除佛教的行动。据史料记载：武宗在做藩王时，即“颇好道术修摄之事”。开成五年（840）正月即位，二月便下敕规定了纪念老子诞圣的节日，并在全国实行。敕曰：“敕二月十五日为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休假一日”，并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府设斋行道作乐，赐大酺三日，永为常式。是年秋，又“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会昌元年（841）六月，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会昌四年（844）三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会昌五年（845），听说罗浮山道士邓元起（一作超）有长年之术，遂遣使迎之。会昌三年（843）五月，“筑望仙观于禁中”。会昌五年（845），“造望仙台于南郊坛”，同时还建有降真台，而且这些建筑均极尽奢侈豪华。武宗之所以要建造这些观、台，《剧谈录》卷下《说方士》云：“武宗皇帝好神仙异术，海内道流方士多至辇下。赵归真探赜玄机，善制铅汞，像貌清爽，见者无不竦敬。请于禁中筑望仙台，高百尺，以为鸾骖鹤驾可指期而降。”也就是说，是为了迎接天上神仙的降临。《杜阳杂编》亦说：“上（武宗皇帝）好神仙术，遂起望仙台以崇朝礼，复修降真台，舂百宝屑以涂其地，瑶楹金栱，银槛玉砌，晶莹炫耀，看之不定。内设玳瑁帐、火齐床，焚龙火香，荐无忧酒，此皆他国所献也。上每斋戒沐浴，召道士赵归真已下共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内生灵芝二株，皆如红玉。又渤海贡玛瑙柜，紫瓷盆。马脑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紫瓷盆量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寸余，举之则若鸿毛。上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台秘府，以和药饵。”武宗的这一系列行为，臣下亦多次劝谏，但武宗根本不予理睬，其崇道决心非常坚定，对神仙之术、服食丹药更是深信不疑。史曰：“禁中修炼至多，外人少知其术。”会昌六年（846）“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炎。帝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箓。至是药躁，喜怒失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是月二十三日，宣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是日崩，时年三十三”。服食丹药不仅未能成仙，且早逝。

武宗的崇道行为，除上所述外，他还于会昌间采取了废除佛教的行动。史料载：“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会昌四年（844），下令毁道场佛经像，安置天尊老君像，规定僧尼不许街里行犯钟声，外出必须于钟声未动前返回。接着，又下令毁拆天下招提兰若、普通佛堂、村邑斋堂；未满二百不入寺额者，其僧尼勒令还俗。五年（845），又敕令检括天下寺院及僧尼人数，并省天下佛寺，规定：上州只留寺一所，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下州寺并废；上都、东都每街留寺两所，留僧三十人，其余皆勒令还俗。旋即又改为都只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改为不留。并宣称此举是为了“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最终结果为：“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当时五台山僧人多亡奔幽州，宰相李德裕命人封锁居庸关，并令凡有游僧入境则斩之。这次废佛，是唐代开国以来对佛教的一次最大的打击。佛教史上称此为“会昌法难”。

尽管史书多将武宗废佛，归于“惑于左道之言”，但我们认为根本之因并不在此，试析如下。

不可否认，武宗废佛确是与赵归真、刘元靖、邓元起等道士的鼓动有关，然事实上，引起此次废佛的原因很多，既有信仰上的，也有政治上的，而根本之因则是在于经济方面。也就是说，强大的寺院经济，已对唐王朝的财政收入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早在代宗之时，就有剑南东川观察史李叔明指出：“今天下僧尼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及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提出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应对寺院经济有所限制，僧尼应就役输课，以增加王朝租赋税收。至武宗时，寺院经济与王朝财政收入的矛盾变得更为尖锐，迫使武宗不得不断然采取“废佛”措施。关于此，在会昌五年（845）八月所颁制文，就明确地作了说明。制曰：“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寖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贞观、开元，亦尝厘革，刬除不尽，流衍转滋。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诚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并且还规定：“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不难看出，武宗废佛的根本原因在于寺庙经济与中央王朝经济的矛盾，排斥外来宗教只是其外在形式，而不是宗教间的直接冲突。

宣宗李忱（847—860在位）一即位，便将“道士赵归真杖杀之，罢望仙台院”，“诛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以其说惑武宗，排毁释氏故也”。并采取了一些恢复佛教的举措。但是，宣宗对于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仍然奉行，在维护道教传统清规、清整道观，以及优待道士方面亦有一些措施。据《东观奏记》卷上载：“上微行至德观，女道士有盛服浓妆者，赫怒急归宫，立宣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尽逐去，别选男道士七人住持，以清其观。”到其晚年，宣宗对道教长生成仙之说是深信不疑，酷好仙道，访道服丹。他听说罗浮山道士轩辕集善长摄生之道，遂派中使诏其赴京。大中十二年（858）春正月，“罗浮山人轩辕集至京师，上召入禁中，谓曰：‘先生遐寿而长生可致乎？’曰：‘彻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周给，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何必别求长生也。’”。但是，宣宗根本不听轩辕集的劝告，“竟饵太医李玄伯所治长年药，病渴且中燥，疽发背而崩”。

僖宗李儇（874—888在位），在他执政期间，其崇道活动是比较多的，最为典型的是企图仰仗“大圣祖”的威力来摧毁农民大起义。广明元年（880），黄巢入长安称齐帝，僖宗出逃凤翔，后又奔成都。在这期间，他一方面调派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则“犹资道力，俾殄枭巢”，祈求其“大圣祖”能“密垂神化，忽起浓云，或驱以阴风，或击以雷雹”，帮助他平息起义。为此，僖宗开始了一系列的崇道活动。中和三年（883），诏升亳州真源县为畿县，赐紫太清宫住持威仪道士吴崇玄、马含章、孙栖梧，赐吴崇玄“凝玄先生”号。又诏帝宗室李特立与道士李无为于成都青羊肆玄中观设醮，祈求“玄穹降祐，圣祖垂祥，将歼大盗之兵戈，永耀中兴之事业”。将玄中观改名青羊宫，修置殿堂，赐钱二百贯以收赎附近田地二顷，归宫所有。诏曰：“太上垂祥，青羊应现，礼宜崇饰，用答殊休。诸道州府紫极宫，宜委长吏如法修饰，仍选有科仪道士祭醮。”又令翰林学士乐朋龟撰《西川青羊宫碑铭》，敕西川节度使立之，颁示天下，“以表皇家承神仙之苗裔，感太上之灵贶，实万代之无穷也”。僖宗还召道士赵希越入宫，向其征询镇压黄巢起义和收复长安之计策，并命于内廷举行醮祭和祈祷。又多次派遣道士、朝臣于蜀中名山修灵宝道场，设周天大醮，开展了大量的崇道活动。直到唐哀帝李柷，已面临灭亡的最后时日，也不忘向“大圣祖”祈求庇佑，于天祐二年（905）修建太清宫，并将北邙山下的玄元观拆迁入城内，于清化坊取原昭明寺旧址建置太微宫，以更便于朝谒“大圣祖”。尽管如此，“大圣祖”还是未能将李唐王朝从被颠覆的深渊中救出。天祐四年（907），唐政权便被朱温取而代之。

安史之乱后，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形势。就道教而言，伴随着李唐王朝的日趋衰落也由盛而衰。但由于唐玄宗以后的统治者仍然奉行崇道政策，继续扶持道教，不断地给道教上层人物封官晋爵，馈赠财物，乃至延入宫闱侍奉，向其亲受法箓，以之为师，并不断兴建宫观，建立金碧辉煌的望仙台榭，发展道教徒。这一切，都促使道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恢复并继续发展。据杜光庭于僖宗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唐代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道书的数目，在隋代共1216卷，至唐玄宗开元中编修《三洞琼纲》时总为3744卷（一说为5700卷），至代宗大历（766—779）时及7000卷。从这些数字，可以从又一侧面看到唐代道教发展之状况。

五代十国是由唐末藩镇势力发展而形成的，是一个封建分裂割据的时代。从公元907年朱温取代李唐王朝，正式称帝为后梁太祖始，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赵宋王朝止，“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三四岁而亡”。当时的政局是“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然而，五代十国的帝王们仍因袭唐代之风，不少人也崇信道教，他们在战乱频仍、自身地位和命运尚且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仍奉行崇道政策，进行了许多崇道活动。例如：

后唐明宗李嗣源（926—933在位），鉴于“天下宫观，久失崇修”，为了“复我真宗”、“期上玄之福佑”，于天成（926—929）中曾大力修复道教宫观，四方凡有玄元皇帝宫殿处均整饰一新。又给上清宫崇道观重新制碑额。长兴四年（933），召道士20人于中兴殿修金箓醮，七日而罢。

后晋高祖石敬塘（936—942在位），据《旧五代史》称：他“慕黄老之教，乐清静之风”，“素尚玄元”。即位之初，便屡召道士张荐明，请问治国之道及宣讲《道德经》，并礼其为师。据《册府元龟》载：天福四年（939）九月辛卯，“召道士崇真大师张荐明锡以缯帛。……帝素尚玄元，御极之初，数数召见。帝问曰：‘道可以治世乎？’荐明对曰：‘道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揔两仪而称德，得之上者为道，得之中者为仁义，得之外者为礼智信，外而失之非人也。得其极者，尸居衽席之间以治天下，岂止乎世者也！’帝遂延入内殿，讲老氏《道德经》，……曰：‘道士讲《老子》，僧人受戒令，文有之不可轻也。’帝遂礼之为师，益加崇重。……帝繇是虚心致静，尊道贵德，故每一召见，多所颁赐”。天福五年（940）十一月，赐张荐明“通玄先生”号。又令“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据《古今图书集成》引《续文献通考》称：天福五年（940）、天福六年（941）天和节，两次给道释赐紫衣号者就多达126人。

后周世宗柴荣（954—959在位），即位后便大力推行崇道抑佛政策，采用强制手段大规模毁坏佛寺、佛像，削减僧尼人数，限制佛教的发展。在他即位后的第二年（955），便下诏说：“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近览诸州奏闻，继有缁徒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将隆教法，须辨否臧，宜举旧章，用革前弊。”总之，诏书对当时佛教的种种流弊作了痛斥，认为要革除这些流弊，就应从各方面加以严格限制，诸如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天下寺院非寺额者悉废之，禁止私度僧尼和禁止僧俗用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来幻惑流俗者等等。诏书还详细地列出如违反将受到何种处置的规定。如私自剃头者，即勒还俗，其本师主决重杖勒还俗，仍配役三年。寺院如果容受不能出家者，其本人及师主、三纲、知事僧尼、邻房同住僧，一并收捉禁勘，申奏取裁。总之，这次废佛，使天下寺院被废者共30336所，存者仅2469所，僧尼系籍者61200人，佛教再次受到严重打击。佛教方面称之为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法难事件之一。周世宗的这次废佛，虽然他在诏书中说是由于当时佛教出现种种弊端，需要清整，但根本仍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关于此，司马光《资治通鉴》说：“帝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欧阳修《新五代史》曰：“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对于周世宗毁佛像的决定，其臣下是有所顾忌的，但周世宗却向他们解释说“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以此打消臣下的顾虑，由此也可看到周世宗毁佛之动机和决心是多么的坚定。

对于道教，周世宗却表现出其崇奉之心。据《五代史补》载：“先是，世宗之在民间也，常梦神人以大伞见遗，色如郁金，加道经一卷，其后遂有天下。”这里似透露出其取得帝位，当与道教有某种关系。他当政后，宠信道士，对陈抟更加以优礼。显德二年（955）十一月，“帝召华山隐士真源陈抟，问以飞升、黄白之术，对曰：‘陛下为天子，当以治天下为务，安用此为！’”他称赞陈抟，说：“高谢人寰，栖心物外”，“而能远涉山涂，暂来城阙，浃旬延遇，弘益居多，白云暂住于帝乡，好爵难縻于达士”。打算拜为谏议大夫，陈抟固辞不受，因赐号“白云先生”，又赐以茶三十斤、帛五十匹。周世宗还十分关心新建道观的情况，据《册府元龟》载：显德六年（959）“二月，幸太清观，观所赐钟焉。先是于乾明门外新修太清观，既成，帝闻濮州有一钟，其声甚，每击之闻数十里，乃命徙之，以赐是观，至是故往观焉”。

除上述割据中原的五代帝王对道教都有不同程度的信奉外，十国的帝王中亦有不少道教的信奉者。现择其要者述之如下。

闽王王璘（初名延钧，926—936在位），颇好神仙之术，对道士陈守元极为信任，利用陈守元为其称帝造舆论，而陈守元则借宝皇尊神之命以迎合闽王之需。据史料载：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六月，“闽王延钧好神仙之术，道士陈守元、巫者徐彦林与盛韬共诱之作宝皇宫，极土木之盛，以守元为宫主”。十二月，“闽陈守元等称宝皇之命，谓闽王延钧曰：‘苟能避位受道，当为天子六十年。’延钧信之。……延钧避位受箓，道名玄锡”。延钧之子昶（原名继鹏，936—939在位），即位之后，对陈守元是更为宠信，拜为天师，赐号“洞真先生”，甚而“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守元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后晋天福四年（939）四月，“闽主用陈守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祀，求神丹。政无大小，皆林兴传宝皇命决之”。

前蜀王建（907—918在位）特别礼遇道士杜光庭。据《新五代史》载：从武成三年（910）至通正元年（916），不停地为杜光庭加官晋爵，先后拜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户部侍郎，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又命杜光庭为太子元膺之师。

王建死后，其子王衍（919—925在位）继位，是为后主。他大修宫殿，想方设法地过那种貌似神仙的生活，并仿效李唐王朝尊老子为圣祖的榜样，以图江山永固。于乾德五年（923）八月，受道箓于苑中，以杜光庭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自己之像及王衍像于其左右，还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像及唐诸帝，备法驾而朝之。为了过他想像中的那种神仙生活，于乾德三年（921）五月，令构筑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怡神之亭，飞鸾之阁，瑞兽之门。其土木之工，极尽奢侈精巧。王衍还时着道士衣冠酣饮于怡神亭，或穿云霞之衣游于青城山。咸康元年（925）九月，“帝奉太后、太妃祷青城山。宫人皆衣云霞之衣，帝自制《甘州曲》，令宫人唱之，其辞哀怨，闻者凄惨。又历丈人观、玄都观、丹景山金华宫，至德寺，朝上清宫，设醮祈福”。

吴国君主对于道教也是崇敬的。如吴王杨行密（902—919在位），宠信道士聂师道，尊为“问政先生”，为其建紫极宫以居（一作真元宫），并令其建醮于龙虎山。聂师道逝，追赠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

吴越武肃王钱镠（907—931在位），深慕道士闾丘方远的道德，亲往余杭大涤洞拜访，并为之筑室宇以安之，撰写《天柱观记》对其大加赞誉，曰：“妙有大师闾丘君灵芝异禀，皓鹤标奇，诞德星躔，披霓灵洞，朝修虔恳，科戒精严，实紫府之表仪，乃清都之辅弼。”“请上清道士闾丘方远与道众三十余人主张教迹，每年春秋四季为国焚修。镠特与创建殿堂，兼移基址。”钱镠还将道士钱朗迎至钱塘，以师礼事之。《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载：“昭宗世钱塘彭城王钱镠，慕朗得道长年，乃迎就钱塘，师事之。”忠懿王钱俶，也优礼道士。他命张契真“每三箓斋，俾总其事”，为道士朱霄外修建天台桐柏崇道观，筑室于上清阁西北用以收藏道经，并赐金银字经二百函及三清铜像。钱俶此举，在唐末五代经籍散逸之际，对道教的发展可说是裨益匪浅。

南唐烈祖李昪（937—943在位）、元宗李璟（943—961在位），也都崇信道教。他们父子二人都优礼道士王栖霞，据史料记载：“王栖霞，一名敬真，字元隐。……从道士聂师道传道法，已又居茅山，从邓启遐受《大洞经诀》。烈祖辅吴，召至金陵，馆于元真观。……栖霞常建醮上章，烈祖命筑坛达之。”为其加金印紫绶，号“玄博大师”。李璟继位后，又加号“贞素先生”。而且，烈祖李昪还饵丹药，最后因服丹药中毒而亡。以上事实说明，五代十国的封建统治者们，在兵荒马乱之中，尽管处于自顾不暇之境，但不少人对道教仍然崇信并加以扶持。他们尊宠道教徒，兴修宫观，收集散佚道书，命道士宣讲道经。这对于道教的维系和继续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道教本身在晚唐、五代十国期间的情况，从整体上来看是处于发展的低潮，唐武宗后，已是“真宫道宇，所在凋零，玉笈琅函，十无三二”。到五代十国时，由于兵祸连连，道教更是屡遭劫难。据孙夷中《三洞修道仪序》说：“五季之衰，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颓，岿然独存者唯亳州太清宫矣。次有北邙、阳台、阳辅、庆唐数观，尚有典刑；天台衡湘，豫章岳，不甚凌毁；山东及邻于扫地矣。”从南至北，道教都呈现出荒败之象：宫观毁坏，道士逃散，经书亡佚。然而，由于此时仍然有一些统治者在兵荒马乱中对道教表示尊崇，这对道教的维系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故在晚唐和五代十国时，仍然有一些著名道教学者致力于道教神话、理论、道术、斋醮科仪的研究和建设，为维护和加强道教的信仰作了不懈的努力，如杜光庭、闾丘方远、谭紫霄、彭晓等。

杜光庭（850—933），字宾至（一说圣宾），号东瀛子，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一说长安人，或括苍人）。唐懿宗咸通（860—874）中，应九经举不第，乃入天台山学道，“事天台道士应夷节”，习上清紫虚吞日月诸法。“郑畋荐之于朝，僖宗召见，赐以紫服象简，充麟德殿文章应制，为道门领袖”。唐僖宗中和元年（881），随僖宗入蜀，遂留居成都。后为前蜀王建所用，为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王衍立，受道箓于苑中，以其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晚年居青城山白云溪，逝后葬于清都观。杜光庭学识渊博，精通儒、道经典，他注重研究《道德经》，一生著述颇丰，收入《道藏》的就有20余种。他的著作，除各种斋忏科仪外，主要有《道德真经广圣义》、《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广成集》、《历代崇道记》、《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神仙感遇传》、《墉城集仙录》、《录异记》、《道教灵验记》、《道门科范大全集》、《太上黄箓斋仪》等等。这些著作涉及的方面极广，对道教经典、思想源流、历代帝王崇道、神仙怪异、洞天福地、道门科范、斋醮忏仪多有论述，是道教发展史上较有影响的一位人物，道门誉为：“词林万叶，学海千寻，扶宗立教，天下第一。”

杜光庭对道教建设的贡献，大致说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以往各种神化老子的传说系统化，竭力树立老君伟大而神圣的形象。他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以解“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内号也”，专列“释老君事迹、氏族、降生年代”，分为三十段，全面叙述了道教关于老子神奇的来历、神力、尊神的位统、世代的国师，以及不同凡响的降生等各种神话，使老子作为道、神、人三位一体的概念，更加系统、充实和明晰。他说：“老君生于无始，起于无因，为万道之先，元气之祖也。无光无象，无音无声，无色无绪，幽幽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弥纶无外，故称大道。大道之身，即老君也。万化之父母，自然之极尊也。”“老君乃天地之根本，万物莫不由之而生成。……天地得之以分判，日月因之以运行，四时得之以代谢，五行得之以相生。故于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亿万气之初，运玄元始三气而为天，上为三清三境，即始气为玉清境，元气为上清境，玄气为太清境是也。又以三清之气各生三气三境，合生九气为九天。……此之九天，各生三气，气为一天，合二十七天，通此九天，为三十六天。……既分诸天，即以三十六天滓阴之气，下为三十六地，每天立一天帝，每地立一地皇，七十二君同禀命于老君矣。……太上老君乃阴阳之主首，万神之帝君，元气之父母，天地之本根，先王之师匠，品物之魂魄。”

第二，对研究《道德经》的情况作了总结。他采摭众书之长，发扬唐玄宗御注宗旨，纂成《道德真经广圣义》50卷。在书中，一是论述了《道德经》产生的时代及历史背景问题；二是在对以往60家诠疏笺注《道德经》的内容进行比较考察，并概括了各家意向和宗旨之后，提出了自己对《道德经》主要内容的看法，具体列出了包括天道、神道和人道的38条，分别引经为证。不过，他在阐述时，对天道、神道略而不论，着重谈的是人道。其主要观点认为：“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经国理身之妙，莫不尽此也。昔葛玄仙公谓吴王孙权曰：‘《道德经》者，乃天地之至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神道焉。大无不包，细无不入，宜遵之焉。’”强调以无欲、无为、无事、谦下、守柔、积德、崇善去恶、曲己求全等，为理国治身的基本思想，表现出道教哲学的重要特点。而奉行《道德经》的重要性在于：“以自然为体，道德为用，修之者，于国则无为无事，自致太平；于身则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驾景，久视长生。于国失道德则必败亡，于身丧道德则致沦灭，故在乎上士勤人抱之为式也。”三是对以往诸家注解《道德经》作了历史总结，并进行了分析概括。在他总结的60家中，有道士、儒生、僧人、隐者、官吏及帝王，其中道士人数占了约2/3。总之，杜光庭的这个总结是非常珍贵的，使人们可以了解在他之前历代注解《道德经》的大概脉络。这样，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便成为道教理论建设上的一部承前启后之著作，在道教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第三，从神仙实有、仙道多途和历代崇道方面开展对道教信仰的宣传。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证仙道多途时，把那些在尘世积功累德、行善乐施、忠臣孝子、贞夫烈妇及心不忘道、勤苦独修之人，都纳入其行可感动太上、死后可以进入神仙之列。这对于道教传统的神仙思想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发展，使道教更加世俗化，也更利于道教的广泛传布和被人们接受。其叙述帝王崇道的事迹，神话和史实杂糅，其中既有一些可供参考的史料，也有不少虚构，而且这部分内容占多数。值得注意的内容，大约有这样一些：度道士始于周穆王、供老君神像始于汉武帝、击鼓集众始于晋初、道士赐紫始于唐初、宫观击木石鱼磬的由来等。杜光庭还编录了关于神仙住地的宗教神学地理集，不仅对当时道教知识的系统整理有重要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现已失传的资料。

第四，对斋醮科仪的修订。杜光庭修订的道门科教，署名收入《正统道藏》的就有十余部近二百卷，主要是关于金箓斋、黄箓斋、明真斋、神咒斋、阅箓仪、拜表仪等等仪礼规制。他还将传统的斋戒思想与道门戒律结合起来，设立了道场戒约，用以约束参与作道场的道士，从而保证道场斋仪的神圣性。他还在黄箓仪中增加了“谢恩醮”。正是因为此，南宋吕太古《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一《历代宗师略传·杜天师传》说：“尝谓道门科教，自汉天师、陆修静撰集以来，岁久废坠”，杜光庭“乃考真伪，条列始末，故天下羽，至今遵行”。

闾丘方远（？—902），字大方，舒州宿松（今属安徽）人。16岁时，通经史，随庐山陈元晤学《易》。29岁时，问大丹于香林左元泽，并诣仙都山隐真岩刘处静，学修真出世之术。34岁，受法箓于天台山玉霄宫叶藏质，得真文秘诀。唐昭宗景福二年（893），钱塘彭城王钱镠慕闾丘方远之道德，拜访于余杭大涤洞，筑室以安之。昭宗赐号妙有大师、玄同先生。闾丘方远将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节录为简明读本，取名为《太平经钞》。此举不仅适应当时人们在战乱中向往太平的需要，有利于《太平经》思想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此书可以看出已经散佚的《太平经》之全貌，故南唐沈汾《续仙传》谓：闾丘方远“诠《太平经》为三十篇，备尽枢要，其声名愈播于江淮间”。

谭峭（生卒年不详），字景升，泉州（今属福建）人。他虽出身世宦之家，但从小爱好黄老诸子及《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以及《茅君列仙传》等道书，后游终南、太白、太行、王屋、嵩、华、泰岳诸名山，师嵩山道士为师，得辟谷养气之术，居南岳炼丹服食，内养外炼均有成效。他在游历各地的过程中，深知民生之疾苦，撰作了《化书》。《化书》共六卷，分道、术、德、仁、食、俭六化。它主要是运用道教哲学思想和儒家伦理观念，以类推比附的手法，从事物的变化中阐述修道成仙的思想，探求社会治乱的因由，指出实现太平治世的道路。“化”是全书的核心，认为世间万事万物，每时每刻都莫不是处于变化之中，所谓“化化不间，由环之无穷”。该书不仅在社会历史观上有突出成就，而且在哲学思想、内丹理论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从北宋陈抟始，直到元代全真道十方丛林之规制，都将《化书》作为必读的经书。

彭晓（？—955），字秀川，自号真一子，永康（今四川崇庆西北）人。少好修炼。后来明经登第，做过金堂县令，主张以仁义修身治国。据说在做金堂县令时，遇异人得丹诀，修炼于飞鹤山。彭晓崇尚《参同契》，倡炼“金液还丹”，撰有阐述内丹学说的著作《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强调修身养性对修身延命的重要性，对后世《参同契》内丹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对道教内丹理论的建设有较大贡献。

这一时期，就道派的情况来看，仍以茅山宗的传系最为清楚明白。但是，其活动似乎是与南岳、天台山有密切关系，而作为祖庭的茅山，其道士的活动反倒不显。茅山宗的传系由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期间，凡传七代，是从第13代宗师李含光到第19代宗师王栖霞。因前已对李含光作过介绍，故这里就从第14代宗师至19代宗师的情况加以概略介绍。

第14代宗师韦景昭（693—785），丹阳延陵人。初度于延陵寻真观，师事包士荣，唯习灵宝斋法，后居长安肃明观。天宝（742—756）中，奉诏侍玄静先生李含光，居茅山紫阳观，从受经箓。

第15代宗师黄洞元（697—792），南岳人。早游茅山，为李含光师友，从受中黄服日之法。大历九年（774），徙居庐山紫霄峰，后返茅山，日诵《大洞真经》，嗣韦景昭之学。

第16代宗师孙智清（生卒年不详），不知为何地人，初师洞真先生黄洞元。会昌元年（841），武宗召修生神斋，敕建九层宝坛以行道，赐号“明玄先生”。

第17代宗师吴法通（824—907），润州丹阳人。明玄先生孙智清度为道士，尽得经法。僖宗于乾符二年（875），遣使受大洞箓，尊称为度师，赐号“希微先生”。

第18代宗师刘得常（生卒年不详），金陵人。17岁遇希微先生吴法通，执弟子礼，得其道，居紫阳观。据说其20年不出山门。

第19代宗师王栖霞（881—943），一名敬真，字玄隐。生于齐而长于鲁，七岁举神童及第。唐末，避乱南渡至寿春，从问政先生聂师道受道法。及至华阳，又从威仪邓启遐受大洞经诀。南唐李昪召至金陵，赐金印、紫绶，号“玄博大师”。

茅山宗自司马承祯居天台山传道起，出自司马承祯门下的弟子颇为活跃，出现了不少著名道士，他们不仅名于当时，且影响于后世，诸如应夷节、叶藏质、刘元靖、闾丘方远、聂师道、王栖霞等。再者，如杜光庭、谭峭等，都与其中多人有关系。因此，这一时期的道派仍以茅山宗为主流。

此外，还有许多不知传承关系的有名道士也相继出现，如施肩吾、吕洞宾、崔希范、彭晓等，他们对道教内炼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个时期，从道教修炼术方面来看，外丹黄白术呈衰退之势，而内炼学渐渐兴起。

道教经过初、盛唐发展高峰后，受安史之乱和中、晚唐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影响，其发展趋于低潮。但是，在一些统治者的崇道措施及一些道教学者的努力下，道教的理论方术、科仪建设均有所建树，在道教发展的低潮之中，又有前进的趋势，从而为北宋时期道教的再度兴盛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