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道教的高涨

第四节 北宋道教的高涨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国又归于统一。北宋的统治者继承了唐代儒、道、佛并用和对道教的崇奉、扶持政策，真宗和徽宗两帝统治期间是前后两个高潮。然而，这一政策的奠基者，乃是开国君主太祖和太宗两兄弟。

宋太祖赵匡胤（960—976在位），他在未做皇帝之前，便与道士有所交往。在夺取后周政权时，就曾利用符命为自己制造夺权舆论，特别是利用华山道士陈抟为他争取群众。他称帝以后，尽管倘在戎马倥偬的时日里，仍对道教的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不仅召见道士苏澄（隐）、王昭素等，亲自登门请教“治世养生之术”，为他们赐赠封号、财物，还召集京师道士对其学业进行考核，将品学不良者斥退出道门，以提高道士的素质；又对张陵以后道教的“寄褐”等陋习进行了整顿。所谓“寄褐”，是指住在宫观、着道士冠服，但并不奉教的人。宋太祖对此深恶痛绝，下令取缔。《燕翼诒谋录》说：“黄冠之教，始于汉张陵，故皆有妻孥，虽居宫观，而嫁娶生子与俗人不异。奉其教而诵经，则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诵经，惟假其冠服，则曰‘寄褐’，皆游惰无所业者，亦有凶岁无所给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大抵主首之亲故也。太祖皇帝深疾之，开宝五年（972）闰二月戊午，诏曰：‘末俗窃服冠裳，号为寄褐，杂居宫观者，一切禁断。道士不得畜养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又下诏禁私度道士，违者按刑律治罪。对于愿意出家之人，也有严格的规定，史载：开宝五年二月，太祖下诏曰：“今后不许私度”，“自今如愿入道者，须本师与本观知事同诣长吏，陈牒请给公验，方许披度”。这一切，对道教本身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太宗赵光义（976—998在位），不仅继续实行太祖对道教的政策，对道教的崇重远远超过了太祖。首先，在政治上崇尚黄老之治，对提倡无为自然、清静简易的黄老之道大加赞赏。他曾对近臣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朕当力行之。”其次，在崇重道教的具体行为方面，概略而言主要表现在：一是频繁召见道教徒，对黄白术、养生术相当感兴趣。在他统治期间，道士陈抟、丁少微、王怀隐、陈利用、郭恕先、张守真、张契真、赵自然、柴通玄等人，均以擅长某一道术而受到诏见、尊宠。二是不断地兴建宫观，对道教宫观予以经济上的优待。从现存史料看，太宗兴建宫观几乎是从其即位到病死都没有停止过，且所建宫观规模之宏大、耗资之巨，都是令人惊叹的。如：太平兴国七年（982）六月建成的灵仙观，总630区。端拱（988—989）间，诏于昭阳门内道北建上清宫、兴道坊宣祖旧第兴建洞真宫，两宫皆于至道元年（995）正月建成，前者总为1242区，后者有265区。至道二年（996）二月，诏免茅山九处道观3万亩水田田租。令金坛、句容两县籍入之岁，量供给外，余蓄藏，以备修葺及三元斋醮。三是崇奉道教尊神和大搞斋醮祭祀活动，扩大道教尊神的崇奉范围。如：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五月，诏修凤翔府北帝宫，于三年后建成，题额“上清太平宫”。宫中供奉的神灵就有：玉皇、三十二天帝、大游小游、五福四太一、紫微帝君、二十宿、七元、黑杀、灵官、童子、六丁神、岁星、辰星、天蓬、九曜、东斗、三官、玄武、十二辰、西斗、天曹、南斗等等。令常参官一人主宫事，选道士焚修，军士百人守卫。每年的三元、诞节、皇帝本命日，遣中使致醮。每当祀神之夜，太宗在京拜望。如果有水旱等灾害发生，或国家有大事，还会临时致祷。太宗还诏封黑杀神为“翊圣将军”、湫神普济王为“显圣王”。太宗进行的斋醮活动也相当多，现在，我们还能从《正统道藏》中看到太宗所制道教科仪颂词多首。此外，太宗还积极搜集道书，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等校正，删去重复，共得3737卷，写演后分赐宫观。正因为如此，太宗死后，翰林学士承旨吏部侍郎宋白上议，说太宗“肆赦释、老之教，崇奉为先。名山大川，灵踪圣境，仁祠仙宇，经之营之，致恭之诚广也”。从太宗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个说法是成立的。总之，经过宋初太祖与太宗的扶持，五代末“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颓”的局面遂得以改观，道教逐渐恢复，并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太祖和太宗为前导，到了真宗赵恒时，宋朝的崇道政策便被推向了第一个高潮。

宋真宗赵恒（998—1022在位）之时，赵宋王朝的统治已日益巩固，社会经济亦呈向上发展的势头，有唐代开元盛世之象。“澶渊之盟”的缔结，外部威胁也暂时缓和。史称：“宋至真宗之世，号为盛治，而得人亦多。”为了更好地利用道教为赵氏王朝服务，宋真宗用了较多的精力和财力来扶持道教，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制造天神降临、赐语及天书下降以维护赵宋王朝统治之类的神话，仿效唐代宗祖老子为圣祖，采取前蜀王衍的方式，从道教中另创了一个赵姓之神作为圣祖，重演唐皇室崇道的情景。关于制造神话之举，其实在宋初就已开始，宋太宗对此曾积极加以倡导。据《佛祖统纪》卷四四引《宋会要》说：“国初，有天神降于盩厔张守真家，自言玉帝之辅，奉上帝命，护卫宋朝，所言祸福皆验，守真遂为道士。至是（指太平兴国元年，即976），上召守真入见，陈立坛设醮之法，敕于琼林苑设周天大醮，遣起居舍人王龟从就终南山建上清太平宫以奉天神。上亲征太原，天神降言：‘宜设醮谢胜捷。’逾旬，王师奏捷，上遣使诣宫醮谢，其夕，降言曰：‘上帝诸天皆喜，国祚延永，过于有唐。’乃诏封天神为翊圣保德真君，赐守真崇元大师。自是公卿士庶诣宫祈叩，必降语告诫。”好道大臣王钦若撰《翊圣保德真君传》三卷，详述其始末，深得真宗赞赏，亲为该书题名作序。真宗赵恒不仅是这类神话的倡导者，也是这类神话的直接制造者。据《资治通鉴》卷二七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真宗召宰臣王旦、知枢密院士王钦若等人于崇政殿之西，绘声绘色地告诉说：“去年（1007）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朕方就寝，忽一室明朗，惊视之，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耒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接着，“蔬食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结彩坛九级，又雕木为舆，饰以金宝，恭伫神贶，虽越月，未敢罢去”。此后，便接到皇城司的禀报：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于是，真宗遣中使往视，见其帛长二丈许，缄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周，封口处隐隐有字，盖神人所谓天书。王旦等人听了真宗讲述之后，庆贺说：“陛下以至诚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己爱人，夙夜求治，以至殊邻修睦，犷俗请吏，干戈偃戢，年谷屡丰，皆陛下兢兢业业日谨一日所致也。臣等尝谓天道不远，必有昭报。今者神告先期，灵文果降，实彰上穹佑德之应。”皆再拜称万岁，即一同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命内侍周怀政、皇甫继明升屋对捧以降，王旦跪进，真宗再拜受书，置舆上，复与王旦等步导至道场，授知枢密院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启缄，命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词类似《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真宗能以孝道治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藏于金匮。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遣吏部尚书张齐贤等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及京城祠庙。大赦，改元大中祥符，百官并加恩，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诏东京赐酺五日，以二月一日为始。二月，以天书降，遣使告凤翔太平宫、亳州太清宫、舒州灵仙观。同年四月，天书又降于大内之功德阁。六月八日，又有天书降于泰山，中使捧诣阙，真宗备法驾诣殿拜受之后，仍命陈尧叟启封宣读。其文曰：“汝崇孝奉，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据《宋史·礼志》，事后真宗告诉群臣，此次天书降于泰山，也是那位神人在五月丙子夜即先告知于他。从种种迹象看，所谓天书下降事件，完全是真宗一手导演，并由诸近臣如王钦若等协同完成的。史称：“自天书议起，四方贡谀者日多，帝好之弥笃”，以致“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真宗又告诉辅臣说：他梦见原先降临的那位神人传玉帛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将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复梦神人传天尊言：“吾坐西，当斜设六位。”是日，即于延恩殿设道场。五鼓后，睹灵仙仪卫天尊至。天尊就座后，命真宗向前，对他说：“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言罢，即离座乘云而去。这就直接道出了所谓天书，乃是赵氏圣祖奉玉皇之命传授给他的，赵氏王朝应像李唐王朝恭奉老子那样来恭奉赵氏圣祖，这也是“玉皇之命”。宋真宗讲完了这些神话后，立即召王旦等至延恩殿，指示他们参观天尊降临之所，并以此布告天下。闰十月，真宗遂上圣祖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上帝”，圣母号曰“元天大圣后”，并下诏：“圣祖名上曰玄（元）、下曰朗，不得斥犯。”于是，一个道教神人、赵氏始祖便这样有名有姓地产生了。为了避赵玄朗之讳，大中祥符六年（1013）八月，又将老子的“太上玄元皇帝”称号改封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七年（1014）九月，尊上玉皇大帝圣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总之，通过这些神话的编纂和神灵的塑造，就将道教与赵宋王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

其次，兴修宫观，塑造神像，制定节日。由于天书下降，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便决定修建玉清昭应宫以供奉“天书”，并任命丁谓为修宫使、林特为副使，专致其事。据史载，修建此宫时，“广务雕镂之巧”，每天役使的军民达数万之众。该宫于大中祥符七年十月建成，总2610区，又特置玉清昭应宫使，令宰相王旦为之。此外，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月（一说为七月），又诏令天下并建天庆观。七年十二月，又于京城左承天门天书下降处建元符观。至于所谓赵氏“圣祖”，除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闰十月已决定以玉清昭应玉皇后殿为圣祖正殿、天下州府军监天庆观并增置圣祖殿之外，同时还改兖州曲阜县为仙源县，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以奉圣祖及圣母。同年十二月，决定在京城择地再新建一景灵宫以奉圣祖，以参知政事丁谓为修景灵宫使，权三司使林特副之，并置景灵宫使，以宰相向敏中为之。天禧二年（1018）闰四月，皇城又奉言有“灵泉”出京城拱圣营西南真武祠侧，疫疠者饮之多愈。于是，真宗即命于其地建祥源观。真宗在大力营修宫观的同时，又于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令建安军铸造玉皇、圣祖等神像。六年（1013）三月，这些神像铸成，即令丁谓为迎奉使，李宗谔副之，专程前往迎至玉清昭应宫，择日各升本殿。又下诏：凡圣像所经郡邑，减系囚死罪，流以下释之，升建安军为真州，熔范圣像之地特建仪真观。

第三，制订节日、敬神乐章和造作道书。真宗制定的节日主要有：（1）天庆节：正月三日，即天书下降于左承天门的日子。规定休假五天，两京及诸路州府军监前七日建道场设醮，断屠宰。节日期间，士庶特令宴乐，京师燃灯。（2）天贶节：六月六日，即天书下降于泰山的日子。令兖州及其余诸州皆建道场设醮，京师断屠宰，百官行香上清宫。（3）天祯节：四月一日，即天书下降于大内功德阁的日子。其庆祝活动内容的规定与天贶节相同。（4）先天节：七月一日，即圣祖赵玄朗下降的日子。（5）降圣节：十月二十四日，即圣祖赵元朗降临延恩殿的日子。规定在“先天节”和“降圣节”，两京诸州前七日建道场设醮。与这些活动相关，宋真宗还亲自制作有关朝拜圣祖、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以及斋醮道场所用请神和敬神的表章、青词、步虚词、乐章等。同时，还造作了一些道书，如令王饮若定《罗天大醮仪》十卷。

宋真宗所做的这一切，都和他利用道教来神化赵宋王朝的统治有关，而且是以天书下降、圣祖降临的神话闹剧为中心来进行的。通过这些与道教紧密结合的神话闹剧，给赵宋王朝抹上一层神圣的光彩，从而使道教可以更好地为其统治服务。

除上所述外，在对待道教的具体措施上，宋真宗亦有许多举措，主要有：召见道流的活动特别多，或赠诗，或赠送钱物，或赐名封号，或授以官爵，或为之兴建道观。诸如此类，史不绝书。当时有名的道士如赵自然、秦辨、赵抱一、贺兰棲真、柴通玄、郑荣、张无梦、王鼎、张正随等，均受到他的恩宠。例如，他在赠张无梦的歌中曰：“混元为教含醇精，视之无迹听无声。唯有达人臻此理，逍遥物外事沉冥。浮云舒卷绝常势，流水方圆靡定形。乘兴偶然辞涧户，谈真俄尔谒王庭。顺风已得闻宗旨，枕石还期适性情。玉帛簪缨非所重，长歌聊复宠归程。”充溢着对道教的崇拜和张无梦的赞美之情。举行大型教徒集会，于天禧三年（1019）八月，大会道、释于天安殿，建道场，参加者共1.3万余人。这种大型集会，成为宋徽宗时千道会的张本。对于道书的收集整理，真宗也相当重视，继太宗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道书的整理工作。他命王钦若领校道经，除张君房为著作佐郎，会道士十人，专修《道藏》，至天禧三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4565卷。张君房又撮其精要，辑成《云笈七签》122卷。此举对道教教理教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又继续对道教的陋习进行整顿，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诏令：“禁道士以亲属住宫观”，违者将加严惩。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真宗对于道教的神仙方药、养生术、外丹黄白术亦十分感兴趣。景德二年（1005），王钦若建议下诏将天皇、北极升在第一龛，曰：“此皆良史鸿儒所述，岂皆方士谬妄耶？”并以唐玄宗立九宫贵神之礼在宗庙之上的故事，说：“今若以方士为妄，即九宫之祀可废乎？”真宗对此表示同意，表明了祈望天皇、北极庇佑其能长生的心理。真宗也服食金丹，据《宋史》载：好道的夏侯峤于景德元年（1004）暴中风眩，真宗亟诏取金丹，尊酒饵之。

真宗赵恒大搞崇道活动、大修宫观等等，使“费造竟超，远近不胜其扰”，加之“自天禧以来，日侈一日”、“县官之费，数倍昔日”，“而上下始困于财矣”，这样“国用不足”的财政困乏局面更为严重。当真宗还在位时，朝臣中已有人对此提出了批评。孙奭当时即对真宗编织天书之事颇不以为然，说：“‘天何言哉’，岂有书也？”

仁宗赵祯（1023—1063在位）继位之后，遂将“天书”陪葬真宗，并在崇道方面进行了一定的节制。但是，他对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并无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朝飨玉清昭应宫、景灵宫的制度被承袭下来；宫观的兴造仍照常进行，西太一宫、会圣宫、集禧观、醴泉观等一批新宫观建造了起来；道场斋醮之事也甚为频繁；许多道士仍旧受到宠信，对张陵后嗣龙虎山道士张乾曜赐号“虚靖先生”（一作“澄素先生”），茅山道士朱自英赐号“观妙先生”、刘从善赐号“全素大师”、兰方赐号“养素先生”。仁宗还以力主崇道的王钦若为相，并在王钦若逝后，下诏为其塑像茅山，置于仙官之列。又将“圣祖神化金宝牌”分送各地，以加强“圣祖”崇拜。最为突出的是在进行祈雨、祷嗣时，都是在道教宫观进行。《茅山志》载：仁宗无嗣，“祷茅山求嗣”，韩降草祝辞。

英宗赵曙（1064—1067在位）由于在位时间极短，在崇道方面大体承袭旧制，没有什么特别举措。

神宗赵顼（1068—1085在位）继位后，以王安石为相，于熙宁（1068—1077）间实施全面变法。新法规定：原享有免役特权的僧、道户也必须依照户等交纳助役钱，一定程度上对道门经济利益有所损害。但是，神宗对道教还是有一些扶持举措，故道教在神宗时期还是有所发展。例如：他在熙宁四年（1071）十月，罢差役法，使民出钱募役，僧、道皆不例外；而在五年（1072）十二月，却下诏曰：“寺观奉圣祖及祖宗陵寝神御者赐役钱。”

神宗仍然修建宫观，为神灵封号，举行大型的祈禳道场。熙宁五年（1072），建中太一宫，并以亳州太清宫为模式，建中太一宫衣冠之制。元丰（1078—1085）间，建上清储祥宫，增建景灵宫。熙宁间，增加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元丰四年（1081）正月，诏江州庐山太平兴国观九天采访使者加号“九天采访应天保运真君”、蜀州青城丈人观九天丈人加号“九天丈人储福定命真君”。元丰元年（1078），命枢密直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孙永监修删润斋醮科仪。元丰三年（1080）七月，遣勾当御药院吴靖方于中太一宫真室殿建天皇九曜息灾祈福道场七昼夜。史载：“补道职，旧无试，元丰三年始差官考试，以《道德经》、《灵宝度人经》、《南华真经》等命题，仍试斋醮科仪祝读。”表明神宗还是关注道士宗教素质的提高。

哲宗赵煦（1086—1100在位）继位后，其朝政局面是新旧两党、两党内部各派间的党争不断，但对于道教仍是崇奉，但也没有特别之举。

徽宗赵佶（1101—1125在位）即位后，又形成了北宋的第二个崇道高潮，徽宗亦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道君皇帝”。他的崇道举措，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编造“天神下降”的神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据《续资治通鉴》载：徽宗还在藩邸时，即自称梦见“老君”告谕他说：“汝以宿命，当兴吾教。”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又宣称自己看见玉津园东有天神降临，并亲撰《天真降临示现记》颁示天下。四年（1114）夏至，又作《神应记》，并遣使奏告陵庙，诏示天下。徽宗对林灵素编造的“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己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这一套神话深信不疑，并授意道士林灵素于政和七年（1117）二月制造长生帝君之弟青华帝君夜降宣和殿之事。史载：“是时帝兴道教将十年，独思未有一厌服群下者。灵素因希旨造为青华帝君夜降宣和殿事，假帝诰天书云篆。帝乃会道士二千余人于上清宝箓宫，俾灵素宣谕其事。左街道录傅希烈等，皆作记上之。”同年四月，即指使道录院正式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他对道士们说：“朕夙昔惊惧，尚虑我教所订未周，卿等可上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他又说：“朕乃昊天上帝之子，为大霄帝君，睹中华被金狄之教，焚指炼臂，舍身以求正觉，朕甚悯焉。遂哀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这表明，徽宗已将佛教视为外教，道教为“正教”，因此，他必须“令天下归于正道”。这样，道教的地位得以大大提高，几乎成为国教。

第二，大兴宫观土木。徽宗为了发展道教，在国家财用匮乏的情况之下，不惜耗费巨资，大动土木，兴建宫观。突出的有：建中靖国元年（1101），修景灵西宫，仅到苏、湖二州采太湖石，就达4600枚。崇宁元年（1102）七月，为祈长生，祠荧惑，建长生宫于京师。大观元年（1107）九月，在宋太祖举兵反周的陈桥建显烈观。政和三年（1113）九月，在其出生地福宁殿东建玉清和阳宫，后因其自称为神霄玉清王下凡，于政和七年（1117）五月改宫名为玉清神霄宫。政和五年（1115）四月，于京师建葆真观。政和六年（1116）四月，在皇宫附近建上清宝箓宫，并于城上作复道使与皇宫相通，以便可以经常到那里做斋醮法事和授箓等。又铸神霄九鼎，以奉安于该宫神霄殿。同年九月，令天下洞天福地普遍修建宫观，塑造圣像。政和七年，令将全国天宁万寿观改建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仍于殿上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帝君圣像。凡是改建“不虔”或执行不力者，均先后受到惩治。如：知建昌陈并等因改建神霄宫不虔和科决道士，在重和元年（1118）三月，诏并勒停。知登州宗泽因坐建神霄宫不虔，于宣和元年（1119）三年，除名编管。宣和元年八月，京师神霄宫建成，徽宗亲撰编和书写《神霄玉清万寿宫记》，命京师神霄宫刻《记》为碑，以碑本赐天下摹勒立石。在宋徽宗的积极倡导下，“于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此外，在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间，还于茅山建元符万宁宫，龙虎山迁建上清观，增建靖通庵、灵宝观等。在宋徽宗的支持下，道教宫观的建设又进入了极盛时期。对于大建宫观，徽宗说：“朕祇奉三元，钦崇至道，每念灵承之重，庶臻可致之祥，凡在幅员，率兴观宇。”表露了其崇道之心。

第三，热衷于为神仙人物加封赐号和制定道教节日。徽宗十分信神，特别是崇信道教神仙，他说：“夫至诚必通，精修有感，事具存于奥典，仪昭著于真科。”他为了崇奉道教正神，于政和三年（1113），下令毁灭京师淫祠1038区。七年（1117）六月，再次下诏禁巫觋。而且，为维护神灵的威严，于政和六年（1116），诏“老君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并见于经传，今士庶多以为名，甚为渎侮。自今并令禁止，著于令”。宣和七年（1125）七月一日，又诏士庶不得以“天”、“王”、“君”、“圣”为名字。同时，又不断地为道教神仙人物加封赐号，政和六年（1116）九月，加封玉皇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仁体道昊天玉皇上帝”。政和七年（1117）五月，又上地祇徽号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祇”。宣和元年（1119）六月，诏封庄子为“微妙元通真君”、列子为“致虚观妙真君”。此外，对三茅兄弟（茅盈、茅固、茅衷）、张道陵、陆修静、陶弘景、翊圣、真武、关羽等，或赐“真人”、“真君”，或加封二字。并对岳渎、城隍、山神、龙神，以及江河神等神灵也大加封赐。徽宗制定的道教节日就有：天应节，即天神降临玉津园之日；贞元节（又称真元节），二月十五日，即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老子诞辰日；元成节，八月九日，即青华帝君生辰日。

第四，仿照朝廷官吏品秩，设立道阶、道职。据史料载：政和四年（1114）正月一日，“置道阶六字先生至额外鉴议品秩，比视中大夫至将仕郎，凡二十六等”。重和元年（1118）十月，“甲辰，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以拟待制、修撰、直阁之名”。道阶是一个虚衔，表示道士的品秩；道职是实际职务，管理道门公事。道阶中最高的是“金门羽客”，随身带金牌，可随时出入禁闼。道职最高的是“两府侍宸”，可兼管道门公事。为集中管理女道士，宣和三年（1121）七月，令三京置女道录、副道录一员，节镇置道正，正、副各一员，其余诸州置道正一员。

第五，对道士给予优宠，提高道士地位。徽宗多次诏令天下搜访晓道法、有道术的道士，从各方面给予优待。当时许多道士如刘混康、魏汉津、徐神翁、王仔昔、王老志、张虚白、王文卿、张继先、王允诚、林灵素等，均受到徽宗的亲切召问，给予他们各种封赐。其中，尤以林灵素的权势十分显赫，以至于“出入呵引，至与诸王争道”。而且，徽宗对女道士也是相当重视，他召见的女道士就有：虞仙姑、于仙姑、马仙姑、妙靖炼师陈琼玉等。徽宗为了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可说不遗余力。如大观元年（1107）二月，诏道士序位在僧上，女冠序位在尼上。政和三年（1113）十月，诏凡冬祀大礼及朝景灵宫，并以道士百人执威仪为前导。政和七年（1117）正月，令天下道士免阶墀迎接衙内，与郡官、监司相见，依长老法。宣和元年（1119）三月，令天下道观道士与监司、郡县官以客礼相见。其实，徽宗本人在接见道士时，也往往是以客礼相见，以致当时一些道教首领的实际地位已超出一般大臣之上。官吏们根本不敢得罪道士，据史载：应天、河南尹蔡居厚就因“初建神霄宫，度地汙下，为道士交诉，徙汝州”。“茅山道士刘混康以技进，赐号‘先生’。其徒倚为奸利，夺民苇场，强市庐舍，词讼至府，吏观望不敢治。”许多道士不仅授道官、道职，且享有俸禄，并得到政府施舍的大量财物和土地。据《续资治通鉴》载：重和元年（1118）十月，“癸卯，帝如上清宝箓宫，传度玉清神霄秘箓，会者八百人。时道士有俸，每一斋施，动获数十万；每一观，给田亦不下数百千顷”。由此可见，宋徽宗对待道士之优厚，道士地位之高。

第六，提倡学习道经，设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政和四年（1114）三月，诏：“诸路监司，每路通选宫观道士十人，遣发上京，赴左右街道录院讲习科道声赞规仪，候习熟遣还本处。”政和七年（1117）八月，徽宗根据宣和殿大学士蔡攸的建议，将《亢桑子》、《文子》列入国子学，与《庄》、《列》并行。同年十二月，亲改《老子道德经》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经》。他对《老子》一书推崇备至，不仅亲自作注，还于重和元年（1118）八月，同意知兖州王纯奏请，令学者治《御注道德经》，间于其中出题。同时，建道学，下诏云：“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书，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凡初入学者称为道徒，以后每年进行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分别授以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等名号，按官品的五品到九品拨放。又依儒学贡士法，学道之士可通过考试升为贡士，到京入辟雍学习，然后每三年参加“大比”，殿试合格者即为有道之士，可授予道官、道职。为了普及道经的学习，令道录院选择《道德经》数十部，先后镂板，颁之州郡。九月，诏太学、辟雍各置《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员。颁《御注道德经》，勒石神霄宫。不久，又因给事中赵野的奏请，规定：“诸州添置道学博士，择本州官兼充。”从徽宗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看，其目的是使儒、道合一，而且是很快就收到成效，到宣和二年（1120）正月，遂下令“罢道学，以儒道合而为一，不必别置道学也”。

第七，编修道教历史，访求道经，编修《道藏》。据《宋史·徽宗本纪》载：重和元年（1118）九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赐名《道史》”。该书的编写体例仿照《史记》、《汉书》等“正史”纪传体，分为纪、志、传三部分，只是无有按时间编排的《表》。《混元圣纪》载曰：“宣和三年（1121）十一月三日诏提举道录院：见修《道史》非可以常史论。自《史记》、《汉书》以来，体制有可采，当以为例。则《史表》一门，不须徒设。”关于其内容结构，又载曰：“《道纪》断自天地始分，以三清为首，三皇而下。帝王之得道者，以世次先后列于《纪》。为天地、宫府、品秩、舆服、符箓、仪范、禁律、修炼、丹石、灵文、宝书等十二志。男真自风后、力牧而下，女真自九灵元君而下，及凡臣庶之得道者，各以世次先后为《传》。”又谓《道史》直自龙汉（道教年号），止于五代；宋代部分则称为《道典》。总之，《道史》是我国官修的第一部全面叙述道教历史的巨著，可惜书已失传，令人遗憾。

崇宁（1102—1106）中，徽宗即下诏天下访求道教遗书，令道士校定。至崇宁、大观年间，大藏已增至5387卷。政和三年（1113）十二月，又“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编修《万寿道藏》。编成后，总540函、5481卷，送福州闽县镂板。刊镂完毕，即进板于东京。将全藏刊板，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北宋统治者的崇道，目的是为了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然而，正当徽宗崇道达到高潮的时候，金人已兵临城下，事实证明，所谓“世祚延永”，不过是一句骗人的空话。与唐代相似，这时的“圣祖”也不灵了，徽宗派人将所谓“神霄宝轮”送到全国的神霄宫去供奉，企图以镇四方之兵灾，但也无济于事。不久，这位自称天上神霄帝君下凡的“教主道君皇帝”连同他的儿子钦宗赵恒（1125—1127在位）及全家妇孺被金人“悉虏以去”。当他已成为金人阶下之囚时，仍常身着道袍，头戴逍遥巾，保持道士的装束。应当说，徽宗信仰道教、尊崇道教的思想始终未变。

就道教本身来看，北宋时期的道教是符箓科教道法特别兴盛，不仅统治者重视和支持，每逢重要事情都要请道士设醮建斋做道场，而且是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百姓也经常需要道士为他们做法事。总之，符箓科教道法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当时，符箓派中最有影响的名山是龙虎山、茅山和阁皂山，合称“三山符箓”，分别代表符箓道教的三种不同教法。其中，以龙虎山和茅山的影响为大。就道派而言，茅山的势力仍居首位，其组织严密、传系清楚、高道众多，与统治者的关系亦最为密切，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这一时期，茅山宗的传系为第20代至第27代宗师，介绍如下。

第20代宗师成延昭（911—990），字怀玉，润州金坛（今属江苏）人。初，诣紫阳观为王栖霞弟子。开宝八年（975），为茅山威仪兼升州道正。不久，辞还紫阳观，门人受学甚众。

第21代宗师蒋元吉（？—998），字吉甫，号碧虚子，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人。从冲虚先生成延昭受度，应诏居京师，后同还紫阳观。咸平元年（998）三月，以经箓授弟子万保冲后逝世。

第22代宗师万保冲（生卒年不详），字用玄，常州武进（今属江苏）人。初于腾仙观出家，后师事洞虚先生蒋元吉，得上清经法。景德（1004—1007）间，奉诏请祷，大应，赐号“冲素先生”。

第23代宗师朱自英（976—1029），字隐芝，句曲朱阳里（今属茅山地区）人。12岁出家，从玉晨观朱元吉（一作朱文吉）为道士，景德元年（1004）嗣教。景德四年（1007），奉诏为真宗祷嗣有验，赐号“国师”。明肃刘太后从其受大洞毕法箓，复赐号“观妙先生”。朱自英对道教经书和上清法箓有一定贡献，传有《上清大洞真经》六卷，并为之作序。

第24四代宗师毛奉柔（生卒年不详），建康句容（今属江苏）人。师事观妙先生朱自英。嘉祐八年（1064）十二月，以经法授刘混康，未几羽化。徽宗崇宁元年（1102），追赠号“通真明元先生”。

第25代宗师刘混康（1036—1108），字混康，另字志通，晋陵（今江苏常州）人。13岁，从常州泰和观汤含象受业。嘉祐五年（1060）五月，试经为道士；八年（1063），闻华阳毛宗师有道，遂往依。元祐元年（1086），为皇后孟氏治病有验，赐号“洞元通妙法师”。绍圣四年（1097），哲宗敕江宁府改所居潜神庵为元符观，别敕江宁府句容县三茅山经箓宗坛，与江西信州龙虎山、临江军阁皂山三山鼎峙，辅化皇图。徽宗时，亦屡召赴阙，获赐九老仙都君印剑，赐号加至“葆真观妙冲和”六字先生。卒后，特赠太中大夫，谥曰“静一”。

第26代宗师笪净之（1068—1113），字清远，金陵（今江苏南京）人。幼时即不茹荤，其父携至茅山，师事刘混康。徽宗崇宁四年（1105），赐号“宁静凝和法师”，兼领崇禧观。卒后，诏赠“冲隐先生”。受业弟子数十人。

第27代宗师徐希和（？—1127），字仲和，金陵溧水（今属江苏）人。其父敬慕笪净之，命侍奉之。跟随笪净之入朝，徽宗嘉其道才清素，敕就陛前为道士。笪净之逝后，奉徽宗亲笔之旨嗣教。政和四年（1114），召诣阙，赐丹台郎，转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宣和三年（1121），复召之，内廷建别馆处之；四年（1122），授太中大夫、凝神殿侍宸。请归，敕有司礼送。

除上述这些宗师外，茅山道士中还有不少在这一时期中十分著名的道士，诸如张绍英、武抱一、王筌、汤用明、沈若济、冯太申、陈希微、汤友成、杨希真、黄澄等，显示出茅山宗的实力之强。

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一系，唐代已见其活动踪迹，唐玄宗曾诏封张陵。至北宋，与北宋统治者的联系逐渐加强，宋真宗、仁宗、神宗、徽宗，都曾诏张天师后嗣入朝。从资料看，这一时期较为著名者为张正随、张乾曜和张继先。

张正随（生卒年不详），第22代天师张秉一之曾孙，字宝神。他为人质朴，岁以传度法信，救施贫乏，虽家贫而不顾。逝后，追赠“真静先生”号。

张乾曜（生卒年不详），字元光，张正随长子。《宋会要》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召信州道士张乾曜于京师上清宫，置坛传箓度人。”

张继先（生卒年不详），字遵正，号翛然子。他与北宋统治者的关系最为密切，徽宗于崇宁（1102—1106）以来，四次召其入京，令于内道场设醮，赐号“虚靖先生”，视秩中散大夫，并赐昆玉所刻“阳平治都功印”。又诏有司于京城之东为其修下院，赐额曰“崇道”。又赐缗钱修缮龙虎山上清宫，拨步口庄五万以饭其众，改赐“上清正一宫”额，并追封其父“先生”号。靖康二年（1127），应钦宗诏赴阙，行至泗州而逝。据说，张继先著有《大道歌》、《心说》传世。

此外，龙虎山道士如张继先弟子吴真阳、王道坚等，都受到北宋统治者的优待、赏识。政和六年（1116），下诏为吴真阳大其观，建玉皇殿，书其榜门曰“丹山赤水洞天”；授丹林郎，禁樵采，蠲田租。徽宗还于政和（1111—1117）间，诏王道坚赴阙，馆于太一宫，向其询问修炼延年之术。因当时正在校定《道藏》，制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参与校定道经。这一切均表明，龙虎山张天师一系在社会上的影响与日俱增，龙虎山正一派正在崛起。

阁皂山虽为三山符箓之一，但没有出现十分杰出的道士，与统治者的关系并不密切，只是活动于民间，例行为人设醮奏章、召神劾鬼而已。

这一时期，还有新的道派出现。一是以林灵素、王文卿二人为代表的神霄派，二是以饶洞天为代表的天心派。二派均为符箓道法别派，前者重五雷符，后者重三光符、黑煞符、天罡大圣符。均有道法书多种传于今。

林灵素（生卒年不详），本名林素（或灵噩），字岁昌（又作通叟），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宋史·方技·林灵素传》载：“少从浮屠学，苦其师笞骂，去为道士。善妖幻，往来淮、泗间，丐食僧寺，僧寺苦之。”这就是说，林灵素原本为僧，因不堪其师打骂，才转而为道士。而且，他在受宋徽宗优宠前，一直是落魄困窘。林灵素之际遇宋徽宗，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载：大观二年（1108）四月，徽宗诏求天下有道之士，刘混康以其名奏上，即遣使求之，不得。政和六年（1116）十月，左道录徐知常奏曰：“有温州道士林灵蘁在道院安下，言貌异常，累言神霄事，人莫能晓。尝作《神霄谣》题于壁，今录奏呈。”徽宗取文览读，皆神仙妙语，于是令徐知常引林灵素入见。林灵素见到徽宗，便向其大言神仙之事，谓：“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即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己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辅佐帝君之治。又谓蔡京为左元仙伯，王黼为文华吏，盛章、王革为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及诸巨阉皆为之名。贵妃刘氏方有宠，曰九华玉真安妃。”这一套神话，颇投徽宗心意，于是，御书改林素名为“灵素”，赐号“通真达灵先生”，又赐金牌，随时可进入禁中，并专门为其建通真宫以居。又令其删定道史、经箓、灵坛等事，尊为己师。旋又命天下皆建神霄万寿宫，于京师开神霄箓坛，“浸浸造为青华正书临坛，及火龙神剑夜降内宫之事，假帝诰、天书、云篆，务以欺世惑众。其说妄诞，不可究质，实无所能解。惟稍识五雷法，召呼风霆，间祷雨有小验而已”。林灵素所行神霄雷法，迷惑宋徽宗，时常至其居所，观看其施符水为人治病。当京城神霄宫建成后，徽宗率群臣庆贺游观，林灵素以“神霄一府总诸天”句对徽宗“宣德五门来万国”句，获得徽宗欢心。这样，徽宗乃“令吏民诣宫受神霄秘箓，朝士之嗜进者，亦靡然趋之。每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谓之千道会。帝设幄其侧，而灵素升高正坐，问者皆再拜以请。……其徒美衣玉食，几二万人。遂立道学，置郎、大夫十等，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以拟待制、修撰、直阁。始欲尽废释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称冠服”。政和七年（1117），高丽国进献青牛，林灵素为此作《青牛歌》一篇进奏，徽宗大悦。又撰《日月点纲录》进上，徽宗赐锓梓。

据《皇朝通鉴纪事》等书记载，从政和七年（1117）二月甲子日起，徽宗亲临上清宝箓宫，命林灵素讲玉清神霄王降生记和道经，听讲的道士就有二千余众。林灵素集九天秘书、龙章凤篆、九等雷法，集成玉篇进上。徽宗欲得雷书金经全部，收入《道藏》，求访不得。于是林灵素便假借玉华天尊奏告上帝，上帝遣玉女以印相授的名义，造天坛玉印、神霄嗣教宗师印、都管雷公印、天部霆司印各一，和《雷书》五部进奏。重和元年（1118），由林灵素安排通灵之事，谓徽宗为东华帝君，明节为紫虚玄灵夫人，王皇后为献花菩萨，太子为龟山罗汉尊者，蔡京为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洞大鬼头，童贯为飞天大鬼母，林灵素本人为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徐知常为东海巨蟾精。同年五月，赐林灵素为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元妙先生、视中大夫。九月，特授本品真官，免视法。十一月，赐冲和殿侍宸。至此，林灵素权势逼人，竟使朝廷为之升温州为应道军节度。在林灵素获得殊荣、权势熏天之时，道教也臻于极盛。据《宋史》载：林灵素“出入呵引，至与诸王争道，都人称曰：‘道家两府’”。

然而，林灵素的所作所为，亦引起百姓的不满。宣和（1119—1125）初，都城遭洪水袭击，徽宗遣他厌胜，当林灵素率徒步虚城上时，役夫争相举梃将击之。不仅如此，林灵素与蔡京等人的矛盾也非常大。据赵与时《林灵素传》说：“京师大旱，命灵素祈雨，未应，蔡京奏其妄。”至后来，他与皇室也产生矛盾。《宋史》说：“灵素在京师四年，恣横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敛避。太子入诉，帝怒，以为太虚大夫，斥还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几察之。端本廉得其居处过制罪，诏徙置楚州而已死。遗奏至，犹以侍从礼葬焉。”因触忤皇权而被斥之故里而死。林灵素究竟死于何时，具体时间不得而知，综合众多史料比较来看，是在宣和二年（1120）以后。

总之，宋徽宗政和间，林灵素备受尊宠，道教亦获得很高地位。据《清波杂志》说：宣和间，黄冠出入宫禁，号“金门羽客”，林灵素为之宗主，神霄雷法亦为世人所知。由于王文卿主要活动于南宋，故将在下面的章节中再介绍，这里略去。

天心派起于华盖山，本山有桥仙观，在抚州崇仁县（今属江西）。据邓有功《上清天心正法序》、元妙宗撰于政和六年（1116）的《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该派祖师为北宋太宗时人饶洞天。饶洞天（生卒年不详），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先为县吏，后因梦神人，遂名“洞天”。得《天心正法经》，能啸命风雷，役使神灵，救人利物，“于是四方慕道者凡数百人从游”。率弟子登华盖之巅，授以至道，“自兹正法流传矣”。饶洞天一系直传弟子先后有：朱冲素、游道首、邹贲、符天信、邓有功。

在道教理论方面，有许多著名道士诸如陈抟、贾善翔、张伯端、陈景元、张无梦等，他们从各个方面发展了道教理论，有的对道教内丹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促进道教内丹学的渐次兴起；有的对儒家士大夫及其理学的建立，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和作用。

陈抟（？—989），字图南，自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今安徽亳县境）人。其生平事迹和生年众说纷纭，是一位颇具神奇色彩的传奇性隐逸道士。陈抟著述甚丰，但大都亡佚，据现存资料所知，他的学术思想主要有易学、老学和内丹三个部分，其思想特征在于继承汉代以来的易学传统，将黄老清静无为观念、道教修炼方术与儒家修养、佛教禅理融为一体。在易学方面，他著有《龙图序》，是至今仅能见到的他论述易学的一篇短文。据史书记载，他的易学思想，包括《先天图》、《太极图》、《河图》、《洛书》的内容，其授受序列为：

《河图》、《洛书》：陈抟通过种放—李溉—许坚—范谔昌—刘牧；

《无极图》：陈抟得之于吕洞宾，刻于华山石壁，通过种放—穆修—周敦颐—二程（程颐、程颢）；

《先天图》：陈抟得之于麻衣道者，通过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

总之，陈抟的易学思想，通过授徒而得到传播，在宋代学术界大放异彩，对道学的兴起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老学思想，通过张无梦传给陈景元，也开出了光彩夺目的奇葩。

在内丹方面，陈抟著有《指玄篇》和《入室还丹诗》。现存《阴真君还丹歌注》，就是他讲解内丹修炼的著作，它根据天地方位、五行所属、阴阳交感、四时运转的道理，说明人身脏器部位、修炼的时机、方法和功效，认为“以身口为炉”、“以宫室为灶”，默心修炼，就可达到成为真仙的最高境界。在修炼内丹的实践上，他本人以睡功闻名于世。他对外丹方术作了批判，说：“世人多取五金八石，诸般草木烧之，要觅大还丹，岂不妄也。”总而言之，陈抟的思想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北宋时期的一批道学大师和道教理论家，大都直接或间接受其思想影响，因而陈抟不仅在道教史而且在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一定地位。

张无梦（生卒年不详），字灵隐，号鸿濛子，凤翔盩厔（今陕西周至）人。永嘉开元观道士，主要活动于宋真宗时期，师事陈抟，多得微旨。后游历天台、赤城，结庐琼台观十余年。以修炼内丹形于歌咏，集为《还元篇》。真宗闻其名，召对，为其讲解《还元篇》，赐饮，送之金帛皆不受，又赐“处士畅玄先生”号，亦不受。后归，有旨令台州给著作郎奉以老，隐于终南山鹤池。最后，抵金陵保宁寿宁佛舍，杜门不出。张无梦通《老》、《易》，有《琼台诗集》行于世，其思想特征是把《道德经》和《周易》运用于内丹修炼。

陈景元（？—1094），字太初，号碧虚子，建昌南城（今属江西）人。据说，陈景元因二位兄长先后夭亡，遂有方外之志。于庆历二年（1042），师事高邮天庆观道士韩知止，庆历三年（1043），试经度为道士。后别师游天台，遇张无梦，得其传授《老》、《庄》微旨。神宗闻其名，诏请设普天大醮，赐号“真靖大师”。熙宁五年（1072），进所注《道德经》，遂命为右街都监同签教门公事，累迁右街副道录。所居以道、儒、医书各为斋馆，四方学者从其游。陈景元著述有：《上清大洞真经玉诀音义》、《西升经集注》、《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碧虚子亲传直指》等。其《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盖摭诸家注疏之精华，而参以师传之秘，文义赅赡，道物兼明，发挥清静之宗，丕赞圣神之化”。近人蒙文通先生说：“唐代道家，颇重成（玄英）、李（荣）；而宋代则重陈景元，于征引者多，可以概见。”

张伯端（987—1082），字平叔，一名用成（诚），号紫阳，天台（今属浙江）人。他自己说：“仆幼亲善道，涉猎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靡不留心详究。”曾做过府吏，因怀疑婢女偷窃，其婢自杀而亡。后发现是自己冤枉了婢女，“因赋诗云：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万千千。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赋毕，纵火将所署案卷悉焚之，因按火烧文书律遣戍（岭南）”。至岭南后，被陆龙图收为随从，典机事，“至熙宁己酉岁（1069），因随龙图公入成都，以夙志不回，初诚愈格，遂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这个真人是谁，诸书说法不一，据学者们研究，认为极大可能是刘海蟾。于是，张伯端“乃改名用成（诚），字平叔，号紫阳”。熙宁八年（1075），作《悟真篇》。《悟真篇》为道教内丹丹法的主要经典，以诗词形式总结了北宋以前的内丹术，在道教史和道教修炼术上是一部承先启后的重要著作，与魏伯阳的《参同契》地位相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参同契》，道家并推为正宗。”张伯端认为：道、儒、释“教虽分三，道乃归一”，“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有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枢要，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又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这就是说，道、儒、释三家都讲的是性命之理、性命之道。然而，他认为独修任何一家之学，都是不圆满的，最好的就是“先以神仙命脉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遣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矣”。这也正是他写作《悟真篇》的指导思想。总之，《悟真篇》继承钟离权、吕洞宾“道佛双融”、“性命双修”之说，而又以“先命后性”为其特点，并对陈抟“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复归无极”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贾善翔（生卒年不详），字鸿举，蓬州（今属四川）人。好琴嗜酒，喜谈笑，默究修炼，任右街都监同签书教门公事，赐号“崇德悟真大师”。著有《太上出家传度仪》、《南华真经直音》、《犹龙传》和《高道传》，主要在道教人物、神仙传记以及科仪方面作出了贡献。

北宋时期，高道辈出，他们从不同的思想侧面反映了北宋道教理论发展的水平，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注重精神内修，特别是自神宗朝的张伯端所撰《悟真篇》传世之后，道教内丹学便呈蓬勃发展之势，不但成为道教修炼术的主流，其后的道教理论也多围绕内丹修炼而展开。

从道教修炼术方面来看，在唐代发展到极盛的外丹术，自北宋后便开始逐渐衰落。外丹，是指用炉鼎烧炼铅、汞等药物以制成一种人服用后可长生不老的丹药。它起源甚早，始称金丹，后为了与内丹相别，遂称外丹。炼制外丹的人认为，丹砂可反复变化，黄金不怕火烧，埋之永不腐朽，因此，人服用了丹砂和黄金炼成的丹药，即可长生不死。烧炼外丹常用的药物有金、银、铜、铅、锡、汞、石灰、钒石、芒硝、石炭、石棉、砒霜、朱砂、雄黄、雌黄、云母、曾青、硫磺、戎盐、硝石等，此外，还有很多草木药。金丹的种类名目繁多，如九鼎丹、太清神丹、九转丹等。烧炼方法有：炼（加热）、煅（高温加热）、养（低温加热）、炙（局部加热）、抽（蒸馏）、飞升（升华）、淋（过滤）、浇（冷却）、煮（加水加热）等。

炼制外丹，不仅需要很多药物，还要有炉鼎和其他工具，而且要花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既要有钱，又要有闲，一般人是无法涉足的，但这对于统治者来说却是轻而易举之事，不需自己劳力，只要给擅长此术的道士以钱物，自己就可获得服之可长生不死之丹药。故外丹术在统治者的提倡下于唐代发展到极盛，唐代的许多皇帝都热衷此道。当时许多道士如孙思邈、陈少微、金陵子、楚泽、沈知言等均是著名的炼丹家，而炼丹方面的著述也不少，孙思邈著有《大清丹经要诀》，陈少微著有《修伏灵砂妙诀》、《九还金丹妙诀》，张果著有《玉洞神丹砂真要诀》，梅彪著有《石药尔雅》等；还有许多不著撰写人姓名的炼丹著作，如《铅汞甲庚至宝集》、《黄帝九鼎神丹要诀》、《金石簿五九数诀》。然而，丹药的毒性很大，唐朝有六个皇帝据说都是因服食丹药中毒致死，社会上对丹药的斥责之声也相当强烈。正因如此，到唐末五代十国之时，外丹术始呈衰微之状，论著有《丹方鉴源》和《通玄秘术》。《丹方鉴源》对五代以前炼丹、黄白术的药物学成就进行了总结，《通玄秘术》则记述了唐末炼丹术用于医疗方面的丹方。北宋时期，从整体上看，论著大为减少，皇帝热衷此道的也不多，炼丹理论仍停滞在唐代成就的基础上，将丹药用于长生的目的，或服食致死的人已为数不多，说明此术已开始衰微。从现存资料看，这个时期的外丹术已转向其旁支——黄白术方向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以炼制丹药求长生的外丹术固然荒谬，但不可否认却是我国古代化学的主体，是我国现代化学的先驱，在医药、火药的发明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外丹术衰落之时，内丹术却悄然兴起。内丹是与外丹相对的一种内修方法，源于行气、导引、胎息等术。此术以人的身体为炉鼎，以身体内的精、气、神为药物，通过一定的方法使之于体内结丹，从而达到长生不死之目的。内丹之名，始于隋代道士苏元朗，他最早将魏伯阳《参同契》发掘出来，用以指导内丹实践。唐代致力于内丹修炼的道士有刘知古、施肩吾、崔希范、彭晓等，这时的内丹著作有：刘知古《日月玄枢论》，施肩吾《养生辨疑论》，张元德《丹论诀旨心鉴》，张果《太上九要心印妙经》、《大还丹契秘图》，陶植《还金术》，还阳子《大还丹金虎白龙论》，董师元《龙虎元旨》等。唐末五代，内丹术又有发展，实现了道教修炼由重五金八石的外丹术向重心性修炼的内丹术的大转变，其突出的代表为崔希范和彭晓。崔希范著有《入药镜》，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彭晓著有《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和《还丹内象金钥匙火龙水虎论》。到北宋，内丹术亦向前大大发展，陈抟、张伯端是内丹学的著名代表，他们阐述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功法，成为道教内丹的至要修炼法。张伯端除著《悟真篇》外，还有署其名的《金丹四百字》和《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要诀》，但很多研究者认为此二书皆为后人伪托。但是，不管怎么说，北宋不但专主内丹修炼的道士出现，逐渐形成了道派，而且符箓派道士也将内丹修炼与符箓结合。总而言之，往后内丹即成为道教的主要修炼术和道教理论阐发的核心。

内丹有许多名词、专用术语，有的从外丹术名词转来，有的则是内丹术独有的，在此，我们仅把最重要而常涉及的“精”、“气”、“神”和“性命双修”大致介绍一下。所谓精、气、神，作为人生命的要素，早在先秦时就受到诸子的重视，道教也以爱气、尊神、重精为长寿之要。内丹学以精、气、神为炼丹药物，称之为“三宝”。精，指人身水液中的精华，是一种具有生命活力的原始物质；气，指具有推动运转作用的生命能量；神，指精神。精的作用是化育，神的作用是觉知、主宰。陆西星《心印妙经注》谓：“灵明之觉之为神，充周运动之谓气，滋液润泽之谓精。以其分量而言，则神主宰制，气主作用，精主化生，各专其能。”这是关于精、气、神的一般说法。另外，也有把精、气、神分为先天与后天两种者。先天精、气、神为元精、元气（炁）、元神，后天精指淫媾之精及其他体液，后天气指口鼻呼吸之气，后天神指思虑之神。后天精、气、神属阴滓，不堪作内炼药物。也就是说，内炼药物只能是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但是，后天也是先天所生，非后天不能成就先天，先天为后天之体，后天为先天之用，所以，欲返先天，须从调理后天做起，而一旦返回先天，后天亦可精固、气足、神灵。性命本是儒学范畴，《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内丹家认为，性是指人的心性等精神方面的因素，命是指物质方面的气、元气等，所谓“性者是元神，命者是元气”，“气脉静而内蕴元神，则曰真性；神思静而中长元气，则曰真命”。内丹诸家皆强调性命二者不可分离，即“性无命不立，命无性不存”，“只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因而主张性命双修。在性命双修的次第、方式上，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主“先性后命”，从炼精化气入手，循序渐进至炼神阶段，再参合禅宗了彻性源。二是主“先性后命”，即先澄心遣欲，识心见性，然后再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修炼命功。三是主“性命一体，性主命从”，认为只要了性，自然就可了命，未必要专门去修命。

综上所述，表明道教在北宋统治者的扶持、崇信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旋即又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而告一段落。然而，道教于北宋时期所积淀的理论成就却被往后的道士所继承，翻开了道教史上的新篇章。

隋唐至北宋，道教与封建统治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积极利用、大力扶持，甚至是崇信，这对道教在各方面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它进入了道教发展史上的兴盛期。这个时期，在道教南北派别相互交融的基础上，茅山宗一直处于主流的地位，楼观道在隋唐之际也有较大的发展，而其教义方术亦颇受茅山宗的影响。又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推动，使道教在理论方面的发展尤为突出，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唐之孙思邈、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五代十国的杜光庭、彭晓、谭峭、闾丘方远，北宋时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贾善翔等，都是道教史上或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而且大多出自茅山宗。他们或者撰写论著以阐述自己的学说，或者通过整理、注释道经以发挥自己的思想，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在道教的教理、历史、修持方法和医学、药物学、养生学，以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诸多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其中许多著作不仅对当时道教思想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也有相当影响。特别是道教的“重玄”之学，经过隋唐诸多道教学者的阐发，建立起一套相当系统化的道教哲学体系，俨然形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对于推进当时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隋唐时代，道教的外丹术特别兴盛，著名的炼丹家和外丹经诀特别多，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特别大，故被称为道教外丹术的“黄金时代”。但是，在晚唐、五代后，以钟离权、吕洞宾、张伯端为代表的内丹思想有了较大发展，为南宋、金、元修炼内丹的道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