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宗及其支派——玄教

第三节 龙虎宗及其支派——玄教

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一系与元室的联系，是从忽必烈开始的。忽必烈当政后，注意力就从北方转向了南方，并于至元十一年（1274）决定大举伐宋。为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元室对江南道教的争取工作也就于此时加紧进行。江南道教，道派众多，高道也不少，且多属于符箓道派。这些符箓道派中，从北宋始张陵后嗣被皇室尊崇，多被召见，十二位嗣教者中，就有八位被赐封为“先生”，由他们统领的龙虎宗也就逐渐名显于世。然而，由于此时传统的“三山符箓”之一的茅山宗高道辈出，因而成为北宋道教的主流，但这种情况到南宋时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宋理宗于嘉熙三年（1239），命第35代天师张可大提举三山符箓，龙虎宗正式成为江南诸道派的统领，其社会影响大增。

正因为龙虎山天师一系是江南很有势力的道派，故天师道特别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关注，对历代天师的尊宠更是无以复加。宋代，宋皇室对传统三山符箓的恩宠、礼遇几乎不分轩轾，但到了元代，元室对龙虎山天师的礼遇和优待远远地超乎其他二派之上。据《元史·释老传》载：忽必烈在平定江南的至元十三年（1276），即召嗣汉第36代天师张宗演赴阙，“至则命廷臣郊劳，待以客礼。及见，语之曰：‘昔岁己未（1259），朕次鄂渚，尝令王一清往访卿父（第35代天师张宗演），卿父使报朕曰：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神仙之言，验于今矣。’因命坐，赐宴，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命主领江南道教，仍赐银印”。次年（1277），命醮于长春宫，“赐号演道灵应冲和真人，给二品银印，命主江南道教事。得自给牒度人为道士。路设道录司，州设道正司，县设威仪司，皆属焉。诏谕江南复宫观赋役，即京师创崇真万寿宫，敕弟子张留孙主之”。张宗演从元世祖那里得到了特殊的恩宠，即：一是从统治者那里正式获得天师头衔。虽然在这以前，民间及张陵后嗣都自称其嗣教人为天师，但从未被官方承认过；二是获得主领江南道教的权力。在南宋理宗时，也只是获得提举三山符箓之荣，而这次元世祖却将管理整个江南道教的重任委之，可见恩隆之深。世祖授予张宗演天师头衔和主领江南道教事的权力，从此就成为定制，被元代诸帝所承袭，直至元终。从张宗演始，经第37代天师张与棣、第38代天师张与材、第39代天师张嗣成、第40代天师张嗣德、第41代天师张正言，都受到当朝皇帝的隆渥，皆被封为天师、真人或大真人，主领三山符箓，掌领江南道教。龙虎宗获得了优越的发展条件，天师道龙虎宗的历史上纪录了空前显荣的篇章。

张宗演（约1244—1291），字世传，自号简斋，第35代天师张可大次子，19岁嗣教。他于至元十三年（1276）、至元十四年（1277）两次被召，赐封为36代天师、真人，命主江南道教事，然后还归龙虎山天师府。后来，又在至元十八年（1281）、二十五年（1288），“再入觐”。逝后，由其长子张与棣嗣教为第37代天师。

张与棣（？—1294），字国华，自号希微子。1291年嗣教。至元二十九年（1292）应召入觐，世祖忽必烈授其“体玄弘道广教真人”，管理江南诸路道教。成宗复召命醮于圆殿，又醮于长春宫。逝后，由其弟张与材嗣教为第38代天师。

张与材（？—1316），字国梁，自号广微子。张与材嗣教时，正当成宗铁穆耳登极，成宗对江南天师道十分重视，继续奉行忽必烈的崇道政策。元贞元年（1295），召见张与材于大明殿，加封张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静应显佑真君”，并赐予张与棣等13人玉圭各一。元贞二年（1296）正月，授张与材为“太素凝神广道真人”，管领江南诸路道教事。大德二年（1298），奉诏设醮于佑圣观，退海盐、盐官二州海潮。大德五年（1301），召见于上都幄殿。大德六年（1302），授银印，视二品。大德八年（1304），加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武宗至大（1308—1311）初，朝京师，赐金服玉冠，授金紫光禄大夫、留国公，加封为“太素凝神广道明德大真人”，领江南诸路道教事。仁宗即位，给银印，视一品。逝后，其子张嗣成嗣教，是为第39代天师。

张嗣成（？—1344），字次望，自号太玄子。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张与材逝，仁宗遣使至山命张嗣成主教事，并召入觐。四年（1317），制授“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主领三山符箓，掌江南诸路道教事。延祐七年（1320），奉命设醮禳盐官州海潮。泰定二年（1325），加授为“翊元玄德正一教主”，知集贤院道教事。文宗、惠帝累有加赐。逝后，由其弟张嗣德嗣教，是为第40代天师。

张嗣德（？—1352），号太乙子。他嗣教后九年，天下兵兴，命弟子募义勇守乡里。至正十三年（1353），制授“太乙明教广玄体道大真人”，主领三山符箓，掌江南道教事。逝后，由长子张正言嗣教，是为第41代天师。

张正言（？—1359），号东华子。他嗣教于元末兵兴之后，“时京道不通且二年余矣，江浙行省遣间使传，制授天师明诚凝道弘文广教大真人，主领三山符箓，掌江南道教事”。逝后，由其弟张正常嗣教，是为第42代天师。旋即，元统治结束。

综上所述，在蒙（元）统治者的优崇和授权下，有元一代的龙虎山天师不仅统领江南道教符箓各派的事务，而且在江南的全真道也受其管辖。江南各道派的事务，如宫观的赐额，道官、道职的任命，道官封号的赐予等等，皆须经过天师的首肯和向上转达。这样，龙虎宗逐渐成为南方道教的核心，其余符箓各派渐渐集合到它的周围，最后组成了道教发展末期的两大道派之一的正一派。

在元统治者的恩宠下，龙虎宗还形成了一个支派——玄教，它的创建人为张留孙。至元十三年（1276）四月，张留孙随张宗演应世祖忽必烈之召赴京城，至元十四年（1277），张宗演返回龙虎山，却将张留孙留在京师，获得元室的信宠，遂创立了玄教。

张留孙（1248—1321），字师汉，信州贵溪（今属江西）人。自幼学道于龙虎山上清宫，继又师李宗老，后游江浙间。至元十三年（1276），随张宗演赴阙，次年，张宗演返龙虎山，留下张留孙奉侍阙下。据史料载：“世祖尝亲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风雨暴至，众骇惧，留孙祷之立止。又尝次日月山，昭睿顺圣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孙请祷。”“若有神人献梦于后，遂愈。”于是，“上大喜，命为上卿，铸宝剑，镂其文曰‘大元赐张上卿’。敕两都各建崇真宫，朝夕从驾”。张留孙因祷雨和为皇太后祷疾有验而获得了元世祖的宠信。从此始，元室对张留孙的恩宠有增无已。至元十五年（1278），赐号玄教宗师，授道教都提点，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佩银印。至元十六年（1279），奏复宫观，令自别为籍。此后，更是“宠遇日隆，比于亲臣”，常奉命外出祠名山大川和到江南访求遗逸，又奉命给成宗、仁宗取名。而且，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还以卜筮解除世祖任用完泽为相的疑虑。这表明，元世祖对于张留孙并不是只将其作为一个道士看待，而是作为国政咨询的谋臣。世祖逝后，张留孙历经成宗、武宗、仁宗、英宗等朝，且宠信始终不衰，“朝廷有大谋议，必见谘问”，且给予的恩宠也是层层递进。如：成宗为张留孙加号为玄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追封其三代皆为魏国公，官阶品俱第一。武宗登极即召见，升为大真人，知集贤院，位大学士上，寻又加特进上卿。到仁宗延祐二年（1315），张留孙所得头衔多达43字，为：“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上卿，辅成赞代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也就是说，张留孙在几代皇帝的恩宠下，由道教都提点到玄教宗师、玄教大宗师；由上卿到特进上卿；由法师到真人、大真人；由知集贤院道教事，到领集贤院道教事、位大学士上，再加开府仪同三司。爵位由三品到二品，再到一品。既有勋号，又能实际职掌，其政治地位之高，管理道教权力之大，在当时道教诸派首领中绝无仅有。这样，张留孙就利用元世祖的赏识和留守京师为天师在京的合法代理人，皇恩日隆，政治地位稳固，道教权力日益增大的机会，陆续从江西龙虎山征调了许多道士到两京崇真宫，或委以京师教职，或派遣到江南各地管理道教事务。这些人出身龙虎山，有姓名可考者就有八十余人，又在各地发展了为数不少的教徒，他们成为张留孙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一个以张留孙为中心的龙虎宗支派逐渐形成。关于玄教之名，自它形成时就有了。虞集《陈真人道行碑》说：“开府公（张留孙）受知世祖皇帝，肇设玄教，身为大宗师，择可以受其传者，非奇材异质不与也。”张留孙说：“钦惟圣朝治尚清静，乃崇道家之言，谓之玄教，实始命臣典领。”至于玄教的教徒人数则无法弄清，但从其宫观遍布于江苏、江西、湖南、广东等地的情况来看，当是很可观的。总之，玄教的产生过程，具有不同于一般道派之特点，即它不是先在群众中宣传教义，吸收教徒，建立组织，再取得统治者的承认；而是相反，先得到王朝的信任，然后再派骨干发展徒众，建立组织。再者，它也不是从无到有吸收教徒，而是以龙虎宗为基础，从中选择骨干派往各地去发展组织。这就是说，玄教是从原有的龙虎宗内分化出来的支派，并不是一个新道派，正如陈垣先生所说：“玄教由正一教分出，实一教而二名。”

玄教有一套独特的组织机制，其最高首领为玄教大宗师，住大都崇真万寿宫，以玄教嗣师副之。又设崇真万寿宫提点一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设江、淮、荆、襄都提点一名，负责处理各路道教之事。在地方上，行省一级设都提点一名，路设道录一名，州设道正、道判，直接管理本州道教宫观。这样，玄教在与龙虎宗的关系上，一方面有其相对独立性，如玄教的掌教由“玺书”任命，大宗师印、剑为皇帝所赐，故在处理本派内部事务时，可以不听命于龙虎山天师；但另一方面，由于玄教首领和骨干大都出自龙虎宗，而历代天师又是主管江南道教的首领，故又要受其管辖，特别是在处理与江南其他道派相关的问题时，还需听命于天师。而玄教所传播的地域，主要在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等长江以南地区，与天师主领江南道教的区域完全一致。

玄教在元代虽然发展很大，却以政治上的显贵名于世，在道教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其教的宗旨，张留孙在临死前“召诸弟子曰：吾教以清静无为为本，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其宗旨也。今玄教特被宠遇五朝四十七年，尔徒见其盛也，其亦知吾之战战慄慄，至于今而后知，而后知其免夫。尚思恪恭乃事以报称朝廷，毋坠成规，则吾志也”。从这里可看出，在其宗旨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参政意识。其第二代宗师吴全节也说：“予平生以泯然无闻为深耻，每于国家政令之得失，人材之当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征，苟有可言者，未尝敢以外臣自诡而不尽心焉。”

在“以清静无为为本，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立教宗旨的指导下，向元皇室尽力效忠，玄教的掌教人积极参与元室的政治活动，尤以张留孙、吴全节二人最为突出。《玄教大宗师张公碑铭》说：张留孙“每进见，必陈说古今治乱成败之理，多所裨益。士大夫赖公荐扬致位尊显者数十百人，及以过失获谴，赖公救解，自贷于死者，亦如之”。吴全节也向元统治者推荐官吏，他在一次奉命祀岳渎返京觐见成宗时，就对成宗推荐过洛阳太守卢挚，说：“‘臣过洛阳，太守卢挚平易无为，而民以安靖。’……即日召拜集贤学士。”玄教的宗师及其弟子们，还先后奉命去江南访贤，为朝廷搜罗人才。《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说：张留孙于“（至元）十七年（1280），奉诏祠名山川，给驿马五十，令访遗逸以进。……回朝，以所见闻剡于上，上悉用之”。吴全节说：“大德九年（1305）夏，予奉旨搜贤。”张留孙的弟子王寿衍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延祐四年（1317）两次奉旨访求江南隐逸。他们还为元皇室处理全国道教事务献计献策，如：建议集贤院与翰林院由统一官署分为两院，由集贤院掌管提举学校，访求隐逸贤才，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等皆归之其下。又如，至元十八年（1281），全真道在与佛教的辩论中败北，面临全部道经典籍被焚毁的厄运，张留孙即密启太子真金，说：“黄老书汉帝遵守清静，尝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愿殿下敷奏。”太子真金果然以张留孙之言陈述于世祖，“上始悔悟，集儒臣论定所当传者，俾天下复崇其教”。“而醮祈禁祝亦不废”。英宗至治年间，全真掌教蓝道元因罪被黜，掌教缺人，泰定帝接受吴全节的推荐，“以汴梁朝元宫孙公履道主之”。可见，玄教首领及其道徒，至少从三个方面参与了元王朝的政治活动：一是参与全国宗教事务，二是访罗隐逸、举荐贤才，三是调解人事纠纷。这都表明玄教不仅有强烈的参政意识，而且有行动，深得元王朝统治者的信任，玄教能获得殊荣，政治地位显赫，历朝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始终不衰，就不是偶然的了。

玄教除以政治上的尊荣显贵卓立于有元一代外，还以思想上的儒学化、宗教内容上的杂采兼收为特点名于世。

从史料看，玄教思想上的儒学化是渊源有致的，袁桷说：“尝闻龙虎山尊崇吾圣人书，弦诵之声接于两庑。”就是说，龙虎山是有着习儒学的传统的，故玄教浓厚的儒学特点不是偶然的。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吴全节。史载：张留孙“每与廷臣议论，及奏对上前，及于儒者之事，必曰臣留孙之弟子全节深知儒学，可备顾问。是以武宗、仁宗之世，尝欲使返初服而置诸辅弼焉”。当时的大儒吴澄就对吴全节的儒学修养大为赞赏，说：“吴真人全节寄迹道家，游意儒术，明粹开豁，超出流俗。”不仅如此，他在至顺二年（1331）还向文宗推荐过当时世所罕知的陆九渊之学。据载：“进宋儒陆文安公九渊语录，世罕知陆氏之学，是以进之。”可见吴全节儒学修养之深厚。

道教本身的宗派界限不是壁垒分明的，相互间的思想、方术常相交融。玄教不仅兼融旧有的符箓各派的内容，而且也吸收新道派的内容。这种杂采兼收的特点，在其掌教到骨干们的身上都体现出来，如吴全节、夏文泳、陈日新、陈义高等人。吴全节从小学道龙虎山，对龙虎山传统的祈禳斋醮十分在行，“道家醮设之事，是其职掌，故于科教之方无所遗阙”。然他又从陈可复学雷法，向东华派首领林灵真学道法，向赵淇学金丹派南宗丹道。史曰：“授受雷法最著者，今玄教嗣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吴君其人也。”“凡弟子受道于公（林灵真）之门者，在州里不下百余人，在方外则天师门下高闲董公，宗师堂下闲闲吴公（吴全节）。”赵淇见吴全节“神气冲爽而有福德，可以受吾道。乃焚香密室，出其书以授之，则皆海蟾、玉溪之秘云”。夏文泳“三教九流之书，无所不读，而深明于儒先理学之旨。又尝受河图于隐者，有昔人未睹之秘，而于皇极经世之说，亦瞭然胸臆间。所至名山洞府，必穷探极讨，以广见闻。道法斋科，悉加订考折衷。下至医药卜筮，莫不精究其术”。在向陈可复学雷法方面，他的成就仅在吴全节之下。陈日新“道书丹经、大洞玉诀、灵宝、黄箓斋科等书，皆极精诣”，且“又能论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祸福寿夭奇中”。陈义高“胸中无固滞，学不劳而旁通百家，用于致雷雨、役鬼神，于卜筮推步俱有大过人者”。

玄教在元代共有过五任掌教。该教在掌教的嬗递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掌教传承制度。除第一任掌教由元世祖直接任命外，其后的几代掌教皆由前任掌教选定，并向皇帝推荐，由皇帝降“玺书”加以任命；下任掌教人选，不是现任掌教临终前才确定，而是早就确定的，有一个正式名称——“嗣师”。历届继任掌教在正式接任时，除须有皇帝任命的玺书外，还须以张留孙遗下的大宗师印和宝剑相承传。前已有述，张留孙在仁宗延祐三年（1316）已升为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领诸路道教事。在这一大串头衔中，除开府仪同三司为张留孙所独有外，其余的大体上是玄教的每任掌教都有的。这就是说，每任玄教掌教都会被封为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大真人、知集贤院、领诸路道教事，这些头衔成为玄教掌教的特有标志。

第一任掌教张留孙掌教44年，于元贞宗至治元年（1321）辞世后，就由吴全节接任为第二代掌教。

吴全节（1269—1346），字成重，号闲闲，饶州（今江西上饶）人。13岁入龙虎山学道，师事达观堂李宗老。又从雷思齐学《易》、《老》。至元二十四年（1287），张留孙征其入京，成为张留孙所倚重的大弟子。曾多次奉诏访求遗逸和祠祀岳渎。成宗即位后，奉敕每年侍从行幸，以及外出祠祀。元贞元年（1295），制授冲素崇道大法师、南岳提点。大德二年（1298），制授冲素崇道玄德法师、大都崇真万寿宫提点。大德十年（1306），制授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即位，制授玄教嗣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崇文弘道玄德真人，佩玄教嗣师印，视二品。至大三年（1310），封赠其祖为昭文馆大学士，封其父为司徒、饶国公，母为饶国夫人，名其所居之乡曰“荣禄”，里曰“具庆”，并奉命归乡荣其亲。至治二年（1322），嗣教为玄教掌教，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广化大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佩一品印。吴全节嗣教后，历经英宗、泰定帝、文宗、惠帝四朝，把玄教继续推向极盛，上则侍奉于皇帝左右，下则周旋于大臣显贵之间，而又与文人士大夫相交往。在掌教25年后，于至顺二年（1331）告老，至正六年（1346）逝。夏文泳接任为第三代掌教。

夏文泳（1277—1349），字明适，号紫清，信州贵溪（今属江西）人。16岁，学道龙虎山崇真院。大德四年（1300），张留孙征召其至京师，为张留孙亲近的弟子之一。大德八年（1304），受命“抚视诸道流于大江之南，比还，制授元道文德中和法师、（大都）崇真万寿宫提点”。仁宗皇庆元年（1312），特授元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赐银印，视二品。至顺二年（1331），吴全节告老时，请以夏文泳做嗣教宗师。惠宗至正六年（1346），正式继任掌教，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元成文正中和翊运大真人、总摄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他掌教四年，可谓是守成的一代。《夏公神道碑》曰：“公既登教席，一意精白以佐清净无为之治，综理庶务，悉遵前人成规，众咸安之。”张德隆接任为第四代掌教。

张德隆（生卒年不详），字元杰，号环溪，信州贵溪（今属江西）人。为张留孙从子。早年学道龙虎山，后被征召至京师，“从其伯父大宗师开府公及其所礼嗣师吴公居京师崇真万寿宫”，“数被上旨，函香代祀岳镇、海渎、汾阴、后土、龙虎、武当诸山”。至正九年（1349）嗣教，制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冲真明远玄静演教大真人、总摄江淮荆襄道教事、知集贤院道教事。夏文泳在将教权交付于张德隆时，说：“宗门教位，四传至汝，吾可无身后之虑矣！”不过，张德隆掌教时，已至元代末期，白莲教和红巾军相继起事，接着就是天下大乱，元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他也不可能对玄教有多大建树。他掌教至何时，不见记载。于有兴接任为第五代掌教。

于有兴（生卒年不详），他于何时嗣教，嗣教后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史无明载。据明王祎《马迹山紫府观碑》说：“（薛）公名廷凤，字朝阳，蚤学道龙虎山，故特进、玄教大宗师吴公之弟子，而今大宗师于公又其弟子。”学者们据一些零星材料研究，推测其大约在至正十四年（1354）或其前任掌教，至正十八年（1358）仍在掌教任中，但此时离元之亡仅十年，只能是最后一任掌教。而且，在玄教第三代掌教夏文泳时，就已是“守成”，至其第四、五代掌教时，因天下兵兴，恐怕连“守成”都谈不上了。玄教的兴盛及崇高的政治地位，亦随着元朝的灭亡而失去。

总之，玄教是元皇室对张留孙特殊恩宠下的产物，有元一代龙虎宗的活动都是以玄教为核心来进行的，张留孙等玄教掌教人，作为天师在京都的代理人，原本该由天师处理的许多事务，都由他们代为处理执行。虽说如此，玄教仍未脱离龙虎宗，所以，元朝灭亡后，由于朱元璋只承认龙虎宗张天师，玄教入明以后就不复存在，仍旧归宗于天师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