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第三节 道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支柱之一的道教文化，很早就随着中华民族对外的经济、文化交往，走向世界。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其影响之深是不可低估的。同时，它也传播到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中国道教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博大精深的体系，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受到尊重和仰慕。现在，国际上涌动着一股研究道教文化的热潮，对道教文化展开全方位的研究、探讨。研究者中，既有信徒，也有学者。

据1952年台湾《中华日报》编印的《世界要览》及台北“嗣汉天师府”驻海外办事处统计，海外道教活动场所及道士、信众分布情况为：北美洲设坛或庙54座，道教徒2.5万人。南美洲设坛或庙85座，道教徒2.7万人。大洋洲设坛或庙130座，道教徒9500人。欧洲设坛或庙98座，道教徒2.9万人。非洲设坛或庙54座，道教徒3400人。亚洲，日本设坛或庙12座，道教徒3400人；泰国设坛或庙9座，道教徒5200人；缅甸设坛或庙7座，道教徒2700人；印尼设坛或庙4座，道教徒820人；印度设坛或庙2座，道教徒120人；菲律宾设坛或庙58座，道教徒3.8万人；马来西亚设坛或庙135座，道教徒1.25万人；新加坡设坛或庙198座，道教徒2.7万人。台湾的“天师府”在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设有办事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各级道教协会及许多名山宫观，逐渐与国外道教界有了友好交往，如美国亚利桑那州中孚道院，纽约紫根阁、天后宫和应道观，夏威夷的太玄道观，加拿大多伦多蓬莱阁，法国巴黎挽云楼，新加坡金锻殿、混元道坛等，都与北京白云观和中国道教协会建立了交往关系。国外对道教文化有较深了解和研究的是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及韩国的一些学者和学术团体，他们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道教在日本的情况来看，据推测编集于7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就收有道教经典或与道教相关的书籍，诸如《老子化胡经》、《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圣化（记）经》、《本际经》、《太上灵宝经》、《消魔宝真安志经》、《三甲神符》、《三五禁法》、《太一经》、《黄帝注金匮经》、《黄帝龙首经》、《玄女经》、《龙虎上经》、《印书禹步》、《太清神丹经上篇》、《太清金液丹经》、《神仙服药食方经》、《调气导引》、《调气导引法》、《五岳仙方》、《延年秘录方》、《八素真经》、《素女经》、《三五神禁治病图》等63种。8世纪末，日本僧人空海入唐求法，回日本后撰写了《三教指归》，对儒、佛、道三教优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成书于712年的日本古籍《古事记》和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很明显地运用道教哲学思想为主旨来论述宇宙生成理论。由藤原明衡于11世纪撰成的《本朝文粹》，就载有于870年的春澄善绳和于879年去世的都良香关于“神仙”问对的文章，不仅大量运用描述道教仙境、道术的词语，而且还提及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青童君等。这些史料表明，至迟在唐朝时，道教文化已在日本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重视，对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在哲学、民俗、医学、神道等方面都有所体现。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才提出“日本的道教”的名称。

19世纪末，日本学者开始对道教文化研究发生兴趣，他们既对道教本身进行研究，也对道教传入日本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黑板胜美撰《我国古代的道教思想及道教》，推断以大和的田身岭、葛城山为中心的四周群峰上筑有道观，得出道教不仅作为一种文化思想，作为宗教教团也早就传到日本的结论。到明治、大正、昭和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道教文化研究者，他们是黑川真道、石谷斋藏、吉田东伍、冈崎清安、斋藤励、山本信哉、津田敬武、津田左右、西田直二郎、和迁哲郎、黑板胜美、竹内理山、铃本重光、小柳司气太、妻木直良、铃木由次郎、竹内义雄、那波利贞、美河纳、下出积舆、吉冈义丰、清原贞雄、福永光司、福井康顺、中村璋八、漥得忠等。这些学者并不只囿于从日本古文献中对道教进行研究，而且有许多人还来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同中国道教界、学术界接触，写出了不少颇具价值的学术论文、专著，受到世界学术界的注目。

1950年，为促进对道教、东方民族宗教及文化诸方面的研究，以研究宗教的学者为主，成立了“日本道教学会”，并创办了《东方宗教杂志》，著名学者酒井忠夫、福井康顺、秋月观暎、阿部肇一、今井宇三郎、金冈照光、穴泽长雄、石川忠久等都是其核心成员。现在，紧随这批老一辈学者之后，新起的研究者也不少，如蜂屋邦夫、中嶋隆藏、三浦国雄、麦谷邦夫、吉川忠夫、末木文美士、原田二郎、吉田纯等。近年来，日本学者到中国进行道教考察、进修、学术交流以及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人逐年增多，中日双方学者的互访、交流活动亦方兴未艾。

日本的宗教团体与中国道教界的交往也日渐密切，如日本阿含宗友好访华团在馆长桐山清雄的率领下，于1990年11月再度拜访了中国道教协会。桐山先生曾于1989年1月来到北京白云观拜访中国道教协会，为修复窝凤桥捐款。这次重访，不仅参拜了白云观各殿堂，而且还到中国道教学院参观访问。1991年5月，号称道教全真道龙门派弟子的早岛正雄道长，首次到北京白云观朝圣拜祖。他在日本先后开办了30多处道场，有信徒30多万，并撰写了《老子庄子事典》、《道家入门》、《不老回春法》等道教方面的专著。他表示要在日本建立一所白云观下院，要按照道教全真龙门派的仪范来武装信徒，还邀请中国道教学院与日本道教学院互访、交流。同年10月，在早岛正雄道长的率领下，由124名日本道教信徒组成的朝圣团，又来到白云观拜祖朝圣，白云观经师为他们举行了“祈福、消灾、延寿法会”，并向每一位日本道友赠送了道服、道巾、参访朝圣的证书。

就道教在朝鲜的情况来看，朝鲜何时有了道教的传入，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在3世纪左右，有的认为是在“三国时代”（按：指朝鲜的高句丽、百济、新罗时期）。但是，道教在唐高祖时已传入朝鲜应是确凿无疑的，而且对朝鲜社会产生的影响相当大，宝藏王就将道教看做治国的法宝之一。8—15世纪，朝鲜的士大夫及庶民阶层都热衷于道教，在文宗、肃宗、睿宗、仁宗、毅宗五朝，道教在朝鲜达到全盛，不仅修建了大型道观，而且还确立了道士制度和祭祀制度，并举行大规模的国家斋醮活动。此时，道教与朝鲜固有的桓固、桓雄和檀君王俭三神崇拜相结合，创立了道教在朝鲜的道统，三神被视为朝鲜道教的始祖。17世纪时，编者撰成了记录朝鲜道教道派传承的《海东传道录》，以及反映道士隐居生活的诗文集《青鹤集》。19世纪60年代，崔济愚在道教的基础上，并综合佛教和朝鲜民族信仰，创立“天道教”（原名“东学道”）。天道教在传播中，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在朝鲜社会产生极大影响。道教的炼丹术和服食等养生术也传到朝鲜，并逐渐形成了朝鲜的炼丹派和道教医学。

近年来，韩国学者也表现出对道教研究的强烈兴趣，从事道教研究或与道教相关问题探讨的学者越来越多，并成立了韩国道教学会、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韩国学者李能和撰有《韩国道教史》、《韩国巫俗史》等，车柱环撰有《韩国道教思想研究》，李成焕撰有《韩国朝鲜中期的关帝信仰》等。致力于对韩国受道家、道教影响这一领域的探索的学者，还有都珖淳、宗恒龙、梁银容等人，他们都撰写了一些专著和论文。

就道教在东南亚的情况来看，由于地域和历史的原因，东南亚各国的人口比例中，华裔和华侨占有相当大的部分，有的国家甚至主要以华裔为主。道教至迟于唐代就传入东南亚地区，直至今日，在东南亚各国的现实生活中，也可看到道教的影响。例如：道教的航海神“妈祖”，仍受崇奉。缅甸、泰国的信道者在每年立冬后、清明前，都要到云南省腾冲县云峰道观谒拜。1990年，新加坡道教总会成立。这一道教组织，是由近30座道观和道教团体组成，以协调新加坡道教团体为务的中央机构。1991年9月，该会应中国道教协会之邀，在总会主席陈国显的率领下，对北京、上海、浙江、江西等地的道观进行参访，陈国显主席还在江西天师府受箓。并表示，今后双方要加强交往，为弘扬道教文化共同多做工作。1991年9月，马来西亚茅山教五馆总坛的马来西亚道士，在李天师的带领下，回国参拜茅山祖庭，并在江西龙虎山受箓。

就道教在欧美的情况看，随着华侨进入欧美各国，道教也在这些国家中传播开来并产生影响。欧美各国的道教信仰者以华侨为主；本土居民中，道教信仰者和道教团体也有，但历史不长，人数不多。然而，对道教的养生、内丹修炼、武术等感兴趣者却不在少数。此外，对道教理论感兴趣，且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欧美学者也大有人在，近几十年中呈上升趋势。

欧美人士对中国道教的直接了解，进而对其展开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鸦片战争的结果，使中国的大门被迫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于是，许多基督教传教士接踵来到中国，他们利用传教的便利条件，在驻华外交官的帮助下，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开始对中国道教有了认识，撰写出了一批研究著述。如：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中国的宗教》、《道教经典》，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戴遂良的《道教》、《中国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的《中国的宗教》等。到20世纪60年代，逐渐形成了日本、法国、美国等三个道教研究中心，而在英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瑞士和加拿大等国也有不少研究者。

法国道教研究者中，早期代表人物为葛耐、马伯乐、石泰安、康德谟，后继者为施博尔。其中，康德谟是世界著名的中国宗教学权威人物，尤其精道教学研究，他是葛耐和马伯乐的高足。法国汉学家对中国宗教学作研究已有200余年历史。施博尔是当代法国最著名的道教学研究者，享有世界声誉。现任巴黎高等研究院第五高研院宗教组主任导师及主持道教文献馆工作，又为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执行秘书。他受教于康德谟，曾在台南居住七年，拜道士为师，修习正一科仪。他撰写了大量有关道教的著述，专著、论文多达近三十种。

美国的道教研究，虽说起步较晚，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其较为著名的道教研究代表人物有：韦尔奇、希文、斯特里克曼、萨梭、顾立雅、马瑟等人。韦尔奇被视为美国道教研究的开拓者，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希文专门研究中国文化史和科学，讲授中医治疗、宗教仪式疗法、巫术治疗和天文学、炼丹术。斯特里克曼为国际上著名的道教学者，侧重于六朝以前时期，其对茅山上清派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注目。萨梭曾在台湾从事道教与民俗方面的研究和调查工作，与新竹道士陈登云、钱彩枝交往颇深。他尽力收集道教科仪书法诀秘本，获庄、林、陈、吴诸家世传珍抄秘本，后由台北市成文出版社以《庄林续道藏》为名刊印出版，又由东京龙溪书舍以《道教秘诀集成》为名，刊出道教珍贵世传抄本数种，引起国际道教学者的重视。撰有道教论著近20种。马瑟为美国六朝思想研究名家、《世说新语》英译者，他对六朝时期的道教、佛教有极为深刻的见解。

此外，李约瑟为英国最著名的道教研究者。牛津大学的彼得龙教授从事道教研究，撰写了《宋代馆阁及家藏道书综录》。瑞士的霍曼教授也撰写了不少道教论著，德国的赛德尔从事早期道教研究。荷兰的佛教目录学权威舒克尔，近年来开始从事道教研究，并在罗马东方学院成立了道教研究小组。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教授、加拿大的冉云华教授都是著名的佛、道教研究者。

欧美学者对道教研究所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累累，所涉范围尤广。有的是前人已有所探讨但不深入领域，有的则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从未被涉足的领域。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对道教的认识也更为深刻，认识到：“道教与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密切相关，由于这个缘故，世界上研究道教的学者强调了道教对认识中国的重要性。”由于他们的努力，在道家、道教及相关的中国科技、宗教思想、对外文化交流、美学及政治经济领域等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研究成果。

欧美学者在考察道藏源流、编辑道教研究文献目录索引、道教经典的研究、道教斋醮科仪的研究、道教与儒释关系的研究、道教与民间宗教关系的研究、道教与艺术的研究、道教炼丹史研究、道教医药学的研究、道教现状的调查研究等方面，都做了不懈的努力和有益的探讨。他们不仅从文献、经典方面进行研究，而且还试图深入到秘传道教的研究中，并取得了一些成绩。而且，在他们的促进下，从1968年至今，已召开了数次国际性的道教研究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不仅议题广泛，有深度，且对于研究水平的提高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近年来，欧美道教学者加强了与中国道教界和学术界的交往、联系，前来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考察、学习的人士日益增多。我们相信，在中外道教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道教文化研究必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