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箓派统领和金丹派兴起
第一节 符箓派统领和金丹派兴起
北宋王朝在北方金国的强大军事攻击下，于1127年宣告灭亡，统一的中国再次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偏安于江南半壁河山的南宋小朝廷，其社会状况从总体上说，一直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民族矛盾较为尖锐复杂，经济状况也很不景气，人民饱受战火之苦，苛捐杂税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统治者需要借助宗教之力来维护其社会秩序，在老百姓中也同样有渴求宗教的需要。南宋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基本上与北宋统治者一致，但鉴于徽宗崇道亡国的教训，南宋朝廷再未出现过像北宋真宗、徽宗利用道教神化皇权及崇道抑佛的极端行为。
高宗赵构（1127—1162在位），即位伊始即对前朝极端崇道的弊端进行了纠偏，建炎元年（1127）五月庚寅，高宗下诏“罢天下神霄宫”；辛未，又诏“籍天下神霄宫钱谷充经费”。据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载：高宗于建炎初，敕命温州籍没林灵素家产。周密《癸亥杂识》载：“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落南者众，高宗乃有西北士大夫许占寺宇之命。”另外，南宋朝廷对道教的管理相当严格，建观、度道士出家皆由有司限定名额，并依北宋之制设各级道官管理道教事务，大宫观的提举由近臣充当。据《宋会要辑稿》载：绍兴二十年（1150），“道士止有万人”。《燕翼诒谋录》卷五云：“南渡以后，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为五百千，又增为七百千。然朝廷谨重爱惜，不轻出卖，往往持钱入行都，多方经营而后得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五《僧道士免丁钱》条说：自十五千至二千，凡九等，大率禅寺僧、宫观道士散众每丁二千，长老、知观、知事、法师有紫衣号者次第增钱，朝廷由此可岁入钱五十万。据道士杨至质《勿斋先生文集》卷一《太一宫清心斋谢陈提举》云：“当建、绍、乾、淳（高宗、孝宗朝）之际，多巢由园绮之臣，召对禁中，每谈经而论道，放还物外，且锡号以赐书。比年以来，此事俱废。”这一切表明，南宋王朝对道教确实是有所抑制的。
然而，由于此时国力羸弱，递受金人和蒙古人的侵袭，为力求保国延祚，消灾免难，更需求助于神灵的护佑，故高宗赵构仓皇南渡后，面临金军不断南侵的生死存亡关头，积极营延揽羽流，并常去宫观参拜。最典型的事例如下：一是他在战败之余、惊魂未定之时，即在钱塘修建了显庆观以处羽流。绍兴十七年（1147）又再度重修，并派人主管教门公事，复赐缗钱，为之置田产增广斋供之费。二是效宋真宗曾于京城和曲阜县修建景灵宫“以奉圣祖及圣祖母”的故事，建炎元年五月，在他即位之日，即下令筑景灵宫于江宁府，及定都临安（今杭州）之后，又于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在都城修建景灵宫用以奉安累朝神御。三是绍兴十四年（1144），在杭州西湖修建延祥观以奉四圣真君。四是绍兴十六年（1146），下令在全国各地广建报恩光孝观，以奉佑陵神御。五是绍兴十七年（1147）十月，“诏建太一宫于行在”。次年（1148），又增建明离殿，住宫道士每岁给粮五百斛，其后又诏市嘉兴田三十顷，以为道粮。六是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高宗以皇太后之命，调动军队修复临安洞霄宫，建昊天殿、钟楼、经阁。乾道二年（1166），高宗书《度人经》以赐。七是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修建三茅观，并派道士蔡大象专门管理观事。高宗还经常亲自召见道士，或赐钱物，或赠封号，或授官爵，或书写道经，当时的道士如谯定、姚平仲、刘居中、饶廷直、皇甫坦、张椿龄、唐广真、张守真等，均受到他的优待。为了尊崇道教，他还效法真宗，任命了许多大臣为宫观使或宫观提举。这一做法又为高宗以后诸帝所继承，贯穿于南宋的始终。
高宗后的孝宗赵眘（1163—1189在位）、光宗赵惇（1190—1194在位）、宁宗赵扩（1195—1224在位）等，皆继续奉行高宗时期的崇道政策。如：淳熙二年（1175），闽县报恩光孝观所藏《政和万寿道藏》送至临安，太一宫抄录一藏，待抄录完成之后，孝宗御书《琼章宝藏》以赐，并敕写录数藏，颁赐各大道观。孝宗以自己的形象为模式来造道教神像，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载说：“佑圣观，孝宗旧邸也。……淳熙三年（1176）初建，以奉佑圣真武灵应真君，十二月落成。或曰真武像，盖肖上御容也。”据《宋史·孝宗本纪》载：自佑圣观落成后，孝宗每年都要去参拜一次。据叶绍翁《四朝见闻录》卷三说：孝宗晓道教炼养术，“尤精内景”，并“时召山林修养者入内，置之高士寮，人因称之曰某高士”。光宗在位时间很短，他登极之后，急忙修建玉清昭应宫，规模务求宏大，工艺务求精湛，所用木材均用梗楠，且在盛夏动工，不惜耗费巨资，不顾劳民伤财。宁宗对道士张道清、包道成、张成果、王景温、张可大等均甚为宠爱，或赐封号，或赐以田庄、免其租役。他还亲自为显庆观题额，并命楼钥撰记立碑。嘉定二年（1209），他颁发《诰词》宣扬真武神威，并特封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
继宁宗之后的理宗赵昀（1225—1264在位）当政之时，蒙古已经统一了北方，并向南方步步逼近，南宋王朝已处于“疆土日蹙”、“国势阽危”之境。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他在崇奖理学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崇道措施。例如：给一些神仙人物和道派祖师加封，天师道祖师张道陵被封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靖应显佑真君”；封茅山派祖师大茅君茅盈为“太元妙道冲虚圣佑真君”，中茅君茅固为“定箓右禁至道冲静德佑真君”，三茅君茅衷为“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佑真君”；加封真武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福德衍庆仁济正烈真君”。与此同时，又给一些死去的重要道士追赠封号，如：道士张道清，生前曾受到光宗和宁宗的宠信，在他死后，理宗于绍定三年（1210），封其为“真牧普应真人”；道士杨淮得三五飞升呼雷术，驱役祷雨辄验，其逝后，赐号“清隐妙济披云杨真人”，创寺墓侧，肖像礼祀之。理宗对于当时的一些道派首领，也是或赐赠封号，或委以官职，以示崇敬。如：嘉熙三年（1239），召见第35代天师张可大，命其提举三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赐号“观妙先生”。对茅山道士易如刚特赐“妙宝先生”，清微派道士南毕道在理宗时曾出任官职，其弟子黄舜申于宝祐（1253—1258）中出任检阅，理宗亲自召见并御书“雷囦真人”以赠。神霄派道士莫月鼎，理宗也曾赠诗赞。女冠吴知古，也甚得理宗宠信，其侄吴子聪夤缘以进，得知教门事，势焰薰灼，以官爵为市，引起舆论的强烈不满。
理宗不顾民穷财乏，继续兴建和扩建宫观。淳祐十二年（1252），于临安建西太乙宫。宝祐三年（1255），扩建佑圣观，内侍董守臣逢迎其意，起梅堂、芙蓉阁、香兰亭，强夺民田，招权纳贿，无所不至，人以“董阎罗”目之。
理宗对于道书《太上感应篇》特别感兴趣。《太上感应篇》是根据道教经籍而编成的一部通俗劝善书，大概编成于北宋末，南宋初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它以“太上”规诫的方式，宣扬善恶报应，提出了数十条善恶标准。所谓恶行，主要指违背三纲五常的行为，诸如“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恚怒师傅，抵触父兄”，“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非礼而动，背理而行”等等。所谓善行，当然是符合三纲五常的行为，诸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等等。如果犯有恶行，司过之神就将“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如果行善，那就“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概而言之，《太上感应篇》利用神道设教的方式来贯彻它所宣扬的伦理道德法则，尤其以行恶遭祸减算、损害现世利益的说教来劝善止恶，这对注重现世利益，希求福寿的中国人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再者它文字浅显、通俗易懂，便于在大众中传播。这样，在南宋那种社会动荡激烈的情况下，非常符合当时人们的心态。宋理宗也正是看到了《太上感应篇》的社会功用，大力推崇，收拾人心，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于是，绍定六年（1233），在他的授意下，由太乙宫道士胡莹微负责刊印，理宗亲自书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列于卷首，并由名儒真德秀代作序、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将《太上感应篇》广为传播。后来道教劝善书的兴起，当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度宗赵禥（1265—1274在位）即位时，赵宋王朝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而度宗仍在宫中设内道场，给僧、道大量发放度牒。咸淳六年（1270）八月，蒙古军攻围襄樊甚急，宰臣贾似道仍“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作半间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宫人叶氏及倡尼有美色者为妾，日肆淫乐”。而道士安世通、徐道明、饶松等则在危亡的关头，以捍卫赵宋王朝为己任，置生死于度外，为之奔走呼号，最后甚至不惜以身殉国。他们斥责那些屈膝求荣的“士大夫皆酒缸饭囊，不明大义”。这些道士们的忠义行为自然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可歌可泣的一面，也是不容忽视的。从这里也反映了道教上层化以后与封建统治者的血肉联系。
在道教信仰上，南宋王朝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崔府君”、“四圣真君”——北极紫微大帝管辖下的天蓬、天猷、翊圣、真武四将，作为皇室的保护神而加以祠祀。关于崔府君，据《南渡录》说，高宗赵构作为人质从金营出逃的途中，假寐于磁州崔府君庙，梦神人告以追兵将至，以泥身护送他渡江而得以逃脱金人的追捕，这个神人就是崔府君。高宗回朝后，崔府君就受到特别尊崇，被敕封为“护国显应兴福普佑真君”，并在京城建“显应观”专祀。宋楼钥《攻媿集》载：“初置观于城南，寻徙于西湖之滨，分灵芝僧寺故基为之，祠宇宏丽，像设森严，长廊靓深，彩绘工致，铁骑戎卒，左出右旋，戈旗盖，势若飞动。敞西斋堂以挹湖山之秀，为崇祐馆以处羽衣之流，称其为大神之居。高宗脱屣万乗，尝同宪圣临幸，以丹垩故暗，赐金藻饰一新。”此后，孝宗赐匾，宁宗御题观额，理宗书《洞古经》赐以刻石。吴自牧《梦梁录》卷四载：每年六月初六日，为崔府君诞辰，“此日内廷差天使降香设醮，贵戚士庶多有献香化纸”。“四圣真君”也被南宋朝廷作为保护神而加以奉祀。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谓：延祥观，“绍兴十四年（1144）建，以奉四圣真君。初，靖康末，上自康邸北使，将就马，小婢招儿见四金甲神，各执弓剑以卫上，指示众人，皆云不见。显仁后闻之曰：‘我事四圣，香火甚谨，必其阴助。’及陷虏中，每夕夜深，必四十拜。及曹勋南归，后令奏上，宜加崇奉，以答景贶云。观今在西湖上，极壮丽，其像以沉香斫之，修缮之费皆出慈宁宫”。
此外，南宋朝廷还把历代朝廷崇祀的昊天上帝及北宋以来皇家奉祀的诸神祇，沿例加以崇祀，祭天祀神，成为定制。《梦梁录》卷一四“祠祀”条记载：南宋皇家之制，“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于宗阳宫斋殿，四立日祀十神太乙，祀于东西太乙宫……夏至日祭后土皇地祇，立夏祭荧惑，立秋祭白帝……立夏祭南方岳渎，立秋祭西方岳渎……”这些祈祀的目的在于“为苍生祈百谷于上穹”，“上祈国泰，下保民安”，企图借神力来维系其朝不保夕的统治。吕祖谦在《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二四说：“当维阳立国冰泮之上，上且行郊祀之典，支赏用钱二十万缗，金三百七十两，银十九万两，帛六十万匹，丝绵入十万两有奇。不能积缣以易胡人首，储金帛以养战士，而乃为无益之费，事无益之文！”吕祖谦此番话虽是针对高宗祠祀行为而发，但却明确地指出祈求神灵庇佑是于事无益的。
南宋道教是以符箓派为主。中国南方素为巫术发源之地，巫风盛行，正一、上清、灵宝三大符箓道派均以巫术为其重要思想渊源，而且都是以南方为发祥地和主要传播地区。符箓道教在南方民间流传甚广，而历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利用也主要在于其斋醮祈禳之术。符箓道教发展至南宋，门派众多，符法也是五花八门，不过它们却分别与三大传统符箓道派有很深的关系。旧有的龙虎山天师（正一）派、茅山上清派、阁皂山灵宝派这三山符箓传统道派中，此时以江西龙虎山正一派影响最大，上清派退居其次，阁皂山灵宝派最次。
龙虎山正一派，据《汉天师世家》、《龙虎山志》等资料，从南宋初第31代天师张时修到南宋末、元初之时的第36代天师张宗演等六代天师们，大多能以道法著称于世，在当时的社会上相当有威信，并得到南宋统治者的倚重。该派从北宋末第30代天师张继先始，吸收内丹术改进其传统的符箓道法，形成“正一雷法”，从而表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使正一道终成为官方所指定的道教诸派首领和统治者所倚重的道派，被视为“道教正宗”。例如：第32代天师张守贞（？—1176），于绍兴十年（1140）应诏治毗陵“树妖”及江涛冲决之灾，高宗召见，赐号“正应先生”。孝宗时，获赐“崇虚光妙正应真君”号和象牙简、宝剑及《清静》、《阴符》二经。第33代天师张景渊（？—1190），曾以咒术治愈孝宗之子魏王疾患，乾道（1165—1173）中，随父入朝，孝宗赐号“崇真太素冲道真君”。第34代天师张庆先（？—1209）嗣教后，留下了劾治张公洞井龙王的故事。第35代天师张可大（1217—1263）见重于理宗。端平（1234—1236）间，多次应诏行斋醮之事，劾治鄱阳湖水灾、钱塘江潮患、蝗灾，并应诏赴阙，重刊道藏经板。嘉熙三年（1239），获赐号“观妙先生”，敕命提举三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杭州龙翔宫。从此，正一派正式成为江南诸道派的统领。此时，正当元世祖忽必烈屯军于武昌，闻知张可大之名，元世祖乃遣使者秘密潜入龙虎山拜访，张可大对使者说：“善事尔主，二十年当混一天下。”第36代天师张宗演（？—1291），宋度宗咸淳（1265—1274）间，江西上饶郡遭遇旱灾，应守臣唐震之请祈雨有验。后际遇元世祖，为正一派在元代的鼎盛起了重大作用。
除以上这些天师外，南宋正一派著名道士还有不少，如王道坚、留用光、张希言、张闻诗、易如刚、毛允中、张道虚、薛应常等，他们不仅以道术高超闻于世，而且得到南宋统治者的看重和嘉奖。这些道士中，以留用光（1198—1206）最为有名。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衢州遭受旱灾，郡守请其祷雨，大应，奏之于朝，诏请赴阙，赐以道士冠服，御笔“行业清高精诚格天”八字以赐，前后制授左右街道录、杭州太乙宫都监，赐号“冲静先生”。宁宗庆元（1195—1200）、嘉定（1208—1224）间，因留用光之请，两度拨内库钱币修建龙虎山上清宫，诏免差役，又为甲乙观奏立长生局，许置庄田养活观中道众。逝后，宁宗赐香赙为其安葬。又如易如刚，宁宗嘉泰（1201—1204）间，制授茅山崇禧观左右监义，五迁至左右街道录、杭州太乙宫都监，赐号“通妙葆真先生”。张希言，第32代天师张守贞之孙，住持龙虎山演法观，敕授“冲妙大师”号，江州都道正，管辖余杭大涤洞霄宫。
总之，南宋正一派受南宋统治者礼遇甚隆。此时的正一派道士，虽然大多能以道法高超而显名于世，然著述却少，其著作主要为留用光弟子蒋叔舆编订的《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57卷。该著收录了自陆修静、张万福、杜光庭到李景祈、留用光所传黄箓斋仪，是一部重要的道教斋醮仪范著述。
茅山上清派，于南宋时在各道派中的地位虽已不及龙虎山正一派，然仍有一定的实力，其宗师中不乏以道行高超而见重于南宋皇帝者。据元代茅山第54代宗师刘大彬著的《茅山志》，这个时期，茅山共立15代宗师，从第28代至41代。他们是：
第28代宗师蒋景彻（？—1146），建炎初，金兵南下，焚烧元符宫，景彻独保经箓印剑，高宗赐金重建宫宇，命其嗣教。
第29代宗师李景合（？—1150），南渡之后，坛席典仪多有缺落，赖其润色，得以恢复。
第30代宗师李景映（？—1164），高宗累次敕召，皆以疾辞不起，即山中赐号“靖真先生”。
第31代宗师徐守经（？—1195），隆兴二年（1164）嗣教，朝中每有祈禳之事，辄遣使即山焚修。
第32代宗师秦汝达（？—1195），庆元元年（1195）嗣教，曾于光宗绍熙二年（1191）奉敕命修金箓斋，赐“明教先生”号。
第33代宗师邢汝嘉（？—1209），掌教前任京师太一宫高士、右街道录。
第34代宗师薛汝积（？—1214），嘉定六年（1213），宁宗皇后杨氏遣使赉香币诣山，为其受大洞经法，礼薛汝积为度师，并命修罗天大醮。
第35代宗师任元阜（1175—1239），宁宗召至京师修大醮，赐号“通灵先生”，后又召其于京师祷雨，又加号“至道”，赐象牙简、冠帔。
第36代宗师鲍志真（？—1251），家以岁疫送他进山为道士，嘉定七年（1214）嗣教，应赵葵之请设醮超度滁城战殁将士。
第37代宗师汤志道（？—1258），理宗淳祐五年（1245），应诏赴阙祷雨，诏住太乙宫，赏赐特厚。
第38代宗师蒋琮瑛（？—1282），理宗曾召入京中命祈晴，赐御书“上清宗坛圣德仁佑之殿、景福万年之殿”凡三榜，赐钱十万缗，命修缮茅山宫宇。
第39代宗师景元范（？—1262），理宗嘉熙（1237—1240）间，召为龙翔宫高士，迁左右街鉴义，后奉敕任上清宗师，理宗之谢皇后从其受大洞毕法，尊以师礼。
第40代宗师刘宗昶（生卒年不详），师事蒋宗瑛，朝廷累征不赴。
第41代宗师王志心（？—1273），开庆（1259）间，宦者董宋臣私于道士朱知常，欲私取印剑与朱知常。王志心诣阙揭发其事，宋度宗诏按法传宗，遂取四印剑还山，道众推其登坛掌教。
这一时期的茅山上清派宗师中，虽不乏道术高明者，然而，他们的素养（无论是就文化修养还是就政治活动能力而言）与前朝历代宗师相比较都大为逊色，不仅在参与上层统治者的政治生活中无佼佼者，而且擅长著述者也罕见，只有第38代宗师蒋琮瑛的《大洞玉经注》十卷。一般道士中，有萧应叟的《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内义》五卷，对教理教义有所阐述。
阁皂山灵宝派，以擅长于斋醮祭炼著称于世，主要活动于民间，其影响不及于正一派和上清派，且罕见有受皇室征召、赐封者。
南宋道教除上述三个传统道派外，其时出现了自称独得异传而别立宗派者，主要有：
神霄派。此派以传神霄雷法而得名，系从天师道演化而来，与上清派的关系也很深。神霄派自称其法出自天上神霄玉清府，北宋末在徽宗的扶植利用下，神霄雷法大行于世，神霄道士显赫至极。
神霄派的主要创始人王文卿（1093—1153），字予道，一说字述道，号冲和子，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得唐代道士火师汪君之传，获万雷总司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符法，可以驱使风、雨、雷、电，斩魔除妖。王文卿以此法击死妖狐、黑鲤，名声大震，四方来学者日不旋踵。徽宗闻之，于宣和四年（1122）遣侍宸董仲允充采访使，同本路监司、守臣具礼延聘，候送赴阙。既至，奏对玄化无为大道，徽宗大喜，赐馆于九阳总真宫。并令驱治宫中之祟，筑雷坛三层缚鬼，封“冲虚妙道先生”号。宣和七年（1125）七月，下诰文敕王文卿可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视朝请大夫、右文修撰。不久，又敕为凝神殿侍宸，后加同管辖九阳总真宫、提举司命府事。父王肇始赠承事郎，母江氏赠太宜人。又敕五日一次，佩金方符入大内诣宫阁咒水涤秽，除邪治病，讲明道德，遣中使黄瑶命其就广德宫行持南昌受炼司大法，拔度亡魂。以祈晴有功，十一月命赐诰，依前太素大夫、凝神殿侍宸再除两府侍宸、冲虚通妙先生，视太中大夫、特进徽猷阁待制，主管教门公事。从此，神霄雷法遂大行于世，形成神霄派。靖康元年（1126）四月，王文卿奏乞还家侍母，得到允许。进入南宋，大概是由于高宗对神霄派林灵素一系进行了严厉惩治，故王文卿不再与朝廷有什么关系。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灵惠冲虚通妙真君王侍宸记》云：“其在家乡，既老，而得其传者则新城高子羽，授之临江徐次举，以次至金溪聂天锡，其后得其传而最显者曰临川谭悟真，人不敢称其名，但谓之谭五雷。”综合其他资料来看，王文卿在南渡后，主要在其家乡江西一带传法，在民间也以雷法名，传人不绝于缕，多是家居之人。
与王文卿同时或稍后，传神霄雷法者甚多，诸如天师道之张继先、上清派之刘混康、金丹派南宗之陈楠，皆得神霄雷法之传。受徽宗倚重的林灵素，也传神霄雷法。明代张宇初《道门十规》说：“神霄自汪、王二师而下，则有张、李、白、萨、潘、杨、唐、莫诸师，恢弘犹至。”南宋以后，以王文卿之传特别兴盛，其门徒众多，得其传授者有邹铁壁、莫月鼎、高子羽、徐次举等，均望重当代，为道法所宗。
神霄雷法系以融合内丹与符箓为特色，主张内炼为外用符箓之本，强调祈禳灵验的关键在于运用自身的元神。王文卿《五雷大法序》说：“以我元命之神，召彼虚无之神；以我本身之炁，合彼虚无之炁，加之步罡诀目，秘咒灵符，斡动化机，若合符契。运雷霆于掌上，包天地于身中，曰旸而旸，曰雨而雨，故感应速如影响。”就是说，修炼自身元神，使自己身体内的阴阳五行之炁相互交感，达到人天一体的境界，便能感通身外天地间的阴阳五行之气及主掌阴阳五行之气之神，就能获得召神遣将，祈晴祷雨，治病消灾的神通。邹铁壁《雷霆妙契》述王文卿所传《雷法秘旨》说：“有心感神，神反不应，无心之感，其应如响。……但无妄念，一片真心，不知不识，心与雷神，混然如一，我即雷神，雷神即我，随我所应，应无不可。”萨守坚《雷说》谓：“千变万化，千态万状，种种皆心内物。”也就是说，“真心”是作法感神的关键。总之，神霄雷法不仅包含传统符箓派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对内丹学说的吸收。神霄雷法在后来出现支派繁衍、驳杂混乱的情形，“凡天雷酆岳之文，各相师授，或一将而数派不同，或一派而符咒亦异，以是讹舛失真、隐真出伪者多，因而互生谤惑”。然而，这也反映了神霄雷法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今据有关资料，择其要者，将其传系列表于下：
清微派。南宋社会还流传着一种“清微雷法”，渐渐自成一派。它主要由上萨清守派坚衍化而来，自谓其符箓出自清微天元始天尊，故以清微为名，奉唐昭宗（889—904在位）时的女道士祖舒为本派祖师。从南宋理宗（1225—1264在位）时的南毕道始，并经他的弟子黄舜申发扬光大，该派渐至兴盛。张宇初《道门十规》说：“凡符章经道斋法、雷法之文，率多黄师所衍。”
黄舜申（1224—？），号雷渊，福建建宁（今建瓯）人，出身闽中世家，少通经史，侍父于文西幕府，遇南毕道受清微雷法，渐以善祈禳而名闻于闽浙一带。南宋理宗宝祐（1253—1258）间曾任检阅，兼行祈禳于京师，以雷法闻名，理宗召见，赐号“雷囦真人”。黄舜申首次将清微法编辑成书，传之于世，为清微派作出了贡献。他的门徒很多，后分为南北两支，北支以湖北武当山为中心，张道贵为首；南支以福建建宁为中心，熊道辉为首。清微派的传系为：
清微派与神霄派类似，也是以内炼为本，外用符箓为末。内炼强调保养身心，不怠不劳，无思无虑，不为喜怒哀乐所动，心与道合是作法的根本，保持“父母生前一点灵光”，弃除一切妄念，是清微派祈祷用法的关键。《道法会元·清微梵炁灵文》说：“凡行持之际，先净口心身，要内外一尘不着，清静圆明，身心与虚空等。然我即天地，天地即我，相忘与彼我之间，诵咒若空中琅琅然有声，所召立至，所祷立通。”清静圆明之心与道契合，便发为符法中所谓的雷霆。《道法会元》卷一《清微道法枢纽·法序》说：“当知法本真空，性源澄湛，了一心而通万法，则万法无不具于一心。……天地五雷人本均有，是性无不备矣。”《清微丹诀》说：“我禀阴阳二炁，出则轰天震地，神归山岳摧崩，煞去精邪粉碎。”这些与神霄派之说如同一辙。故《清微神烈秘法》卷首《雷奥秘论》说：“且清微法者，即神霄异名也。”
天心正法派。此派系由天师道衍化而来，以传天心正法而得名。南宋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四三说：“自汉天师宏正一之宗，而天心正法出焉。”所谓天心正法，其实也就是雷法的一种，据《上清北极天心正法序》说，天心正法乃太上老君降鹤鸣山以授张道陵天师，有天罡大圣、黑煞、三光三符。该书又称，自张陵之后，历魏晋之变迁，经南北之分治，天心正法已散失沦落，不可稽考。据宋邓有功编的《上清天心正法》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临川饶洞天掘地得《天心秘式》一部，名之曰“正法”，并访五代道士谭紫霄受学，饶洞天因之成为“天心初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三《谭紫霄传》称：“今言天心正法者，皆祖于紫霄。”南宋人洪迈《夷坚志》记述行天心正法驱邪治鬼事甚多，南宋社会上行此法者颇众，其中以路时中最为著名，士大夫呼之为“路真官”。至嘉定（1208—1224）时，又有雷时中（1221—1295）以行天心正法著名。雷时中，字可权，号默庵，祖籍江西，迁居于武昌金牛镇，自号双桥老人。本儒士出身，据称遇路时中下降，传其“天心正法秘要”，乃于武昌金牛镇置坛，广收徒众，加以发扬，天心正法遂大行于世。每开度弟子，化导世人，则教以精心诵经，要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博采儒、释二家之学归于一家。著有《心法序要》、《道法直指》、《原道歌》等。《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雷默庵传》谓：雷默庵“弟子数千人，分东南、西蜀两派。首度卢、李二宗师及南康查泰宇，由是卢、李之道行于西蜀，泰宇之道行乎东南”。
天心正法强调作法者须内修，内外相合，其法才灵验。路时中所编《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说：“道在我身，得其要旨修之，久则可成真。吾之真元既成，将有余而补不足，所以莫非法也。”作法时，“使内炁以合外炁，外神以符内神，则一瞬之间报应如响矣”。至雷时中，特重《度人经》，“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东华派。此派系由灵宝派衍化而来，两宋间，宁全真（1101—1181）始倡之。宁全真，字本立，开封人。曾从田思真和仙人任子光受教，得东华、灵宝二派法箓之传，遂将二系教法合而为一，从此，道业大进，以斋醮祈祷之术行化于南方，以善通真达灵而名震京师。绍兴二十八年（1158），金国完颜亮南侵，高宗特旨召其入殿廷，命奏章于天地，祈求国家平安。事毕，赐号“洞微高士”，封“赞化先生”。自此以后，国家每有斋醮之事，常命其主之。孝宗（1163—1189在位）时，遭左街道录刘元真嫉妒，陷之于狱。晚年居浙江何淳真家中讲授，所传弟子甚多，弘扬其教者为温州人林灵真。
林灵真（1239—1302）以温州为传教中心，受其教者“州里不下百余人”，并将宁全真一系所传灵宝科仪编辑为有320卷的《灵宝领教济度金书》，此为《道藏》中卷帙最为浩大的一部书。
东华灵宝斋法，注重行法者个人的内炼工夫，规定行法者必须于每天清晨静坐寂定，绝虑澄心，凝神思道，无内外想，与元始天尊合为一体，久久修之，达到内想不出、外想不入之境界，就可得到仰视通神、斋醮度炼之本，即“大定神兴之道”。这种内炼入定之法，显然是在上清、灵宝传统的存思神真法的基础上，吸收融汇内丹丹法而成。
净明派。此派系从灵宝派分化而来，为南宋新出道派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奉许逊为教主，以江西南昌为活动中心。
许逊信仰由来已久，唐代就有张蕴、胡慧超等尊奉许逊，弘传“灵宝净明”宗旨。尤其是在许逊活动过的江西一带，信仰最为影响深远，在道教神谱中他的地位仅次于正一道祖师张道陵。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许逊被封为“神功妙济真君”，在民间尤被敬奉。宋室南渡后，建炎（1127—1130）中，有西山道士何真公（一说周真公）等在南昌玉隆万寿宫祈祷许逊，称许逊等六真降神，传授净明道法，遂建立“翼真坛”，并造作经典，传度弟子五百余人，标志着这一道派的正式形成。据何守证撰于绍兴元年（1131）的《灵宝净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序》说：“炎宋中兴，岁在作噩（1127），六真降神于渝水，出示‘灵宝净明秘法’，化民以忠孝廉慎之教，乃命洞神仙卿为训导学者师。越二年（1129）八月，高明大师（即许逊）临于游帷故地，即今之江西玉隆万寿宫也。于是肇建仙坛，名曰翼真。”
净明道脱胎于灵宝派，承灵宝之传统，又吸收上清、正一之学，加以改造，形成一种新符箓。它宣称其符法出自日宫孝道明王，署名许逊的《太上灵宝净明法序》云：“净明法者，乃上清玄都玉京之隐书，昔太阳真君孝道明王以孝道著明，照临下土，成无上道。于是上清上帝降于扶桑洞神之堂，召明王而说法证之，以为最上弟子，号灵宝大真人……愿居东极，用救群品，是谓灵宝救苦天尊。”这一段话，虽然系道教神话，但明确反映了净明派与上清、灵宝的关系。又据《太上灵宝净明飞仙度人经法》所说，何真公（或周真公）创立的净明道，已有严明的教团教制，其神权机构称灵宝净明院，奉太阳上帝孝道仙王（即灵宝净明天尊）、太阴元君孝道明王（即灵宝净明黄素天尊）为最高神，尊张陵为经师，许逊为度师，何真公（或周真公）为灵宝净明院演教师，何守证为翼真坛副演教师。净明派的教旨，其显著特点在于以封建伦理孝悌之实践及内丹修炼为施行道法的基础，以心性即所谓“净明”为整个教义的枢纽。《太上灵宝净明法序》说：“净明者，无幽不烛，纤尘不汙”，“以孝悌为之准式，修炼为之方术行持之秘要”。其符法与清微、神霄一样，强调正性。《净明黄素书》卷七说：“夫道无思无为也。无思也，而未尝不思，思之者，正性也；无为也，而未尝不为，为之者，正理也。……如谓道以无思无为而兼又于存想呼召为矛盾，自非也。”认为以凝静之心画符念咒，存想奏告，则必会感应神灵。
净明道较之同时代的其他道派，尤以和会儒学，强调忠孝道德实践，积极进行伦理教化为显著特点，它要求进行净明修炼的“黄素之士”，必须“以忠孝为本”。忠孝廉慎是其伦理实践之首要，“能事父母，天尊降灵”，将孝道作为通真达灵、祈祷灵验的要诀。所谓忠孝，就是“立身扬名，斯为孝矣；不尸禄位，斯为忠矣”。净明道如此劝化人们做忠臣孝子，表现出其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服务的本质。净明道传至何真公弟子何守证、方文后，其传系不明。直到元初，才又有刘玉出面革新净明道法，重建了净明道。
以上所述符箓新派，都表现出此时期道教内丹丹法与符箓结合，吸收禅宗，附会儒学的普遍特色。不仅如此，这一特色在此时期传统符箓三大道派中同样有体现。如：正一派自北宋末第30代天师张继先起，就吸收内丹、禅宗、理学，将道教传统的“道”与其相融合，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并顺应内丹术兴起之趋势，学修内丹，改进符箓道法，形成“正一雷法”，从而使传统正一派表现出新的活力。上清派也是如此。南宋茅山高道萧应叟在其论著《度人经内义》中，就以内丹理论来解释符箓及融合理学宇宙论，并用内丹的生命形成说来解释“太上洞玄”的神明之号。认为炼就内丹，不仅可以“长寿不老，与天齐休”，而且也能使真炁外布，能救万病，除妖邪，动风雷，挟万物，拔幽魂，是“无量度人”的上品之法。这种将符箓祈禳劾治，呼风唤雨，治疗病患，超度鬼魂的神奇能力都归于内炼所成的真炁，而不是归于神灵的赐予济拔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对传统符箓思想的巨大变革。
金丹派南宗。该派宗承北宋张伯端的内丹学说，又兼行雷法，提倡儒、释、道三教归一。因其以张伯端为祖师，故又被称为紫阳派。从其专行内丹修炼和提倡三教归一的宗旨来看，与北方的全真道相似，后人便以之与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道对比，称王重阳一派为北宗，称紫阳派为南宗。这种南、北宗的称呼，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立名，乃是后人就其修炼特点而区分的。南宗的实际创始人为宁宗（1195—1224在位）时的白玉蟾。
白玉蟾（1194—1229），本名葛长庚，字白叟、众甫、如晦，号海琼子、南海翁、琼山道人、紫清、武夷散人，生于海南琼州。幼举童子科，后因行侠杀人，亡命武夷山中。不久，遇陈楠，携入罗浮山中学道，九年之间，尽得师之秘奥，并随之云游各地。陈楠逝后，白玉蟾乃披发佯狂，浪迹江湖。嘉定十年（1217），收彭耜、留元长为弟子，建立靖治，开始传教活动。嘉定十一年（1218），游西山玉隆万寿宫，适逢建醮，都宫门请白玉蟾“为国升座”，又于九宫山瑞庆宫主国醮，以有神龙出现而名声远播。嘉定十五年（1222），赴临安诣阙上书，阻不得达，醉辱京兆尹，奏以左道惑众，被逐出京师。白玉蟾收有大量门徒，他们是：彭耜、留元长、叶古熙、赵牧夫、詹继瑞、陈守默、潘常吉、周希清、胡士简、罗致大、洪知常、陈知白、方智虚、王金蟾、林自然、桃源子、龙眉子等。彭耜弟子林伯谦、萧廷芝，方碧虚和林自然弟子永嘉周无所住，桃源子弟子王庆升、王金蟾弟子李道纯等，皆为南宋金丹派南宗道士。白玉蟾在创教时，以张伯端为祖师，自叙其丹法来源于张伯端：张伯端授石泰，石泰授薛道光，薛道光授陈楠，陈楠授己。张伯端的情况前已介绍，故在这里仅介绍石泰、薛道光、陈楠。
石泰（1022—1158），字得之，号杏林翠玄子，江苏常州人。据说张伯端曾因得罪凤州太守被黥刺发配，途经邠州境时，在酒肆中遇石泰，由于石泰的鼎力相助，终得赦免。这样，张伯端将平生所得金丹秘诀尽付石泰。石泰著有《还源篇》。
薛道光（1078—1191），名式，又名道源，字太原，阆州（今四川阆中）人，一说为陕西人。初为僧，崇宁五年（1106）遇石泰，稽首皈依，弃僧从道，受金丹口诀秘要。著有《还丹复命篇》。
陈楠（？—1213），字南木，号翠虚子，惠州博罗（今广东惠阳东）人。传说曾在黎姥山遇神人，受《景霄大雷琅书》，得雷法秘诀。师事薛道光，受太乙刀圭金丹法诀。他常常以土掺和符水捏成小丸，为人治病，故号陈泥丸。南宗前几代传人皆专主内丹修炼，至陈楠始兼行雷法。他的丹道思想和雷法，皆为白玉蟾所继承。著作有《翠虚篇》。
从张伯端至陈楠，仅为师徒间私相传授，并未形成宗派，自白玉蟾始，才建立庵观，组成教团，行符设醮，传丹法和雷法，正式形成一个道派。南宗徒裔尊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为“南五祖”。南宗一系从白玉蟾起，还将其丹法渊源上溯于吕洞宾、钟离权。钟、吕是自唐代及两宋社会上享有盛名的活神仙，以之为宗祖，有抬高本派身价之意，但从内丹思想源流看，张伯端一系也的确是钟、吕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者。
金丹派南宗的内丹著作不少，诸如：陈楠《翠虚篇》，白玉蟾《玄关显秘论》、《修仙辨惑论》、《性命日月论》、《阴阳升降论》、《金液还丹赋》等，被辑入《海琼白真人语录》，其门人辑录的《海琼白真人语录》、《海琼问道集》、《海琼传道集》、《静玄余问》，皆以论述内丹为主要内容。周无所住《金丹直指》，方碧虚《碧虚子亲传直指》，林自然《长生指要篇》，王庆升《爰清子至命篇》、《三极至命筌蹄》等等。
金丹派南宗的丹法，继承张伯端的内丹理论，主张性命双修、先命后性，并把理学的正心诚意和佛教禅宗的明心见性说纳入道教的修炼方法和理论中，还把神霄雷法与内丹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内丹理论，对张伯端的思想作了发展。以白玉蟾的思想为例，白玉蟾把内丹归结为心，说：“丹者，心也；心者，神也。阳神谓之阳丹，阴神谓之阴丹，其实皆内丹也。”又说：“圣人以心契之（指道）不获己，而名之曰道，以是知即心是道也。”并认为这种契道之心是道、儒、释三家共同之源，“以此理而质之儒书则一也，以此理而质之佛典则一也，所以天下无二道也。天之道既无二理，而圣人之心岂两用耶？”表现出明显的调和三教及向禅宗靠拢的特征，这种思想为此后的大多数三教调和论者所接受。在丹法修炼上，主张性命双修、先命后性，分为炼形、炼气、炼神三关，以凝神聚气为入手之处。他在《玄关显秘论》中说：“今夫修此理者，不若先炼形，炼形之妙在乎凝神，神凝则气聚，气聚则丹成，丹成则形固，形固则神全。”在《海琼传道集》中则详述了具体修行的十九条要诀，强调修炼自始至终应以调心为要，静定无为，忘形绝念，从佛教禅法中汲取了不少方法。
金丹派南宗也兼传一种属于神霄系的雷法，陈楠称内丹炼就便能“役使鬼神，呼召雷雨”。白玉蟾也说“内炼成丹，外用成法”，并撰有多种论述雷法的著作。这也是道教各派合流的一种反映。
金丹派南宗不倡导出家，白玉蟾“时又蓬发赤足以入廛市”。另一南宗道士夏宗禹在《悟真篇讲义》卷六中说：“有志之士若能精勤修炼，初无贵贱之别，在朝不妨为治国平天下之事，在市不失为士农工商之业。”但是，这并不表明南宗就无教团规制。白玉蟾撰有《道法九要》，分立身、求师、守分、持戒、明道、行法、守一、济度、继袭九要，述道士学道行法之要则，要求十分严格。比如说：“每日焚香稽首，皈依太上大道三宝。首陈已往之愆，祈请自新之佑。披阅经典，广览玄文……孜孜向善，事事求真，精严香火。”“孝顺父母，恭敬尊长。”“当知感天地阴阳生育之恩，国王父母劬劳抚养之德，度师传道度法之惠，则天地国王父母师友不可不敬，稍有违慢，则真道不成，神明不佑！”道士必须安分守贫，少欲知足，说：“人生天地之间，衣食自然分定，诚宜守之，常生惭愧之心，勿起贪恋之想。富者自富，贫者自贫，都缘夙世根基，不得心怀嫉妒。学道惟一温饱足矣，若不守分外求，则祸患必至。”
在南宋时期，由于统治者的需要与扶植，使传统符箓道派相当兴盛，道流们得到统治者的赏识，特别是张道陵一系成了符箓派的统领，而内丹修炼却未受到朝廷的提倡和利用。然而，内丹在道教内部和社会上却较北宋更为盛行，不仅各符箓道派吸收了内丹思想，分化出许多符箓新派，而且内丹学流派分歧，丹法多样，内丹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的内丹著作，仅就保留于《道藏》中的来看，就多达二十余种，反映内丹学理论相当成熟。强调性命双修，融摄和会儒学、禅宗是此一时期内丹学的普遍特征，尤其以金丹派南宗最为典型。
在南方道派分化的同时，北方金人统治地区也先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道派，它们是：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