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三大道派的发展

第一节 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三大道派的发展

蒙古人建立了南北统一的大元帝国。这个帝国疆域空前，“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境内民族众多，信仰各异，怎样才能使他们臣服于大元帝国，使自己的统治得到巩固，便是元统治者不能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当然，除武力征服和发挥政权的专政职能外，如何对待形色各异的宗教信仰，也就是说采取什么样的宗教政策就显得极为重要。其实，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确定了兼容并蓄各种宗教的政策，对境内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一体优待。这个政策，也为其后的历代元朝皇帝所遵循。据《万寿宫披云真人令旨碑》载：至元十七年（1280），里势都儿大王令旨云：“依着已前成吉思汗皇帝圣旨、哈罕皇帝圣旨、蒙哥皇帝圣旨、今上皇帝（世祖）圣旨里：和尚（佛教）、先生（道教）、也可里温（基督教）、达失蛮（伊斯兰教），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但属宫观田地、水土、竹苇、碾磨、园林、解典库、浴堂、店舍、铺席、醋酵，不拣甚么差发休要者。索要呵，也休与者。钦此。”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元朝对任何宗教都是一视同仁、无厚薄之分，早就有学者指出，元朝“最重视的是佛教（特别是佛教中的喇嘛教），其次是道教，然后才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蒙古人入主中原，相继灭金、灭宋，建立元朝，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取得汉族士人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元统治者不仅利用儒学，对道教也表示了尊崇。道教在这个朝代的发展，以金、宋道派分衍为基础而又有新的发展和演变，无论新旧，诸道派均更加兴盛且逐渐合流。其兴盛的景况，相对于唐宋来说，除在理论创新方面略为逊色外，在组织发展上则犹超之。在众多的道派中，由于全真道和龙虎山正一道自身条件的优越，发展更为突出。

（1）全真道的兴盛

当成吉思汗在率军西征时的1219年，他就迫不及待地遣使臣前往登州（今属山东）宣召全真道首领丘处机，当时丘处机已拒绝金、宋两国的召请，正在观望形势。丘处机于明昌二年（1191）东归栖霞后，并没有如在陕西时那样隐居苦修，而是尽展其社会活动才能，与不少达官贵人、当代名臣相往还，其社会影响日益增大，引起了成吉思汗的注意。丘处机际遇成吉思汗，为全真道在元代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丘处机是王重阳七大弟子中年纪最轻的一位，他在王重阳病逝之后，随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等送师灵柩回终南山刘蒋村安葬后，于大定十四年（1174）八月，入陕西磻溪（今陕西宝鸡虢镇附近）隐栖苦修六年，“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箪瓢不置也”，人称“蓑衣先生”。又于大定二十年（1180），“隐陇州龙门山（今山西河津西北）七年，如在磻溪时”。经过13年的隐修，“道既成，远方学者咸依之”。他在这13年的隐居生活和修道悟道的思想情况，尽见其《磻溪集》中。大定二十六年（1186），回刘蒋村居住。二十八年（1188），奉金世宗诏至燕京（今北京）主持“万春节”醮事，同年秋返回终南。明昌元年（1190），金章宗以“惑众乱民”为由，下诏禁罢全真道等，遂于次年（1191）东归栖霞，建观居之。东归栖霞后，丘处机便开始与社会上层人物相交往，逐渐影响四播。泰和七年（1207），章宗元妃赠予《大金玄都宝藏》一套。泰和八年（1208），金章宗赐所居观名为太虚观。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秋，山东大乱，杨安儿等起义，驸马都尉讨之，均告无功。无奈只好请丘处机对起义者进行安抚，据说“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登州、宁海）遂定”。丘处机名噪一时，显示出他的名望及全真道的号召力。从此，他成为金、南宋、蒙古三方统治者关注的对象，都派使臣前往召请，希其能为己所用。但是，丘处机审时度势，准确地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选择，先后拒绝了金、南宋朝廷的召请。然而，当成吉思汗于1219年5月派使臣刘仲禄召请时（刘于当年十二月到达丘处机住地莱州），却毫不犹豫地应召，而也正是在这一年，他拒绝了南宋朝廷的召请。

丘处机的影响，可从成吉思汗于己卯岁（1219）发出的《召丘神仙手诏》窥见。诏曰：“访闻丘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穷理，道充德著。怀古君子之肃风，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栖岩谷，藏身隐形。阐祖师之遗化，坐致有道之士，云集仙经，莫可称数。自干戈而后，伏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岂不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弦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数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可见丘处机当时不仅以道法高妙闻于世，而且还以才学超群而著称，也可见成吉思汗诏请丘处机的目的并不在于对全真道法的仰慕，而是为了其政治上的需要。丘处机在答允赴召之第二年，即元太祖十五年（1220）正月，便率领弟子18人随行，从莱州启程北上，于元太祖十七年（1222）四月五日，终于到达此行目的地——设于阿姆罕河南岸（阿富汗北境）成吉思汗的军营。

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时，已73岁。他以如此高龄，历时两年多，行经万余里，途中的艰辛是不难想像的。对此，成吉思汗十分赞赏，丘处机一到达，就立即召见，并对丘处机说：“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丘处机则回答说：“山野召而赴者，天也。”关于二人间的谈话内容，《元史·释老志》曰：丘处机“拳拳以止杀为劝。……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也就是说，内容涉及治国与养生。然而，从史料来看，更多在治国之术方面。丘处机进言曰：“昔轩辕氏天命降世，一世为民，再世为臣，三世为君，济世安民，累功积德，数尽升天而位尊于昔。陛下修行之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则为外行，省欲保神为乎内行。”《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载：“一日，上问曰：‘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师曰：‘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祐，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上悦。又问以雷震事。师曰：‘山野闻国俗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氊，野有菌，禁其采，畏天威也，然非奉天之至道。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今闻国俗于父母未知孝道。上乘威德，可戒其众。’上悦曰：‘神仙前后之语，悉合朕心。’命左右书之策，曰：‘朕当亲览，终当行之。’”从这些记载可知，丘处机对成吉思汗提问的回答，除重点讲道家的“清心寡欲”、“固精守神”外，还谈了“止杀保民”、“布法推恩”、“以孝治国”等儒家治国之术。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奏对非常重视和满意，称丘处机为“神仙”，并“集太子诸王大臣，曰：汉人尊重神仙，犹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乃以师前后奏对语谕之。且云：天俾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诸心”。丘处机还为成吉思汗征服山东、河北而积极献策，说：“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枲，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所以历代有国者惟重此地耳。今尽为陛下所有，奈何兵火相继，流散未集。宜选清干官为之抚治，量免三年赋役，使军国足金帛之用，黔黎复苏息之安。一举而两得，斯乃开创之良策也。苟授非其才，不徒无益，反以为害。”

总之，丘处机得到成吉思汗的信任，获得优宠。他在成吉思汗身边待了近两年，便请求东归，被允准。成吉思汗授其虎头金牌及玺书，令其掌管天下道教，诏免道门赋役。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丘处机及其弟子们于1224年3月还抵燕京。抵达后，蒙古达官贵人皆争先与之交往，恳请其住在大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丘处机遂在此观住了下来。从此，该观成为全真道祖庭之一。

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恩宠有增无减，“自尔使者赴行宫，皇帝必问：‘神仙安否？’还，即有宣谕语”。1224年季夏，遣使传旨，曰：“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处即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嘉。”成吉思汗还告诫各处官员，说：“丘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府人，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所据大小差发赋税都休教著者，据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给予全真道发展的特权。

丘处机不失时机，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大力发展全真道。他在东归途中就对弟子们说：“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到达燕京后，丘处机即着手“立观度人”之计划。据《元史·释老志》说：“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丘处机所做的这些事情，不仅扩大了全真教的影响和组织，而且也使他在朝野上下声望倍僧，成为北方道教的风云人物，不少史料对此都有记载，如：商挺《大都清逸观碑》说：“长春既居燕，士庶之托迹，四方道侣之来归依者，不啻千数，宫中为之嗔咽。”《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说：“阙后道侣云集，玄教日兴，乃建八会，曰平等，曰长春，曰灵宝，曰长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灾，曰万莲。会各有百人，以良日设斋供奉上真。”《盘山栖云观碑》说：“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甚至“旁门异户，靡不向风”。全真道成为当时最为显赫的道派。以此为起点，至尹志平、李志常相继掌教期间，全真道的发展进入了其发展的鼎盛期。

全真道的鼎盛局面，有这样几个标志：

一是道门兴旺，门徒众多，且知名道士多。不仅丘处机门下如此，其他六真门下亦如此。仅就丘处机门下而言，真正是人才济济，既有随其西觐的18位弟子，又有积极推行其立观度人计划的干将，还有继其遗志编修《玄都道藏》的门徒，从中产生出接任他做掌门的后继者。且再传弟子中也多知名者。现将其门下知名道士择其要者列表于下：

二是大批修建宫观。以燕京地区为中心，遍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等地区，几乎凡是丘处机到过之地，都修建了宫观。如：燕京地区即有固本观、清逸观、长生观、清都观、洞神观、静远观、兴真观、真元观、崇元观、玉华观、玉真观、冲微观、玄禧观、昭明观、玉清观等。另外，据学者们对《顺天府志》所引《析津志》、《元一统志》和《析津志辑佚》等所记宫观的粗略统计，燕京及附近地区共有宫观百余所，而其中绝大部分属全真宫观，且大多建成于丘处机居长春宫至李志常掌教期间。河南、河北地区建有长春观、奉天观、栖真观、灵虚观等等。据史载，丘处机在1223年东归至宣德梁时志，安向其弟子李志柔交代“以立观度人，将迎往来道众为务”王志。坦而李志柔“恪尊玄训，于是始建长春于漳州，奉天、栖真于大名。丙戌（1226），复常诣志敏燕觐宝玄堂，参证心印。明年秋长春返真。师杖履南归，向化者益众，如磁州之神相州之清虚、林虑之天平、广宗之大同、燕都之洞真，皆以次而举。其门弟诸方起建大小庵观二百余区”。又《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则说：李志柔“诸方建立若宫若观若庵，殆三百余区”。《重修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记》说：刘志源“建立宫观，亦二百余所，名额具者：大名之太清，开州之万寿、洞玄，滑州之天庆，南乐之参天，清丰之洞真，修武之重阳，东明之明真，观县之清真，琅山之东华，洎此宫（指终南山上清太平宫），亦有十余处，度门弟子三千余人”。《清平子赵先生道行碑》说：赵志渊在“大名、磁、相之间度学者凡数百人，立庵观十有余所”。山东、山西地区建有白云观、兴国观、纯阳万寿宫、九阳洞等。宋德方“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及建立宫观，自燕至秦晋凡四十余区”。有的史料则说：“真人犹假余力，建立宫观，自燕齐及秦晋，接汉沔，星分棋布，凡百余区。”陕西、甘肃地区建有重阳宫等。据《洞真真人传》说：于志善“诣门求度为道士者数百人，俱立观院于凤翔、汧陇之间”。“不十载间，雄宫杰观，星罗云布于三秦之分矣。”綦志远“度门弟子数百人，建立宫观二十余所”。冯志亨“自燕至秦三千余里，凡经过道家宫观，废者兴之，缺者完之，至百余所”。还应指出的是，一些边远地区如漠北建有栖霞观，和林也建有道院。而且，全真道的三大祖庭：永乐纯阳万寿宫、陕西重阳万寿宫、北京长春宫（即今白云观），皆创建于此时。

三是重修金代编纂的《大金玄都宝藏》。金代编纂的道藏经板，在火灾中被焚，各地所存藏经又多毁于兵火。丘处机觐见元太祖成吉思汗返回燕京后，有重新编修道藏之意，并将此事付予其徒宋德方承担。宋德方大约于1237年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以其弟子秦志安为助手，参与校雠编纂的还有李志全、毛养素、何志满等人。此次道藏的编辑，以仅存于管州的《大金玄都宝藏》为底本，购求他处遗经加以补缺、校雔、纂辑，大约经过六至八年的时间而成。据《通真子墓碣铭》载：“起丁酉（1237），尽甲辰（1244）。”据《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载：“首尾凡六载乃毕。”不过，无论八年还是六年，都说明编纂一部道藏仅就时间来说就颇需时日，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花费之大就更不用说了。这次编藏，是全真道完全以一派之力量来进行的，在道教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充分展示了全真道所拥有的实力，也是全真道鼎盛期的标志之一。编成后的道藏，名《玄都宝藏》，共7800余卷，比《大金玄都宝藏》多收道经1400余卷。

全真道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鼎盛之况，是由各种条件和因素构成的。简单说来，一是蒙古统治者给予的扶植，使全真道有了大发展的良好的政治条件以及宫观修建、收授道徒等方面的种种特权。二是由于连年战火，饱受战争之害的广大群众流离失所，又为全真道的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群众条件。三是丘处机这个掌门人自身的能力，善于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机，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本教的传教计划。四是全真道众中有一大批杰出人士，不但善于领会其掌门人的意图，而且也有发展本教的共识，并能付诸行动。然而，丘处机本人却并未完全看到全真道鼎盛的局面，他于1227年以八十岁的高龄逝于燕京长春宫。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载：丘处机临终前对门人说：“昔丹阳（马钰）尝授记于余云：‘吾没之后，教门当大兴。四方往往化为道乡，公（指丘处机）正当其时也。道院皆敕赐名额，又当住持大宫观，仍有使者佩符乘传，勾当教门事。此时，乃公功成名遂归休之时也。’丹阳之言，一一皆验，若念符契。况教门中勾当人内外悉具，吾归无遗恨矣！”可见丘处机对自己开创的全真道兴旺局面是非常满意的。接任丘处机掌教的是其弟子尹志平，为全真道第六任掌门人。

尹志平（1169—1251），字太和，祖籍河北沧州，宋时迁往山东莱州（今山东掖县），故一般都认为他是山东莱州人。据《大元故清和妙道广化真人玄门掌教大宗师尹公道行碑铭并序》载：尹志平从小聪颖，读书日记千余言。14岁时遇马钰，遂有出家之志。无奈其父不允，便偷偷从家逃跑，意欲出家，被家人追回。后又几次逃跑，其父只好同意，终了出家之愿。起初，住昌邑之西庵，梦刘处玄为其断首剖心，觉而大悟。“明昌辛亥（1191），参长春公（丘处机）于栖霞，遂执弟子礼。久之，伟其有受道资，尽以玄妙付之。……又问易原于太古（郝大通），传箓法于玉阳（王处一）。”可见，尹志平先后师事马钰、丘处机、郝大通、王处一，兼有数人之长。自此“远近尊礼，户外之屦满矣”。丘处机对尹志平非常欣赏，说：“吾宗教托付，今见人矣。”1219年，丘处机赴西域大雪山谒见成吉思汗，尹志平也随之前往。而且，当刘仲禄奉成吉思汗之命征召丘处机时，闻知尹志平乃丘处机之高徒，于是特地假道淮阳，邀尹志平同往莱州昊天观见丘处机。这表明，此时的尹志平已有相当名望，并深得其师钟爱，在丘处机际遇成吉思汗的事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尹志平嗣教后，仍然获得了蒙古统治者的宠信和支持，元太宗窝阔台（1229—1241在位）于1232年南征还，尹志平迎见于顺天，“仍令皇后代祀香于长春宫，贶赉优渥”。1234年，“皇后遣使劳问，赐道经一藏”。1249年，“己酉，赐号清和演道至德真人，金冠锦帔付焉”。他继续推行乃师的主张——“立观度人”，做了大量的弘教工作。如：为修道藏之事曾向皇帝求诏、大建宫观、发展道众等等，使全真道快速地向其鼎盛期的高峰迈进。史载：“乙未（1235）春，关辅略定，师西游，并图营建。又兴复佑德、云台二观，太平、宗圣、太一、华清四宫，以翼祖观。”“丙申（1236）秋，奉旨试经云中，度千人为道士，俾祈天永命，禔福元元。”

尹志平掌教期间，全真道的发展盛况，姬志真《南昌观碑》说：“长春真人应召之后，大阐门庭，室中之席不虚，户外之履常满。及嗣教清和真人作大宗师，宠膺上命，簪裳接迹，宫观相望，虽遐荒远裔，深山大泽，皆有其人。”

当然，尹志平获得蒙古统治者的宠信，也不是偶然的，他为蒙古统治者安定后方、消除社会隐患而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1236年，尹志平去陕西终南山修复全真祖庭，“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旋即，他又奉旨去云中化度道士，在事毕回归燕京途中，又招抚了“群盗”。《尹宗师碑铭》说：“道经太行，山间群盗罗拜受教，悉为良民。出井陉，历赵、魏、齐、鲁，请命者皆谢遣，原野道路设香花，望尘迎拜者，日千万计，贡物山积。”尹志平利用其宗教影响，为蒙古统治者安抚抗蒙遗民，使他们拆除“保栅”，“相先依附”而“按堵如故”，无疑是为蒙古统治者南下攻宋，稳定后方的社会秩序帮了大忙，使其在挥兵灭宋的战争中，免去了后顾之忧。这里反映出的不仅是全真道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之大，尹志平的社会威望之高，而且也反映出这些“群盗”的归附是十分有利于统治者的。

尹志平于1238年春将教事付予李志常，自己则隐居于大房山玉和宫，同时亦辅助李志常处理一些教事，于1251年春辞世。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诏赠“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赠“清和妙道广化崇教大真人”。他著有《葆光集》，其弟子段志坚辑其平时讲论为《北游语录》。

李志常（1193—1256），字浩然，号真然子，开州观城（今山东范城）人。幼孤，由伯父养大。19岁，负书云游，隐藏于牢山和天柱山。1218年6月，“闻长春师自登居莱，公促装往拜席下，师一见器许，待之异常”，取道号“真常子”。1219年，随丘处机至西域谒见成吉思汗，返回后留居燕京。凡教门公事，丘处机皆与之闻。1227年，尹志平委其为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事。1238年继尹志平之后掌教，是为全真道第七代掌教人。元太宗窝阔台和宪宗蒙哥对李志常尤为赏识。窝阔台在登基为皇帝前，于1229年在乾楼辇召见李志常，登基后，更是屡屡召见，赐号“玄门正派演教真常真人”，并对李志常大建全真道宫观给予了大力支持。据《十方重阳万寿宫记》注云：“尊师以道为己任，克自负荷，其于祖庭用力非一朝夕。”1238年“夏四月赴阙，以教门事条奏，首及终南山灵虚观系重阳祖师炼真开化之地，得旨赐重阳宫号，命大为营建”。据《玄门弘教白云真人綦公道行碑》载：在李志常掌教期间，除新建宫观外，“其余宫观修废补弊，不可殚纪”。1245年，“都命赠封重阳万寿宫，兼赐于、宋、綦、李四公以真人号”。1250年，“真常真人洎十八大师光膺宝冠云帔，下至四方名德，亦获紫衣师号之宠”。元宪宗蒙哥于1251年登基，李志常仍得到尊宠。先是命其遍祭岳渎，令掌教如故。1253年，“奉上命作金箓大斋，给散随路道士、女冠普度戒牒，以公为印押大宗师”。1255年，“数召见，咨以治国保民之术”。同年秋七月，西域进贡物，时太子诸王大摆宴席，特敕李志常入席，蒙哥又向其咨询有关治国保民的问题。总之，全真道在李志常掌教期间发展至鼎盛。孟樊鳞在《十方重阳万寿宫记》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呜呼！历观前代列辟重道尊教，未有如今日之盛，兴作之日，四方奔走，而愿赴役者，从之如云。”可见全真道当时之盛势。

全真道在李志常执教时期能发展到巅峰，不是偶然的，他为太宗、宪宗做了不少治国工作。如：早在1219年即向窝阔台“进《易》、《诗》、《书》、《道德》、《孝经》，且具陈大义。上嘉之”。1233年，“承诏即燕京教蒙古贵官之子十有八人，公荐寂照大师冯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将而才艺有可称者”。太宗把建立国子学，从贵族中选其子弟十八人学习汉学，读《孝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为其培养治国人才的重任委托给李志常，而李志常果然不负其望。1255年，“上谓公曰：‘朕欲天下百姓安生乐业，然与我同此心者，未见其人，何如？’公奏曰：‘自古圣君有爱民之心，则才德之士必应诚而至。因历举勋贤并用，可成国泰民安之效。’上嘉纳之”。

概而言之，入元以后，全真道在其掌教人丘处机、尹志平、李志常的带领下，直至元宪宗六年（1256）李志常逝世，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达到了其发展史上的顶峰，“今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王恽在《秋涧集·真常观记》中说：“全真教倡于重阳王尊师，道行于丘仙翁，逮真常李公，体含妙用，动应玄机，通明中正，价重一时，可谓成全光大矣。”从三位掌教人的行迹中可看到，全真道在帮助蒙元统治者收揽人心，安抚百姓，以稳定其统治方面，确实是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博得了统治者的信赖，确信其有利用价值，故对其进行了大力扶植。同时，他们也在士大夫中做了很多工作。如：《真常真人道行碑铭》载说：“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于燕者，往往窜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饭于斋堂，日数十人，或者厌其烦，公不恤也。”《黑鞑事略》谓：“外有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随于屠沽去为黄冠。……长春官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贱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正是因为全真道的这些所作所为，不仅使其获得统治者的信任，而且也获得民心，以至有了“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之声势。

到李志常晚年，由于佛教和道教间矛盾激化，加之统治者在宗教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宪宗五年（1255），因为《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之事，全真道与佛教在御前展开辩论，在御前“对面穷考，按图征诘”。佛教一方不仅说《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谤讪佛门”，历数《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之妄，而且特别提出全真道侵占佛教寺院，说全真道“恃方凶愎，占夺佛寺，损毁佛像，打碎石塔。……占植寺家园果梨栗水土田地。大略言之，知其名者，可有五百余处。今对天子悉要归还”。更为严重的是，佛教意欲将全真道置于反叛朝廷的位置上，福裕说：“道士欺负国家，敢为不轨。”又说：“道士欺谩朝廷辽远，倚著钱财壮盛，广买臣下，取媚人情。”以李志常为首的全真道徒对佛教一方提出的诘问根本不敢争辩，最终败在了以少林长老福裕为首的佛教徒之下，其结果是“烧毁经板，退还佛寺三十七处”。从此，全真道迅猛发展的势头戛然而止，逐渐走向发展低谷。

李志常于1256年将教门事交付张志敬后辞世。他著有《又玄集》（已佚）、《长春真人西游记》。

张志敬（1220—1270），字义卿，号诚明子，燕京安次人。八岁入长春宫，拜李志常为师。通儒学，京师贤士大夫及四方宾客皆乐与之游。1256年接任掌教，是为全真道第八任掌门。张志敬掌教之初，即面临由御前小辩论而导致全真道受挫局面，紧接着，在元宪宗八年（1258），佛、道之间又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辩论。此次辩论，参加的佛、道徒共有五百余人，双方各出17人作为主辩。从这次辩论会的形势看，十分不利于全真道。首先，统治者对佛、道二教的态度有了变化。据《至元辨伪录》载，早在1256年，元宪宗就对僧人们说：“我国家依着佛力光阐洪基，佛之圣旨敢不随奉？而先生（按：指道教徒）每见俺皇帝人家皈依佛法，起憎嫉心，横欲遮当佛之道子。这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从参加辩论的双方的阵容看，佛教一方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不仅有汉地僧人，而且有大批西僧，更有多位被尊为国师的僧人。在商定处罚输方的办法时，有僧人提出：“有输了底”，“斩头相谢”。但忽必烈认为“不须如此。但僧家无据，留发戴冠；道士义负，剃头为释”。双方同意了这个办法。在佛教徒的猛烈批驳下，以张志敬为首的全真道一方，毫无招架之力，最终败北在以那摩国师为首的佛教一方。忽必烈宣布按约行罚，遣使臣脱欢将道士樊志应等17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又下令焚毁伪经45部，归还佛寺237所。全真道再遭重创。在这样的情形下，张志敬在教事上也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全真道的景况是江河日下，处境维艰，直至忽必烈即位，才始有转机。

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在位）当政期间，采取了继续崇道的政策。至元六年（1269），下诏增封全真道崇奉的神仙人物王玄甫为“东华紫府少阳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皆赐“真君”之名，王重阳的七大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均封为“真人”。对其他一些道教徒也不断地赐赠封号，例如：中统二年（1261），诏赠全真道嗣教六祖尹志平为“清和妙道广化真人”，追赠清贫道人夏志诚为“抱道素德真人”，特赠李志常为“真常上德宣教真人”。中统三年（1262），赠张志敬为“光先体道诚明真人”，并赐金冠云罗法服一套，仍命翰林词臣撰《瑞应记》，刻之碑石。至元二年（1265），张志敬奉命在长春宫建醮并修葺四岳一渎五庙。在其逝世的前五年里，就不再见张志敬有什么作为。

王志坦（1200—1272），字公平，号琼和子，河南汤阴人。年及冠就出家当了道士，初师马钰弟子卢柔和，后于1223年拜丘处机为师。1244年，李志常拜其为大度师，其后随李志常北上，参受三洞秘箓，为教门都提点，往返于燕京、和林之间凡17次，为全真道联系蒙（元）统治者的重要使者。张志敬逝后，忽必烈令其嗣教，加号“真人”，是为全真道第九任掌教人。

祁志诚（1219—1293），字信甫，号洞明子，钧州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为宋德方弟子。至元十一年（1274），拜为诸路道教都提点。至元十二年（1275），嗣教为全真道第十任掌教人。曾几次奉命代祠岳渎，后移书集贤院。至元二十二年（1285），举张志仙代己掌教后，隐于昌平北山三元观。

张志仙（生卒年不详），号玄逸，其生平不详。嗣教任第11任掌门人后，曾奉旨诣东北海岳济渎致祷。

张志敬至张志仙这几位掌教人均是在忽必烈当政期间，相继任全真道的掌教人，在教事上与其前辈几代掌教人相比，都没有太大的作为。而且，在祁志诚掌教期间，又发生了元代第二次佛、道大辩论，全真道再次受创。此次辩论的经过是，至元十七年（1280），佛教徒奏称在保定、真定、太原、平阳、河中府、关西等处仍有道藏伪经板未焚毁，元世祖忽必烈闻奏后，于至元十八年（1281）诏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教掌教李德和、杜福春等，及其文臣、僧录司教禅诸僧，一同于长春宫考订道藏经板真伪。考订的结果，仍是不利于全真道，最终除老子《道德经》及有关斋醮祠祭的道书允许保存外，其余道经，特别是牵涉佛道关系的道书、传记等，被坚决焚毁。据学者们研究，此次焚毁的道经，有794种、2500卷，相当于半部明《正统道藏》。

全真道在几次佛道辩论中的失败，结束了其鼎盛的局面，标志是1225年发生的御前小辩论。全真道在政治上遭受惨重打击，鼎盛局面的结束，其主要原因是元室宗教政策的改变。当时，全真道发展势头之迅猛，可说是超乎想像的，不仅在下层群众中拥有众多的信徒，且亡金士大夫也多有人托庇其门下，这不能不引起当朝统治者的猜疑，从统治者的角度考虑，如果任由其这样发展下去，势必有使自己的统治受到威胁的危险。而且，从宗教信仰上来说，元室崇奉的是萨满教和藏传佛教，事实上，一些全真道徒的行为，刺伤了他们的宗教感情。这样，全真道受创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而蒙（元）统治者放弃了成吉思汗以来的对全真道大力扶植的政策，转而采取有限的支持和加以适当地抑制政策也势在必行，当时，忽必烈已统一了江南，注意力转向南方，对于北方的全真道在政治上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倚重，相反，还会顾忌到全真道发展过盛所起的反作用。据姚遂《牧庵集·长春宫碑》载：元世祖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前曾下过焚经后的弛禁令，说：“江之北南，道流儒宿，众择之。”“凡金箓科范，不涉释言者，在所听为。”这就是说，允许传教信教之自由，没有反佛言论的斋醮科仪之书允许流通，宫观也可以举行斋醮活动。不过，这个驰禁令由于当时权臣桑哥（相哥）从中作梗，没有得到彻底贯彻，但也表明了统治者在全真道的问题上有了一些松动。到了元成宗铁穆耳（1295—1307在位）即位后，首先诏称：“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规，惟慎奉行。”随后即遵世祖之成命大弛禁，宣布：“梗其道者除之，取其业者还之”，将被佛教徒侵占的道教宫观归还于道教徒。成宗此举，使全真道从艰难的处境中完全解脱出来，对于其以后的发展具有关键的意义。从成宗始，全真道后续掌教人再获元统治者的信赖，其组织也获得正常发展。从张志仙后历任掌教人的活动中，即可看出元室宗教政策上的这种变化。张志仙大约在成宗大德四年（1300）被封为“玄门掌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集贤院是元代管理道教事务的政府部门，同知为官名，也就是管理道教的官。此官衔最早只是龙虎山支派玄教首领张留孙有，现在全真道首领有此衔，表明其地位已经上升到大致与玄教相等而高于其他道派。

张志仙之后的全真道掌教，据学者们考证，分别是：常志清—苗道一—常志清—孙德彧—蓝道元—孙履道—苗道一—完颜德明。常志清和苗道一都分别任过两任掌教。

常志清，其生平事迹完全不得而知。据学者们研究，他任过两任掌教，第一次在张志仙之后，于成宗大德（1297—1307）间的后半期任掌教，第二次在仁宗皇庆（1312—1313）间任掌教。也就是分别担任过第12代和第14代掌教。

苗道一（1264—？），师事祁志诚。成宗时，祁志诚被追赠为“存神应化洞明真人”。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嗣教任掌教，是为全真道第13代掌门人。他受到元武宗海山（1308—1311在位）宠信，道阶日隆，“驸马高唐王闻之，以礼往聘。至则偕诣和林，觐武宗皇帝于军中。言诹有合，虚席咨问，所策应验如响，以为神。……逾年，至大改元，授玄门演道大宗师，管领诸路道教商议集贤院（道教事）”。至大三年（1310），武宗应其请，加封全真道北五祖（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由真君上至帝君；北七真（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郝大通、孙不二）由真人上至真君，其他全真道的重要弟子也在加封之列。如：随丘处机西觐成吉思汗的18弟子皆封为大真人。这些都表明，全真道确实已重新获得元统治者的宠信，开始从低谷走了出来，逐渐步入其发展的另一个较为兴盛的时期。

孙德彧（1243—1321），字用章，四川眉山人。11岁入道，师事乐天真人李道谦。至元甲戌（1274），昭睿顺圣皇后命其侍安西王掌祠事，充京兆路道录。大德己亥（1299），成宗授其为陕西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领重阳宫事。武宗至大二年（1309），加封体仁文粹开元真人，领陕西道教事。至仁宗朝，更是“累加恩命，召至京师掌道教，号曰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师若祖于洞真为真君，高圆明（道宽）、李天乐（道谦）为真人，穆、王二师为真人”。延祐元年（1314），嗣任掌教，是为全真道第15任掌教人。延祐二年（1315），因祷雨有验，“宰臣致币，文臣诗之”。不久，仁宗命绘其画像，诏翰林学士赵孟为赞，以玺识之。延祐七年（1320），请老归终南，英宗允之，优礼以送。

蓝道元，生平事迹皆不详。据《元史·英宗纪》载：至治二年（1322）十二月戊辰，“以掌道教张嗣成、吴全节、蓝道元各三授制命、银印，敕夺其二”。可知蓝道元是为全真掌教，为第16任掌教人。《元史·泰定纪》载：泰定三年（1326）八月，“长春宫道士蓝道元以罪被黜。诏道士有妻者，悉给徭役”。表明蓝道元先被免去掌教，后又被除道籍。

孙履道（生卒年不详），名大方，字天游，太原人。徐志根弟子。泰定元年（1324）因吴全节荐为嗣教，是为全真道第17任掌教人。《封孙真人制》曰：“可特授神仙玄门演道大宗师、泰定虚白文逸明德真人，掌管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泰定二年（1325），孙履道与第39代天师张嗣成、玄教大宗师吴全节，各“率南北道士千众，即大长春宫陈大科法者七日，出黄箓白简万通”。孙履道在掌教时还修复了上清储祥宫，《上清储祥宫记》云：“泰定三年，虚白文逸明德真人天游孙公，以故宫之基石刻故在，不可终废，命提点纯素清逸大师黄道真从事修复。”

孙履道后，苗道一又于明宗至顺（1330—1333）间复出掌教，是为第18任掌教人。《元史·文宗纪》载：天历二年（1329）“十月癸卯，命道士苗道一建醮于长春宫”。又载：至顺元年（1330）闰七月，“铸黄金神仙符命印，赐掌全真教道士苗道一”。元统元年（1333），“特进神仙掌教凝和大真人苗宗师，召太清提点赵道真来京”。

完颜德明，生平事迹皆不详。据建于元统三年（1335）的《孙德彧道行碑》，其称完颜德明为“特进神仙玄门演道大宗师、重玄蕴奥弘仁广义大真人掌管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完颜德明”。此表明完颜德明至迟于元统三年（1335）已任掌教，他是第19任掌教人，也是全真道在元代的最后一任掌教人。

综上所述，从成宗以来的全真道掌教人的活动及元室对全真道的掌教人的态度中，确实体现出元统治者自成宗始采取的对全真道利用加抑制的政策。从统治者方面而言，首先是元室对各掌教人不断予以敕封，给予当时道教首领所能获得的最高头衔，对全真道历代祖师及其重要弟子一一追赠封号；其次，元室不再让全真道徒充当“治国保民”的谋士，而是利用他们为元室的江山永固设斋祈福。再从全真道本身的情况看，这一时段的全真道，与整个道教的情况相仿，王磐说：“今也掌玄教者，盖与古人不相侔矣！居京师，主持皇家香火焚修，宫观，徒众千百，崇墉华栋，连亘街衢，京师居人数十万户，斋醮祈禳之事，日来而无穷。通显士大夫，洎豪家富室，庆吊问遗，往来之礼，水流而不尽。而又天下州郡黄冠羽士之流，岁时参请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尝绝也。……道宫虽名为闲静清高之地，而实与一繁剧大官府无异焉。……若夫计地产之肥硗，校栋宇之多寡，如豪家大族增置财产，以厚自封殖而务致富强，则非贤者之用心矣。”虞集说：“今为道家之教者，为宫殿楼观门垣，各务极其宏丽，象设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为天子致福延寿，故法制无所禁，惟其意所欲为。自京师至外郡邑，有为是者多以来告而求识焉，大抵侈国家宗尚予之盛，及其土木营缮之劳而已。盖尝执笔而叹曰：世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遗世独立奇倜之士，可以发予言哉！”从时人的这些记载和感叹中可以看出，道教的掌教人，已蜕变为道士官僚，生活上腐化奢侈，所居之处为雕梁画栋的宫室，往来之人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所行活动除尽职为皇室祷醮祈福外，就是长年累月为豪家巨富庆吊往还。这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全真道中，难怪陈垣先生说：“呜呼！此市朝鬻道之徒，非山林乐道之士矣。”“故全真自孙德彧掌教以后，已失其本色。”此时的全真道，不仅丢弃了其祖师的立教宗旨，教内人材也是日渐凋零，掌教人的才识也是远不能与前期的掌教人同日而语。陈垣先生称此时的全真道为“末流之贵盛”。

总之，全真道在元代经历了由鼎盛—低谷—贵盛这样的发展过程，其走出低谷而转向后期贵盛的关键，是元成宗即位后将世祖之“驰禁”成命予以颁布与实施，这一点对全真道能够成为元后期道教合流后两大派之一至关重要。

（2）太一道与元帝室

太一道在金代时受到金廷的重视，很重要的原因是太一道的敬天拜神、祈禳治病的教义与女真族拜天敬神崇巫的萨满习俗相近。在金统治者看来，太一道士与他们信奉的巫师属同一类。太一道在金代经过了三代掌教，当四祖萧辅道于金末接任掌教后不久，就进入元代。由于太一道的发祥地在河南汲县，处于金蒙交兵之境，从前所述萧辅道掩埋尸骨的行为中，可知当时汲县遭受元兵的破坏相当大。萧辅道在这种情形下，辗转于汲县、柘县及河北赵县之间，为太一道在其后的恢复和发展准备条件。他还抓住战后更新之机，领导修复了被焚于战火中的祖观——汲县太一万寿观，时间大约在1234年以后，其弟子张善渊、张居祐等为其修复工作的主要助手。修复后的太一万寿观“坛殿斋室，下暨庖湢库厩，井井一新”。太一道与元室的关系，自忽必烈始。统一南北的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很重视人才的收罗，凡有声名者，无论儒生、道士还是僧人，皆在他的罗致之列。忽必烈即位之前，就与太一道四祖萧辅道有往来，《元史·释老传》载：“太一教者……四传而至萧辅道。世祖在潜邸闻其名，命史天泽召至和林，赐对称旨，留居宫邸。”王恽《清跸殿记》载：“初上（指元世祖）之在潜也，思得贤俊，以裨至理，闻太一四代度师萧辅道弘衍博大，则其人也。于是以安车来聘，既至，上询所以为治者，师以爱民立制，润色鸿业，用隆至孝者数事为对。上喜甚，锡（赐）之重宝，辞不受，曰：‘真有道士也’，赐号中和仁靖真人，冠帔尊崇之礼，前后有加。”元世祖初次与萧辅道相交，就予以宠信。到第二年（1247），即以其母名义下“懿旨”，曰：“赵州太清观住持道士萧辅道，实太一一悟传教真人泉裔之曾孙，继承之四叶。才德兼茂，名实相副，清而能容，光而不耀。富文学而重气节，谨言行而知塞通，体一理而不偏，应众机而靡戾。复以阐扬法事，绍述宗风，道助邦家，泽濡幽显，是可尚也。要光前业，宜锡（赐）嘉名，用传不朽者。右赐中和仁靖真人号，传度太一法箓事萧辅道，准此。”标志着太一道于1246年正式得到了元室的承认。

元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再次召见萧辅道，而萧辅道也于当年逝世。同年，忽必烈下令追封太一道开山祖师萧抱珍真人号，升太一万寿观为太一广福万寿宫。《太一广福万寿宫令旨碑》云：“长生天底气力里蒙哥皇帝福荫里，忽必烈大王令旨：卫州太一万寿观，羽升微妙大师萧抱□（珍），道成一悟，箓阐三元，创兴太一之门……密毗治化……潜卫邦家，虽汉张道陵、魏寇谦之无以过也，宜追赠太一一悟传教真人，及改太一万寿观为太一广福万寿宫。”萧辅道能得到元室的宠信，乃因其有过人的人品和才学，当时的许多文人士大夫都与其交往，并为他的才智所折服。王恽《大都宛平县京西乡创建太一集仙观记》云：“师人品峻洁，博学富才智，士论有山中宰相之目。”他的才识学问在士大夫中是有口皆碑的，故忽必烈对其十分感兴趣。

萧居寿（1221—1280），本姓李，讳居寿，字伯仁，号淳然子，汲县西晋里人。《太一五祖演化贞常真人行状》曰：“生有淑质，沉默寡言笑，自幼喜道家之学，年十三，拜太一四代祖中和仁靖真人为师。旦夕给侍左右，进退应对，容度详谨。……戊戌岁（1238），受戒为道士，命典符箓科式等事。”萧居寿甚得其师器重，当元宪宗二年（1252）元世祖召见萧辅道时，萧辅道即向忽必烈推荐萧居寿。史载：萧辅道“荐师才识明敏，志行淳和，请传嗣为五代祖，仍从誓约，易姓为萧，即蒙允可，赐号贞常大师，仍授紫衣。”是年冬，萧辅道逝，居寿接任掌教，是为太一道第五代祖，史曰：“师嗣挈玄纲，以简重坚洁，持守成规，洞洞属属，若恐失坠。及其张皇道纪，酬酢事宜，其应如响，由是徒众厌服，听约束维谨。”可见萧居寿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对太一道在元代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他掌教期间，受到元室的尊宠超过其师。

忽必烈于宪宗九年（1259）春南巡，驻跸淇右，应萧居寿之请，亲临汲县太一万寿宫，“怅真仙（指萧辅道）之倏去，喜付畀之得人（指萧居寿），周历殿庑，询慰者久之。师敷对诚款，允协睿意，眷顾光宠，于焉伊始”。此时忽必烈尚未即皇帝位。在忽必烈登上皇帝之位后，他对萧居寿及其太一道的尊宠备至，眷顾频频。中统元年（1260）秋九月，“诏赴阙下，上亲谕修祈祓金箓醮筵……特赐号太一演化贞常真人”。至元十一年（1274），“建太一宫于两京，命居寿居之，领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继太保刘秉忠之术”。两京太一万寿宫的修建，标志着太一道的首脑机关已迁至元都城，这对于太一道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至元十三年（1276），“赐太一掌教宗师印”。这个“宗师”的封号，在萧辅道受尊宠时也未获得过。这一切都表明元室对太一道的尊宠有所提高。

元世祖不仅给了萧居寿很高的地位，而且在萧居寿的请求下，还追赠太一道先祖，赠封其徒众。《演化贞常真人行状》载：“师爰自传嗣以来，奏谥始祖曰太一一悟传教真人，二代祖曰太一嗣教重明真人，三代祖曰太一体道虚寂真人，四代祖曰太一中和仁靖真人。……至元三年（1266），以重修祖观殿宇告成以闻，蒙敕辞臣制碑，铺敦教基，具纪本末。复奏受（授）保举师张善渊（为）真靖大师，教门提点监度师高昌龄（为）保真崇德大师，高弟李全祐（为）观妙大师，范全定（为）希真大师。”除此而外，甚至连皇太子能否参预国政、涉及政治方面的进言元世祖也采纳。《元史·释老传》载：“（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辛丑，月直元辰，敕居寿祠醮，奏赤章于天，凡五昼夜。事毕，居寿请问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参预国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为言，世祖喜曰：‘行将及之。’其后诏太子参决朝政，庶事皆先启后闻者，盖居寿为之先也。”李居寿于“（至元）十七年（1280）七月廿六日，羽化于西堂方丈……讣闻，上嗟悼久之，储皇赙楮币三十定，仍谕中书省给威仪祖送。其年十月，遣使护丧归葬卫州汲县四门村祖茔之次。”元世祖在萧居寿生前即亲临其所居之道宫，不断征召遣问，在其亡后，派遣国家仪仗队哀仪护送，实是将其奉为朝廷顾问，待之如高官显臣。李居寿受元室之尊宠，王恽《秋涧集·清跸殿记》云：“居寿等以遭际圣明，显异家教，其临幸之荣，又为前代希阔之遇。”

李居寿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声誉，王恽评价说：“师丰仪秀伟，清修有操行，谦虚笃实……与人交，诚款有蕴藉，所谈率以忠信孝慈为行身之本，未尝露香火余习。生平问学，不斯须臾，如饥渴之于饮食。其易传、皇极、三式等书，皆通究其理。晚节德量弘衍博大，不可涯涘。”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萧全祐（生卒年不详），本姓李，洺水（今属河北）人。因幼有羸疾，其父命其弃家师事萧辅道。据《演化贞常真人行状》，知其接任太一道掌教是在至元十七年（1280）七月，是为太一道六祖。《元史·世祖纪》谓：至元十八年（1281）正月“丁巳，制以六祖李全祐嗣五祖李居寿祭斗”。

《洺水李君墓表》曰：“今以学识清修，先赐号观妙大师，再加纯一真人，深为上及皇太子之所眷顾焉。”说明他掌教后仍受元室尊宠。而且，据王恽《大都宛平县京西乡创建太一集仙观记》，李全祐对太一道的发展也有相当大的贡献。王恽说：“逮今承化纯一真人全祐，继奉祀事十载间，以受业者众，国之经费日广，坚辞廪料，至于再三。有司上议，祷祀重事，供给所需，不可阙也，全祐谦之请，亦不可违也，良田果植，隶大司农者，量宜颁赐，置为恒产。遂赐顺（即顺州，今北京顺义）之坎上故营屯地四千余亩。复虑未臻丰赡，元贞改号，岁七月……（又赐）宛平县京西乡冯家里，隶司农籍栗林……尽畀全祐。……明年丙申（1296）春，相粟林隙地……中构正殿三楹，像事玄元九师，祖师、真官二堂位其左右……榜曰太一集仙观。”元室从经济上给予太一道大量支持，而李全祐也知恩图报，“今纯一师操履贞固，精严祭醮，至蒙两宫眷顾，而图报之诚，惟恐不及，是观之建，特其余事耳”。

萧天祐（生卒年不详），为大道教七祖，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所知比其六祖更少。据陈垣先生考证，他本姓蔡，曾封崇玄体素演道真人，大概在延祐三年（1316）至泰定元年（1324）之间嗣教，参加过延祐二年（1315）和泰定元年的金箓大醮。与玄教大宗师吴全节过从甚密，也与文人虞集等相往还。从上述可见，太一道在元代的发展，主要在李居寿和李全祐掌教之时，但其发展的具体情况，诸如道众多少、教区组织的分布等等均不得而知。大约说来，其势力为北方三个新道派中力量最弱者，宫观、教徒大都分布在河南、河北，余及山东。其教区组织，在两京设有太一广福万寿宫为其首脑机关。太一道的掌教人，自七祖萧天祐后，就不再见有嗣教者，而且太一道的活动也不见于记载。据一些资料推测，因太一道主修符箓斋醮，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接近于张陵正一派，其七祖萧天祐与正一道支派玄教大宗师吴全节相若相善，其后很可能逐渐融入了正一道。

（3）真大道的发展与归流

大道教在金代经历了四代祖师，进入蒙（元）后，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该派与元室建立关系，是从郦希诚开始的。

郦希诚（1181—1259），号太玄，妫川（今河北怀来）人。15岁出家为道士，师事毛希琮。他大约在1223年接替毛希琮嗣教，是为五祖。据《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载：“五祖当教之日，值大元立国之初……自戊戌（1238）以来，化因以洽，南通河岳，北极燕齐，立观度人，莫知其数。”《畿辅通志》载：“郦既领正宗，遂以行化，自秦、晋、蜀、洛、燕、代、齐、鲁，凡崇向之人，莫不恪恭迎拜。数奉馈赆，用有羡羸，转惠贫者，不留。”这就是说，郦道诚在与元室建立关系前，就使大道教的影响传播到了陕西、山西、四川、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区，宫观、教团组织都有很大发展。《重修隆阳宫碑》说：“慕道之徒，翕然而从，不召而自来，不言而自应，于是出整颓纲，道风大振，巨观小庵，四方有之。”宋濂《书刘真人事》载：郦希诚受到了元宪宗的尊礼，“赐真人号曰太玄，名其教曰真大道”。《大元创建天宝宫碑》说：“及期而太玄郦君方嗣体玄法，识者谓无忧后身也。自是其教日盛，风行四方，学者响应。宪宗皇帝即位之四年（1254），特降玺书，赐名‘真大道’，中宫赐之冠服。”大道教与元室拉上关系自元宪宗始，这大概是郦希诚的传教活动使大道教得到迅速发展，在社会上影响大增，故引起了元室的关注。

真大道教的祖山在燕京天宝宫，此宫始建于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从郦希诚始，该宫就成为真大道教首脑机关所在之地。郦希诚在得到元宪宗知遇后，在发展真大道教上到底有些什么举措，不得而知。也许由于元统治者见其发展势头迅猛而加以抑制，而使其无所作为了。

孙德福（1217—1273），号通玄，其生平不详，为大道教六祖。据《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称：“六祖得法之后，德感宸旒，名闻朝野，君王眷顾，卿相主持，秉统辖诸路之权，受通玄真人之号，嗣承宗教，转见辉光。”

李德和（？—1284），号颐真，生平不详，为大道教七祖。元世祖命其统辖诸路真大道教，赐号“颐真体道真人”。至元十二年（1275），令怯薛丹察罕不花、侍仪副使关思义与李德和一起，代祀岳渎后土。至元十四年（1277），代祀济渎。至元十八年（1281），以掌教身份与杜福春一起参加了佛道大辩论。至元十九年（1282），将教事付予岳德文。

岳德文（1235—1299），号崇玄，涿州（今河北涿县）人，为真大道教第八祖。据说他“性不嗜酒食肉，亦绝不啖。年十六，辞亲入道龙阳宫”。18岁，师事郦希诚，“渐领其文书谷帛之事，又主四方之来受其戒誓者，太玄甚重之”。李德和掌教后，署其为法师，充教门诸路都提点，将其作为自己的副手。至元十九年（1282）十月，接任掌教。岳德文掌教后，获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恩宠。据《道园学古录·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碑》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宣授崇玄广化真人，掌教宗师，统辖诸路真大道教事。又赐玺书褒护之。自是眷遇隆渥，中宫至召见，亲赐袍焉。……诸王邸各以其章致书，为崇教礼助者，多至五十余通，而实都而王又为创库藏，修宫宇，广门墙，充田亩，始冠与衣，间饰金宝，极其精盛。成宗元贞□年，加封其祖师，赐赉尤厚，使人立碑棣州冠剑所藏处。是年奉诏修大内延春阁，下赐予遍及其徒。”

岳德文掌教期间，真大道教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据虞集《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说：“其徒云：西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于海滨，南极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又说：岳德文“常使人行江南录奉其教者，已三千余人。庵观四百，其他可概知矣”。岳德文去世后，围绕掌教人的问题，真大道教内部又出现了波折。据资料显示，岳德文在去世前，曾将教事付予张清志（一作志清），但张清志没有能够顺利继任做九祖，而是产生了一个由“二赵一郑摄掌教事”的局面，反映出真大道教内部争夺掌教人位置的斗争。这个非常局面持续了五年才告结束，张清志做了掌教人。此事后人还是产生了疑惑，即张清志究竟是九祖还是十二祖？我们认为，如果按真大道教正统的传授定制来看，张清志应是九祖，但如果按实际情形来说，张清志则应是第十二祖。无论如何，“二赵一郑摄掌教事期间”，于真大道教的发展影响并不是很大，这里就不作介绍了。总之，无论是将张清志看做九祖抑或十二祖，他都是真大道教最后一任掌教。

张清志（？—1325），乾州奉天（今陕西乾县）人。出身儒宦之家，“自幼恶杀，不啖肉味，年十六，从天宝宫李师（李德和）为道流，赐名清志……年二十六，创长安明道观，又适凤翔扶风县，立天宝宫。及李师死，师事岳师（岳德文），畀以扶风道教之职。年三十三，为永昌王祈福于五岳、四渎、名山、大川既遍，复来关中，修理前所创宫观。……已而岳师死，吾师还丧之，丧毕潜遁；逾大庆渡至河东，居临汾。……复归华山旧隐”，直到元成宗大德（1297—1307）末。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四月后嗣教，他嗣教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教内刑罚。他向众教徒说：“吾教以慈俭无为为宝，今听狱讼，设刑威，若有司然，吾教果如是乎？继今以始，凡桎梏鞭笞之具尽废之。……自是众安害息，五年宿弊（指二赵一郑摄教事），一旦悉除。”据说，张清志掌教后，“深居寡出，人或不识其面。著书以名其学，文多奇奥。贵人达官来见，率告病伏卧内，虽有金玉重币之献，漠如也。……至于道德忠正缙绅先生，则纳屣杖策往见，不以为难。时人高其风，至画为图以相传”。张清志的这种不交权贵、不慕名利，只愿与文人学士往来的作风，得到了士大夫们的赞许。张清志掌教，历经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四朝，深受皇室尊崇，仁宗为其加恩进号，英宗命往华岳、太白山祝釐。《元史·释老传》称：真大道教在张清志掌教时“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师、凝神冲妙玄应真人”。《天宝宫碑》说：“谦冲损抑，掌教将二十年，教风日盛。”

综上所述，真大道教在元代的大致情形是，随着其掌教人得到元室的尊宠，传播地区从金代的河北、中都（燕京）及山东扩大到了河南、陕西、四川、江淮、河东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其道徒在江南就有“三千余人”。在张清志掌教时，大都天宝宫“日食数千指”，其盛况可见一斑。在宫观建设方面，仅知名宫观就有：大都南城之天宝宫、玉虚宫，平谷之延祥观，房山之隆阳宫，缑山之先天宫，许州之天宝宫，卫辉之颐真宫。而从其传播地域看，一般宫观更不会少。真大道教在元代时，其组织机构的设置也是比较严密的，按照元代的行政区划，设有四级组织进行管理：第一级，在跨行省范围，设提点都举正；第二级，在路设道录、道判；第三级，在州设道正、举师；第四级，在县设威仪。最基层宫观设提点、提举、知观，负责宫观事务。大都天宝宫则是其中心，真大道在各地的活动指令皆由这里发出。

真大道教入元以来，一直处于元室的羽翼之下，呈向上发展的趋势。然而，当张清志于泰定三年（1326）左右逝世后，其教也就湮没无闻。据学者们推测，很可能是融入了当时已成为全国道教两大派之一的全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