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新生

第一节 道教的新生

1949年10月，在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声中，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古老的中国焕发出耀眼的青春光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体中国人民无不为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在旧中国饱受封建地主阶级、反动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侵略者残酷蹂躏的广大道教徒，与全国人民一道，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积极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时代洪流中。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具有古老传统的道教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关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宣布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无疑使广大道教徒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感到放心，对共产党的信任感增强了，与全国人民一道以主人翁的责任感迈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党和政府积极从政治上对教徒们加以引导，在生活上对道徒们予以关心，对广大的教徒采取了团结的政策方针，尊重他们的宗教感情，以我党一贯主张的统一战线方针，团结广大爱国宗教徒为繁荣祖国共理国家大事。

道教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宗教，其教理教义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拥护和平、反对战争、济世救人、利国福民，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及传统。在中国社会历次重大变革时期和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道教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和充分。远的不说，仅回顾一下中英鸦片战争以来，道教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掠夺、侵略中所表现出的爱国行动，就可见一斑。

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始，外国列强用兵舰枪炮打开了中国紧锁的大门，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胁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面临国家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于1900年爆发的著名的“反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从现存史料来看，道教对“义和团运动”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如在组织成员上，参加义和团的“有和尚，有道士”。在组织形式上，义和团以道教传统的“坛”为基层组织形式，以八卦为标识，布八卦阵，竖八卦旗，以道教之“真人”称号命名一些卦教头领，并供奉道教信奉的神灵，运用道教符箓咒法。借助中国传统神灵作为精神力量，反抗手持洋枪洋炮的侵略者，并以“只因天主教、耶稣教不遵佛法，欺灭贤圣，欺压中国军民，玉皇大怒收去雷雨，降下八千九百万神兵，义和拳传流世界，神力借人力，扶保存中国，度化人心，剿杀洋人洋教，不久刀兵复流，不论君民商贾士农，急学义和拳。如若秉心虔理，终能保一家之灾”的神话和龙虎山张天师“今年人民有灾，疾病当现”、“行善者可免，作恶者难逃”的预言，以及“天师用黄纸书符带在身上可免灾难，供神前可保平安”的法术，鼓舞士气。总之，道教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在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的保护下，处于困境的道教获得法律保障，并发挥自己长于应变的优势，开展组织和宣传活动，以新的势态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争取一席之地。民国元年（1912），以北京白云观陈明霖住持、承德县太清宫葛明新、上海白云观赵至中等为代表的道教全真派18所宫观，一起成立道教会。他们拟定《道教会宣言书》、《道教会大纲》和《道教会要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三篇文稿，报经民国政府批准予以立案。这三份文件特别突出强调“道教为中华固有之国教”，与道德、政治、法律相辅而行，具有劝善止恶、净化人心的社会功能，对巩固国家政权有重要作用，“无论何等社会，凡虔诚信仰者，一切贪、嗔、痴、妄、杀、盗、邪、淫诸恶念，顷刻即消，其于相辅之中，尤别具一种统摄超举之力也”。更为重要的是，其列举道教为国教的理由，不仅涵括道教与中华文明同始、道教高于儒教、先于释教的传统观点，还吸收现代社会新思潮的内容，说老子“逆料夫未来之世界，必有见素抱朴混然大同之一日，故立说著书，特揭橥平等自由之真相而虚悬其境以相待，未至其时，人多执而不悟。今幸世界潮流趋往共和，始信太上之教持之有故矣。欧西所谓国家、社会、世界三大主义，太上之言，均涵蓄之”。又说老子“为古今中外一大哲学家。欧洲之先觉，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梭格拉第（苏格拉底）种种学说，及晚近之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康德之魂学、赫胥黎之天演论，太上之经早已见及”。又称：“按老氏之教，非为一国度而言，为百千万亿国度而言；非为现世界而言，为将来未来之无量世界而言。汉初文景用之，稍得端倪。……由是引而申之，递进递上，将见由小康而升平，而太平，而大同，攸往而咸宜，推行而皆准。”这些看法，不免有牵强附会和夸张之嫌，然而，它所表露的爱国之心和力求跟上时代步伐的精神，却是值得赞扬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帝制被共和取代的新旧变革之际，宣称道教“有昌明道德，促进共和之义务”，以“力挽颓风，表彰道脉，出世入世，化而为一，务求国利民福，以铸造优美高尚完全无缺之共和为宗旨”。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以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与此同时，以第62代天师张元旭为首的道教正一派，也建立“中华民国道教总会”，立下以“黄老为宗，联络各派，昌明道教，本道德以维持世道，俾人类共跻太和”的宗旨，表现出与全真道一致的旨趣。事实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并未产生真正民主共和政体，反而是出现军阀割据、混战不休的局面，给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华以可乘之机。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了中国大地，民族危机空前严峻。这时，在上海的道教界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中华全国道教会”，以道教作为“今日团结民族精神之工具”。道教学者陈撄宁代表了这一思潮，他在《答复北平学院胡同钱道极先生》一文中说：“从前有许多人常常劝我念佛求生西方，我说西方虽好，我不愿去。”“今试设一譬喻以明之：我们所居之世界，等于中国；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欧美。我们既生为中国人，没有本领将中国改造完善，徒然羡慕外人，个个都想抛弃本国，往外国跑，试问成何体面？我们已经生在这个世界，总算与此界有缘。若嫌此界不好，何不拿出实力来再改造一下？……完全要仰仗他力（指阿弥陀佛而言）来救拔我们，较之仰仗国联，仰仗欧美，来帮助中国，同是一种幼稚的思想，可笑又可怜也。”幻想仰仗外力来拯救中国，在陈撄宁先生看来是极不可取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道教徒发扬道教一贯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军队，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为民族的生存尽一个炎黄子孙的职责。具体事例前已有述，这里就不再列举。道教界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亦是很早就开始了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有不少道教徒积极支持共产党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各种帮助，乃至献出生命。总之，中国道教具有维护祖国独立，反对外来侵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道教思想文化的精华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被压迫人民，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起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深刻变革。从我们党和政府来说，面临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破烂摊子，百废待兴，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的重担。然而，党和政府并没有忘记广大的爱国道教徒，团结、引导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跨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

全国解放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和平环境中，如何对待宗教，亦被提到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规定尊重宗教感情、宗教信仰自由，不到宗教场所宣传马列主义；同时，宗教也不能干涉社会教育，不可在宗教场所之外宣教布道，允许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的政策，从法律和政策上来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的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具体到道教，就是针对道教这一古老的传统宗教的特点和道教徒的实际情况，开展长期的思想教育工作，以新的思想、观念，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影响、感染、熏陶他们。在旧社会，绝大多数的道教界上层人士和道教徒，特别是广大下层道教徒，与全国劳动人民一样，饱经忧患、屈辱、饥寒和战乱，生存尚危，在政治上更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爱国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基于这样的分析，根据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原则，因势利导，团结道教界爱国上层人士和下层教徒，给他们以参政议政的权利，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新生，在政治上与各界人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样，道教界有了重大变革，而这个变革特别体现在宫观的管理体制方面。旧的道教大宫观，其组织与管理体制，实行的是在庙产集体公有制的基础上，经过全体教徒的选举而产生执事人。然而，事实上具有强烈的封建宗法色彩，等级森严，推举出的执事人多数是上层道士，一般的下层道士并没有参加宫观管理的权利。这种管理体制，也是旧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在道教内的反映，带有阶级压迫的性质。宫观内设有严厉的处罚规约，对于违犯戒规的道士，轻则驱逐、体罚、禁闭，重则处死。这些，都与解放后的新中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相悖。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进程，时代的新风也吹到了宫观内，广大道教徒耳闻目睹到新中国的变化，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广大下层道教徒在事实的教育下，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纷纷觉醒，强烈要求解放，渴望民主，改变不合理的清规戒律，参与管理宫观事务。这样，大多数宫观在保留原管理体制中传统执事与称谓的情况下，由全观道徒选举有才干者组成民主管理委员会，传统执事管理一般性事务，重点是宗教活动，而其他宫观内外的大事，概由民主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负责人监院只负责执行决定，无任何特权。宫观内外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宪法、法令的惩罚条例规戒，被全部废除，制定了符合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新的宫观规约，道教徒的人格得到尊重。由于贯彻执行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原本出于生活所迫而并无虔诚道教信仰的不少道教徒也还俗返家，开始了新的生活；有重大恶迹的少数道教徒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道教队伍得到纯洁，为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上，也出现了新的气象。过去，道教徒的经济生活来源，一靠香火钱，二靠宫观的田产等收入。规模较大的宫观都有为数不少的土地，这些土地有的是历代统治者所赐，有的是无偿占有，有的是低价购得，也有的是信徒捐赠。宫观将这些土地租给佃农耕种，按亩收取租谷，或是由道教徒自己耕种，在宫观与佃农、道教徒之间也存在封建剥削和压迫。大宫观的住持有处置下层道教徒及所属佃农的权利，这种情况当然与社会主义体制不相符合，党和政府将宫观经济制度的改革也纳入到整个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序列。经过土改、房改后，常住宫观的职业道教徒也同农民一样分得土地，组织起来从事生产，摆脱了“寄生”生活，后来又都集体参加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而上层道教徒也力所能及地参加生产劳动，由靠地租剥削收入，转变成自食其力者。道教内部不平等的封建制度被彻底废除了。

在思想方面，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8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有的宗教界朋友担心，既然经济基础的改革会影响到思想方面，那么，是否也会影响到宗教呢？经济基础的改革对思想方面的影响是必然的。但是，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像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又说：“别说分了地的农民，就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有信教的。苏联十月革命已经三十多年了，现在还不是有很多教堂，很多人画十字？”十分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为道教的新生指明了方向。总之，随着党和政府对宗教的各项政策、措施的颁布和完善，道教徒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日益加深，他们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实际行动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建国初到1958年这一段时期，道教界在党的领导下，加强了自身的建设，积极参加了民主改革、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出现了新气象，取得令人可喜的成绩。如：发扬道教义理中合理的内容与新的思想文化相结合，摒弃封建迷信等腐朽没落的思想，使古老的道教文化焕发出青春，造福人类。在旧社会饱受蹂躏的道教徒获得了新生，为国家的兴旺、民族的昌盛出力，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分子。他们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爱国主义精神、反帝爱国观念明显增强，消极出世思想有了较大改变，增强了爱国建国的责任感。

1956年夏，沈阳太清宫岳崇岱方丈及全国其他爱国高道发出组织中国道教协会的倡议，此举得到道教界的积极响应，同时，人民政府也给予大力支持。这样，以岳崇岱、汪月清、韩守松、易心莹、孟明慧、刘之维、李锡庚、杨祥福、乔清心、吴荣福、尚士廉、陈撄宁等23人，代表全国道教界，齐集北京酝酿成立道教的全国性组织——中国道教协会。他们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推举岳崇岱为主任，陈撄宁、孟明慧为副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1957年4月中旬，全国各名山宫观、道派及道教学者92名代表，在北京举行了新中国成立后道教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岳崇岱当选为会长，陈撄宁、汪月清、易心莹、孟明慧、乔清心当选为副会长，秘书长由陈撄宁兼任，副秘书长为黎遇航。会议制定了《中国道教协会章程》，提出协会的宗旨为：“联系和团结全国道教徒，继承和发扬道教的优良传统；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爱护祖国，积极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此，近代历史上始终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道教界，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统一的全国性爱国组织。

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和开展工作后不久，在全国开展的反右斗争和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等运动，也波及到道教界。在反右斗争中，各级道教协会的一些中、上层道教界人士，有的受到批判，有的被打成右派，道教界的教务活动受到较大影响。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不少宫观道院的珍贵的古鼎、古钟、古炉等被熔毁，农村的全部宫观道院都被纳入人民公社，道众成为公社社员，城市里宫观的道众则参加当地的手工业、轻工合作社。常住道士也成为农民或工人，宫观成为劳动生产组织。不可否认，在这些运动中，确实存在一些过火行为，对道教徒的宗教感情有所伤害。但是，党和政府很快认识到了这一点，于1961年及时采取了“调整”方针，进一步协调宗教界与党的关系，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团结。同年，中国道教协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由陈撄宁会长提出在道教协会开展道教学术研究，建立道教学校，出版道教刊物，发扬道教优良传统的计划。此举不但得到道教界的赞同，也得到了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对改变道教徒文化素质较低，不重视道教理论研究和后继乏人的局面产生长远影响。

1962年，陈撄宁在全国政协委员会议上，以《分析道教界今昔不同的情况》为题，中肯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了道教的现状。他说：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就不能用旧时代的眼光来看新时代的道教”；“解放后十余年来，我国社会制度起了根本变化，道教虽还是个那古老的面貌，而道教徒的面貌却是焕然一新。以往到各处云游挂单的，现在已成为某一处固定的劳动力；以往不事生产的，现在也获得先进生产者荣誉；以往悲观厌世的，现在对前途很抱乐观；而且出家与﨤俗绝对自由，方外和方内一律平等，道教中人有做各级人民代表的，也有做省市政协委员的，丝毫不受歧视。他们经过长期学习，大部分人已认识到整个国家命运就是道教徒自己的命运，只要一心一意靠拢了党，服从领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做到维护群众利益，个人利益也就在其中，今后用不着再为自己个人打算。其中思想搞不通的人未尝没有，但就全体而言，只居极少数，他们将来也还有逐渐自我改造的可能。以上就是今日道教界的普遍情况”。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无忌惮地践踏国家宪法，党的各项政策和方针不能正确落实，新中国遭受了一场空前大劫难。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宗教被作为应清除干净的“四旧”之魁首，道教自然不能幸免于难。其结果是，不少爱国的道教界人士枉遭不白之冤，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成为专政对象，有的遭酷刑，有的含冤而逝；一般的道教徒也被勒令还俗，驱逐出宫观；作为道教宗教活动场所的宫观或被封闭，或被占用，或被拆毁；具有很高文物价值、记载中华民族古老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大量碑碣、经书、法器也遭严重破坏。古老的道教文化已到被毁灭的边缘。

1978年，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为以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的、艰苦的落实政策的工作。在宗教工作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措施。“文革”中遭受不白之冤、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爱国的道教界人士，也被彻底平反昭雪，一部分宫观发还道教界自己管理。1980年，中国道教协会重新恢复工作。同年，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选出会长黎遇航，副会长王教化、陈理实。

1982年4月，彭真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的讲话，指出：“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宗教信仰问题的一贯方针。草案恢复和发展了一九五四年宪法的有关规定，写得更加明确、具体。”又指出：“在我国，不论信仰宗教的公民，还是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在政治上的共同点是爱国，拥护社会主义。有些人信仰这种或那种宗教，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决不能也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去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如果说宪法第三十六条是以非常精辟、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党和政府宗教政策的基本内容，那么，中共中央1982年第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则详尽地对宪法的规定作了解释和具体说明：“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说，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在贯彻执行这项政策的过程中，在强调保障人们信教自由的同时，也应当强调保障人们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任何强迫不信教的人信教的行为，如同强迫信教的人不信教一样，都是侵犯别人的信仰自由，因而都是极端错误和绝对不允许的。”还指出，要充分认识到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不要夸大他们之间在信仰上的差异，要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文件，认真总结和汲取了建国以来党在宗教工作上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全面阐述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从而成为党和政府对待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宗教问题的指导性文件。

在党和政府的新时期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指导下，振兴道教的工作全面铺开。中国道教协会参照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汉族地区佛教道教寺观管理试行办法》，提出了《拟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全国重点宫观名单》及一些作为地方开放的宫观的名单。1982年，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批准21座宫观为全国道教重点宫观，它们是：山东泰山碧霞祠、山东崂山太清宫、江苏茅山道院、浙江杭州抱朴道院、江西龙虎山天师府、湖北武当山紫霄宫、湖北武当山太岳太和宫、湖北武昌长春观、广东罗浮山冲虚古观、四川青城山常道观、四川青城山祖师殿、四川成都青羊宫、陕西终南山楼观台、陕西西安八仙宫、陕西华山玉泉道院、陕西华山九天宫、陕西华山镇岳宫、辽宁千山无量观、辽宁沈阳太清宫、河南嵩山中岳庙、北京白云观。在党和政府关心及道众们的努力下，这21所道教宫观逐渐恢复了其原有风貌。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各级政府的切实贯彻下，“文革”中被遣散的道士陆续返回宫观和新的入道者的增加，原有的21所宫观已远远不能满足入道者和信教群众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需要，于是，一些被单位占用、拆毁的地方宫观，也陆续发还或重建，由道教界自主管理。据李养正先生《当代中国道教》载，到1992年底，经县以上地方政府批准恢复道教活动的宫观已达四百多座，如果加上农村小规模的子孙庙，全国道教活动场所达近千余处。道教职业者，常住全真道丛林宫观的道士近万人，子孙庙全真道士近2000人，散居于民间的火居道士（大多为正一道）近5万人。道教居士及未受箓的青年正一道道众，估计已逾万。全国各级道教协会也逐步恢复，开展活动，全国省市县各级道教协会组织已达83个。

如今，道教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道教界人才匮乏、后继无人的现象得到显著改观。中国道教协会重新恢复工作后，即着手于道教人才的培养，为提高道教徒的道教理论修养、文化素质，先后举办多期“道教知识专修班”，培养了一批道教宫观管理和道教文化研究人员，并注意对女道士的培养，开设“坤道班”。各地方道教协会也相继积极举办各种形式的道教知识培训班。1990年5月，“中国道教学院”正式成立，道教界第一次有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学校。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持爱国爱教的原则，根据国家宪法及道教教理、教义进行教学的办学宗旨，以及培养爱国爱教的，具有较高道教知识和修养并有志为道教事业服务的青年道教徒，继承和发扬道教优良传统，弘扬道教文化的办学目的及任务。经过几年的办学实践，已培养出一大批有文化、懂理论的青年教徒，他们已成为道教队伍建设中的一支骨干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继承和发扬道教优良传统，弘扬道教文化，开展道教文化理论研究工作。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无论学术界还是道教界，对道教文化理论进行的研究远远不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道教研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所，原来由内部发行的《道协会刊》改为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中国道教》杂志，编辑出版了《道教资料选编》、《白云观》画册、《道教基本知识》、《道教仪范》、《道教识略》、《道教要籍概论》、《道教与诸子百家》、《道教与中国炼丹术》、《道教与中医药学》、《道教与周易》、《道教养生学》、《道教与民俗文学》、《道教音乐》、《道教美术史话》等，编辑出版了《道教大辞典》。一些教内人士还撰写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章，或与学术界人士合作撰写道教研究专著，为世人研究道教、了解道教开拓了视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一些地方道教协会也开展了对本地道教的研究工作，并创办了刊物，如上海的《上海道教》、陕西的《三秦道教》等。道教界与学术界的联系亦日益加强，互相尊重，互相切磋，共同交流，携手为繁荣中国传统文化而努力，整理出版了一大批道教文献、史料。道教界与学术界之间的相互沟通，无疑大大有裨于道教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发行影视音像图片资料，使一些鲜为人见的道教宗教生活状况生动地呈现于公众眼前。特别是关于道教音乐、斋醮仪式的录像带的发行，更是现代道教文化事业的一个新气象。其他如电视录像片《白云观和它的道士们》、《中国道教》、《道教在成都》、《道教龙山石窟》、《中国道教斋醮仪范》、《太和仙乐巧复鸣》、《全真玉皇朝科仪》，音乐磁带《霓裳雅韵》、《中国道教音乐》、《仙家乐》、《白云飞》，宣讲理论的《道教教理教义》等，生动而形象、具体而全面地向公众展示了道教历史、教理教义、信仰、文物、法事，以及道教音乐、道教哲学、天文、地理、医药学、冶金术等方面的贡献，展示了现代道教徒的风貌，打破了人们对道教内部生活的神秘感、好奇心，增进了一般人对道教的了解，也为发掘整理保存道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实施。

第三，召开道教学术研讨会。1992年，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西安市道教协会、西安市八仙宫，联合召开了“西安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大会邀请道教界、学术界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外国学者参加，收到论文40篇，所涉内容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此次会议的宗旨为：“沟通学术界与道教界的关系和相互了解，使两股力量互益互补，结成一股力量，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贡献。”改变“学术界与道教界很少接触与交往，对道教文化往往限于文献研究，不能深入到宫观进行实地考查；道教徒只限于背诵经典，修持于宫观，未能开阔知识视野，深究义理”的情状。这次会议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同年9月，湖北武当山道教协会也举行了“中国武当山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有20余名中外专家学者。1993年10月，武当山道教协会又举行了第二次研讨会，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及道教界人士近60名，提交学术论文60篇。这两次会议，对武当山道教的沿革及著名道士、武当山供奉主神玄天上帝信仰、武当道教武术、武当道教斋醮法事音乐、武当山古代道教建筑群、武当山志书等方面展开了充分讨论，还对国外研究道教及武当道教文化的情况作了介绍。特别是第二次会议，研讨的范围更为广泛，反映了学术研究范围正在拓展。

第四，大力发展宫观经济，促进道教徒“自养”事业进一步开展。现在，全国各地宫观基本上都实现了“自养”，道教徒生活得到明显改善。道教徒们顺应时代要求，一些道教宫观已不仅仅是传统的宗教活动场所，在现代社会中还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成为著名宗教旅游胜地，吸引不少游人前来参观。宫观旅游经济的发达，不仅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且也为满足社会的需要做出贡献，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既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又为社会创造了财富。道教界人士在发展宫观经济的同时，也注意对社会公益事业出力，为“希望工程”和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捐款捐物，发扬了道教伦理道德中的优良传统。

第五，恢复了传统的“传戒”与“授箓”仪典。“传戒”是指全真道十方丛林宫观中德高望重的高道向正式道士传授“初真戒”、“中极戒”和“天仙戒”三坛大戒，戒律是出家道士必须遵守的、不可违背的修持准则，在道教义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宗教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授箓”是正一道向道众宣扬各种自律规戒的一种制度和仪式，其重要性与全真道的“授戒”相同。由于各种原因，这两种仪典已中断几十年。1989年11月12日至12月2日，在北京白云观举行了解放以来首次“传戒”仪典。1991年10月3—9日，正一派在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为台湾和海外道教徒举行了隆重的授箓仪式，这在道教史上是第一次。两次仪典，在时间和内容上与过去相比，有了新的内涵。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新的发展，是对道众进行遵守国家法纪，遵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一次良好教育，也是党和政府统一战线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具体贯彻实施的成功典范。

综上所述，新中国道教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无疑是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贯彻、执行的体现，是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关心、支持的结果，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道教的今天。当然，也与道教界道众自身努力分不开。他们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发扬道教长于“通变”和爱国的教义，在政治上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一道，同心同德，为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尽心出力。

在当今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形势下，道教界的有识之士有了更为深层的思考，认为道教面临的改变课题是广泛而复杂的，至少有下列五项：“一是教义思想必须增加新内容。将道教信仰和当代社会生活相结合，在宇宙观、社会观、善恶观和神仙观等方面回答当代道教徒关心的问题，对道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作出教义解释。二是宗教生活必须作出新调整。根据当代道教徒的要求，对科仪和道德的内容作出取舍，淘汰不合时代的，新增道教徒需要的。三是教徒规戒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根据社会要求和教义思想，制订符合当代生活实际的规戒，既保证教徒队伍的纯洁，又能吸引朋友和留住教徒。四是积极进行各种社会服务、壮大自己的入世活动。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为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服务，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出版道教经典和书刊，建立和扩大同教徒信众的联系，为教徒排忧解难。五是在团体和庙观管理中，借鉴社会成功的经验。培养人才，鼓励竞争，提倡民主，奖勤罚懒，不断增强道教发展的活力。”

总之，“中国道教出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生动局面，各地道观整修开放；道教活动得到恢复；一些老年教徒积极整理遗产，著书立说；一批有信仰、有文化、有朝气的青年道士培养成材，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教内外编撰出版的道教书籍在社会发行，引起重视”。在这种形势下，发扬道教优良传统，整理、研究道教文化，服务于社会，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道教将迎来一个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