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大道派的创立

第二节 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大道派的创立

金人属女真族，原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女真族经过部落联盟制向奴隶制的道路迈进，其中以完颜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在斗争中日益强大，1113年，在完颜阿骨打的统率下，战败辽兵，先后占领了辽东和宾州、威州等地。1115年，金太祖阿骨打即皇帝位，正式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国号大金，并命完颜希尹创造女真文字，于天辅三年（1119）正式颁行。紧接着，金太宗完颜晟于天会三年（1125）灭辽，天会五年（1127）灭北宋，占领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广大地区，从此形成金女真与南宋王朝互相对峙的局面，金国还不断发起侵略南宋的战争。但是，在完颜晟迅速占领辽、宋统治下的广大地区以后，其内部的社会矛盾也便日益突出起来。在其统辖的地区里，不仅居住着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各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而且还存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既有奴隶制，也有封建制，这就不能不发生矛盾、冲突。因此，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汉族人民反掳掠、反奴隶制度统治的斗争连绵不绝，遍布各地。面对这种形势，金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所占领的广大地区的统治秩序，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一是尽量收罗汉族士大夫担任州县地方官吏，一是对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改革，使女真族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的关系过渡。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也必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和文化上的变革，金世宗完颜雍（1161—1189在位）和他的继任者章宗完颜璟（1190—1208在位）都倡导女真族学习汉文化，通用汉语言，允许女真族与汉族通婚，使女真族与汉族在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加强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女真与汉族之间的融合。他们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兴办学校，以科举取士，将大批汉族士人吸收到他们的统治集团中，担任朝廷的重要官职。但是，也有一些汉族士人不愿在金朝做官，拒绝在政治上与金朝统治者合作，而又不愿参加各地人民群众反抗金朝统治者的斗争，便走向隐遁之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金朝统治的山东、河北一带出现了由一些汉族士人创立的新的道教派别——太一道、真大道和全真道。现按时间顺序介绍如下。

太一道。太一道的创教人系卫州（今河南汲县）人萧抱珍（？—116），其生平事迹史书记载语焉不详。据王鄂《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碑》说：“始祖讳元升”，即是说元升为萧抱珍道号。《忽必烈大王令旨碑》称其为“羽升微妙大师”、“太一一悟传教真人”。创教时间约在金熙宗天眷（1138—1140在位）初，“天眷初，其法遂大行”。至于其教名的由来，据《元史·释老志》说：“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因名其教曰太一。”王鄂《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之碑》说：太一教以太一为名者，“盖取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也”。“初，真人既得道，即以仙圣所授秘箓济人，祈禳诃禁，罔不立验。”太一道崇尚符箓，其所传太一三元法箓系由天师道符箓秘法演化而来。元徒单公履撰《萧真人碑》说萧抱珍“远□汉仪，近追前代，上稽下考，而立教焉”。顺治《卫辉府志》卷一五《仙释》亦将萧抱珍与张道陵、寇谦之相提并论，说：“萧抱珍道成一悟，箓阐三元，创兴太一之门，密毗治化，潜卫邦家，虽汉张道陵、魏寇谦之，无以过也。”萧抱珍也模仿天师道秘传原则，维护一姓之承袭。太一道中，凡为“三元法箓”正传掌教者，都须改姓为萧，故嗣其教者的二祖韩道熙、三祖王志冲，均改为萧姓。

太一道所奉至上神灵为北宋东西太一宫正殿奉祀的五福太一。《安阳县金石录》卷九元代《安阳上清正一宫圣旨碑》赞太一教说：“太一五福之位，莅中央尚丕承于灵贶。”说明太一教是以太一五福神为主祀之神灵的。太一道本身关于教义的经籍文献尽佚，但从文人集及残存碑记中可看出其虽然以符水祈禳为主，但也着重内炼。济源县《萧真人碑》说：萧抱珍立教“本之以湛寂，而符箓之为辅，于以上格圆穹，妥安玄像，度群生于厄苦，而为之津梁。迹其冲静玄虚，与夫祈禳祷祀者，并行而不相悖”。守柔弱亦是太一道修身之法。《秋涧集》卷四七《太一二代度师赠嗣教重明真人萧公行状》载：门人李悟真问：“何为仙道？”萧道熙答说：“做仙佛不难，只依一‘弱’字便是耳，曰‘弱者道之用’也。”陈垣先生说：“而太一特以符箓名，盖以老氏之学修身，以巫祝之术御世者也。”太一道亦以周贫济苦，乐善好施著世。《秋涧集》卷四七《太一二代度师赠重明真人萧公行状碑》就说，萧道熙“生平好赈施，养老恤孤近百人，人以镪五千月给为率，死乃已。贫者丧不能举，衣被棺椁，为俱具之”。而其四祖萧辅道掩埋道旁枯骨之事，更为社会人士所称道。《秋涧集》卷三九《堆金冢记》记其事说：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正月十二日，蒙古兵屠杀卫州城居民，十一月，萧道熙自河南归卫，“睨其城郭为墟，暴骨如莽，师恻然哀之，遂括衣盂所有，募人力敛遗骸，至断沟眢井……掇拾罔漏，乃卜州西北二里许，故陈城内地，凿三坎，瘗而丘之，仍设醮祭，以妥厥灵”，人呼其冢曰“堆金冢”，意谓人骨久而化为金石，完全体现了太一道“度群生于厄苦”的宗旨。注重封建伦理关系，笃于人伦是太一道教义最为突出之点。在萧抱珍立教之初，就非常注重教徒人伦方面的品行，对“以孝友著称”的人是极为赏识的。《秋涧集·太一三代度师先考王君墓表》说：“太一教法，专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本。至于聚庐托处，似疏而亲，师弟之在两间，传度授受，实有父子之义焉。”中肯地道出了太一道教义教制的特点。《秋涧集·太一二代度师行状》记萧道熙对萧抱珍之死“缞绖哀慼，如丧考妣。于是相宅兆，具葬仪，及殡，整整有法”。三祖萧志冲对其先师道士霍子华，因“子华故有淹疾，师（指萧志冲）侍奉惟谨，前后十年，无懈倦之色，或衣不解带者数月，人以为难”。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行符法，重人伦，乃是太一道教义的要旨，同时也具有时代特征，表现出与当时南方诸符箓派甚多的一致性。

萧抱珍创立太一道之初，尚无宫观，只是在卫州家宅中行法，后来徒众渐多，乃于州之东三清院故址葺茅草庵而居。其徒侯澄受法后，在赵州及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各建一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水为人治病，这些堂口后来都发展成规模宏大的宫观。太一道的传授源流，据《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碑》谓：萧抱珍“传之重明，重明传之虚寂，虚寂传之中和，中和实为教门四代祖。……□居寿者今为五祖云”。太一道在金代共有四代掌门人，所谓“重明”，即二代祖萧道熙，“虚寂”即三代祖萧志冲，“中和”即四代祖萧辅道。

萧道熙（1156—？），字光远，本姓韩，幼年即受度为道士，其父母均奉太一道。他嗣教时年甫十岁，改姓为萧。他资质聪颖，从小在宫观长大，受到较好的文化教育，知诗书，颇有儒风。王恽《太一二代度师赠嗣教重明真人萧公行状》称其“丰仪潇爽，德宇冲粹，博学善文辞，动辄数百言。乐与四方贤士大夫游，谈玄论道，造极精妙。书画矫矫，有魏晋间风格”。大定十一年（1171），应诏主持中都天长观，未越月，名声显扬京中，“户外之履满矣”。大定十四年（1174）春，辞归乡里，住持赵州太清观。大定二十二年（1182），金世宗召入内殿，问摄生之道，宠赐甚渥。大定二十六年（1186），思游历名山，栖真岩壑，于是将教事交予弟子王志冲，飘然而去，莫知所终。

萧志冲（1151—1216），字用道，本姓王，号玄朴子，博州堂邑人，其父王守谦为萧抱珍弟子。萧志冲16岁即赴卫州礼萧道熙为师，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试经度为道士，任卫州管内道门威仪，领教门事。大定二十六年（1186），继任掌教。《滹南集·太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谓：萧志冲“素不为辞章，及升堂谕众，随意而言，悉成文理，劝戒深切，听者耸然，内外相庆，以为宗门得人矣”。不久，补住中都天长观。当黄河泛滥，太一万寿观被冲毁，他率众修复一新，并加以扩建，“声望既隆，求教者接迹而至，岁所传无虑数千人”。金章宗明昌（1190—1195）间，前尚书右丞刘公伟自大名移镇河中，“道出淇上，谒师甚恭”。承安元年（1196），因日蚀，于神霄宫设醮祈禳。章宗泰和（1201—1208）间，以皇嗣未立，参与亳州太清宫普天大醮。泰和七年（1207），奉诏设醮禳解蝗灾，命为道教提点，赐号“元通大师”。金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辞回归卫州，以教事付萧辅道，养老西堂。

萧辅道（1191—1252），字公弼，号东瀛子，卫州（河南汲县）人，为萧抱珍的再从孙。大安二年嗣教，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奉诏主持亳州太清宫。《太清观懿旨碑》称其“富文学而重气节，谨言行而知塞通”。与之所游者皆当时名士，他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金元之际，萧辅道受忽必烈赏识，为元初太一道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由于太一道的教祖、道士都未能留下论著，只有金、元文人集中保存了一些关于太一道的文字，如王若虚《滹南集》、王恽《秋涧集》、王鄂《鲒埼亭集》等。陈垣先生撰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其中的《太一篇》对太一道的历史作了较为全面的考校论述。又因太一道在金代及元初的影响，故《元史·释老传》为其立传。

真大道。起初名“大道”，后加“真”字。创教人为沧州乐陵（今山东乐陵）人刘德仁。刘德仁（1122—1180），号无忧子，少年时出家为道士。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自称太上老君下降，授予《道德经》要言，使传玄妙大道。此后，刘德仁便立九条戒法，在黄河下游一带传道，教人以忠君孝亲，诚以待人，清静无邪，安贫乐道，力耕而食，量入为用，爱生勿杀。这样的观念，在饱经战火蹂躏的北方，得到了百姓的共鸣，不数年，大道教遍及中原。

大道教的宗旨，以老子《道德经》为本。宋濂在《书刘真人事》中说：“德仁在宋金之间，仿佛老子遗意以化人。”《元一统志·制赠大道正宗四世称号碑》说：“大道之教……清净寡欲，谦卑自守，力作而食，无求于人，得老氏立教之旨为多。”而其戒条为：“一曰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静。四曰远势利，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弈，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学者宜世守之。”元赵清琳《大道延祥观碑》说：“其教则大率以无为清静为宗，以真常慈俭为宝。其戒则不色，不欲，不杀，不饮酒，不茹荤。以仁为心，恤其困苦，去其纷争，无私邪，守本分。而不务化缘，日用衣食，自力耕桑，为赡足之。有疾者，符药针艾之事，悉无所用，惟默祷于虚空，以至获愈，复能为世人除邪治病。其亦犹是平日恬淡，无他技。彼言飞升化炼之术，长生久视之事，则曰吾不得而知，惟以一瓣香朝夕恳礼天地。”《元史·释老传》也说：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者也”。这些都反映出大道教提倡自食其力、少私寡欲，不谈飞升炼化、长生久视，融合道、儒、释三教，特别是援儒入道的特点。这些特点，表明了它与早期符箓派道教有明显的不同，也与原来的丹鼎派道教有所区别。

大道教在其传教活动中，也善使用召劾之术。刘德仁就以祈祷治病、驱役鬼神驰名。宋濂《书刘真人事》说：刘德仁“且善于劾召之术”。杨果《玉虚观大道祖师传授之碑》说：刘德仁“救病不用药，仰面视天而疾无不愈”。《重修隆阳宫碑》亦称：刘德仁自得至人授诀之后，“由是乡人疾病者远近而来请治，符药、针艾弗用也，愈效如影响焉”。总之，大道教“见素抱朴，少思寡欲，持之以虚心实腹，守气养神，及乎德盛而功成，乃可济生而度死，以无为而保证性命，以无相而驱役鬼神”。这些记载，都表明大道教在修炼方法上是以内丹修炼之要“守气养神”为重，其祈祷治病，役驱鬼神的劾治之术是修炼“成道”后的外用。从这些来看，大道教的教旨似与北宋诸道派无直接继承关系，是道教史上独具特色的教派。

大道教的主张，颇能适合当时中下层社会的宗教需求，因之赢得了不少信徒。金大定（1161—1189）初，“传其道者几遍国中”，“故远近之民，有愿为弟子列，随方立观，为不少焉”。金代大道教主要在黄河以北传播。刘德仁于大定二十年（1180）二月十五日逝世，弟子陈师正嗣教为二祖，三祖为张信真，四祖为毛希琮。从五祖郦希诚起，就进入了元代。有关大道教之二祖、三祖、四祖的史料现存极少，对他们的情况，只能大致勾勒轮廓。

陈师正（？—1194），字正谕，号大通子。家贫，幼渔于河，刘德仁挈以入道。掌教后，“弘宣祖道，度人罔极，设化无方，阐教垂一十五年，法寿则莫得而识”。

张信真（1164—1218），号希夷子，青州乐安（今山东广饶）人。15岁，参礼陈师正为道士。金明昌五年（1194）嗣教。据说他“戒行精严，祛邪治病大有灵应”，“禀质不凡，行法好古，敷宣圣教，克肖先师”。他撰有诗文数百篇，集为《玄真集》，已佚。

毛希琮（1186—1223），号元阳真人，38岁时掌教，共五年。史称其“见性达聪，罔愆成法，心厌尘世，不永斯年，掌教五星有奇，得年三十八岁”。

大道教自毛希琮后，内部发生了分裂。其教分为燕京天宝宫与玉虚观两派，天宝宫一派以郦希诚为五祖，玉虚观一派以李希安为五祖。入元后，郦希诚一派得到元皇室支持，被尊为正统。从这时起，大道教改称为真大道教。

全真道。该派创教人为京兆（今陕西）咸阳大魏村人王重阳。王重阳（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又名世雄，字德威，入道后改名“喆”，字知明，道号重阳子，出生于一个家业丰厚、财雄乡里的地主家庭。从小读书，修进士籍京兆学府，曾试过武举，中了甲科，署职为酒税小吏，郁郁不得志。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加之宦途无望，遂遁入玄门，弃家修道。金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王重阳自称在甘河镇遇神人授之修炼真诀，便在终南山筑穴洞，名“活死人墓”，穴居修道二年多，对外佯装疯狂，自号“王害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自己突然焚烧其居，只身前往山东传教，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今蓬莱）、莱州（今掖县）活动，先后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郝大通和马钰之妻孙不二七人为徒，世称“七真”，并建立了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以“全真”名其教。四方前来受戒者接踵而至，不数年，徒众遍及山东。大定九年（1169）秋，他留王处一、郝大通二徒在昆嵛修炼，自己则携丘、刘、谭、马西归。一行人到达开封的第二年（1170），王重阳即辞世，四弟子扶柩回关中，将其安葬于终南刘蒋村其旧隐之地（今陕西户县祖庵镇）。此后，大弟子马钰便为掌教，其余六真便各在山东、河北、陕西、河南一带修炼，活动中心主要在关中。从金世宗后期起，全真道活动中心便随刘处玄、丘处机、郝大通等的相继东返，又回归于山东半岛。全真道在金代传播情况，元好问《紫微观记》说：“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佰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

全真道的教祖、骨干多出身于知识阶层，其文化素养在金初三大道派中最高，留下的著述也最多。现存金代全真道士的著作约有二十余种，其中有关教义、教制的论著重要的就有：王重阳《立教十五论》、《金关玉锁诀》、《授丹阳二十四诀》，马钰《丹阳真人直言》、《丹阳真语录》，刘处玄《至真语录》，丘处机《大丹直指》，侯善渊《上清太玄鉴诫论》及《晋真人语录》。而且，他们还善于用诗文表达其思想，这方面重要的有：王重阳《全真集》、《教化集》、《分梨十化集》，马钰《渐悟集》、《洞玄金玉集》、《神光灿》，刘处玄《仙乐集》，谭处端《水云集》，丘处机《磻溪集》，郝大通《太古集》，王处一《云光集》，侯善渊《上清太玄集》，长筌子《洞渊集》等等。这些论著和诗文集，不仅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全真道的教义教制，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平。

全真道的教义，总体上来看仍继承钟离权、吕洞宾的内丹思想，但又具有独到之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合一三教。这个特点，可说是全真教义最为鲜明突出之处，从王重阳创教之日起，一直都很重视。王重阳《金关玉锁诀》称其教“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重阳全真集·永学道人》谓：“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收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异，妙玄通后更无加。”《孙公问三教》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答战公问先释后道》云：“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主张道、儒、释三教的核心都是“道”，无有差别。他的弟子们也是继承了这一主张，高唱三教同源一致，如丘处机《磻溪集》卷一曰：“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刘处玄《仙乐集》卷三曰：“三教归一，弗论道禅。”谭处端《水云集》卷上云：“三教由来总一家，道禅清静不相差。”尹志平《葆光集》卷中云：“道显清虚妙，释明智慧深，仲尼仁义古通今，三圣一般心。”这里要指出的是，金代全真道教义中的三教归一论主要是一种宣教口号，虽已注意到从三教的核心义理上来融通三教，但尚未展开深入的论述。而且对儒、释的吸取偏重于释，特别是佛教禅宗的思想。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力倡三教平等。王重阳《金关玉锁诀》谓：“三教者如鼎三足。”马钰之徒王丹桂《草堂集·咏三教》说：三教“同一体，谁高谁下？谁后谁先？共扶持邦国，普化人天，浑似沧溟大海分异派流，泛诸川。然如是周游去处，终久尽归源”。

第二，以“全精、全气、全神”为成仙证真的最高境界。全真道追求长生成仙，但鄙弃肉体。王重阳说：“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又说：“离凡世者，非身离凡也，言心地也。”丘处机说：“吾宗所以不言长生者，非不长生，超之也。此无上大道，非区区延年小术耳。”肉体在全真道的眼中，不过是“一团脓”，说：“白玉肌，红粉脸，尽是浮华妆点。”此肉总归要腐烂，血液总要干竭。全真道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道教成仙说的一种总结，反映了道教传统“仙术”长期实践的失败。

肉体既然不可能永恒不灭，那么，什么才是永恒的呢？那就是身中不生不灭、超出生死的“性”。他们称之为“心之性”，或“元神”、“本真”、“真性”、“本来真性”等等。王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说：“是这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惟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刘处玄《至真语录》说：“万形至其百年则身死，其性不死也。……阴阳之外则其神无死也。”《长春祖师语录》说：“生灭者形也，无生灭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乎功数之外，在身中为性海，即元神也。”《晋真人语录》说：“长生不死者，一灵真性也。”

从这种真性超出生死的观点出发，全真道在修炼上确定了唯重修心见性以期成仙证真的修炼路线，通过对心性的修炼以达到“全精、全气、全神”，谓之“全真”的超出生死之外的最高境界，即通过对性的修炼以达到生命的永恒。总之，全真道的修炼之道，以降伏心意、明心见性为道要，是内炼成丹之前提，而又主张炼化精、气、神以结丹成仙，可说是明心见性与传统内丹的结合、融合。

第三，“苦己利人”的宗教实践原则。徐琰《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说：王重阳“创立一家之教曰全真。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要求全真道士应把物质生活需求降低至最小的程度，摒绝一切物质欲望。《丹阳真人语录》说：“饥则餐一钵粥，睡来铺一束草，褴褴褛褛，以度朝夕，正是道人活计。”《晋真人语录》说：“若要真行，须要修行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为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利人”不仅是宗教道德要求，而且是成仙得道的重要条件，金代全真道上至创教祖师及其“七真”，下至一般道徒，都以此作为宗教实践的原则严格奉行，史料中关于他们“苦己利人”的记载，俯拾皆是。如《北游语录》说马钰“以去奢从俭，与世相反为大常，凡世所欲者，举皆不为”。

金代全真道教义教制，在王重阳《立教十五论》中是比较全面的，其主要为：一、凡出家者先须投庵，身以心定，气神和畅；二、云游访师，参寻性命；三、学书不寻文乱目，宜采意心解；四、精研药物，活人性命；五、修盖茅庵，以遮日月，但不雕梁峻宇而绝地脉；六、道人必须择高明者合伴，以丛林为立身之本；七、凡静坐者须要心如泰山，不动不摇，毫无思念；八、剪除念想以求定心；九、紧肃理性于宽慢之中以炼性；十、调配五行精气于身；十一、修炼性命是修行之根本；十二、入圣之道，须苦志多年，积功累行；十三、超脱欲界、色界、无色界；十四、养生之法在于得道多养；十五、超离凡世，非身不死，而在心离凡世。王重阳的这些立教要点，是对全真道立教宗旨和修持方法的集中阐述，并体现了前述的三个特点。全真道与金丹派南宗一样，均重性命双修，但南宗以修命为首，而全真道则以修性为首，并不尚符箓，也反对黄白之术，鄙视肉身成仙，强调道士必须出家住庵，不准有妻室，倡导三教合一说，从而形成了与过去那些主张符箓、烧炼、章醮等旧道派及金代其他新道派均不尽相同的特色。

下面，我们将王重阳七大弟子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马钰（1123—1183），字玄宝，原名从义，字宜甫，号丹阳子，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人。其家世为当地豪族，富甲州里。大定七年（1167）七月，在一次酒宴上他与王重阳相遇，见王重阳颇有仙风道骨，乃邀之于家，为其在宅中建全真庵，事以师礼。在王重阳的化导下，遂弃家产，苦心励节，潜心修炼，随王重阳过云游乞食生活。其后，马钰之妻孙不二也出家师事王重阳。王重阳临终之时，以全真秘诀付予马钰，命其掌教。他门下弟子形成全真遇仙派。撰有《洞玄金玉集》、《神光灿》、《渐悟集》。金人王颐中辑《丹阳真人语录》。马钰门下传授如下表：

谭处端（1123—1185），字通正，原名玉，字伯玉，号长真子，山东宁海人。父为铁匠，他是全真七子中出身最寒微的。十五岁，存志于学，擅工草隶。患风疾，经年不愈，百药无效，求治于王重阳，一宿即愈。遂于大定七年（1167）礼王重阳为师，皈依其门。马钰卒后，接任掌教。他门下弟子形成全真南无派。撰有《水云集》。其门下传授为：

丘来处灵机玉（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据《金莲正宗记》于李卷志大四乘道载：“家世栖霞，最为名族。”大定八年（1168），于昆嵛山礼王重阳为师入道。在王重阳病逝后，丘处机在陕西磻溪洞穴居，苦心修炼。又在龙门山（今陕西宝鸡东南）苦修。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东归栖霞，并在刘处玄之后接任掌教。丘处机是全真七子中年纪最小者，为全真道在元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门下弟子形成全真龙门派，为全真道明清以来传承的主要派别，一直流传至今。著有《大丹直指》、《磻溪集》、《摄生消息论》等。其门下传授为：

王处一（1142—1217），号玉阳子，宁海东牟（今山东牟平）人。其母笃信道教，王处一受母亲影响，幼即慕道。大定八年（1168），师事王重阳，出家修道，受师命于铁查山七宝云光洞修炼。大定二十八年（1188），曾应诏赴阙主持万春节醮事。他门下弟子形成全真嵛山派，撰有《云光集》、《西岳华山志》等。其传承不甚清楚。

郝大通（1140—1212），字太古，号恬然子、广宁子，宁海人。出身于一个“历代宦游”，“家故饶财，为州首户”之家。从小失去父亲，事母甚孝，少好黄老，尤精《易》理。大定八年，师事王重阳，出家修道，改名璘。大定十五年（1175），在沃州桥下静坐修炼六年，后北游真定，传教度人。他门下弟子形成全真华山派，著有《太古集》。其传承为：

刘处玄（1147—1203），字通妙，号长生子，莱州（今山东掖县）人。自幼丧父，事母至孝，誓不婚宦。大定九年（1169），礼王重阳为师。继而奉师命西游开封，乞食修炼，士庶从之者众。大定二十八年，在昌阳设醮祷雨有验，继谭处端后任掌教。他门下弟子形成随山派，著有《黄帝阴符经注》、《黄庭内景玉经注》、《仙乐集》、《至真语录》等。其门下传授为：

孙不二（1119—1182），号清静散人，马钰之妻，宁海人。王重阳初到其家，劝他们夫妇二人入道出家，不允。王重阳乃每日索取一梨，切成若干块以寓意，最后终被化导，在马钰出家两年后，孙不二乃于大定九年（1169）赴宁海金莲庵，礼王重阳为师，成为女道士。奉师命上街乞化，后游于伊、洛间，传道度人。她门下形成清静派，后人编有《孙不二元君法语》、《孙不二元君传述丹道秘书》。其门下传授不清。

在金代出现的三大新道派中，以全真道的势力为最大，其弟子众多，在元代发展至鼎盛。

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建立之后，均受到在野汉族人士的向往，参加者不少。《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说：“昔者金有中原，豪杰奇伟之士，往往不肯婴世故、蹈乱离，辄草衣木食，或徉狂独往，各立名号，以自放于山泽之间，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斈湮泯澌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复善之说以劝诸人。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诫者，风靡水流，散在郡县，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久而未之变也。”《大元奉圣州新建永昌观碑铭》也说：隐逸清洁之士“翕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相启牖，自名其家，若寂然师弟弘衍博济教行北山是也。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敦纯朴素，有古逸民之遗风焉”。由此可见，这些新道派既是一种宗教团体，也是一些在野汉族士人相互联络的组织，一经建立，便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它们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金廷的密切关注。金朝的统治者为了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便千方百计地对这些道派的首脑人物进行笼络，表示亲善，并对他们所代表的道派给予扶植。

金熙宗完颜亶（1138—1149在位）对汉文化有较深了解，即位后采取辽、宋汉制。对于道教，据《大金国志》卷三六“道教”条：熙宗朝设有道司、道录、道正等道官管理道教，任期三年，并设道阶六等，有侍宸、授经等名目。熙宗于皇统八年（1148），亲自召见太一道祖师萧抱珍，并为其道观赐额。《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之碑》载：“皇统八年，熙宗闻其（萧抱珍）名，遣御带李琮驿召赴阙……悼后尤加礼敬，赏赉不訾，其为奏乞观额，敕以‘太一万寿’赐之。”

金世宗完颜雍（1161—1189在位）即位不久，为安定民心，承北宋之制出售寺观名额、僧道度牒、大师号。先是于“大定二年（1162），凡释道之居，无名额者，许进输赐之”。又于“五年（1165），上谓宰臣曰：‘顷以边事未定，财用阙乏，自东、南两京外，命民进纳补官，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对于新道派，世宗也采取笼络的政策，据《隆阳宫碑·书刘真人事》载：大定七年（1167），诏刘德仁入居中都天长观，赐号“东岳真人”。大定九年（1169），为太一道二祖萧道熙敕立万寿碑额于所居道观。大定十四年（1174），因天长观遭灾损毁，曾命有司修复，是年修好后，世宗率领太子和百官前往庆贺，做道场三日夜。《中都十方大天长观重修碑》载其事说：“大定十四年三月，户部尚书臣仲愈、劝农使臣谨言，奏十方天长观馆御既安，像设既严，敢以闻。是月既望，天子暨皇太子率百执事款谒修虔，遂命为道场三日夜，以庆成。”大定二十二年（1182），诏萧道熙入内殿，问以摄生之道，世宗赏赐甚渥。又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和二十八年（1188），两次诏王处一进京，并为其修建“修真观”，并赐金书篆额，又赐以金帛巨万。大定二十八年，诏丘处机，命其“主万春节醮事”，问以至道，赐钱十万。令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于其所居宫观之正位。

金章宗完颜璟（1190—1208在位）是金朝皇帝中最为“尊玄崇道”者，与太一道三祖萧志冲来往密切。明昌（1190—1195）间，章宗常常请萧志冲于太清宫作醮，赴太极宫诵经百日。《滹南集》卷四二说：“时，户部侍郎胥鼎方提控寺观，恐师南还，率朝士十余候之，曰：‘今明主临朝，尊玄重道，天长才废，随建此宫，如师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也。’会宫众亦坚挽之，遂勉为留。”金章宗对太一道的尊崇还不止于此，朱澜《十方大天长观普天大醮瑞应记》载：“明昌元年（1190）二月癸卯，皇太后微爽节宣之和，越翌日甲辰，皇帝朝隆庆宫问安于慈训殿，还出寝门，行不能正履，朝夕视膳，畴咨药石，未尝解带，以谓祷于上下神祇，著在典故。壬子，敕大天长观设普天大醮七昼夜，仰祝皇太后圣寿无疆，赐钱五百万，梅檀沉水降真等香二百八十斤，龙脑五两，命昭勇大将军拱卫直都指挥使兼客省使大仲尹西上阁门使张汝猷、左振肃完颜阿鲁罕为行礼官，诏提点天长观事冲和大师孙明道曰：‘老君道教乃中国之教，不比释氏西胡之人，以击钹为事，自今以始，醮上不得用法器。即日降普天大醮青词一通，其词曰：嗣天子臣谨上启三清、四帝、二后，……垂至神而洞鉴，锡景命之延洪嘉与群生，永依大庇。’”以皇太后生病之事为由，虔诚奉道，大加赏赐，“辛酉，皇帝驾幸天长观行香，礼毕，车驾还宫，行礼官暨高功大法师闻启发牒，皇帝斋戒七日。癸亥，内降御书青词九通，沉檀四斤，龙脑十两”。《滹南集》卷四二《清虚大师侯公墓碣》说：太一道士侯元灿于明昌初，“以高德应诏，入住中都天长观。自泰和（1201—1208）改元，国家事祈禳，连设大醮，羽流极天下之选，而师皆与焉”。获赐紫衣及“观妙大师”号。崇庆（1212—1213）间，召住中都太极宫，授“清虚大师”号。金章宗与全真道首领间的交往更多。明昌元年（1190），丘处机东归栖霞，大建琳宫，章宗敕赐其额曰“太虚”。承安二年（1197）七月，召见王处一于便殿，问以养生之道和性命之理，以及治国和边境之事，赐紫衣及“体玄大师”号，居京师崇福观，日给钱二百缗。不久，王处一上表请求还侍其母，获准。泰和二年（1202），又请王处一赴亳州太清宫主行普天醮事。承安二年（1197）冬，召刘处玄赴阙，敕寓天长观，问以玄旨，并赐以“灵虚”、“太微”、“龙翔”、“集仙”、“妙玄”等五观额。承安三年（1198），又遣使征召，“以鹤板蒲轮接于紫宸，待如上宾，赐以琳宇，名曰‘修真’。官僚士庶，络绎相仍，户外之履，无时不盈。明年（1199）三月，乞还故山，天子不敢臣，额赐‘灵虚’，宠光祖庭”。

除新道派的头面人物外，章宗还对一些学有成就，在士人中有一定影响的其他道士，如袁从之、李大方等，也予以尊宠。章宗不仅常请道士设醮，并对醮仪法器等非常关心，亲自过问，还亲撰青词。而且，章宗对道书的收集整理也很重视。由于北宋间编撰的《政和万寿道藏》至金时，其经板已残缺不全，大定四年（1164），金世宗曾诏以南京（今河南开封）道藏经板付中都十方天长观，章宗明昌元年，诏命天长观提点冲和大师孙明道主持搜访天下遗经，得1714卷，又根据《政和万寿道藏》经板补板，最后勒成一藏，即《大金玄都宝藏》，共6455卷。这次道经的搜集整理，对道教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随着新道派的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其在下层群众中的影响，也引起了金统治者的猜疑，故金章宗即位之初对这些道派也曾采取过限制。如：明昌元年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明年（1191）十月，“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这种限制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金王朝的统治。不过，这些新道派所具有的对维护金朝统治、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也被一些金朝要员所认识，有的重臣即出面奏请收回禁令，且得到了章宗的同意。于是，全真道等新道派“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如：承安三年（1198），全真终南祖庭观主就趁刘处玄见重于章宗的时机，购买了数十个观额和三百张度牒。在泰和元年（1201）、三年（1203），金廷在亳州太清宫举行“罗天大醮”，参加法事的道士们即乘此机会奏请金廷允许，度道士千余人。元遗山的《紫微观记》在谈到全真道的发展时即指出：“故堕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佰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然而，实际上却是“禁”而不能绝，反而更加发展了。正如姚牧庵《重修玉清万寿宫碑》所说：“欲锢其说以叛涣其群”，却“势如风火，愈扑愈炽”，以至“羽服琳宫日新月盛乎金之世”。

卫绍王完颜永济（1209—1213在位）嗣位之后，金朝统治已处于急转直下之势，他在位时间不长，但金代敬道之制犹存。受到章宗宠遇的道士李大方，在卫绍王执政期间，仍然活跃于朝廷，大安（1209—1211）初，奉召获赐云锦衣，佩金符，加号“通玄大师”。金宣宗完颜珣（1213—1223在位）即位不久，燕都便告失守，在这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他对道教仍给予关注，向一些宫观赐名，以资保护；对道士仍给予礼遇，赐号封官。但是，他在征召丘处机、李处静等道教头面人物时，丘、李等人看到金廷大势已去，均拒不奉召。金哀宗完颜守绪（1224—1234在位）执政仅十年，便被元太宗窝阔台所灭。然而，在他统治期间，对道士于善庆、于道显等仍予以关怀，遣使征召，给他们赐赠封号。

总之，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金代道教的发展不仅与金朝统治者对其的尊崇态度相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动荡、战火纷飞、人民生活极无保障、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极为尖锐的情势下，宗教的需求便突显了出来，因此金代新道派的产生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它们得到人们的尊奉也是具有其必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