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体育新闻评论是以一种以技术性的、低层位和非对等的表达出现的，富于强烈的中国文化特征，即在表达内容上，表达者经过了事先的精心选择和主动的回避，这使他们的表达保持着良好的分寸感。在内容上，他们的表达更多集中于体育技术类细节的讨论，而几乎从来不直接指向有关制度性构架等内核层面。这种情形一部分源于对制度性构架问题缺乏较为明晰的认知，且制度性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尚未进入主流文化语境，一部分则来源于对制度性构架的传统敬畏和由此导致的主动间离。在那个时代里，制度以及相关问题依旧是知识分子们乃至全社会的苦难记忆，这使他们不自觉地选择了主动回避；在表达态度上，表达者（评论人）与对方存在先天的身份的不对等关系，这种不对等甚至存在于表达者本人的意识之中；在表达后果上，表达者对于表达结果根本无法预知，他们无法通过有效的程序化渠道达成自我表达对权力决策的功能性影响，表达内容是否被接受全然决定于受者的个人意志。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表达本身，而不是表达的内容，成为了体育新闻评论人这个时期所有重要表达的终极目的。以上情形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表述为“谏”的形态。这种表达内容的有限性、身份的不对等和表达后果的不可预知使这个时期的表达虽然一定程度上依旧非常朦胧地体现出体育新闻评论的政治参与渴望，但是从更高的层面上看，甚至不具备现代意义上政治参与的一些基本因子。

这种表达起始于如教练选择、赛事指挥、赛事组织等最纯粹的技术性细节的温和建议，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主要内容还是表达的态度、方式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如一些评论人对足协为中国选择洋教练霍顿的批评。霍顿在中国足球队开始执教的最初起，一些评论就立场鲜明地反对他的执教方式，明确预言其战术不适合中国队，其执教能力无法带领中国队进入世界杯。

霍顿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极力鼓吹的442这一世界先进打法，而与其说是霍顿的水平高不如说中国足球的水平低，放眼中国足球的甲A甲B赛场没有哪个队真正掌握了442的精髓，而仅仅是布阵上的简单模仿，而霍顿拿442来唬人也是成功的，侃得中国足球人晕晕乎乎。霍顿曾经引以为荣的“世界上最先进的442”，在最后的绝唱中却被巴林的几位年青队员轻易地化解。^[1]

值得注意的是，霍顿的出现已经不像新时期中国足球最早的洋教练施拉普纳那样赢得了一味和一致的喝彩，而是被评论人首先开始置疑，这体现了体育新闻评论人先天的独立精神和那个时候还处于朦胧状态的参与意志。但是，这些表达依旧还是局限在教练的个人战术水平等技术性问题之中。对于国内体育评论来说，这样的表达仅仅还是一个开端，远远谈不上构建自身独立的文化品格，但这是一个并不平庸的开端，因为任何的置疑虽然未必都意味着重构，但任何的重构则必须以置疑为肇始。而在此之中所体现的体育新闻评论人的自主的表达精神则是构建其独立品格必不可少的前提。有趣的是，在其他文化背景之下，这种表达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方式上其实正是体育新闻评论最原生和最重要的形态，但它却仅仅是国内体育新闻评论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