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虽然体育评论人在诸如主教练、联赛赛制、假球黑哨治理等等技术性问题上都表示了自己的质疑并提出了修正建议，但是这些质疑和建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采纳。不幸的是，重大赛事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联赛质量和影响力的不断走低不仅不断证明着评论人的敏锐与独到，也证明了旧有的“谏”形态的表达的彻底失效。落后和失败使“救亡”的主题变得前所未有的紧迫和令人激动，而它所导致的不满正在以其自有的方式不断滋长和蔓延，变革已经不容回避。

但是，权力组织担忧这种变革而导致利益和权力受到削弱。这种担忧使他们本能地固守于旧有的格局，拒绝、压制并相信可以通过威权对民间表达的拒绝和压制阻止任何可能的变革企图。于是，渴望发生变革的愿望、必须有所变革的现实和这种变革又实际上无法发生使表达者失望、不满和期待，这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化了体育评论人的政治参与情结和对决策结果的主动干预性的更为热切的要求，而一定意义上的开放社会所导致的个人意志日趋高涨也使得表达的基本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伴随着失望、不满、期待和“谏”形态的表达失效，更为强烈的置疑声此起彼伏地响起，对制度的信任危机随即出现，主动性参与趋向在表达中开始明晰，制度变革的要求终于不可避免地被提出并且不断积聚。从这里开始，评论人政治参与的主动精神和热情真正萌发起来，国内体育新闻评论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是：技术性细节问题已经不再成为质疑的首要目标，问题终于直接指向了制度的内核。评论人的表达也随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评论内容上，不再局限于一般技术性细节批判而是直接指向制度批判，而制度批判的历史梦魇的重负也被他们主动卸除；评论的态度上，虽然表达中身份的不对等依旧明显，但表达者自身的不对等意识却大大淡化，并且不断以各种方式寻求某种对等的对话；在表达结果上，虽然制度的约束使表达的后果依然令人遗憾的不可预知，但表达者在力图以最大范围的自主表达来影响最终的结果，有时这些评论人甚至不惜跨越自己的行为边界，打破通常的角色定位，以更为主动的直接行动方式延伸表达的内容（如杨明、方益波进行的黑哨调查），并期待这种直接干预事件发展进程的超表达方式能引发对象的主动行为，达成对制度缺陷有效的补益。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以行动方式延伸的表达已经超越了新闻人职业的底线，混淆了新闻人与执法者之间的职业行为标准，因此并不足为其他体育评论人在其他体育新闻事件中所效法。但从另外的一个侧面来看，这种超越表达的行动也高调地彰显了体育新闻评论人制度变革的急切与渴望以及高涨的独立意志与主动精神。表达者明晰和强烈的个体意志与表达内容所蕴含的丰满的制度指向体现了表达者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标志着这个时期的体育新闻评论开始真正构建自己独立的文化品格。充满着道德批判和信任危机感的2002年的足坛黑哨事件期间的评论成为了这个时期最著名的案例：

正剧的喜悦和闹剧的滑稽交织，构成了中国足球历史上最令人激赏的一幕。当阎主席在声色俱厉地声讨着假球的危害时，我们还以为中国足球终于可以开始干净起来了，而当张吉龙在煞有介事地表示着对假球的愤慨时，我们却分明看到了中国足协的无奈和无能！

……在正义的幌子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对公平的亵渎！^[2]

第一，龚建平案件终将有一个结果，但因此而产生的影响却永远不会在记忆中消失。一代又一代的体育人始终要面对今天的疼痛，一代又一代关心体育事业的人们始终要牢记今天的教训，在教训中思索，在思索中前行。这次尚未终结的事件留给我们的首先是“信任危机”。

第二，对中国足球主管机构的信任感逐渐淡漠。在至今为止的整个过程中，和众多呼吁司法介入体育反腐败的各界人士相比，中国足球的主管部门反应被动，至少是缺乏与外界的良好沟通而给人一种失望的感觉。^[3]

首先是公众对足协的信任危机。阎世铎曾多次公开表示：这次反黑如不了了之，中国足协将没能力再领导中国足球。公众曾对足协反黑的强硬态度寄予莫大希望，但裁判名单出台后，球迷深感不解。有球迷说：“足协打黑本身就是一场天大的假球，我们再一次被愚弄了！”也有球迷认为：“陈培德的话灵验了，黑哨与足协的黑官都是一伙的，谁打谁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