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新闻评论的非本体化时期
改革开放的80年代是体育新闻评论草创的阶段，由于那时的体育和体育媒体发展程度不高，体育评论本身也并不发达。当时的主要的阵地是《体育报》和新华社等国内几家大型的新闻机构，作者和作品的数量整体也不多，因此体育评论呈现出如下一些基本的态势：
从作者构成上看，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和成规模的体育评论的专业写作队伍。当时几乎没有专业从事体育评论写作的人员，撰写体育评论的工作通常由时政评论员来完成。
从专业门类的区分来看，严格地说，在这个时期，体育评论并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评论门类，没有很明显的专业化倾向，而仅仅是时政新闻评论的体育形态的表现，虽然讨论的是体育问题，但实质意义是政治，终极的目标趋向是政治概念。
从体育评论的题材上看，在这一段时间里，体育评论大多以一个大的体育事件为内容，围绕着这个事件发表评议，而很少涉及到特别专项的体育项目。
从内容上看，更重要的是，在体育评论中，几乎不涉及任何的体育专业知识和专业内容。即使是讨论体育专业项目，也总是力图从中寻找或者发掘超出体育范畴的意识形态意义。这种体育评论的泛政治化倾向是这个时期体育新闻评论表现出来的最大的特点。这种倾向直接导致了这个时期的体育评论的非本体化特征。
在这个时期发表的重要体育评论中，几乎都表达了这种政治化热狂。以下是一些重要的新闻评论的选题和标题：
《七论“走向世界，为国争光”》（《体育报》1979到1980年之交，长篇系列社论）。
《立志成材，为国争光》（《体育报》1980年5月12日。关于女排获南京邀请赛冠军）。
《维护奥林匹克精神》（《体育报》1980年2月4日。反对在莫斯科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伸张正义的决定》（《体育报》1980年4月25日。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前苏联如果不在5月24日前从阿富汗撤兵，中国将不参加本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不得人心的莫斯科奥运会》（《体育报》1980年7月21日）。
1981年10月21日，《体育报》就前一天中国足球队打败科威特队发表的评论《爱祖国是我们时代的强音》中这样写道：“这次中国足球队所取得的成绩，使大家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力……人们对中国足球队胜利所表达的热烈感情，也正是期望各行各业、各个部门不断取得成绩和进步，期望祖国强大起来的爱国感情。”
体育评论的泛政治与意识形态化倾向直接带来了体育评论的非本体化，这种倾向与以下一些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条件有密切关系：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改革开放给了国民一种很高的社会期待，社会要求能从各个方面最大限度地满足和推进这种社会期待。另外，政治依旧是国家最高的意识形态，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几乎任何事物都会被赋予某种政治意义，体育当然也不例外。这种情形在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冠军时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不仅国内最权威的媒体发表了长篇评论，而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邓颖超、宋任穷都发表了署名评论。
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会学习中国女排的精神，树立远大的志向，发扬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快地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邓颖超《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
中国女排的健儿们，表现出了我国青年应有的志气。各行各业都要向女排学习，要像她们那样勤学苦练，磨练革命意志，掌握精湛技艺，用优异的成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贡献力量。
宋任穷《中国青年要有这样的志气》
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对一个体育单项获得世界冠军撰写专门的体育评论，这不仅是空前，而且也是绝后。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体育被赋予，或者体育本身就被当作政治的一种延伸，是政治在体育的一个表现，借体育表达某种政治概念，体育仅仅成为了一个概念的载体，整个体育都被过多地赋予了政治意味，成为了振奋国民情绪，提升国家地位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于是，体育评论也必然表现出强烈的时政评论的倾向，具备一种强烈的形而上的冲动，而评论中的体育意味则很淡薄。这种严重背离体育本体意义的倾向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使得体育评论并不具备体育的本体意义，而成为某种观念的工具。严格地说，这时的体育评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