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技术派
技术派是体育新闻评论中最卓有成效、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也是拥有专业写作人数最多、创作数量最多的体育新闻评论的最主要流派。
技术派主要是由一些专业作者创作。这里的专业作者有两个含义，其一是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将自己的创作范围严格界定在某个特定的专业领域，如周文渊的足球评论，费胜昔的围棋评论，苏群、杨毅的篮球评论等等。他们长期关注某个特定的体育项目，几乎从不涉及其他，这大大提升了他们的专业能力。这些人更多的是一些非媒体从业人员，他们都有自身的从业机构和执业领域，因此不必受到更多的职业约束，他们的写作是非职业和非生存性的写作，因此可以完全遵循自己的个人兴趣。从写作内容上来看，他们几乎是最为专业化的一个创作群体，是非职业的专业写作者。
另有一些作者则是职业化的专业写作者。他们主要就职于某些综合性市场化媒体或者某些大型媒体机构，受到机构自身的职业限制，因此并不能完全依照个人的兴趣将注意力仅仅关注于个别的体育项目，他们必须在更大范围之内划分一定的职业圈子，并依此划分来写作，比如大球、小球、田径、棋类等等。相对于非职业化的写作者，他们被迫使自己的专业领域更加广博，也被迫要将自己的精力分散在几个不同的专业项目领域。虽然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人都有一个自己特别专精的领域，但在自己负责的其他领域，其专业性要比非职业化的专业写作者相对要低一些。这给他们造成了一定的限制，对他们的专业性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他们是职业化的专业写作者，但是其专业程度并不如非职业化的专业写作者高。
不过，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对于一些在某个大型媒介机构从业的人员来说，其涉猎体育项目的广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某个专业项目的专精，但是，这可以用时间来弥补。如新华社杨明。由于新华社这个特殊的职业背景和长达二十多年的职业经历，他可以充分利用其采访特权和机构背景获得更多的采访资源、深入更多的采访议题、接触更多的相关人物。长期而深入的采访经历使他的体育评论几乎在每个所涉及的领域都显示出很强的专业性。
技术派的专业化也体现在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作者具备这个专业领域内的从业经历。如长期担任NBA嘉宾评论员的徐济成就是专业篮球出身，张路、宫磊是专业足球运动员出身；新华社资深体育记者杨明是田径运动员出身。这种专业化背景使他们远比非专业出身的作者更加理解所从事的体育项目，更能把握赛事的进程，更能理解运动员的情感和处境。
技术派的专业化还体现在体育新闻评论基本就是其职业生涯的专业范畴，或者说，他们以写作体育新闻评论为生。网络的社会影响力逐渐加大，网络甚至成为获取新闻的第一途径，一大批的网络体育新闻评论写手也应运而生。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自己的职业，他们依赖与网络媒体签约、定期提供体育评论稿件为生，网络体育评论既是他们的职业，也是他们的专业。他们从写作的具体工作流程上看，很类似于传统媒介的体育新闻记者，但是，他们与网络并未签署任何劳资雇佣关系，没有合同对人身和职业的约束与义务，只存在最单纯的评论出售与购买关系，双方关系更加简单。由于单独某个体育项目的总量有一定的限度，仅凭某一个项目，哪怕是大型项目都无法维持其基本生计，因此这些网络写手也会一定程度上扩大自己的项目清单，虽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专业性，但由于他们与网络没有劳资雇佣关系，同时也为了能长期保持体育评论的写作水平，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受传统媒介职业记者的那些约束，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兴趣去划分自己的专业领域，将自己的写作领域局限在较为有限的几个项目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而言，他们的专业性要高于传统媒体的职业记者。
专业性让一大批优秀的体育评论作者长期专注于某个特定的体育领域。他们长期关注这个领域，因此在对该领域的发展历史及演进、体育组织、运动员身世背景以及技术特征等等基本资料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和认知，这使他们对赛事的解析、项目的运行和走向、运动员的发挥等等各个方面都有独到、深入和准确的认知和预判，使他们的评论具有比较严谨的技术分析倾向。他们都有深厚的专业背景，让他们能更好地读懂和理解赛事，并对赛事做出较为准确的赛前预测、较为精当的适时评价以及较为完整的赛后总结。他们的存在，对受众理解和欣赏比赛大有裨益。
技术派一般都将自己严格限定在特定的专业领域之中，比如周文渊基本只涉及足球，而且是国内足球，费胜昔则长期专注于圈子更为狭小的围棋领域。同样是写围棋这个狭小的圈子，王毅则与费胜昔不同，由于他本人的国家队队员以及后来的国家队工作人员的身份，他可以接触到大量外部人士无法接触到的各种队内队外新闻、花边、趣闻等等，因此他不去具体评价某场比赛，某盘棋的进程，而专注于国家围棋队的队内对外逸闻趣事，文笔柔和轻松，别有一番特有的滋味。苏群、徐济成、杨毅等从解说NBA起家，也对国内和国际篮球有所涉猎，并在一些报刊开设自己的专栏，但他们的主要的领域仍旧是NBA。
技术派的评论专注于评论的专业性，这成为技术派最大的特点和立足的最大基础。他们强调对赛事的专业化解读和对受众的有效指引，对赛事的分析非常深入，独具慧眼，由于长期追踪和研究某个专业领域，其专业程度甚至有可能高于该领域的教练和运动员。
7个进球中郝董只进了1个，既非破局之作，更非制胜金球，其他战术作用也比较一般。然而，这种现象存在着很大的欺骗性。现在的汉家军，其主要攻击方式是边路进攻和外围的后插上进攻，在这种攻击体系中，掌握胜利之钥的是阎嵩、李明和邵佳一等中场球员，前锋更多地起牵制、策应作用，有没有郝董确实不是大问题。
然而，这种进攻方式主要适用于打弱队，一旦对阵诸如韩国那样的强硬对手，以阿里·汉等欧洲教练的保守本能，不管是阎嵩还是邵佳一都会被严格限定攻击范围。我们甚至可以预言，届时邵佳一名义上是前腰，实际上退而与肇俊哲组成双后腰，除非中国队被对手先进球。
周文渊《国足面临最高危机》
此文通过对国足在某个赛事中某些运动员的深入分析，独到地解读了国足的战术打法的问题，既为受众更好地欣赏赛事，也为国足在日后的赛事提供非常有意义的战术指引，非常具有专业启发意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他们深厚的专业功底，这些专业评论员对于该项目的许多深刻的认识和战术建议，甚至一定程度上高于或者不低于该项目的教练员，他们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对于运动队的赛事由极大的裨益。比如在某一次世界杯亚洲预选赛决赛前，《体坛周报》的预测中曾经对该次赛事的中国队最大的劲敌伊朗队进行了深度分析，其中特别提到，中国队必须严密防守对方的左后卫的插上助攻，这是伊朗队最有力但又非常隐蔽的杀伤武器。此后的赛事表明，中国队对此建议并未重视，而最终击败中国队的，正是伊朗队的左后卫的插上助攻。
技术派对内容以及专业的自信使他们普遍不必或者无意于追求文辞的华美，无须以装饰风格赢得受众并获得尊重。他们的这种自信使他们成为体育新闻评论界的权威主义者，他们在树立着该领域的专业标准和专业规范的同时，也树立了自身专业权威的地位和形象。
这种评论深受资深受众的欢迎，从体育评论的最本源的意义上说，技术派评论是其最核心，也是唯一的评论方式，是体育评论的王道。
擂台赛的比赛样式注定是造就“孤胆英雄”的大舞台……进入21世纪，随着李昌镐今次连克两位日本老将铸成韩国军团农心杯五连霸，这位韩国主帅已是连续第5次力挽狂澜、在背城借一的险境中赢取“赛点”。
尽管成功卫冕，但本届农心杯韩国队的总体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其5胜4负的总成绩甚至还比不上6胜5负的日本队，若不是元晟溱英勇、李昌镐无敌，韩国队差点第一个被摈出局，究其原因还在于选拔制的偶然性导致的“所托非人”，这支创下有史以来平均年龄和段位之最的队伍为其年轻付出了代价。经此一番惊吓，不知今年韩国人还有无勇气继续坚持选拔制，无论如何，为保险起见，“主将”的位置恐怕还会成为李昌镐的专属。
日本队本届以一支老将为主的队伍出征，赛前曾被讥为“老弱病残”，但是轻慢前辈者再次受到了教训，小林光一3连胜，加藤正夫击败古力，可以说中方的提前出局端赖两位日本老将所赐。继赵治勋回归之后，这两位日本老牌超一流再度以其深湛的功力和出色表现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正如常昊所说：“看轻日本老超一流，任何时候都是一种错误。”
中国队在三国擂台赛上战绩一直不佳，在“前心杯时代”，前三届真露杯提前谢幕的都是中国，第2届最惨，五战五败“输得只剩裤衩”！第4届总算坚持到了最后决战，但马晓春在赢了李昌镐后却输给了曹薰铉，第5届又被徐奉洙横扫。待到农心杯开战后，国手们的战绩总算有所起色，前四届中除了第2届，其余各届均是中韩决战，上两届更是取得了以多打少的有利局面，无奈“技不如李”，总是功亏一篑。
本次比赛上场的五位国手均在当年等级分的前六之列，可谓倾巢而出，结果却是3胜5负第一个退场，反差何其强烈。
记得吴清源先生在回忆自己当年下十番棋的心境时说过“每个对手都十分强大，不是想赢就能赢的，专心于棋局，胜负是自然的结果”。不知国手们在对局的前前后后是否受到了太多棋局以外的影响？
现在已有人喊出了“2004年一定要拿世界冠军”的豪言壮语，不想拿冠军的棋手当然不是一个好棋手，但是一心想拿冠军的棋手就一定能得到如意的结果吗？还是那句老话：平常心最重要。我们更愿意相信冠军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是强求不来的。
费胜昔《中国围棋为浮躁付出代价》
围棋几乎是最需要专业能力体育评论项目之一，费胜昔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在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体育专业报《体坛周报》上开设围棋评论栏目。一如其他的技术派评论一样，他的评论语言朴实，一板一眼，即使在围棋这样具有极大装饰空间和个人情感体验可能的领域内，他也摈斥任何华丽的装饰风格，不轻易带入个体情绪体验。本文深入分析了农心拉面杯三国围棋对抗赛中三个国家队的表现，回顾了杯赛的历史成绩，并客观评价了三支队伍的表现，对中国队提出非常中肯的期待。全文并不追求华丽辞藻，但却鞭辟入里，能给予受众乃至中国国家围棋队很大的启发。由于作者长期跟踪赛事，因此掌握了丰富的赛事基本资料，并能够在此基础上对赛事进程展开准确的剖析和评点，没有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赛事的最终结局。
除了对赛事、运动员等局部的、具象化的对象进行评论之外，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体育体制机制上的一些严重缺失和问题，我国的技术派评论最为着力于对于体育体制机制的整体的把握和研判，相关的思考也非常发人深省和卓有远见。由于这些体制机制成为制约中国体育发展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因此一定程度上说，这些问题成为国内体育评论技术派最为关注、呼声最为强烈的领域。
深刻的预见性是周文渊体育评论的一个重大特征。比如早期中国足协引入霍顿，周文渊就极力批评，认定霍顿的所谓“先进打法”并不能带给中国足球必要的进步和成绩。他也成为最早和最持续反对霍顿执教的体育评论员。后来，事实果然被他不幸言中。
在对球队、赛事的更为具象的评论之外，周文渊长期关注中国足球体制建设，很早就在体育评论中对甲A以及后来的中超制度建设上高瞻远瞩，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如下文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不彻底的职业化改革引发的中超制度建设上的诸多问题，直击中超发展的要害。他所提出的这些体制问题是制约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最核心和最为关键的问题，已经逐渐被证实。就在他提出这些问题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了北京国安、大连实德等主流俱乐部要求更彻底职业化改革的俱乐部“革命”。
堕落是堕落者的通行证，“出线”扭曲了中国足球，令其走入了一个死胡同，一条不归路。过去20多年的屡战屡败史就不提了，在此一轮豪赌中，国奥队已经输了，先天关爱不足、后天又营养不良的国家队又将成为新的祭品。可以断言，中国足球一日不确立联赛为本的理念，并以此为基点理顺各项关系、整合各种资源，国字号球队就永无见底，更不可能有反弹乃至翻身的时日，这里面没有任何侥幸，也非抽到一支好签或请到一个外国传教士所能颠覆。
中国足球需要救赎，但豪赌是没有前途的，也不是偶尔赢一回韩国队所能拯救的。已经被扒光了衣服的中国足球的惟一出路就是退而结网，比如发一个“毒誓”，在五到十年的时间段内摈弃任何功名，而致力于搞好国内联赛之根本。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关决策者智慧和勇气兼备，既能够抵制上级领导的金牌压力，又能够抵御自身的政绩诉求。其实，即便直面2008北京奥运会，也从来没有人指望过靠足球这个项目来争金夺银，历届足协领导试图靠出线来为自己的仕途贴金的努力也无一例外落空，反而饱受口水之苦。既然如此，不如淡泊明志，重塑中国足球的未来。
周文渊《退而结网 豪赌难救中国足球》
周文渊是国内提出“出线足球”并大加鞭挞的第一人。他的评论内容深刻，见识卓越，有良好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其在中国足球领域的远见卓识后来几乎都一一应验。有关“出线足球”的批评显示出他的认识的深刻和远见，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有关足球政策、足球评论的某种指引。与同时期的许多作者不同，他的写作并不追求文辞的华丽，构思的精巧，文思的刻意，而是用较为平实的语言，直击足球赛事、足球体制的内核。正是因为他的评论的内容厚实丰富，所以，他的写作不浮躁，不夸饰，文笔平实，流畅自如，却洞彻肺腑，发人深思，内涵丰富，价值极高，几乎篇篇精品。丰沛的内涵，深刻的思考使他不仅成为技术派最为卓越的代表，也成为中国体育新闻评论的最为卓越的代表。
夏天尚未过去，中国职业足球却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一股发自肺腑的寒意。两年前因资助李铁加盟埃弗顿而名噪足球圈的中国科健集团，号称以零成本转让旗下的深圳科健队，居然无人回应。与之比邻的健力宝集团在原实际控制人张海淡出后，也立即爆发了财务危机。
阴霾密布在经过平安和健力宝两个时代苦心经营，才打造成国内一流强队的健力宝队身上，虽然接任者还没有明确表态是否会抛售俱乐部，但显然这只是时间和方式问题。众所周知，与那些疯狂追逐暴利的所谓资本高手不同，真正的实业家崇尚可持续发展和稳健的经营风格，他们一般不会参与抽风式的“烧钱”、“豪赌”游戏。然而，中国职业足球已然成为一个怪胎，缺乏正经的产业投资和经营空间，只有敢于又有本事烧钱者才或能赌出一线生机。在这种背景下，做实业出身的祝维沙，在治理已深陷严重财务危机和经营危机的健力宝集团时，第一把火或许就是清理类似于足球的不良资产，大概在年底，我们就会看到那一幕。
不过，与其他企业不同，健力宝想退出足球圈既没有那么简单，也会给中国足球造成超乎寻常的震荡。3年前张海接盘平安俱乐部后，施展了一系列“资本高手”们惯用的手法，为了造势或吸引眼球，更为了营造一个尽可能大的融资平台，除了以远高于市场行情的价格挖来一些球星和参与皇马中国行之类的炒作外，还以巨资打造了一个“健力宝系”或“张海系”。现在，新主人既要为杨晨们昂贵的合同买单，更得想法了断那些健力宝系成员。
比如辽宁俱乐部，年初人人以为攀上了一个富爸爸，从此可以远离由打白条、讨债和空头支票编织的生活方式。现在，宛如一枕黄粱梦，不仅大幅度提高效益工资的承诺将落空，连基本工资和奖金也将一拖再拖，了无兑现期。感到莫大恐慌的大概还有上海中远俱乐部，中远将在明年退出足球圈并由健力宝接盘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如果健力宝不干了，那么除非中远能找到新的买主，否则将陷入两难处境：再由自己来搞，其上级和外方股东很难批准；散伙不玩了，原来的投入就全打了水漂了，上海方面也通不过。
可是以时下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国足球氛围，要找到一个愿意出类似健力宝那样价钱的买主又谈何容易！
据说辽宁俱乐部暂时由当地政府托管，问题是，政府托管职业足球算什么事儿，又能托管多久呢？更值得一问的是，从兰格、国力到科健、健力宝，再到风闻也已心生退意的实德、颐中，和大幅度收紧银根的金德、申花等等，曾经被认为穷得只剩下钱的中国职业足球何以遭受全行业的资本危机？
表面上看，是相关俱乐部“择偶不当”，傍上的大款多是些用银行的钱玩空手套白狼把戏的“资本高手”和主要看重足球社会影响力的国资玩家。资料显示，两年前科健集团拍出100万英镑赞助李铁时，其资本负债率就已经高达80%，即净资产仅18亿却有15亿的负债。这样的企业竟然出巨资又是赞助李铁又是收购球队，其动机不值得怀疑吗？又曾有谁去审核其在上市公司的耀眼光环下的真实资产质量？
根本的症结还在于，不彻底的职业化改革留下了莫大的体制黑洞。由于足协及其下属公司垄断了从联赛冠名权、主赞助商、场地广告到电视转播权等大部分的足球资源，又动辄强制联赛让道，使得各俱乐部尽管在一线、后备梯队、场地基地和品牌建设方面投入巨大，但正常和正当的足球产业经营根本无法展开，已经10年了，几乎所有俱乐部还处于巨亏的状态中。
投入与产出的严重失衡，以及投入主体与收益主体的换位，迫使企业要么认赔退出，要么走上旁门左道。很多职业足球俱乐部既是某些人的寻租工具，也是某些企业与当地政府的交易筹码，甚至还是设置巨大小金库和进行洗钱套利的避风塘，惟独看不到曾对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起过什么正面作用。
我们注意到，去年红塔和现在健力宝，都是在球队苦心经营几年，正在出成绩的当口横遭变故，个中原因显然已超越了足球本身。在我们看来，曾经十分红火的职业联赛落到一地鸡毛的地步，以及应该是稳赚不赔的“中国之队”项目现在也运转困难，都是必然的。中国足球改革差不多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必须推倒重构。
在4年前的深圳足球工作会议上，新官上任的阎世铎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设想、计划、概念和口号，令整个足球界如沐春风，史称“阎世铎新政”。4年过去了，新政濒临破产，中国足球这锅坚硬的稀粥，既更加稀烂不堪，也更加冥顽不化，以至不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叫停这项体育运动。虽然其间也有十强赛胜利的情绪宣泄，可谁都知道所谓的历史性突破更像是某种交易的产物，事实上也没有对中国足球带来任何激励作用，更遑论突破，且很快被淹没在世界杯不进一球的叹息声中。
时间是如此的无情，人们很快发现，阎世铎与其前任王俊生，作为自然人看上去有太多不同的特质，可是作为足协官员，他们其实是同一的，都被一个叫做“出线足球”的心魔摄去了灵魂和智慧。依据屁股指挥脑袋的为官原则，他们都天然地以为，搞足球就是为了出线，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而职业联赛所吸纳的巨大社会资源自然而然地被当作豪赌的资本。于是，一方面，为了出线，足协一再做出诸如暂停升降级、肢解联赛赛程和提前四五年组建奥运队等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创举”。另一方面，还是为了出线，足协顽固地拒绝深层次的职业化改革，像职业足球联盟、球员工会之类的东西更被当作洪水猛兽，俱乐部和球员的利益一再遭受践踏，联赛为本的理念也就成为一句套话。
在“出线足球”横行的日子里，中国足球的生存环境已遭到了严重破坏。暂停升降级、肢解联赛赛程让许多赞助商的应得利益受到损害，对国字号球队的“铁幕政策”也让赞助商和媒体无所适从，在国际赛场的屡战屡败以及与日韩差距的拉大，更使许多球迷和赞助商心灰意冷。
显然，“出线足球”的理念和体制不废止，谁当足协头头都不能改变中国足球的孱弱本质，更不可能改变越想要出线，越是不能出线的宿命。对于国奥队，足协投入了巨大的人财物力，阎世铎更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沈家军“死”得比谁都快。这个案例不啻为传承了数十年的出线足球体制写上了墓志铭，中国足球是到了下决心彻底换种活法的时候了。
周文渊《中国职业足球进入冰河期？》
与周文渊不同，新华社体育记者杨明长期在社内从事体育报道，所涉及的体育领域更为广阔，这使他对中国体育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某网17日登载了两条新闻。其一说：神舟六号发射之日，某网日访问量创了历史新高：网民24小时的访问量，首次突破4.5亿页读数，刷新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创造的流量纪录。其二说：政府在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上，一共投资了9亿元人民币。
这两条新闻，使人联想到眼下正在举行的十运会。某网没有提供多少人点击十运会的数据，央视也没公布十运会的收视率。所以，老百姓对十运会的关注程度有多大，没有准确的数字可以提供。但似乎关心和收看十运会的国人并不多，既然连雅典奥运会的网民点击率都无法和神六升空相比，说十运会不太招国人待见，相信并没冤枉这届历史上最大的全国体育竞赛。
十运会花了多少钱呢？江苏省体育局长李一宁透露，在筹办十运会期间，仅南京市在城市建设等基础项目方面就花了1150多亿元人民币。当然，南京是为老百姓造福，这钱花得值。但据悉，其他各省市在十运会上投入的资金总额，超过了神六升空的数倍，这钱花得值不值就另当别论了。
以上两组数字都令人震惊。第一个震惊是：没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如此关注我国的高科技。要知道，曾经有个时期，国人以在体育场上升国旗、奏国歌为中华强盛之标志的观念相当流行。现在，国人的观念变了，明晓了靠竞技体育去强国，是虚的、假的；靠科技来强国，才是实的、真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贺电中说：神六的飞天成功“标志着我国在发展载人航天技术、进行有人参与的空间实验活动方面取得了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这对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鼓舞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连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都称赞说：“神六之旅代表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综合的、科技的能力，是个重大的成就。”
反观全运会呢？它当今的意义和作用到底有多大？能和神六相提并论吗？
第二个震惊是：神六飞行仅花了9亿元人民币，但各地投入十运会的费用居然高达数十亿。不少人在发问：全运会的金牌到底有什么价值？是对国民体质提高有促进？还是能精神变物质，使地里多产些粮食？这也使我们联想到一位专家透露的数字：我国一块奥运金牌的成本相当于7亿元人民币。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上已经鲜有其他国家再举办这种大而全的全国运动会了。全运会的弊端和本届凸显的诸多问题，许多人已经有精辟的分析，在此不赘述。只是想提醒一下：即使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国人也未必就赞成金牌至上论。花了天文数字的银子，换回大把的金牌，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国人处于亚健康状况，这不是什么可以引为自豪的事。
奥运金牌在中国日益走向强大后，价值已经明显缩水；要健康、淡化金牌的呼声，日渐高涨。所以，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一直向“奥运争光计划”倾斜的中国体育，应该向“全民健身”转移重心，而唯“金”是图且备受质疑的全运会，则可商榷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杨明《十运投入超神六数倍 有无存在必要》
这篇评论甚至连标题都没有特别注重字数以及音律的均衡，读上去很有些拗口。全篇文章平铺直叙，以最粗浅平实的文字阐述了一个深刻的观念，对举国体制下的全运会提出了重大的质疑，成为舆论界最早对全运会存在价值以及中国体育发展战略提出不同见解的人，慧眼独具，思路洞明，给人极大的启发。
由于评论的深刻和富有预见性，因此周文渊、杨明的评论成为体育评论中技术派评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也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了体育评论技术派的创作特征。他们不大讲究文笔的华美夸饰，遣词造句的匠心独运，构思成文的精当机巧，而是把最主要的精力和视点集中在评论的内容上，以丰厚深刻的内容取胜。文字的浅显实用，内容的丰满厚重，质胜于文，成为技术派评论的最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