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评论的娱乐化趋势及其政治意义
《南方体育》的出现昭示着我国体育评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相对于90年代后期周文渊为代表的体育评论的内核和哲学，《南方体育》发生了重大的突破，强调体育的娱乐化倾向而淡化技术，同时表现出更加桀骜不驯的藐视权威的强烈冲动。它的哲学内核就是对权威的否认和对个体的发现。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体育评论中的一次“人”的发现。它表面上以体育评论娱乐化为最大的特点和旗帜，反对刻板的技术化体育评论。而实质上，它的另一面就是充分表现评论者个人的个性，反对刻板的、一定程度上已经程式化的技术化评论，强调张扬个体特征，申明每一个个体面对一个体育事件中的个体特性。这一切与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气候有着极大的关联。
在90年代中一个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国人开始了迈向现代化的步伐。现代化的不断演进导致了社会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巨大变化，“所谓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自觉地、理性地创造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机器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了全方位秩序重排。更重要的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知识事务的转变、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人本身的一场转变，特别是人的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样式转变”[1]。人的这种内在变化在《南方体育》为代表的体育新闻评论的到了充分表现。
在《南方体育》的评论中，虽然从没有掩盖自己迫于市场化压力而产生的不由自主的媚俗的娱乐化倾向，但是，它同时也表现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体育评论的个性的最充分的张扬。
由于《南方体育》地处中国经济竞争最激烈的广州，它强调的体育评论娱乐化的最核心的冲动来自经济上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发行量、媒体收益等经济压力，同时又地处与中国市场经济意识最为发达的广东地区，因此，《南方体育》的办刊倾向就不由自主的和按捺不住的表现出一种媚俗冲动，而这种媚俗在体育新闻评论上则表现为强烈的娱乐化倾向，这成就了《南方体育》的毫无遮掩的对商业目标的渴求，形成它的商业化写作风格。“商业性的写作风格，将复杂事物转化为读者容易理解的话语；令人目眩的键盘上的艺术表现，提供流畅而华美的文章。”[2]
张晓舟是《南方体育》的首席评论者，他的评论最能够表达出这种倾向：
贝利和老马早已从球星上升为人生导师，这永恒的一对堪比鲁迅和周作人、披头士和滚石、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小布什和本·拉丹，令人琢磨。“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这样的话现在被套在老马嘴上，我怀疑经过了中文译者的加工。这句话我原先是从李敖那儿看到的，以真小人的泼辣和泼皮，从钱穆、徐复观到金庸、柏杨，通通被他当伪君子骂了一个遍。后来王朔也爱充当“真小人”炮手，指哪打哪，生于70年代的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多少看过李敖、王朔，马拉多纳在这一代人中的市场也可想而知，“真小人代思潮：英雄必须是反英雄的英雄，文化必须是反文化的文化。反叛道统，同时也掺杂了和暗合了当时某种混世哲学、犬儒哲学，既然当一个真君子那么难，何妨给伪君子捣捣乱。这在马迷龚晓跃最近那一篇《无政府主义者马拉多纳的前世今生》中得到总结性的表述：如果你想当圣人，那就去学格瓦拉，如果你只想当一小人，那马拉多纳是榜样。
张晓舟《和老顽童马拉多纳一起衰老》
从达利的家乡到高迪的圣城，再到化妆品薇姿老巢——法国维希小城，阿里·汉的球队这一趟欧洲精华游从艺术到时尚休闲，可谓夏日乐逍遥，人间四月天。如果有钱，我也想走那么一趟，可惜我已经老眼昏花，眼里揉不进那么多沙子，我不可能抛下达利和高迪去陪糙哥糟蹋诺坎普的草皮。面对高迪的圣家族大教堂，你是否还能把沈阳绿岛看作中国建筑的杰作？你是否还好意思强调阿里·汉和克鲁伊夫、里杰卡尔德是一家的？一群色盲面对橙色也会告诉你：老子看到的全是血。
张晓舟《你艺术了 你时尚了》
有关文学、音乐的、地理、政治、历史、时尚等元素都可以在张晓舟的文章中找得到，虽然是写体育评论，但又跳出体育评论，这是张晓舟体育评论风格最大的特点。虽然《南方体育》一直强调和标榜自己的体育专业化水准，但是，它并没有真正地把体育当做自己的终极价值指向。小资或故作小资的姿态；愉悦的阅读经历；夸张和浮华的造句风格，多样化和个性和风格表达；敏感的自尊和苛刻的批判精神，成为《南方体育》评论的最大文体风格。它的最终极的价值是张扬个性，并毫不隐晦自己的对现实的强烈和有些做作批评精神。在这里，体育评论再次出现了非体育本体化的倾向，体育评论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个体表达自己的个性和对社会理念的某种宣泄工具。
《南方体育》的这种评论风格实际上是某种社会思潮在体育评论中的折射。“社会和经济变革——城市化，扫盲和教育的提高，工业化、大众媒介的推广——扩大了政治意识，增加了政治要求，拓宽了政治参与面……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姗姗。”[3]社会的经济发展大大地激发了知识阶层的政治参与的热情，而现实的状态又事实上消泯了这种可能。在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和具备某种理论上的实现可能，而现实的情形又最大限度地制约着这种热情和实现可能的时候，清醒而无奈的知识分子、经济上独立并由于经济独立而导致的自主意识空前明晰和强烈的中产阶级，在意识、期盼与现实的前所未有的对立之中，承当着过多的失落，于是，体育评论由于先天的几乎无与伦比的优势而成为很难得的自由发挥的最好的舞台。
另外，单项体育主管单位从90年代末开始变化为非官方机构，体育协会的这种民间职能使它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层面上被体育评论所涉及和批评，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体育评论成为这种政治参与热情的宣泄口提供了先天的便利条件和优势，即标靶的平民化。于是，嬉笑怒骂成为《南方体育》的体育评论最大的文体特征。从哲学内核上说，这也使体育评论很大程度上再次抽象为符号学意义上的表意系统，失去了其本体的价值。
嬉笑怒骂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成为了表达政治参与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娱乐和媚俗的面孔下，表现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政治参与的焦虑和执着，失望和不满。问题是，在很多时候，高尚多走一步就成了庸俗。这种媚俗和娱乐虽然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手段，但是，由于现实的生存压力，使这些评论写手们本身也时不时地忘记了自己的潜在的政治参与的热情，而将媚俗和娱乐本身当做了目的。
【注释】
[1]徐迅.自由与社群.“后现”代景观中的国家［M］，上海，三联书店，1998.2.273.
[2]（美）康拉德·芬克，冲击力——新闻评论写作教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2.
[3]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198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