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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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2002年的信任危机等事件事实上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变革前景和变革契机,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期待中的改良并没有如愿降临,事件的结局甚至连评论人期待的最低愿景都没有达成。在整个黑哨事件中,除了一个龚建平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受到应有的制裁,而导致黑哨的体制上的问题几乎一个都没有解决。在历经艰辛和期待之后,公众和评论人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但是,(政治参与的强烈愿望)期待并不(会)因为不能实现而有所降低,而拒绝变革使旧有体制格局将其弊端以更为极端的方式演化。体制无法突破、旧有利益格局的不愿意放弃和权力组织缺乏基本的民主政治训练、,导致体育新闻评论从对制度的置疑迅速而不可避免地升级到对制度重构的要求。此外,转型期时代社会意识的发展,开始逐步改变原生文化形态,特别是由于权利、自由意志的概念在不断泛化和普世(价值)化之后,原生文化形态的语境表达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评论人的自主和自觉意识进一步提升,以期实现一种更对等、更平权形态的主动性制度重构的表达。虽然这种表达由于体制缺陷和个人政治智慧的先天性缺失而导致最终结局的依旧不可预知。在黑哨事件两年之后,突然发难的2004年大连实德、北京国安、深圳健力宝等俱乐部等发起的“革命”终于毫不掩饰地要求中国足协让渡权力,成立中超联盟,这个行为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置疑,而是发展到权力体系的根本性重构。不可避免的,这个事件也必然使国内体育新闻评论经历了一次政治参与意识的总爆发。

在讲话中,大连实德除了宣布坚决支持国安,与国安共进退外,还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推进中国足球的深化改革。在随后抛出的13份共几万字的文件中,徐明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纲领,核心就是夺足协的权——职业联赛的管理、经营、监督和分配之全权。

这已经不是改革而是革命或造反了。[5]

制度的重构成为集中关注的头等大事:

有一点我们是不可以不明晰的,那就是现在对职业联赛经营和管理职权的分配,违背宪法有关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保障人权的内容。

有一点我们是不可以不明白的,他们可能不是“革命家”,但中国足球现在必须革命,必须出现革命家。如果是,那就烈火烹油,动用各种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那理论上也需要动用一切力量影响之作用之督促之,使之尽可能地进行革命,成为革命家。

如此则最后可能是政治学上的妥协,举事者和足协利益均衡,可能是踢开足协另起炉灶前途叵测,可能是或者其他的可能——但只要传统意义上巨大得公民无法与之对话的权力不再盘踞市场,只要自由经济的平台搭好,真正的革命总有一天能通过各种制衡的力量无限接近完成。

谁说10、20年就不是革命。[6]

从以往的实践和教训看,单纯地依靠旧有的行政手段,用强制的力量压服“揭竿而起”的俱乐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也无益于事态的实质性解决。中国足协的根本之道在于“让利”——告别原有的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承认各足球俱乐部的主体地位与更多的自我管理权,和俱乐部平等商谈,签订彼此都能接受的利益共享条约。

在这点上,英足总的做法值得借鉴,有所为有所不为,从具体的事务性管理中退出,转为宏观调控,既充分地放权,又对俱乐部实施有效的监控,让足球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与增值。[7]

制度批判锋芒毕露和毫不隐晦:

作为“阎世铎新政”的另一项核心工程,“中超”堪称是老阎精心设计和导演的一项政治阴谋和一场商业骗局。[8]

另一方面,阎世铎依然奉行精英治国的传统思维,企图用行政的办法和力量去做那些应该由市场做的微观事务。当事情进展不顺利时,他自我反省的结论是:行政的权威还不够,资源的掌握还不多,因而必须追求最大的集权,最终走向独裁和专权。

11·17,不是中国足球的审判日,而是对阎世铎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体制的审判日。[9]

这场“革命”虽然在其发起人那里可能实体意义大于象征意义,但是对于历经数次期待和失落的评论人来说,这两者几乎没有差别。在大多数体育评论人都不否认这些俱乐部的经济冲动,而其旗帜人物本身其实也并不具备一个革命者本该具备的道德正义形象的同时,评论人对他的认同更多地来源于对自主权力和政治参与精神的赞扬,将其看作是一个建立新秩序的同时具有实体和象征意义的行为,是改变旧有制度形态和政治话语多元化的启动。而这场革命事实上也触及了最核心的内容:参与与分配,即通过“革命”要求更多的“权”与“利”。很难说这些发起人的这种主要起始与经济述求的行为到底真正具备多少“革命”的自觉与正义,但是他们的半自主意识的行为既有某种经验性的命题也是某种演绎性的命题。从经验形态来说,这是他们在足球圈子多年的一个从形而下的经验体会升华而来的体验,但是,这一体验从事实上推动了对制度设计的实体重构的可能,并从道德上和公共正义上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认可。也正是这一点才真正触及了体育新闻评论人的神经,并诱发了他们以极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参与体制重建的鼓动与狂欢之中——虽然他们对可能的结局并不是没有预知和准备——这次震荡给体坛带来了制度重建迄今为止的最大期待,也给评论人带来了制度重构的高峰体验:不仅让他们在短时间内体验着亲身参与新秩序构建和新秩序乌托邦即将降临的狂欢,也让他们在短时间内体验到愿景彻底破碎的沉重沮丧。而就在这样的狂欢和沮丧之中,国内体育新闻评论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