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内涵的跨世纪变迁

以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为例。冷战的终结，经济的繁荣，为90年代的美国注入了自由主义强心剂。信息科技为人们畅想未来和自由表达提供了新平台，但这种解放性的力量并不全然来自于数字科学和信息技术本身，更多的是由多种历史合力促成并维持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以西海岸无线电兴趣团体为代表的信息乌托邦意识形态，受当时“反文化运动”影响，推广新社群主义（New Communalism），主张用新科技实现自给自足，创造和谐平等的无国界线上空间。[37]二是东亚成为世界工厂，企业与企业横向的长期关系逐渐取代僵化的垂直整合，中枢化管理传统受到冲击，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勃兴。三是信息技术在走入民间后，为了迎合新兴市场需要，其营销方法也烘托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氛围。80年代中期，IBM和苹果等企业日趋标准化的生产流程和视窗系统提供的直观的操作界面，为个人电脑降本增销，企业进而推广产品细分，例如著名iMac Flavours系列的多色外壳，为顾客提供了个性化的外观选择。

今天，美国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仍存有90年代信息科技潮时的浪漫化倾向，或者在科幻电影所限定的极端情境中对其加以探讨，容易忽视其技术和行业土壤的深刻变化。首先是信息的商品化。以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型科技公司，它们不生产信息，却是信息实际的管理人，靠广告支持运营。为了提升推送转化率，公司需要收集分析用户的搜索历史、日常信息和人际网络，形成更符合用户偏好的内容推荐。如今，推荐系统这一人工智能工具已广泛存在于线上线下。美国第二大零售巨头塔吉特（Target）就通过发放免费会员卡追踪客户消费习惯，用25件商品（营养品、无香味的香皂和乳液、婴儿浴巾等）作为推算一名女性是否怀孕的依据，以便定点定向投放优惠券。[38]其次，个人电子设备市场趋于饱和，严控成本再度成为争夺市场的有效工具。有迹象表明，不少新型科技公司正在走上垂直整合的老路，重新调整产业链布局，削弱了对横向长期关系的依赖。如流媒体企业网飞（Netflix），这家以租售影碟起家的科技公司于2007年开始提供线上观看，2013年开始垂直整合上游产业，吞并整条影视产业链，制作符合用户品味的原创内容，推荐系统与市场增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而苹果公司为了使iPhone实现30～50美元的降价，一面与芯片制造商高通诉讼不断，一面致力于内部研发生产芯片，意在避免此前因与高通的官司引发区域性禁售风险，企业间的横向长期关系正在经受逆全球化的严峻考验。

人工智能的普及便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拐点，其概念虽然形成于20世纪中期，但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成为商业潜力大、涉及人口众多的科技，正是得益于上述两大变化，即信息的商品化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学习数据和反馈成果的新平台，个人电子设备的普遍化则为中枢化的处理、识别和学习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无论是专家系统还是联结主义，人工智能在现阶段都离不开海量的数据的给养，不然纯粹一个函数拟合工具是没有商业价值的，也不会产生社会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虽然具有赋能机器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景，但却未必总是与人对自由的追求相一致，尤其是在消费之外的领域。

数据隐私的自由便是其一。9·11事件之后，《爱国者法案》为国家安全局监听监控大开绿灯，其对象分布于美国境内外，数以百万计。国家安全局称他们只采集手机的“元数据”（metadata），具体通话内容并未窥听，但有数据安全专家指出，数据和元数据的差别不过是内容和语境而已。当绝大多数人口都被置于监听之下，仅凭元数据，即通话地点、对象、时长、频度等，就能完整地勾画出个人的社交地图。[39]大型科技公司用人工智能协助情报机构分析海量信息。以2013年3月8日起的一个月时间为例，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的Global Access Operation单元就从美国电信系统上的30亿次电话通话和电子邮件中采集信息。斯诺登曝光的“棱镜计划”（PRISM）显示，大型企业如谷歌、苹果、微软等皆被要求提供用户数据信息。[40]由此可见，无国界线上空间的两大支柱，即跨国生产链和信息乌托邦，都已出现动摇，无法再支撑20世纪末盲目乐观的科技自由主义情绪。

自由意志的发展受阻也是一例。人工智能代劳决策的普遍应用能增加效率，但也会削弱人的反思精神，导致被动性、情感疏离、能动性降低、责任感降低、无知无助等。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美国网民对流媒体网站视频推荐和社交媒体新闻推荐的依赖，大量网民已经将自己的观影品位完全交给自动化系统来塑造，推荐什么看什么，而不再自己手动探索，或者根据曾经的精英守门人的推荐沿着影片类型或导演成长的线索搜索，而是把欲望的放大和快感的提升作为信息摄取的唯一目标，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影视作品的艺术性和新闻的真实性与科学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民众抗拒口罩疫苗的举动频现，背后就有大量不实、反科学的新闻与社评支撑。又例如，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在电商平台上选择礼物，只需要敲下“母亲节礼物”，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商品，这些商品确实可能比个体自己所想的礼物更符合母亲的实际需要，毕竟这是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决策。但是当人们把苦思冥想的工作交给人工智能时，当人们以为获得了时间和自由可以去从事更具投入产出比的活动时，他们其实也失却了一年一度与亲近之人沟通的机会，失去了真的仔细考察他人的生活，想他人之所想的机会。

凡事都由机器代劳更为致命的代价，就是工作岗位的消失，还有人对自身价值的再审视与再定义。每一次产业革命，新科技所带来的工作岗位总比其摧毁的岗位要多，这使得美国社会对于进步的期待不会因为鲁德分子捣乱而熄灭。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份调研显示，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即将带来的产业革命和过去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仍然是线性的。[41]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劳动性质的构成就会发现，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不同于从前，不但重复性高的体力劳动面临被替代的可能，就连认知、互动、分析类的脑力劳动也面临不同程度的威胁，这不是过去几次产业革命中用机械和电气改变人类劳动和交流方式所能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