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或成为“软着陆”方案
泛用性人工智能在未来某一天的展开，将会彻底改变劳动、薪金、收入的关系，而这种改变的前奏已经到来。根据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2016年的报告，美国目前8 100万个时薪低于20美元的岗位中，83％都面临2036年被机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取代的风险。收入越低，危险越是迫近。更糟糕的是，这种就业的不稳定性还伴随着越来越恶化的贫富差距。从1979年到2013年，美国收入顶层1％的人群，其收入增长了192％，而底层20％的人则只有46％的增长。[42]资本的增长始终比经济的增长更快，这意味着，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的社会上升通道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改写：勤奋并非致富的快车道，在低收入岗位靠长期雇佣关系积累储蓄实现富裕的人生已经成为活在父辈日记里的旧事，在未来这将更为罕见。
相应的，美国价值观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原本对勤劳的追捧包含通过劳动换取薪酬，并通过节约开支来增加储蓄，从而支撑房产、汽车等大宗消费。这一价值观背后其实是美国特定的经济形势支撑起来的，也客观上离不开如房利美、房地美等联邦机构的支持。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勤奋致富的“美国梦”只适用于特定收入水平的人，不然所有权就如云烟难以攥牢。随着人工智能对各种工作岗位的侵蚀，中低收入人群的上升通道日益狭窄，客观上对勤劳致富的价值理念造成了冲击。如果劳动也无法积累可观的财富，那劳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生活的内容如果仅限于为生存而劳动，那么人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如果人不劳动，他是否还具有作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资格呢，他是否应当享受同等的权利和权益呢？或者再进一步追问，人是否具有经济劳动之外的存在价值呢？
劳动的意义问题其实从未远离人们思辨的中心。早在19世纪晚期，工程师、管理人阶层就以量规和机床等为工具，对生产过程提出日益精确统一的要求。规范成品尺码，目的在于提升零件可相互替换程度，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这本质上是对熟练劳工经验的提炼和物化，劳动变得片断琐碎，可替代性增强，技艺中所包含的体感经验逐渐式微，谈判薪资时劳方力不从心。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曾于1966年提出一个悖论：我们知道的永远比我们说得出的要多……司机的技能不能靠上汽车理论课来代替，所以人工智能取代不了人类。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从量规和机床的推广就能看出，劳动一直面临着被抽象化，进而被工具替代的风险，这种隐患并非始于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矛盾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爆发，一是因为人工智能之前的技术不足以对如此广泛的工作岗位形成冲击，二是美国的企业主和管理人在面对不断扩张的市场时仍较为乐观，有调节与劳工关系的意愿，劳工阶层逐渐富裕一定程度上疏解他们对于劳动意义的根本质疑。
第四次产业革命是此前劳动性质改变的延续，但又不同于前，鉴于人工智能的潜力，其对价值观极有可能是颠覆性的。农业社会时期，佃农付出劳动，由占有土地的有产者支付酬劳；工业社会时期，劳工付出劳动，由占有工厂的有产者支付酬劳。由弱渐强的人工智能如果实现，那么就将改写过去数千年的人类劳动形式和经济形态。当个体劳动无论是量还是质，甚至在个性风格方面，都不可能超越自动化系统的产出时，劳动作为人成为有效社会成员的门槛就被砸碎了。面对过剩的生产力，人作为消费者的存在似乎更有必要。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或者UBI）找到了脱胎重生的历史契机。
今天在美国常常被扣上“社会主义”帽子的全民基本收入，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价值体系中的元素之一。早在18世纪末，美国国父佩恩（Thomas Paine）就在《农业公正》一书中提出，地主因为占据了土地，因此最受惠于耕地技术的进步，而这种进步又是依靠社会全体劳动者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主“欠”这个社会的，应当以每年定额的资金返还到没有土地继承权的个人手里。196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负所得税”概念，亦即当收入水平不达线时，不但不用缴税，还会得到补贴，这实质上也是全民基本收入的一种变体。[43]60年代的美国，因为弗里德曼的倡导和其他经济学大家的支持，全民基本收入开始逐渐进入政策领域。1969年，总统尼克松提出“家庭救助计划”，为每户家庭提供每年1 600美金（今天约11 000美金）的资助。这证明，关注社会公平的美国思想者们其实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大胆的设想，1972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甚至提出了更为慷慨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都在国会层面被驳回，因为冷战时期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个人主义、按劳分配和自由市场等价值观，它们与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确实多有矛盾之处。
然而，从宏观经济状况来看，勤能致富成为美国价值观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其所基于的原理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经济大局。彼时美国经济增长迅速，劳动力缺口大，中学文凭的劳工就可以通过体力劳动挣得一份相对体面的收入。二战之后，“美国梦”的概念逐渐形成，其中所包含的一项重要元素就是房产所有权，美国政府推出了大量优惠政策，促进贷款市场流通，鼓励居民买房，并带动其他产业。总体来说，20世纪中期，美国家庭的收入与房产持有率稳步上升，给予了勤能致富这样价值观以支撑。加之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任何强调社会福利制度的呼吁与政策，都会被无情地被归入敌营。到2016年时，奥巴马白宫仍然无法接受全民基本收入这样一个概念，或者以此概念为基础展开政策设计。要一位总统承认在他治下，工人无法受雇这种悲观现实已经成为施政的前提，这确实有点令人为难。
新的经济格局已经形成，房产价格走高，收入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日益悬殊，这让年轻人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父辈们勤致富的老路走不通了，美国的价值观亦开始动摇。在2017年与Quartz的采访中，比尔·盖茨提到：当一个工人今天在工厂里产生价值5万美元的劳动时，政府会从中收取所得税，收取社会保险金等等；那么如果一个机器人做了同样的工作，它难道不应该被征税吗？盖茨主张，虽然全民基本收入这个主意有点激进，但是政府应该向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征税，来救助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类劳工。[44]2016年总统大选中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对全民基本收入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她对阿拉斯加州依靠原油收入补贴本地住民的做法赞赏有加，并认为需要进一步跟进，了解这类政策可行性的技术细节。[45]
美国全民基本收入在过去几年间借2020年总统大选的东风，已经成为了曝光度颇高的时尚热词。这当中既反映出美国民众因始终难以缩小的贫富差距而产生的焦虑，也说明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使用已经对低收入劳动者群体构成了颇为实际的威胁。从组装汽车的机器臂、无人驾驶的州际卡车，到银行的在线客服、快餐店的点餐人员、线上的外文教师……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工具使得机器人对人力的取代不再仅限于蓝领工作。2020年民主党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在推广他每人每月一千美元的UBI计划时一再提到，全民基本收入并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特有的，从历史上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国”的主意。不但建国伊始就有这样的构想，就连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也视其为解决黑人人口积贫积弱的有效办法。杨安泽在民主党初选中虽有一定声势，但最终惨败，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UBI在当下的美国推行条件尚不充分。进一步说，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对人的权益的威胁与思考虽然已经日渐实质化，但仍没有突破现有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中对种族和经济平等的解释框架。
事实上，人工智能给现有劳动制度和福利制度带来的颠覆将是根本性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国务学院的里斯教授（Mathias Risse）指出，如果我们以为人工智能的来临也会以历史上相似的局面善终，那么未免太天真了，因为如果要让未来的人类能与人工智能竞争，那意味着现行的教育系统要全部喊停，要进行非常极端的调整才行。当然也有可能，新工作岗位的增加，必要工作时间的减少，更高的薪酬，或许能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里斯指出，在美国这样连全民医保都缺乏社会共识的国家，科技与教育之间的赛跑很可能最终以富裕阶级进一步扩大财产占有而告终，更多的人将滑入难以维持基本人权的社会状态。[46]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劳动力市场日益萎缩，意味着所得税的降低，政府却要支撑起越来越沉重的福利安全网。从趋势上看，这是不可持续的。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必须包含两个抓手：一个是扩大征税的对象，一个是改变福利发放的方式。于是，征收“聪明机器人”税，或者如杨安泽所说，向受益于人工智能应用的企业征收增值税，用于发放无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听上去就没有那么荒谬了。但也有人指出，这种做法在财政层面是不负责任的，会造成政府高额赤字，发达国家也无力承担，而且失去针对性的福利发放只会让底层群众的获得变少。同时，如此施政还存在鼓励宅家不出门工作，降低社会凝聚力，降低社会参与的风险，同时UBI也是企业敷衍塞责、不认真探讨就业市场结构性问题的“遮羞布”与“万灵安慰剂”。[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