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演进：从人机道德到数据治理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钱穆指出中华文化“悠久”“无间断”和“详密”是其有别于其他文明古国的三大特点[1]。依靠语言文字的记载，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传承发展，它们既诞生于创造文化的实践，又作为指导和制约实践的核心力量影响文化的发展和走向。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文化的时代性特征突出。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2]中华文化崇尚“中、和”的价值观念深深融入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成为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括多要素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包括：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和天人协调”[3]，并指出中西文化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即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问题，更加着重阐述人与宇宙、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关系的思考，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皆区别于西方哲学的论述范围。中国“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包括：第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第二，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这普遍规律；第三，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第四，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调谐[4]。总而言之，中国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和谐为重要价值原则。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人们原有的生活韵律，人们的生存发展模式甚至人类未来将受到冲击，内外部环境的极大变化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推向一个新的维度，无论是物与物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都无法避开机器的意识、机器的道德来单独谈论人类的生存，人机之辩被推向新时代的焦点位。同时，人类的实践活动离不开生产要素，人工智能以数据为养料，数据的价值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是中国首次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数据的重要性得以显现，对数据合法合规、安全可信地使用，对数据资源合理地把握与支配，对数据价值的释放及对治理规则的制定，成为持续健康地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命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