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社会主体的角色定位

二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最亟待积极发展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重化工业，从而实现“追赶型现代化”。这就需要投入庞大的经济资源，也需要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就企业的个体体量而言是不能胜任的，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规律，这些政策是不可能的实现的。日本政府在这种形势下，采取各种各样的扶持手段，最终形成了极具日本特色的强政府干预下产业政策。凭借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极其彻底”的政府干预，实现了高速追赶欧美的历史目标。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递增，劳动力的再生产远远赶不上物质再生产迅速扩大的需要。劳动力不足、人才紧缺成为当时日本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企业为了稳定熟练工人队伍，防止工人“跳槽”，普遍实行了“年功序列工资制”。在这个背景下，日本松下公司松下幸之助提出了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并迅速在日本社会得以推广。这也成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和高速发展的一大助力。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工会，构成了日本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不可缺少的三个有力支柱。然而如果透过这种制度的外表，埋在其深层的却是集团主义的经营思想。这种集体主义的管理方式在日常化的企业管理中，极大增加企业人员的稳定性，同时也能促使企业员工更加注重工艺和技术经验的积累。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可以说是日本忠诚文化的一个体现。因为国家制度的推动，社会也形成了特有的保险制度和道德制度来与终身雇佣制相匹配。忠诚文化也是在日本多种文化因素与特殊企业制度的相结合后一种必然职业价值。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日本现在有企业制度和忠诚文化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传统行业的转型与衰落。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经济发展是有周期性的，这种周期性表现在行业收益和发展的波动，对于有长期稳定需求的企业来说，这种波动的影响是企业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由于新科技革命的干预，一些传统行业面临的不再是波动，而是转化成为了没有发展前途的夕阳产业，终身雇佣制在这方面就将遇到极大的社会成本。显而易见，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带来巨大的产业变化，比如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各类互联网科技公司，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很多技术蓝领也将大面临技术更新。在经济利益与传统终身雇佣制之间，必然会对企业、职工对忠诚文化产生更多更深刻的思考。

其次是新技术对新型人才的需要。在新的产业革命之中，新型人才是决定产业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在终身雇佣制中，大学生从学校毕业就走向了从事一生的职业，这种情境之下，新型人才的招募对公司，和对优秀人才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并且日本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之中，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发展出一大批优秀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导致整个日本社会缺少了创新人才流动的制度基础。

最后就是日本企业对于自身业务的专注与忠诚。日本的创新主体是企业，日本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特点是业绩与发展状况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并且日本民营企业担负起了国家发展的历史使命。企业的发展战略需要企业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方向，根据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来决定技术创新的攻关方向。政府主要是政策扶持与引导，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通过特定的产业政策，促进了制造业发展。这种情景下，日本企业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变化，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和思路。所以目前在日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尽管有不少的日本企业积极参与，但这些企业更多是以独立主体参与，并且以商业化应用为优先。在整体产业协调方面则是相对较弱，企业在坚守传统优势过程上实现转型发展也是日本发展的一种重要破局点。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在当时快速发展的时期，充分保障了企业的平稳发展。但在面临新技术冲击时，这种传统模式形成的阻力也最为恐怖。这种阻力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上。从日本现在体制来看，终身雇佣制对于特殊时期的人才引进是有阻力的。正如日本媒体所报道的，他们认为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日本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远远落后于中美两国。《日本经济新闻》称全球掀起人工智能人才争夺战，日本落后中美，争夺21世纪技术主导权的中美两国正在激烈争夺人工智能人才，日本劣势明显。能够提供充足预算和充满吸引力的研究内容的日本企业为数不多。日本有必要举全国之力培养人工智能人才。道孚县《日本经济新闻》称，调查显示全球存在70万人工智能人才缺口，中美两国正在对人工智能人才展开激烈争夺。美国谷歌于2018年春在北京成立了“谷歌人工智能中国中心”，在中国本地招募人工智能人才，中国企业也积极面向美国招徕人才。而且日本的人才培养政策才开始逐步推动，这也是日本未来人工智能遇到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所以从忠诚这个价值角度来看，日本是充分利用了现有的工业经济基础，但是现有机制对于新技术革命的创新来说确实是利弊共存的。相对于美国这种传统的科技创新强国和中国这种快速发展的国家来说，日本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对新变革必然形成无法回避的阻力。这种阻力一方面来自传统优势行业发展的行为惯性，另外一方面也来自整个日本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而对创新人才培养是否可以打破原有的人才评价机制将是新的突破点。在中国和美国现有的人才管理体制下，一方面是通过国家的宏观教育政策培养相关领域的优秀人才，第二方面是在人才激励机制上，可以完全自由突破，大力引进全球范围内的优秀人才，在这一点上，完全突破了日本这种集体的企业管理模式的人才管理自由度。而且这一问题在日本一系列的人工智能政策规划和推动工作中也可以发现。日本传统的创新模式在新技术革命中遇到了问题，这也是日本政府积极干预人工智能研发的重要原因。

日本非常强调集体主义观念，集体内部有着高度的内聚性。企业为了减少集体内部的损耗，采取了以结果平等的薪酬评价体制，这种方式解决企业人才流动造成的损失，也产生了我们熟知的“工匠文化”。但在新技术不断更新的时期，日本这种公平的管理理念将会受到挑战，重新调整管理的价值观来适应新技术的创新需要，是日本人才政策的一种重要挑战。因为日本终身雇佣制的制度，员工的忠诚文化与之相伴而生，相互依存。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如果被打破，企业员工的忠诚文化也将遭到破坏，这对于劳动力资源已经短缺的日本来说是雪上加霜。解决价值观念的冲突已经是日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