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及物、道德关注点的转移

通常而言，先秦诸子时代被认为是中国价值观念的奠基时期，并以“儒墨道法”四派为主，其中以“儒家”和“道家”的价值体系影响最为深远。儒家主张仁义，以道德意识为价值标准，墨家主张功利说，以人民大利为基本价值，法家崇尚竞争，道家则将宇宙本根的“道”视为真正的价值。四派的价值体系包含许多互相对立、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而以儒家文化及价值观念居于主导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强调‘不争’，墨家提倡‘非攻’‘尚同’，与儒家之强调‘和谐’有相通之处。只有法家强调的‘竞争’与另外三派存在最终分歧。”[5]自汉武帝以后，墨家学说和法家学说皆遭到冷落，退居社会次等地位，大约东汉初期，佛教传入中国、儒道学说应时代之需不断演变，由此开启了儒释道[6]三家此消彼长、交替兴盛的局面，但儒家学说仍是主流思想，以“持中贵和”为基本原则和最高价值，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以重和谐的思维方式思考自身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中蕴含着由天人、内外、性修构成的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根源在天，以“天命”的路径贯通天人，人与天的关系最主要内容最终集中在人的道德修养上，强调“学以成人”，重人世、重社会、重现实，以人为尊——重视人的生命意识、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以民为贵——重视人的社会人格，倡导个人的社会地位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存在于社会关系层面，从人的社会性理解人。与此同时，以“和”为核心文化特性也包含这一思想另一层面含义，“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强调万事万物的包容、和合相处之道，认为各种不同的事物可以同时存在而不互相矛盾。这种观念在帮助中国塑造民族气质和特点方面影响深远，在对待技术的态度上也是相信文化和科技能够和谐相处、相得益彰，推而广之，在对待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时候，也秉承着这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思想，在交流交融和互学互鉴中力求共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7]”

今天，随着人工智能嵌入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五千多年积攒的道德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持中贵和的传统受到了冲击，天人合一的道德关注点发生了转移。面对机器智能一项一项地超越人类且人类难以赶超的事实，机器智能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难以忽视，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视人与机器的关系，并纳入哲学理论化系统思考中：如何建构机器智能的道德体系，如何展开未来社会发展模式。由于机器智能的内涵尚且模糊、难以界定，“和合”相处的价值观缺失了稳定的比照对象，不管是不敢相信机器还是不愿相信机器，和谐共处都成为了问题。不仅如此，社会运行与治理的重点也发生转变。在传统文化价值中，教化是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人在接受知识、学习反思的过程中理解人的存在、生命的意义与人生价值。如今，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可以在算力、算法和大数据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获得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知识，甚至智能调度的知识储备机器人在问答比赛中已能战胜人类，社会通过教化建构起共同的基本价值观的实践方式是否全然奏效成为一个未知数。人的觉醒和人的意识的形成脱离了对“天”的敬畏和对照，天人合一的运行基础将难以维续，和谐整体的宇宙观及重和谐的思维方式面临着挑战。

自动驾驶是感知、人机物互联、大数据、高速无线网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集大成者，核心是人工智能，也是当前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最受争议和最具前景的领域之一。百度是国内较早涉足人工智能的互联网巨头公司之一，自动驾驶作为公司深耕的主要领域，致力于帮助汽车行业及自动驾驶领域的合作伙伴结合车辆和硬件系统，快速搭建一套自动驾驶系统。2017年，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向公众展示了自己乘坐百度研发的自动驾驶汽车的视频，视频中李彦宏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驾驶位置上驾驶员未掌控方向盘，让车辆处于自动驾驶状态。视频一出，社会争议不断，还惊动了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并在官方微博回应：正在积极开展调查核实。虽然称支持无人驾驶技术创新，但应当合法、安全、科学进行。这一问题之所以引发社会热议，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一旦自动驾驶的汽车出现了交通事故，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在传统的中国的价值观念中，道德价值作用于人并对人的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当人驾驶汽车时，人就要对驾驶过程中的判断和行为承担责任。而自动驾驶的汽车缺失了这一责任的主体，对机器的问责尚且无从谈起。

尽管自动驾驶的道德责任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但是技术创新的脚步未曾停下。这既是科技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动能对社会价值观的冲击。2019年12月，百度在长沙举办首届Apollo生态大会，发布全球首个点到点城市自动驾驶开放能力，宣布Apollo形成了自动驾驶、车路协同以及智能车联三大平台联动发展。Apollo拥有自动驾驶路测牌照数150张、智能驾驶专利数1237件、测试里程超300万公里、23个城市展开路测、汇聚超过了36000名全球开发者、177家生态合作伙伴，以及开源了56万行代码。在多项技术取得领先优势的前提下，这也让百度的Apollo在全域技术层面拥有规模型的优势。同年，广州市正式发布了首批自动驾驶路测牌照，其中6家企业获得首批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通知书。随着5G牌照的发放，5G通信技术给车辆的应用场景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无人驾驶正在逐步落地城市，文远知行于2019年11月在广州落地全开放运营Robotaxi服务，百度也全面开放Apollo Robotaxi服务，长沙用户通过百度地图、百度App可以免费试乘。[8]自动驾驶服务的落地，并不意味着人们对“电车难题”思考的结束。电车难题的情境困难在于：如果出现交通事故，汽车应该保护车内乘客撞向行人，还是优先保护路上的行人而不得不使车内乘客陷入危险。由这个基本问题演变而来的对机器责任的关注和追问多种多样。例如，在人的数量上，如果车内只有1人而路上有5人，是牺牲1人救5人，还是牺牲5人救1人；在人群划分上，如果车内有1个人，路上1人是孕妇、老人或者小孩，机器应该做出何种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这个问题回到人类手动驾驶，即使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人们不会在事故发生之前感到忧虑，因为人们相信人的道德意识，相信人们基于共同文化背景和价值习得形成的思考与判断。然而人们不敢相信机器，当它们的行为有可能涉及本应该只有人才拥有的道德价值时，机器便无法逃脱这类看似对它们而言不公平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也成为了人工智能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机器是否能具有价值判断的自我意识，而这种意识又能多大程度被人类普遍接受成为新的道德关注点，也成为中国价值观探讨的新内容。

一般认为，人通过自我反思的能力建立起“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使人与物之间得到区分，那么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自我反思的意识呢？人们普遍担心：一旦人工智能拥有了这种反思的意识，人类可能将难以对其进行约束和控制，这或将才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最大的威胁。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考虑，李泽厚认为“实用理性[9]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国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10]，人工智能不仅不能仿照这种思想模式的形成完成自身的“教化”过程，甚至可能会产生背道而驰的自我意识。从客观事实来看，尽管目前人工智能扩展了人自身的能力，不断改变和充实着人的认知尺度，但是人工智能产生自我意识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现阶段人工智能主要还是工具层面的技术进步，只不过以往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大多是体力方面的超越，而在人工智能大量嵌入时，则很大程度上带来的是对人脑力能力的替代，这刺激和引发了人类的危机意识。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重历史、重经验和重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因此，中国社会更加重视机器道德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有观点认为，人类可以向人工智能植入价值观，但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切实可行且合适呢？假设人工智能必须受到外部的制约，在人类的规定下完成特定的任务、遵守特定的法则，就目前的技术发展需求来看，此种做法的可行性似乎很高，但从长远来考虑，这一做法无疑埋下了隐患，当机器的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后，人类的道德约束万一失去作用，机器是否会对人类曾经的控制产生厌恶和报复心理呢？当机器有能力完全自主其行为后，它将不再是被动为人类所用的工具，那么这时候机器能否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呢？“人工智能一旦试图追求自身存在的最大效率，非常有可能会主动删除人的道德程序——从人工智能的这角度看，人类为其设置的道德程序等于是一种‘病毒’。可见，为人工智能设置道德程序之类的想象是毫无意义的。”[11]从机器智能对人类产生威胁的角度考虑，有些学者认为不应该去追求强人工智能，在弱人工智能[12]范围内，人机关系还是可控的，只是停留在源于机器人的社会问题，还能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传统的学科框架内协商解决。但是，若强人工智能嵌入，对中国价值观而言，缺失了“天人合一”道德基础，机器道德的可信度值得怀疑，机器可能也无法秉以持中贵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人类的尊严可能会丧失殆尽，人类甚至有被整体替换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