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技术引进与转向“科技立国”
二战后，日本无论是国家政治还是经济发展、科学技术，都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这也迫使日本必须形成自己的创新模式，实现在国际市场上的突破。
“日本模式”的经济发展是通过“模仿再创新”的路径形成的，这也是很多国家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发展。通常经济学上后发效应是指后进国家借鉴和利用先进工业国家经过反复探索、经历挫折失败、付出巨大代价而获得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迅速追赶先进国家的一种捷径。日本内旋式的文化吸收模式在这一次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完整体现。经过二战后西方社会的大改造，日本对于西方文化产生一种仰视感，所以在日本自身求发展遇阻的情况之下，日本迅速改变战略，引进国外技术，另辟蹊径。
战后初期，日本曾经重视自主开发技术，在黑白电视机工业、参变管（parametron）技术、半导体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最后在自主开发技术和引进技术的较量中，几乎都是以自主开发的失败、外部引进的成功而告终。日本逐步意识到，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具有避免失败的风险、减轻研发的经济负担、缩短掌握新技术的时间等诸多优势。[6]经过反复摸索，日本最终形成了一条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为主导的技术革新之路。从1956年开始，日本技术革新的重点明显倾向于从外部引进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并与本国传统的经营理念相结合，形成符合日本国情、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模式。经营革新与技术革新一道成为经济高速增长快车的“两个车轮”，两者共同成为了“日本模式”与发挥“后发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65年，除部分尖端技术外，日本对主要先进生产技术均已实现引进，其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也呈现重化工业化的倾向；1971年，日本机床工业的对外贸易也从长期逆差转为顺差，这标志着日本先进设备的国产化进入新阶段，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与此同时，日本也意识到继续依靠从外部引进技术越来越难，要维持领先地位，必须在继续引进尖端技术的同时，吸收、消化并不断改良引进的技术，日本逐步实现了产品的自主创新，在若干个领域也超过并优于欧美国家。
之后日本在面临第三次工业革命时，却遭遇了创新的失败。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继续巩固其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依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开始重新调整其科技发展战略，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其标志是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表了《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其整个内容是与技术政策紧密关联而展开的，其中第六章以“走向技术立国”为标题，从而成为第一次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方针的政府文件。同年10月日本科学技术厅公布的《科技白皮书》中再次明确提出了“科技立国”战略。日本“科技立国”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日本战后长期以来所推行的引进、消化、模仿这一“吸收型”科技战略时代的结束，开始步入以高科技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
日本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过热，日元升值可以帮助日本拓展海外市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等国与美国签订了标志“日本模式”的转折点的“广场协议”。从此日本经济由于房地产泡沫陷入了低迷。在这种情况之下，支持日本经济保持发展的主要力量依然是在过去实现了技术优势的传统产业，这使得日本对于本国传统产业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生活中日本人对本国产品的特殊青睐也是一种间接的体现。这特别归功于日本政府提出并有效地实施了“科技立国”战略，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科技大国。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取得如此大的科技成就，完全得力于日本在推行“科技立国”战略过程中所采取的科技政策，有效地巩固了之前发展中的产业成果。
回归到日本的创新政策，在科技发展中，民营企业占主体地位。在日本全国的科研经费中，民营企业支出的部分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比例。例如，从1960年度到1990年度，全国的研究经费增长了65.6倍，其中企业研究经费增长74.5倍，大学研究经费增长45.9倍，政府研究经费增长6.2倍。上述数字不仅表明日本全国科研经费增长之快，而且表明民营企业的研究经费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大学与政府研究机构。又如1993年民营企业科研经费支出部分占78.4％，政府支出部分占21.6％。日本民营企业支出的科研经费在全国科研经费中所占的比例约为欧美国家的1.2～1.4倍。这是日本民营企业在科技研究中占主体地位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但随着日本经济低迷，9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更注意将有限的研究经费与人力集中到应用和开发研究领域中。
从上述历史过程来看日本的创新，可以看出日本的过去创新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日本善于利用技术后发优势形成产业发展优势。这个主要表现在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日本非常善于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技术，迅速整合成自身的产业优势；另外能够积极利用技术成果，提升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实现技术的领先优势，帮助本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第二个特点则是日本在突破性创新上缺少爆发点。在20世纪后20年之中，互联网经济快速兴起，美国和中国等国家产生出了很多新的互联网巨头企业，但日本却鲜有互联网企业出现，而传统企业也在这次互联网浪潮中丧失了很多优势和机遇。
总体看来，日本技术创新模式与日本文化内旋接收模式也有一定关联，企业能够将外部有利的信息迅速整合成本国优势，同时利用自身的特点迅速完成整合，这是其优势。但同时优势产业一旦形成，就会对新兴产业有一定排斥性，丧失了部分行业优势，这却成为了这种创新模式的一个劣势。日本因为过去技术发展模式，在技术发展上形成了严重路径依赖，使得企业在技术发展上更加偏重应用研究以便于经济效益的提升，而在新兴领域和技术创新上缺少动力。当下，所有国家和企业都已经开始了人才及专利的抢夺，传统技术的后发优势在行业的快速发展之下几近消亡，缺少相关行业规范的新兴优势企业，产生的马太效应却不断在被放大。在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时，日本对于过去传统创新模式的依赖将再次掣肘日本新技术发展。
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冲击，日本政府在《日本再兴战略2016》中，明确提出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具体措施，通过设立“人工智能战略会议”，从产学官相结合的战略高度来推进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日本政府在2016年1月颁布的《第5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了超智能社会5.0战略，认为超智能社会是继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又一新的社会形态，也是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高度融合的社会形态，同时将人工智能作为实现超智能社会5.0的核心。
日本政府和企业界开始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将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还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研发促进机制，并将2017年确定为人工智能元年。希望通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保持并扩大其在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技术优势，逐步解决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医疗及养老等社会问题，扎实推进超智能社会5.0建设。
同时在日本2019年度预算概要中，科学技术领域较2018年度增长13.3％，达到4.351万亿日元。人工智能开发和人才培养等将是预算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中在培养人工智能人才方面的预算约为133亿日元。根据日本国内数据统计，2018年日本政府年度预算案中人工智能相关预算总额约为770亿日元，但投入还不到美国和中国的两成，日本政府与企业的投入仍然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日本目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布局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日本非常注重顶层设计与战略引导。日本已经将人工智能作为日本超智能社会5.0建设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强化体制机制建设、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采取总务省、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三方协作，以及产学官协作模式，分工合作联合推进。其次，日本充分利用现有的产业优势进行技术升级。无论是社会5.0，还是机器人战略，以及人工智能的布局，都是立足日本自身产业优势，日本企业的产业强项在汽车、机器人、医疗等领域，其人工智能研发也重点聚焦于这些领域。并且结合社会对老龄化社会健康及护理等对智能机器人的市场需求，以及超智能社会5.0建设等为主要拉动力，突出以硬件带软件、以创新社会需求带产业等特点，针对性非常强，充分突显企业商业化应用的主色调。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变化，日本政府和企业高层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次人工智能对于经济实现腾飞的重要作用，而且日本在这方面也有相当的历史积累。从客观条件上看，日本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应对明显要比在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时要更加从容得多，但是面临的问题依然存在，国家面对完全崭新的产业浪潮时，并没有完整的成功经验。所以，打破创新路径依赖应该成为日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日本需要去考量如何从过去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之中找出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所应该采取的新的技术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