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 企业规模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作用机制
企业规模作为企业本身重要的特征之一，对于企业创新过程及效率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以往研究中可以发现，企业知识生产以及知识商业化这两个过程受到企业规模影响的机制原理不同，作用方向也不同，因而会导致规模对企业综合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的研究中呈现不同的特点（Cáceres et al.，2011）。尽管目前已有很多关于企业规模对企业效率影响的探究，然而学术界对于企业规模作用的机制尚未得到明晰、统一的认识（Cabral et al.，2003；Ford，2009），这也是本书对此进行研究的出发点与重要意义。
由于企业规模会显著地影响企业的组织结构特征、组织惯性大小，以及创新过程中各部门之间的沟通效率等，从现有的实证研究来看，在分析企业规模对企业效率的作用时，较多地运用了组织惯性来解释企业规模发挥作用的原因。另外，不同规模的企业对于外部资源需求的种类和强度不同，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大小也不尽相同（Forsman，2011）。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不同，所掌握的市场资源、影响力和话语权、品牌认知度及销售渠道的范围都不同。因而企业的规模会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够掌控和利用的资源，也就是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自主选择权。已有研究较多结合资源基础观来阐释其对于企业的重要性，由于不同企业所掌握的资源与利用资源的方式完全不同，因此不同规模的企业倾向于选择不同方式（如技术并购等）与外部进行资源交互，这一理论也对本书的分析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组织惯性理论
惯性（inertia）的概念最早是由物理学家提出的，通常是指当物体没有受到外界施加的外力时，会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者长期处于静止状态。早在20世纪60年代，组织内部适应学派就开始观察到组织中存在着特定的思维逻辑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会导致一系列追求稳定、保持现状和抵制变革的现象，而组织结构也存在着与组织行为保持一致的倾向，即组织惯性（Cyert et al.，1963）。1984年，种群生态学者又拓展了组织惯性的研究，强调了组织与环境之间频繁的互动，以及环境因素对于组织生存的决定性意义。其研究指出，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容易受到组织惯性的支配和制约，使得企业在面对环境变化时，很难迅速反应以应对威胁，完成激进式的变革创新（Hannan et al.，1984）。因而，一方面组织惯性蕴含着企业过往成功的模式和经验，能够帮助企业提升运营管理的效率；另一方面，组织惯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组织的变革和创新。
已有学者从组织质量（organizational mass）的角度，探究了决定组织惯性强度的因素（张江峰，2010）。研究表明，组织年龄、组织规模和组织复杂性都会对组织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作用于组织惯性。从组织规模的角度来看，随着规模的增长，组织惯性有逐渐增大的趋势。首先，组织的规模越大，其内部部门之间的沟通流程越复杂，层级制和官僚化的弊端会逐渐显现，组织对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敏锐度逐渐下降（Hannan et al.，1984）。同时为了方便对大型组织的管理，企业会正式出台一系列规范的流程、手续和制度，在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也对组织成员的自主创新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因此，不同规模的企业当中存在的组织惯性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在创新活动中，小型企业可以利用其组织结构的灵活性，主导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过程，开创崭新的技术范式；而大型企业可以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小型企业的创新过程进行资助与支持，对小型企业的创新成果进行技术并购，以提升大型企业自身的知识生产效率，规避组织惯性为其带来的束缚和障碍（Tripsas et al.，2000）。
通过对组织惯性理论研究的综述，可以看到这一研究领域强调了组织惯性带来的束缚对于以创新为导向的企业最终取得的创新绩效的重大影响。由于组织的运作流程存在一定的惯性，企业普遍会按照固有的模式开展创新活动，这会为组织变革带来很大的难度。已有研究指出，大部分组织都在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面临着矛盾选择。当企业平稳发展、逐步实现规模扩张时，需要通过模式化的运营流程来提升企业效率，不断开展渐进式创新；然而，当外部环境中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或市场动荡时，企业需要克服组织惯性带来的障碍，通过组织变革来适应环境（Tushman et al.，1985）。因而，组织惯性被视为一把“双刃剑”，既能够帮助企业完成短期的效率目标，又可能会不利于企业开展长期的技术创新活动。
（2）资源基础理论与知识基础观
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view，RBV），即资源基础观，是现代管理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Wernerfelt（1984）最早系统性地提出基于资源的分析视角，随后Barney（1986，1991）在他的基础上改进了资源基础观分析框架（resource-based framework），标志着资源基础理论的正式产生。Barney（1991）对企业可能具有的战略资源特征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了VRIN原则，即能够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资源应当具有四类特征：有价值（valuable）、稀缺性（rare）、难以模仿性（inimitable）、无可替代性（non-substitutable）。
资源基础理论是管理学者在探究企业竞争优势产生过程中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对后续的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于企业内部独有的要素组合（包括物质资产、人力资源、社会关系等）和企业自身能力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克服了之前研究范式过于关注企业外部的缺点。该理论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同一行业中“企业同质性”的假设，由此发现了企业在资源储备和资源配置两方面的异质性（Conner，1991）。通过对企业内部资源及其组合模式、运作流程进行分析，资源基础理论解释了企业之间异质性的由来，并探讨了其对于企业持久竞争优势和创新绩效的影响。这些独特的资源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租金，与其他不具有这种资源的企业相比，拥有异质资源的企业一般能够获得更高的创新绩效或经济收益（Peteraf，1993；Teece，1997）。
在资源基础观的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引申出了知识基础观（Grant，1996；Nahapiet et al.，1998）。在知识基础观的视角下，将企业所拥有的知识看作是其最独特的资源，强调了知识储备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同时，知识基础观的相关理论研究还指出，与企业已经掌握的知识相比，企业动态的知识整合能力才是维持其竞争优势的核心因素。因而，对于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如何通过对企业组织结构的设计和创新流程的优化，保障知识在企业内部研发人员之间的顺畅流通，从而实现知识的整合与再创造，是企业管理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同时，如何充分利用外部环境，与其他组织、个体进行知识共享与资源交互，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知识整合能力与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