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企业联盟理论
Williamson（1975）最早指出，联盟是一种超出了市场化交易关系，又没有达到一体化组织的形式，是一种混合的治理结构。Teece等人（1997）从管理学角度，认为联盟是两个及以上的联盟成员，汇集它们的资源，协调它们的行动，从而实现同一个目标。Teece指出，联盟的建立使得企业的边界变得模糊，合作伙伴之间可以通过共同参与研发过程、共同分享市场资源等形式，促进技术创新的实现和创新成果的推广。Gulati（1998）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联盟内部构成的企业间社会网络的特点，分析了这种社会网络形成与演化的进程，以及企业如何根据自身在联盟中位置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战略目标并开展相应的行动。
企业联盟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没有企业能够完全依靠内部资源实现长久的发展，企业需要与外界环境进行异质性资源、信息和知识的交互，从而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或通过合作创新引领技术变革，以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与活力。因此，联盟的意义主要在于帮助企业更好地通过战略选择，获取自身发展迫切所需的资源，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或者改变自身在环境中所处的地位（Wassmer et al.，2017）。而联盟为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能够确保信息和资源在联盟内部高效地流通，同时还有助于减少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创新效率的提升。
联盟的参与者主要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或公共服务部门等，其加入联盟的战略目标主要为充分利用联盟伙伴的核心技术、市场能力等无形资源。对于参与联盟的企业类型，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联盟之中的企业实力相当，平时是竞争对手，即联盟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强强联手”，这种定义将大量从事互补性活动的企业之间的合作及实力不等的企业之间的合作排除在外。Yoshino等人在1995年对企业联盟给出了比较详细的定义。他们认为，联盟是两个或多个企业联合致力于一系列目标，合作企业需要在结成联盟后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但又在相关技术领域共同占有控制权，在合作创新活动中共同分享新产品的销售收入。
Kale等人（2007）对于企业联盟之间共享知识的动因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主要是为了向合作伙伴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而加入联盟。然而，为了避免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大多数企业倾向于保护自身的核心技术不外泄。研究指出了关系资本对于企业联盟的重要作用，并且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联盟合作伙伴基于个体层面上的相互信任和频繁交流，为企业实现互惠互利的彼此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Das等人（2001）进一步探讨了对于不同类型的战略联盟应分别使用怎样的方式建立合作信任、监督合作过程，以降低参与战略联盟的风险。Meier（2011）提出了战略联盟中知识管理的理论框架，分别从知识特征、合作伙伴特征、合作交互关系、知识管理这四个方面，探讨了影响企业联盟中知识创造、知识转移和知识应用的因素。
虽然企业创新管理领域的大量文献已经对企业效率的含义、作用以及组织规模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清晰的剖析，但是关于企业联盟对于企业规模与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等专门研究刚刚开始发展，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现有关于企业联盟的研究也更多集中在企业联盟之间共享知识的动因，以及应采取怎样的方式建立合作信任、控制合作过程，以降低参与战略联盟的风险上，对于联盟本身的特征还缺乏细化的探究。尤其是对于企业所加入不同级别的联盟（如国家级联盟和区域级联盟），以及由不同主体构成的联盟（如产学研联盟和非产学研联盟）等，如何为企业提供不同深度和广度的资源以供学习和模仿，进而提升其创新效率，仍缺少足够的分析。
（1）企业加入联盟的级别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从联盟的层面来看，企业通过联盟等形式开展合作创新，是其合理利用外部资源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与同一园区的企业进行知识共享或短期合作相比，联盟成员之间有着更长久稳定的关系。企业所加入的联盟级别会影响其与联盟中其他企业或科研机构交换信息、共享资源和产品市场的程度，进而对其创新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值得分析和讨论（Lavie，2006）。根据联盟成员所处地理空间位置分布的不同，可以将联盟分为两个级别：国家级联盟和区域级联盟，分别探讨其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
国家级联盟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资源优势。已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企业的发展依赖于外部环境提供的资源，同时也受到其所处区域内资源条件的约束（Hagedoorn et al.，2017）。而国家级联盟这种跨区域联盟的建立，有利于帮助企业突破地域的限制，促进知识和资源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和扩散，实现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Tsai et al.，2015）。而且，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国家级联盟的建立有利于推动城市间的均衡发展（司尚奇等，2010）。此外，还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国家级联盟成员之间的知识同质性较低，同时由于地域的阻隔导致彼此之间创新路径与创新模式的差异较大，通过与联盟伙伴的知识交流和思维碰撞，能够激发出富有价值的创新因子，有利于联盟创新绩效的提升（Fang，2011）。
区域级联盟将一群在地理位置上相互靠近、行业上彼此类似或互补的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展更为深入的合作。已有研究表明，同一区域中的企业之间更有可能共享生产渠道和市场资源，因而可以建立长期稳定的互惠互利关系（Martin et al.，2018）。此外，企业的创新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所处的地域空间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同一区域的企业处于相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之中，具有较为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因而在合作中的沟通成本较低，比较容易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Jiang et al.，2016）。最后，从已有文献中可以发现，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来说，其所能够承担的知识转移成本不同，对于知识多样化的需求也不同，因而企业规模也会反过来影响区域联盟对企业效率起到的贡献程度（Josefy et al.，2015）。
（2）企业加入的产学研联盟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与国家级联盟和区域级联盟的作用相类似，产学研联盟也可以促进联盟成员进行频繁而深入的信息、资源交换，从而有利于新知识的产出和创新效率的提升（Bstieler et al.，2015；Arvanitis et al.，2008）。从联盟主体来看，产学研联盟的成员主要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构成，其中高校作为联盟中技术知识的主要来源，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联盟成立的目标来看，与一般联盟以生产活动中的分工协作、市场资源的相互利用不同，产学研联盟更专注于科研成果的学习、吸收与转化。从联盟绩效的衡量来看，针对不同成员类型具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对于科研机构来说，主要以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效益为衡量指标；对于企业来说，则主要以新知识的学习和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为衡量指标。
对于企业加入产学研联盟的动因，已有研究主要从不同联盟主体的视角来讨论，并总结出了资源导向、学习导向、风险导向和政策导向等不同维度来衡量其动机的大小（Perkmann et al.，2011）。对于高校和研究院所来说，大量的科研人员在日常的学术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创新成果，然而由于没有良好的产学研成果转化渠道，这些突破性创新技术与市场脱节，难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收益。在这样的运作机制下，学者们普遍面临科研经费短缺的问题，无法更好地支撑后续的研发工作，形成恶性循环。而对于企业来说，许多企业由于知识储备不够、高水平技术人员较少等问题，面临着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的困境。而且在当今新技术迭代不穷的环境下，仅仅依靠内部研发的力量，难以应对多变的市场需求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在产学研联盟中，企业可以帮助高校和科研机构完成创新成果的生产与商业化过程，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而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以充分利用其自身的高新技术，帮助企业提升知识生产效率（Hagedoorn et al.，2017）。因此，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双方效率的提升和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产学研联盟成员加入联盟的主要动因。
产学研联盟的成员主体构成较为复杂，对于不同规模的联盟成员来说，其加入联盟的需求不同，其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学习吸收能力也不同，因而企业规模也会反过来影响不同类型联盟对企业效率起到的作用大小。许多学者对产学研联盟中知识转移的机制进行了探讨，如知识受体的吸收意愿和主动性，知识源与知识受体之间的文化距离、知识距离，以及知识本身的复杂性和知识转移的数量多少等，都会影响到产学研联盟对于企业创新的作用和效果（王毅等，2001）。在联盟成员各自的特点之外，联盟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会对产学研联盟的知识转移过程起到很大的影响。比如，已有学者研究表明，产学研联盟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会显著影响其知识共享的动机、知识吸收的效率和知识转移的效果（Maurer，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