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本书结论
本书利用从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企业信用网、财政部所设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旗下“天眼查”网站、中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官方网站、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官方网站等多个来源获取并通过交叉验证的1 000余家企业11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非平衡面板回归分析、神经网络建模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本书的理论模型与相关假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本书主要得出了以下几点重要结论。
（1）企业规模与企业知识生产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规模较小的企业知识生产效率较高；企业规模与知识商业化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规模较大的企业知识商业化效率较高；企业规模与企业综合效率呈现倒U形的关系，实证表明中型企业综合效率较高，大型和小型企业次之，微型企业的综合效率整体最低。但本书也发现，由于知识生产效率和知识商业化效率受到企业规模影响的趋势相反，综合效率的整体变化幅度与前两者相比明显较低。
（2）作为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技术并购行为有助于企业消化吸收新的知识，也会对企业原有的知识创造过程与知识生产体系产生冲击，由此产生的创新成果还会对原有知识商业化体系造成新的影响，因此技术并购行为对不同规模企业的知识生产效率和知识商业化效率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Ensign et al.，2014；Prabhu et al.，2005）。实证结果表明，在开展技术并购行为时，企业规模与知识生产效率之间的负向关系被削弱了，即大型企业开展技术并购之后获得了知识生产效率的提升，而小型、微型企业在开展技术并购之后，其知识生产效率有所下降。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其自身的知识生产效率与被并购的对象（一般为小型、微型企业）相比有着较大的劣势，在完成对新知识的消化吸收和对新技术体系的学习模仿后，大型企业知识生产效率的提升比较明显；而小型、微型企业本身的知识生产效率通常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与被并购对象的技术创新能力差异不大，同时考虑到对外并购存在额外的沟通成本和资源支出，因此小型、微型企业的知识生产效率有所下降。
对于知识商业化过程而言，企业开展技术并购的行为削弱了企业规模与知识商业化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大型、中型企业开展技术并购之后，其知识商业化效率有所降低；而小型、微型企业在开展技术并购之后，知识商业化效率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有限。本书分析认为，大型、中型企业的知识生产及后续产品推广过程已经较为成熟，有比较固定的知识商业化模式。技术并购活动使得大型企业从外部获取到了较为先进的技术成果，但是新成果与大型企业既有的知识成果的生产过程、推广模式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别，需要付出额外的资源对新知识进行转型和改造，从而引起了知识商业化效率的降低；而对于小型、微型企业来说，其商业化过程本身并不成熟和完善，产品生产和市场推广的灵活性相对较高，能够更好地吸纳通过技术并购所获取的新知识，并完成相关的商业化过程，因而技术并购对小型企业知识商业化效率的影响较小，甚至可能因为技术并购丰富了市场资源，使得小型企业的商业化效率获得小幅度的提高。
（3）作为企业开展对外合作的重要手段，加入联盟的企业可以通过资源交换、知识转移等方式，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Zhang et al.，2018；Hagedoorn et al.，2017）。因而，企业加入的联盟类型对企业规模与企业知识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有着明显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国家级联盟会较为明显地削弱企业规模与知识生产效率之间的负向关系，即在积极加入国家级联盟的情况下，大型企业的知识生产效率有所提升，而小型、微型企业的知识生产效率有所下降。本书分析认为，国家级联盟其首要任务是建立公共技术平台，实现创新知识的共享与技术的转移，甚至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突破行业技术创新的核心问题。在此过程中，作为联盟的重要参与者，大型企业在联盟中起到牵头作用，在规则制定方面有着更大的话语权，联盟的运作流程也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习惯的模式。此外，大型企业丰富的资源投入也有助于其获取更多的共同研发成果，从而提升自身的知识生产效率；而小型、微型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对于联盟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差，对于联盟战略方向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共同研发的过程也占用了小型、微型企业并不充足的创新资源，从而造成了其知识生产效率的下降。
在知识商业化过程中，企业加入国家级联盟则削弱了企业规模与知识商业化效率间的正向关系，即在积极加入国家级联盟时，大型企业的知识商业化效率有所下降，但并不明显，而小型、微型企业的知识商业化效率有所提升。本书认为，大部分大型企业在联盟中需要以自身的市场资源交换小型企业的新技术和新知识，在实现组织学习的同时，也分散了一部分市场资源用以满足小型企业的需求；而小型企业可以通过国家级联盟实现企业间异质性资源的共享，弥补其在资源方面的劣势，分散其在商业化过程中的风险，进而有利于其知识商业化效率的提升。
企业是否加入产学研联盟，对企业规模与知识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有着较强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加入产学研联盟削弱了企业规模与知识生产效率之间的负向作用，即在积极加入产学研联盟并与更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的条件下，大型企业的知识生产效率有所提升。本书认为，由于大型企业自身具有较高的行业信誉，同时具有更完备的契约协调机制和更标准化的沟通流程，因而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与大型企业合作的过程中面临较小的风险，发生重要信息和商业机密泄露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贡献知识的合作意愿则会大大增强。然而，对于小型企业来说，在与产学研联盟中的其他企业合作时，其知识溢出往往多于其在联盟中的知识获取，很难从产学研联盟中实现关键技术的学习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4）作为对企业创新过程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外部环境，企业所处的园区也会对企业创新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Xie et al.，2018；Díez-Vial et al.，2015；Minguillo et al.，2015）。一方面，企业所属园区的成熟度不同，在园区文化氛围、制度环境、集群规模和企业空间密集度等维度也会具备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都会影响企业与外部创新资源进行交互的过程，因而园区成熟度会对企业规模与知识生产效率的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数据分析表明，企业所属园区的成熟度对企业规模与知识生产效率之间的负向关系有着削弱的作用，即较为成熟的园区比较有利于大型、中型企业知识生产效率的提升，而成熟度较低的园区有利于小型、微型企业的知识生产效率的提升。本书分析认为，大型企业在成熟园区中可以充分利用其他企业的知识外溢，以及上下游企业和科研机构的资源和技术来提升其知识生产效率；而小型企业在成熟度较低的园区中，享受到质优价廉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从而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新产品研发等相关活动中，以提高其知识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园区的行业聚集度，也就是企业所属园区在该企业视角下的产业多样性，对企业规模与知识生产效率的关系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分析表明，园区行业聚集度增强了企业规模与知识生产效率之间的负向关系。即当园区行业聚集度较低时，大型企业的知识生产效率略有上升，而小型企业的知识生产效率有所下降，但整体的影响幅度相对较小。本书分析认为，当园区行业聚集度较低，即行业多样性较大时，企业通过与其他行业企业之间的接触，可以获取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从而催生新的知识成果，这对于创新能力较差的大型企业有一定的帮助。但从整体上看，不同行业间的知识壁垒较高，知识的相互补充作用较小，因此对于知识生产效率产生调节作用的幅度不是十分明显。而在知识商业化过程中，企业视角下的行业多样性，对企业规模与知识商业化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起到了明显的增强作用，即小型企业在行业聚集度较高的园区中，有助于其提升知识商业化效率；而大型企业在行业聚集度较低的园区中，商业化效率有着较好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