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空间冲突的潜在生态风险特征
（一）三生空间生态风险分布格局
计算研究区1990年、2000年、2010年及2020年每个评价单元的生态风险值，并进行普通克里金插值，最终结果依次按ERI＞0.95、0.75＜ERI≤0.95、0.6＜ERI≤0.75、0.3＜ERI≤0.6、ERI≤0.3划分，分别对应高、较高、中等、较低、低5个等级（图6-19）。
图6-19 精河县三生空间生态风险空间分布格局
结果显示，近30年精河县高生态风险区集中呈面状分布在生态空间，这主要是由于生态空间由未利用地和草地组成，其空间整体破碎度较低、分离度较小，但因未利用地的脆弱度较高，因此虽表现为弱空间冲突，却成为高生态风险区。较高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于艾比湖周边、生活生产空间、生产生态空间边缘、精河县南部山区的生态生产空间及生态空间。这主要是由于生产生态空间边缘区域及生态生产空间的空间破碎度高，分离度亦大，导致其损失度大，最终呈现较高生态风险值。中等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在精河县中西部生产生态空间与生活生产空间交错分布的区域、南部生态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交错的部分区域。较低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各空间类型与生态空间交错分布的区域，如艾比湖周边及生产生态空间边缘，并在生产生态空间扩张的影响下，不断向外移动。低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在精河县生产生态空间北部的艾比湖湖区及中南部的大部分耕地。
结合精河县三生空间冲突来看，并不是冲突强度越大，生态风险越高，如生态空间因其分布范围广，斑块大面积分布在县域内，空间结构稳定，以弱空间冲突强度为主，但因其生态脆弱度高，却成为高生态风险区。而生产生态空间因受绿洲农业发展影响，面积迅速扩张，空间结构日趋稳定，中等及以上空间冲突强度占比虽在2020年仍能达到41.75％，但其整体却呈现为低生态风险区。
（二）空间冲突与生态风险双变量自相关分析
为更加直观地观察精河县三生空间冲突与其生态风险的空间相关情况，本研究使用三生空间冲突指数与三生空间生态风险指数，以2 km×2 km的格网为评价单元，利用Geoda绘制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聚集图（图6-20）。
结果显示，1990—2020年精河县三生空间冲突与生态风险的聚集主要分布在中部生产生态空间、生活生产空间及北部艾比湖生态空间，近30年，总体分布呈现出由连片聚集向零碎聚集的趋势。其中，低-低聚集区域在30年间变化较大，1990年主要聚集在艾比湖及精河县行政边界边缘区域。2000年与2010年聚集区域变化幅度虽然很小，但相对于1990年而言，在精河县行政边界边缘的聚集区域开始减少，并集中成团状聚集在以大河沿子镇为中心的生产生活空间及生产生态空间。至2020年，随着生态保护工作力度加强，艾比湖湖面得以恢复，加之绿洲农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低-低聚集区向艾比湖西北方向不断扩张，并且在绿洲农业区，以阿合奇农场、大河沿子镇、托里镇为中心连片分布。
低-高聚集区域分布范围最广，主要分布在精河县行政范围内的未利用地。因其土地利用较为单一，呈现出稳定的空间结构，表现为弱空间冲突，但由于未利用地生态最为脆弱，导致其成为高生态风险区。30年间这一聚集区域分布面积逐渐缩小，由1990年连片分布转为2020年以团块状分布于未利用地。这是由于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生态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影响下，绿洲农业区不断扩张，艾比湖湖区逐渐恢复，最终使得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呈现出弱空间冲突-高生态风险区的聚集现象。
图6-20 精河县三生空间冲突与三生空间生态风险的双变量LISA聚集图
高-低聚集区域分布面积呈先增加后减少特征，且主要分布在绿洲区。1990年，其在西部生产生态空间的耕地出现小范围的聚集，并零星分布在东南部生态生产空间的林地。至2000年，开始集中聚集在生产生态空间的耕地及生活生产空间，聚集面积在2010年分布最广。至2020年，其聚集区域主要分布在生产生态空间与生活生产空间交界处，并多以精河镇为中心呈团块状分布。
高-高聚集区域在2020年前并未出现，2020年后零星分布在艾比湖北部及绿洲南部边缘。其原因在于，近30年研究区绿洲农业快速发展，促使生活生产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不断扩张，使得艾比湖北部及绿洲南部边缘空间趋向复杂，呈现出强空间冲突-高生态风险聚集现象，其他区域则无显著的此类空间相关性。
综上，研究期内三生空间冲突与生态风险极少存在同时高聚集的情况，而低-高和高-低的情况分布最广。由于空间冲突本身会衍生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因此在发展经济、缓解强空间冲突的同时，仍不可忽略弱空间冲突的潜在生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