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因素影响分析

（一）人口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中，人口是绿洲最基本的因素，其中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和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水平使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利用程度要求日益剧增。对于生态系统脆弱的精河县而言，环境自我修复能力较差，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恢复到原有状态，因而加速了土地利用冲突的产生。人口数量的增加是造成土地退化的直接原因，其过程包括不合理的灌溉方式、过度开垦、放牧和采矿等。研究区的人口在1990—2020年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从1990年的10.06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14.33万人，达到近1.4倍（图8-32）。

对2018年人口数值归一化处理后制图（图8-33），并在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平原绿洲区随机选取30个不同土地利用冲突样点，对二者进行相关性分析（图8-34）。结果显示，平原绿洲区土地利用冲突指数与人口呈现出明显正相关性，R2=0.7511。

图8-32　研究区人口变化

图8-33　精河县2018年归一化人口分布

图8-34　土地利用冲突与人口数量的关系

（二）社会经济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精河流域地区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20767万元增长到2018年的809867万元，提升了近38倍（图8-35）。在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第一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有所下降，分别从1990年的64.7％、2000年的48.7％下降到2018年的31.8％；第二产业先下降再上升，即先从1990年的16.9％下降到2000年的13.1％，后又上升到2018年的31.1％；第三产业从1990年的18.3％增加到2018年的37.1％（图8-36）。

图8-35　研究区1990—2018年生产总值变化

图8-36　研究区1990—2018年三大产业生产总值构成

综上，研究区平原绿洲范围内和南部山地风险源强度高，未利用地中心以及远离乡镇地区风险源强度低。土地利用脆弱度高的区域风险受体暴露度高，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周边乡镇，反映出这些区域在风险源的压力下发生潜在土地利用冲突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土地利用稳定度低的区域风险效应强，在土地利用冲突风险发生时，风险受体可能受到的影响较大，而风险受体对当前风险源强度高、响应强的区域集中在中心城区周边乡镇。

随着生产生活空间的扩张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研究区耕地、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但从2002年精河县启动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起，其草地、林地得以恢复。《精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强调对生态保护红线核心区要实施严格管控，以提高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等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用地面积的比重，以更好地改善、调节县域内生态环境，这使得虽然南部山区土地利用程度在28年间大幅度提高，但在加强生态保护的作用下，空间冲突的强度在逐渐减弱，生态环境有好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