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学与自然魔法

一、自然哲学与自然魔法

1．自然哲学

按照皮柯，人在“净化-照亮-完善”之路的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作为。在“净化”阶段，人要“通过道德知识抑制情感的冲动，用辩证法驱散理性的阴霾，就像洗去无知和邪恶的污浊”，即通过道德哲学和辩证法的方式控制情感。在最高的“完善”阶段，人要“用神圣之事的知识”即神学，获得灵魂的完善。至于“照亮”阶段，人要践行的则是自然哲学，后者的意义在于“充满我们宁静且准备充分的灵魂”，为最终的神学提供预备。由此说来，自然哲学乃是人的灵魂经由道德哲学、辩证法抵达神学的必经之路。可是，为什么在道德哲学、辩证法和神学之间，必须要有一个自然哲学呢？在什么意义上，自然哲学构成了神学的准备？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澄清自然哲学的内涵。皮柯这样描述灵魂的进阶之路：人在学习道德哲学和辩证法之后，要“沿着梯子（自然）的层级进行哲学思考，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穿透整体——我们会下降，以提坦之力将奥里西斯分一为多；继而会上升，以阿波罗神之力将奥西里斯的四肢聚多为一”，⁽¹⁾最终回到上帝的怀抱。这里“沿着梯子（即自然的等级）进行哲学思考”，便是自然哲学。如同天使在雅各之梯上轮流着上去下来，自然哲学的任务首先是下降到自然，进入到对自然的具体研究，从一变成多；然后又对具体的研究进行抽象，达到对自然的整体理解，从多聚合成为一。只有完整地经过自然哲学的这些阶段，我们才能“栖息于梯子顶端的天父怀里，在神学的幸福中变得完善”。⁽²⁾

在对“希腊秘仪”的解释中，自然哲学的意义进一步显露。皮柯宣称，我们在苏格拉底式迷狂的激发下，先通过道德哲学将感情引向适宜的目的，再通过辩证法让理性和着适宜的节律运动，“接着，缪斯的队长巴库斯，将通过它的奥秘即自然的可见象征，向我们之中那些研究哲学的人展示上帝的不可见之事”。⁽³⁾自然哲学之所以要研究自然，是因为自然中隐藏了许多不可见之事，或者说上帝的奥秘。通过自然哲学，我们将这些不可见的奥秘向人们揭露出来。这一点，在皮柯对“迦勒底人”的阐释中得到证实：当拉斐尔用道德哲学和辩证法解放我们之后，加百利天使会在我们中间住下，“引领我们在自然的奇迹中穿梭，并在各处向我们显示上帝的大德和权能”。⁽⁴⁾只有经过加百利天使代表的自然哲学，认识到了上帝放置在自然中的德能，我们才能佩戴“王冠一般的神职徽章”，进入到最高的神学阶段。自然哲学的意义可见一斑。

自然哲学以研究自然（作为对象的自然）为己任，但它的实践与人的自然（本性）密不可分。按照皮柯的理解，希腊谚语“认识你自己”（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意在教导人们认识作为对象的自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的自然是所有自然的中介和混合体。正如琐罗亚斯德最先写道，之后柏拉图在《阿尔喀比亚德篇》中同样写到的，认识自己的人就在自身中认识了万物”。⁽⁵⁾作为对象的自然具有不同的等级和部分，它们分散在宇宙当中；只有人的自然可以充当中介，将它们聚合起来，统一于自身之内。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自己的人就是在自己中认识了万物”。或者说，对人自身的认识就是对自然的认识，就是在研究自然哲学。反之亦然。自然哲学对自然的收束有利于自我的收束，“缓和灵魂的差异”，⁽⁶⁾促进和提升人的自由。由此可见，“净化-照亮-完善”中的“照亮”绝不仅仅是对自然的照亮，也是对自我的照亮。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然哲学旨在于通过对自然的“照亮”来照亮人自身，实现人的完善和自由。正是因此，自然哲学构成了灵魂通向神学、实现自由的必经之路。

2．魔法

自然哲学之后，皮柯提到了魔法。在他眼中，魔法乃是“自然哲学的绝对完善”，⁽⁷⁾具有比单纯的自然哲学更加崇高的地位。

魔法的历史源远流长。和自然哲学一样，魔法的本质在于通过发现自然隐藏的奥秘，为人服务。皮埃尔·阿多这样说道，“魔法起初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自然现象是由不可见的力量——神灵或魔鬼——所导致的，因此可以通过强迫神灵或魔鬼做某种事情来改变自然现象。通过呼唤神灵或魔鬼的真名，然后举行某些活动或仪式，使用一些被认为与希望约束的不可见的力量相一致的动植物，人们就可以作用于神灵或魔鬼。这样一来，神灵就成了魔法师的仆人，因为魔法师声称能够支配这种神灵，让它完成想要做的任何事情”。⁽⁸⁾《旧约》中，埃及术士仿照摩西和亚伦变杖为蛇，就属于这种魔法形态（《出埃及记》7∶11-12）。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魔法的范围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通过神灵或魔鬼，而扩展到一切能够联系自然、影响自然的形态。其中，相传为埃及祭司的“三尊赫尔墨斯”（Hermes Trismegistus）所著的《赫尔墨斯秘籍》（Corpus Hermeticm）成为魔法思想的集大成者和鼻祖；⁽⁹⁾2世纪以降，以普罗提诺、杨布里科、普罗克洛斯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从哲学上完善了魔法思想，并在实践中大力推广；基督教时代，魔法也未曾缺席。作为正统教会的代言人奥古斯丁认为，尽管宇宙是根据斯多亚派主张的“种子理式”来运行，魔法仍然可能干预自然的进程：

使用外部原因（它们虽然不是自然的，但其使用却与自然相一致）——使秘密隐藏在自然怀抱中的事物突然不受约束，仿佛从外面产生一样，展开从“已经用度量、数和重量安排了万物”的自然那里秘密获得的度量、数和重量：不仅是邪恶的天使，而且连邪恶的人也能做到这一点。⁽¹⁰⁾

奥古斯丁的意思一目了然：存在一种魔法的力量，它能够将自然中潜藏的秘密揭示出来，使得自然的发展不受约束。但这种力量并不正当，要么由“邪恶的天使”，要么由“邪恶的人”即魔法师来掌控。奥古斯丁对魔法的这种贬斥态度，支配了整个中世纪。尤其在大公教会内部，神学家普遍认为，魔法一旦诉诸魔鬼的力量，就会僭越上帝，变成不折不扣的“黑魔法”，必须加以唾弃。

尽管如此，中世纪的魔法一直广泛存在。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多重因素。首先，在经院哲学内部，始终流行着一种寻求自然隐秘关联的哲学旨趣，它和卡巴拉主义一道，构成了魔法的理论基础。从阿尔伯特的《论矿物》（De mineralibus）、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自然之隐秘运作》（De occultis operibus naturae）、奥维涅的威廉的《论宇宙》（De universo），经院哲学家们无不相信古代的宇宙论，坚持通过魔法尤其是自然魔法探寻自然的奥秘。其次，从文献层面来看，阿拉伯世界的《魔法书》（Grimoire）在13世纪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和拉丁文，被命名为《魔法宝典》（Picatrix），进入拉丁世界，成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普遍倚靠的经典，有力地推动着魔法实践。再次，中世纪人的生活形式，给了魔法生长的土壤。尤其是中世纪晚期，神学生活和政治生活剧烈变动，人们渴望一种神奇的超自然力量，摆脱现实的桎梏，实现对于自然和命运的操控。这些要素，使得魔法尤其自然魔法始终在民间广泛流行，成为中世纪宗教文化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艺复兴时期，魔法再次进入西方人的视野。此时的魔法经过中世纪的曲折发展，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经变得极为芜杂。它既包含了一部分的自然科学知识，又与神判占星术（Judicial Astrology）、魔鬼学、巫术等结合在一起，充斥着大量的迷信成分。⁽¹¹⁾虽然民间的魔法实践不绝于缕，魔法的理论却相当薄弱。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斐奇诺首先从语文学层面加以突破。他不仅认真学习并吸收了中世纪流传下来的《魔法宝典》，更重要的是，他还翻译编辑了包括普罗提诺的《九章集》在内的新柏拉图主义文献，以及包括众多魔法内容的《赫尔墨斯秘籍》，彻底夯实了魔法思想的基础。在这些文献的推动下，斐奇诺本人于1498年完成《生命三书》的最后一部《顺天处生论》（De vita coelitus comparanda）——堪称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最为全面的魔法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极力推动赫尔墨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卡巴拉主义和基督教的融合，为基督教视域下的魔法打开了空间。斐奇诺的杰出工作，深刻影响了后世的阿格里帕、布鲁诺和培根，当然也包括他的学生和好友——皮柯·米兰多拉。

3．自然魔法

受斐奇诺的启发，皮柯对魔法的复杂性了然于胸，从一开始就注意对魔法进行甄别。他明确指出，有“两种形式的魔法：一种可恶而荒谬，完全依赖魔鬼的行为和权能；另一种，如果考察仔细，不过是自然哲学的绝对完善”。⁽¹²⁾前一种魔法是中世纪惯常所言的“黑魔法”，主要依赖魔鬼的权能。⁽¹³⁾这种魔法被希腊人称为“γοητείαν（geoteia）”，是皮柯唾弃的对象；后一种魔法是所谓的自然魔法（magia naturalis），被希腊人称之为“μαγείαν（magia）”，是皮柯要极力倡导的。自然魔法本质上是“自然哲学的绝对完善”，“一种近乎完美而至高的智慧”⁽¹⁴⁾，“至高至圣的哲学”⁽¹⁵⁾。和自然哲学一样，自然魔法在“净化-照亮-完善”的上升之旅中起到了“照亮”作用，为灵魂最终通向神学提供了重要准备。

自然魔法作为自然哲学的完善形态，历史十分悠久。按照皮柯的说法，它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扎莫尔克西斯和奥罗马休斯之子琐罗亚斯德。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曾远渡重洋学习过它，并将它视为神秘技艺之首。柏拉图在《阿尔喀比亚德》中说，“琐罗亚斯德的魔法是关于神圣事物的科学”，“扎莫尔克西斯的魔法是灵魂的医术，是灵魂获取节制的药剂”。⁽¹⁶⁾柏拉图之后，有许多智者纷纷追随二人的足迹。其中，普罗提诺的声名最为显赫。后者深谙自然魔法和鬼怪魔法的区别，一边“称赞并肯定这种魔法［自然魔法］”，一边“厌恶另一种，以至于受邀参加邪恶鬼怪的仪式时，他说更应该让鬼怪们过来，而不是自己屈尊前往”。⁽¹⁷⁾普罗提诺知道，前一种魔法让人成为邪恶力量的君王和主人，后一种魔法则让人向它们臣服。在普罗提诺那里，一切事物的相互作用都可以称之为自然魔法，正所谓“任何事物，只要与某种东西相关，都会被那种东西迷住，因为与这种事物相关的东西会迷住它并使之移动”。⁽¹⁸⁾只不过，普罗提诺本人更加看重灵魂的沉思，对于自然魔法并不特别提倡。这种状况，直到他的弟子杨布里科那里才得到改观。

中世纪时代，大公教会严禁黑魔法，对自然魔法却较为宽容。阿尔伯人阿尔·金迪、罗吉尔·培根和巴黎的威廉都十分熟悉自然魔法，将它的理论发扬光大。文艺复兴时期，斐奇诺在新柏拉图主义精神的指引下，更是大力推广自然魔法。至关重要地，“在普罗提诺那里与自然魔法相伴随的一丝轻蔑和贬损，在斐奇诺这里已经完全消失”。⁽¹⁹⁾这种变化渊源有自，一方面，随着文艺复兴时期对于晚期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观的吸收，人们越发相信物质实体的神圣能量，并力图破译普遍交感的密码；另一方面，随着12世纪以来西方对于魔法著作的兴趣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想提高对于人类和物质的支配力量。一言以蔽之，相比于中世纪，自然魔法的合法性日益提高。这种变化映射在斐奇诺身上，使他相信，如若魔法师能够认识到自然中普遍吸引的法则，把天界力量引入到物质对象尤其是那些与之相似且具有亲缘性的图形或符咒，就会获得支配自然的巨大力量。基于这种信念，斐奇诺将自然魔法与占星术、医学融合起来，发展出了形形色色的占星魔法和医学魔法，构造出了一个异常丰富而庞杂的魔法体系。他的这些努力，为皮柯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和斐奇诺相似，皮柯对自然魔法的阐发是在自然哲学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既然自然魔法是“自然哲学的绝对完善”，必然具有与后者相似的特征。和自然哲学一样，自然魔法“充满了至高的奥秘，包含了最秘密的事至深的沉思以及一切对自然的认识”。⁽²⁰⁾因之，自然魔法要以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的奥秘为己任。同样，自然魔法的探索之所以必要，也是因为如自然哲学所指明的，上帝的奥秘藏在自然之中，只有人将它们揭露出来，才会为人知晓，正所谓“呼唤因上帝的仁爱而撒播于世界的德能，并将它们从藏身之处带至光明中”。⁽²¹⁾既然自然魔法将上帝的奥秘揭露出来，它便和自然哲学一样，能够“敦促人敬拜上帝的工，而这种心智状态恰恰最能激发诚挚的信望爱”。⁽²²⁾简言之，自然魔法最有利于人们形成对上帝的正确认识，为灵魂转向神学提供准备。

自然魔法之为魔法，首要的特征是自然。所谓自然，是指这种魔法借助的是自然已有的规则与力量，而不借助于天使或上帝等超自然的神圣力量。在为《九百题》所作的《申辩》中，皮柯说“魔法是自然知识的实践部分”，⁽²³⁾“这个论题所教导的，不过是借助自然的德能，根据它们的限度一个一个地加以运用，完成奇迹般的作工”⁽²⁴⁾之意。自然魔法的目的，是对“所有自然现象达致一种精准和绝对的认识”，⁽²⁵⁾它绝不只是斐奇诺式的占星魔法（Astral Magic），仅仅处理天界或星体的区域，而且也涉及月下区域，是关乎天界和元素界在内一切自然事物的魔法。⁽²⁶⁾在操作层面，自然魔法的手法多种多样，既有斐奇诺提到的图形和符咒，还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数和其他物质或非物质的形态。无论哪种方式，自然魔法寻求的都是自然力量而非更高的神圣力量，因此仍旧是“自然的”。相比于斐奇诺，皮柯将自然魔法推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并糅合了更多的方式和元素，极大地扩充了自然魔法的内涵与效力。阿格里帕、帕拉塞尔苏斯、布鲁诺的自然魔法思想无不深受皮柯的启发。在整个文艺复兴的思想史中，皮柯的自然魔法宛如一道独特的风景，格外受到瞩目。

综上，我们对皮柯的自然魔法思想做了初步的说明，澄清了自然魔法的基本内涵和特征。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自然魔法思想仍缺乏整体的认知。有鉴于此，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立足于皮柯论魔法尤其是自然魔法的文本，对构成自然魔法思想的宇宙论和人性论进行系统的考察，以廓清皮柯自然魔法思想的全貌；并以此为基础，对皮柯自然魔法的理论意义进行细致的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