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魔法与神学
魔法和科学的特殊关联，敦促我们进一步考察魔法与神学的关联。如若我们同意耶茨，认为魔法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现代科学的预备；对魔法和神学关联的考察，内在便指向了科学和神学的关联。澄清这一点意义重大。20世纪以降，无论是西方哲学界还是科学史界，都越来越自觉地突破传统的“科学VS宗教”对立的话语模式，重视现代科学诞生背后的宗教原因。自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1925）中对基督教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辩护以来，默顿（Robert K. Merton）、布鲁克（John Hedley Brooke）、彼得·哈里森、布鲁门伯格、吉莱斯皮等学者从不同线索出发，考察近代科学革命与基督教神学的关联，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思维范式。(66)这些研究让我们意识到：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之间并非总是截然对立（虽然存在这样的时刻）；相反，现代科学的诞生，高度依赖于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至近代的基督教神学的内在驱动。现代科学的诸多理念和基础，不同程度地脱胎于基督教。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综述前文，重新检讨皮柯的魔法和神学的关联，以期对现代科学与基督教的关联进行历史性的反思。
1．魔法：神学的预备与操练
如前所述，皮柯借用新柏拉图主义的灵修模式勾画了“净化-照亮-完善”的人性进阶之路。自然哲学作为从“净化”到“完善”的中间环节，起到了沟通道德哲学、辩证法和神学的枢纽作用。无论自然哲学还是自然魔法，其根本意义在于通过洞察上帝撒播于自然的奥秘，为最终进入神学提供预备。这个环节之所以必不可少，首先是由人的理性能力决定的。正如同柏拉图洞穴中的囚徒，初出洞穴时无法适应太阳耀眼的光芒，只有先观看太阳在水中的倒影，逐渐提高视觉能力以后才能直视太阳（善）；皮柯笔下的人也只有首先观看上帝在自然中的印迹和影像，等心灵完善之际，才可与上帝直接照面。
对于自然哲学和神学的这层关系，皮柯在“雅各之梯”中这样说过，“一旦我们受普智天使之灵的激发，借由言说或推理的技艺进身至此——即，沿着梯子（自然）的层级进行哲学思考，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穿透整体——我们会下降，以提坦之力将奥里西斯分一为多；继而会上升，以阿波罗神之力将奥西里斯的四肢聚多为一，最终，我们栖息于梯子顶端的天父怀里，在神学的幸福中变得完善”。(67)自然哲学对自然进行研究，以洞悉自然奥秘为己任。一旦读懂自然之书的奥秘，就等于读懂了上帝放置于自然中的德能，也就间接读懂了上帝的意志。因此不难理解，经过自然哲学的研究之后，人才能进入神学，在天父的怀里“栖息”。如果说，在自然哲学阶段，人对上帝的认识是间接的，需要假借于自然的中介，那么在神学阶段，人对上帝的认识则是直接的，如同柏拉图洞穴中的囚徒直面太阳之光。关于二者的关系，皮柯借助犹太人的秘传仪式做了类比：
让我们以摩西为例，他略低于神圣而不可言状的智性，后者泉源般丰盈，琼浆令天使沉醉。我们将听到这位可敬的审判者，向生活于肉身荒芜孤独中的我们颁布他的律法，“那些因不洁净而需要道德哲学的人，当他们像塞萨利的祭司一样洁净自己时，要让他们和会幕外露天的大众住在一起。”那些举止已经端正、被允许进入圣所的人，一开始也不要让他们的手触碰圣物，而要首先服从辩证法，像勤奋的利未人那样服务于哲学的圣事。一旦他们被允许接近圣物，就让他们在哲学的神职中沉思上帝更高之国的多彩外观，沉思那神圣而华美的服饰和七焰烛台，沉思那帐幕；这样，当他们最终借着神学崇高的功绩被准进入圣殿的中心，就能够欢享神圣的荣耀而没有任何面纱的阻隔。(68)
如同祭司进入圣殿，需要首先洁净自身，即学习道德哲学和辩证法；然后沉思圣殿内的服饰、灯台和帐幕，即学习自然哲学；最后，才能进入圣殿中心，即进入神学阶段，在“没有任何面纱的阻隔”下与上帝直接照面。没有自然哲学的预备，最高的神学无从谈起。一旦人经过自然哲学的洗礼，进入最高的神学，就会忘却自身，乃至于与上帝合而为一，达到最高的幸福。这也就是皮柯说过的，“受到如此温柔的呼唤，如此善意的邀请，我们就像地上的墨丘利一般足下生翼，飞向至福的母亲的怀抱，欢享渴望已久的和平。这是最神圣的和平、不可分割的纽带，是和谐的友爱，在这种友爱中，所有灵魂在同一个心智（高于所有的心智）之中，不仅协调一致，而且以某种不可言说的方式内在地和合如一”。(69)与上帝合一，乃至于神化为上帝，才是魔法的目标所在。而这一切的前提和预备，都在于自然哲学。
自然魔法的立意同样如此。作为“自然哲学的绝对完善”，自然魔法具有一般的自然哲学不可比拟的力度和深度，但它的宗旨，仍在于通过对自然之书的阅读，把握上帝隐藏的奥秘。皮柯多次提到的，自然魔法“呼唤因上帝的仁爱而撒播于世界的德能，并将它们从藏身之处带至光明中，与其说它在创造奇迹，不如说它孜孜不倦地充当自然的仆从，因为奇迹乃是自然所造”(70)，正是这一逻辑的生动体现。正是因为自然魔法帮助人把握上帝隐藏的奥秘，它便能“敦促人敬拜上帝的工，而这种心智状态恰恰最能激发诚挚的信望爱”，(71)将人带入对上帝的无限热爱和沉思之中，为神学提供重要的预备。
和自然魔法不同，卡巴拉魔法已经进入了神学的阶段。卡巴拉魔法的立足点，在于卡巴拉的秘传智慧。不同于自然魔法仅仅把握上帝在自然中的奥秘，卡巴拉魔法致力于把握上帝在神圣世界中的奥秘。表现在理论层面，卡巴拉致力于对上帝和流溢层的沉思；表现在实践层面，卡巴拉魔法力图运用数（形式性的数以及相应的希伯来语字母）、书写（字符与图形）、声音（语词和声音）等多种形式的象征性力量，发现和利用神圣世界与其他世界的交感，将上帝和它的流溢层以及天使的德能召唤至天界和月下世界，达到操控与统治世界的目的。
皮柯将卡巴拉引入基督教，成功地使得卡巴拉成为基督教神学的一部分。由此一来，卡巴拉魔法实际上就成了对于基督教神学的特殊操练。不同于正统天主教会神学主张人通过理性或信仰的方式进入上帝；卡巴拉魔法首先主张人借助犹太卡巴拉的资源，通过希伯来语以及表达的形式性的数，对上帝、流溢层和天使界的关系进行沉思。这种沉思的方式可谓是异教的，但效果和基督教神学如出一辙，同样能够让人认识到上帝的三位一体，认识到拯救和末日审判等核心教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卡巴拉的特殊操练和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传统一样，更能让人体察到上帝的奥秘，让人接近上帝的无限。
进入实践阶段的卡巴拉魔法，是一种特殊的神学操练。它不满足于理论的沉思，而是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操作。这种操作的本质是神学的，无论是数、书写和声音，其来源和效力都依赖于魔法师对于上帝、流溢层和天使关系的理解。卡巴拉魔法操作的目的也不是别的，无非通过对于神圣力量的运用掌控一切，让自身化形为天使，甚至“与上帝合一”。卡巴拉魔法和自然魔法一样，最终目的都是神学。作为魔法师，践行卡巴拉魔法的人在一次次的操作中日益理解上帝的力量，一次次找到通向上帝和天使的通道，自身焕发着神学的光辉。
2．神学：魔法的目的和动力
上述考察表明，无论是自然魔法还是卡巴拉魔法，最终都指向并服务于神学。神学才是皮柯魔法思想的根本旨趣。法默和科彭哈弗的意思正在于此：如果神学以及相应的救赎才是魔法的根本目标，则魔法自身的意义就会被严重削弱，遑论魔法所具有的科学性。然而，他们的立论是没有根据的。
问题的核心始终在于，如何理解从魔法到神学的过渡？诚然，神学被视为魔法的目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作为神学准备和操练的魔法可有可无。相反，它作为通向神学的准备和手段，对于人的完善意义重大。对皮柯来说，既然自然和《圣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人便可以通过自然哲学的道路抵达神学。无论是作为神学准备的自然魔法，还是已经作为神学操练的卡巴拉魔法，都是人完善自身的必要道路——甚至，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来说——是一条更可行、更主要的道路。
更为重要的是，神学固然是魔法的目的，但这种目的反过来也是一种动力。既然人要走“净化-照亮-完善”的进阶之路，必须经过自然哲学和魔法阶段的“照亮”才能通向神学，魔法的沉思和实践就成了神学的必然要求。换言之，为了进入神学，实现人和上帝的合一，我们就必须首先践行魔法。既然自然魔法“敦促人敬拜上帝的工，而这种心智状态恰恰最能激发诚挚的信望爱”，对于人的完善如此重要，我们就应该将目光转向自然，努力探求自然的奥秘；既然“没有什么比专心沉思上帝的奇迹，更能将我们引向宗教和对上帝的敬拜。一旦我们借助此刻谈论的自然魔法恰当地考察这些奇迹，我们就会被激起对造物主更热切的敬拜和爱，而忍不住唱道，‘天地都满是你荣耀的辉煌’”，(72)我们就应该将对上帝的敬拜视为自然魔法的动力，努力践行魔法，在对自然的操作中努力发现上帝的奥秘。一言以蔽之，正是由于神学目的的存在，自然魔法乃至整个自然哲学才从中世纪的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取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
卡巴拉魔法亦不例外。既然神学的要义在于上帝，我们就应当运用各种方式通向上帝。新柏拉图主义的灵修、柏拉图式的迷狂、赫尔墨斯主义的灵知，便是神秘主义传统给出的不同通道，卡巴拉亦如是。“与上帝合一”的神学目标，驱使着信徒践行卡巴拉魔法。每一次的践行，都会使得魔法师日益懂得上帝和天使的奥秘，懂得通向各个流溢层乃至上帝的道路；每一次体会上帝和天使的奥秘，魔法师又会更加肯定世界和自身，产生践行魔法的强烈冲动。对于这些魔法师而言，卡巴拉魔法是对神圣权能的绝佳证明。每一次的魔法实践，最后都不会仅仅归于魔法师自身，而要归于魔法力量的源泉——上帝和天使。在整个过程中，神学以强有力的方式推动着卡巴拉魔法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了卡巴拉魔法的隐秘动力。反过来，魔法对神圣奥秘的揭示，又一次次将人更深地推向最高的神学。
综上，神学既构成了魔法的目的，又构成了魔法的动力。而如果说，魔法具有某种科学精神，或者孕育了现代科学的萌芽，则神学便构成了科学的目的和动力。一方面，对于整个文艺复兴和早期现代的西方人来说，神学救赎始终都是科学的目的所在。魔法和科学的这层关联决定了，早期现代科学虽然具有强烈的宗教和道德属性，尚未成为完全世俗的科学；但也正是因此，它长期笼罩在神学的阴影之下，无法从神学中独立出来。(73)另一方面，当神学作为科学的目的而存在，它反过来就推动了科学的诞生。法默和科彭哈弗错就错在，只是机械地强调神学作为魔法的目的，却忽视了神学对于魔法的内在要求。他们仅仅注重皮柯的神学意图，未能看到在文艺复兴这个特殊的时期，神学的河床下涌动的科学潮流；仅仅强调皮柯思想的传统因素，而未能注意这些看似传统的思想底下渗透的现代因素。借助于皮柯的魔法思想，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的发端上，神学和科学都是内在一体的。科学是神学的必然要求，神学是科学的内在动力。只是由于神学的变革，现代人才开始摆脱中世纪对于自然的鄙夷态度，热烈地投身于自然，通过对自然的科学探究寻求神学的拯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彼得·哈里森、吉莱斯皮等一众学者的判断：基督教非但不与现代科学相矛盾，反而构成了现代科学兴起的隐秘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