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皮柯与卡巴拉

一、皮柯与卡巴拉

1．中世纪的卡巴拉传统

卡巴拉（Kabbalah）为希伯来单词，原意为接受（qof bet lamed），也有“传统”之义。犹太人相信，上帝耶和华在西奈山上传下了两道律法，一道是面向普通大众的“摩西十诫”，另一道则是直接口传给摩西的神秘律法，即对“摩西十诫”的隐秘解释。后者通过摩西一代代传给众先知，因其晦涩难懂，几乎不为普通大众所知晓。不过，随着犹太人生存处境的变化，卡巴拉逐渐从口传走向书写，形成了一系列的经典文本。后者和口传部分一道，构成了卡巴拉神秘主义传统的主体。

卡巴拉传统的确立，乃是犹太教神秘主义不断发展的产物。犹太教神秘主义最早的形式，是“默卡巴”（Merkabah）阶段。所谓“默卡巴”，在希伯来语中原指上帝的“战车”，这一异象出现在《以西结书》之中（1：4-28）。伪经《以诺书》中反复提到，上帝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以实玛利在天庭遨游时，也直接见到了上帝的“宝座”和“战车”。人在“出神”的状态中升天，最终接近上帝的“战车”和默卡巴中的“宝座”，便成为早期犹太教神秘主义者最重要的目标。这些信奉默卡巴的神秘主义者，因此被称为默卡巴神秘主义者。和古代其他宗教传统的神秘主义者一样，默卡巴神秘主义者认为，灵魂必须先进行长期的禁欲，才能踏上飞升之旅，然后一层层穿过天上的七重宫殿。在此过程中，它们必须为自己“打上封印”，以躲避恶魔的诱惑。越是在接近上帝的“战车”和“宝座”之时，灵魂的阻力就越大。相应地，它们就必须采取越来越疯狂的魔法或咒语加以抵制，并掌握指称“上帝之名”的秘名法则，为面见上帝的“面容”提供方便之门。最终，只有少数幸运者来到上帝的“战车”和“王座”前，成为距离它最近的“圣荣天使”。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只能通过上帝发出的“神光”感受上帝的显现，无法真正与它实现“神秘的合一”（unio mystica）。⁽²⁾

默卡巴之后，是正式的卡巴拉阶段。根据梭伦（Solem）的考察，卡巴拉派作为一个神秘主义团体最早出现在普罗旺斯，随后才扩散至与它接壤的西班牙和其他地区。13—14世纪初的西班牙时期和16—17世纪的巴勒斯坦时期，堪称卡巴拉主义最辉煌的两个时代。历史上，卡巴拉派素以传统自居，但实际上，他们的学说除了犹太教的传统，还包含了大量古代诺斯替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其他学派的成分。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中的“逻各斯”和“流溢说”，被卡巴拉派吸收进自己的体系，成为阐述创世论和宇宙论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卡巴拉并非单纯地恪守传统，而是“在吸收犹太教传统资源的基础之上，进而发展出来的一种较为完备的神秘主义神智学体系”。⁽³⁾

卡巴拉神智学最早可追溯至《光明之书》（Sefer ha-Bahir），这部匿名作品大约出现于1150—1200年间的普罗旺斯。受古代诺斯替主义影响，《光明之书》将默卡巴传统改造为一种“神光”中上帝的力量，对“流溢层”（sefirot）概念做了全新的解释。早在宫殿文学时期，《创造之书》（Sepher Yetzirah）已经用1—10的数字象征上帝在创世过程中不同层级的“流溢层”。《光明之书》则进一步表明，数字象征的流溢现象内在于上帝的力量和本性之中，十个“流溢层”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容器。这样一来，上帝创造的王国就具有有机的统一结构，卡巴拉信徒可以通过神秘体验进入其中。在“盲人以撒”（Isacc the Blind）对《创造之书》的评注中，上帝作为无限者（En-Sof），首先从自身中流溢出神圣的思想，然后相继流溢其他九个“流溢层”，直到我们看见的世间万物。对卡巴拉信徒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沿着层层流溢的阶梯向上攀升，最终与“无限者”的“神圣思想”合一。《光明之书》的这些神秘主义思想，为后来的西班牙卡巴拉主义和巴勒斯坦的卡巴拉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西班牙卡巴拉主义有两个重要的代表，一个是亚伯拉罕·阿布拉菲亚（Abraham Abulafia）的迷狂式卡巴拉，另一个是以《佐哈尔》（Zohar，《光辉之书》）为代表的通神论卡巴拉。阿布拉菲亚的“迷狂卡巴拉”，核心的概念是“自我隔离”（Hitbodedut）。它主张个体灵魂对上帝的认知受到各种感性形式的影响，与宇宙的生命之流隔离，无法感知上帝。卡巴拉的信徒要做的，是让灵魂摆脱感性桎梏，回到与上帝合一的原初状态。而要想实现回归，灵魂必须掌握通达神圣的神秘方法。阿布拉菲亚宣称，除非我们懂得在抽象的希伯来字母中，在迷狂体验中赞美“上帝之名”，否则无法将“此在”与“神圣”联系起来。如索伦所言，“阿布拉菲亚相信谁成功地说出上帝圣名，世上最不具体不可感知的事物，沉思的对象，就走上了到达真正的神秘入神之路”。⁽⁴⁾为了帮助卡巴拉信徒掌握并赞美“上帝之名”，阿布拉菲亚创造出独特的希伯来“字母组合学”（Hokhmath ha-tseruf），并为此写下《永生之书》《理性之光》《美的词语》《组合之书》等大量灵修主义作品，指导信徒组合和分开希伯来字母，对希伯来字母及其外形进行沉思冥想。不过，在阿布拉菲亚那里，“字母组合学”虽让人获得迷狂的神秘体验，却不能达致严格的“神秘合一”，充其量只是一种“与神相依”（devekuth）。索伦指出，“与神相依”这个卡巴拉词语“可以是迷狂，但它的意义更为广泛。它是永远的与神同在，是人与上帝本质的联合及人的意志与神意的意志，但即使是充斥晚期哈西德文献的对这种心灵状态的狂热描述，也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感，或者说，不相称性。许多作者强调devekuth，而不是寻求与上帝合一、完全消灭尘世与自我的迷狂状态”。⁽⁵⁾换言之，人可以接近上帝，甚至“与神相依”，却无法真正达到那不可言说的“无限者”，而只能面对和追求绝对的“无限者”在世界中的“显现”。

阿布拉菲亚的“字母组合学”为魔法留下了空间。在阿布拉菲亚那里，既然卡巴拉信徒可以通过“字母组合学”赞美“上帝之名”，获得超越此世通向神圣的神秘力量，那么它在理论上就可以不仅仅用于灵修，而是同时运用于此在世界，成为一种操作性的魔法。诚然，阿布拉菲亚本人坚定地拒绝魔法，并且谴责一切使用圣名学说用于魔法的尝试，仅仅允许一种自我实施的魔法，即一种内向的魔法。但是他的继承者们，无不“希望从内在的道路中获得改变外部世界的力量，魔法师梦想只用语言和努力的意向获得控制自然的力量，并将其梦想不断与神秘主义祈祷中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上卡巴拉几乎毫无例外是两者的结合，阿布拉菲亚的‘字母组合学’被后代认为不只是解答神性的奥秘的钥匙，也是解释魔法实践的钥匙”。⁽⁶⁾无论是中世纪犹太教内部的卡巴拉主义者，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卡巴拉主义者，纷纷从阿布拉菲亚的“字母组合学”中汲取灵感，进行各种类型的魔法实践。

相比于阿布拉菲亚，以《佐哈尔》为代表的卡巴拉派影响更为广泛。《佐哈尔》成书于1280年前后，作者为西班牙的卡巴拉学者摩西·德·莱昂（Moses de Leon）。它的主体部分，即《托拉佐哈尔》（The Zohar on the Torah），是对《托拉》（Torah）所做的卡巴拉神秘注释，旨在于“叙述创世之功的奥秘，阐释造物主的十次流溢，以说明创世过程和宇宙的存在；兼论罪恶问题并从宇宙论角度论述祈祷和善功的意义”。⁽⁷⁾在犹太教神秘主义历史上，《佐哈尔》堪称最重要和最伟大的著作，以至于有些哈西德圣徒认为，仅仅因为《佐哈尔》，他才能“继续做一个犹太人”。和阿布拉菲亚的作品一样，《佐哈尔》诞生于《光明之书》的历史语境下，具有浓厚的诺斯替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风格。表现在上帝观念上，《佐哈尔》发展了默卡巴时期的“王座”观念，将上帝本身与它在“王座”上的显现以及“神光”这一意象严格区分开来：真正的上帝是隐匿的、无法认知的，所谓的“宝座”或“神光”不过是它的隐秘本性的显现。作为“无限者”，上帝在自身之内创造了整个世界。具体过程如下：隐秘的上帝从“无”中首先产生出“原点”，然后从中流溢出不同的存在。这些不同的存在，也就是“流溢层”，乃是“上帝的显现”（Shekhinah）。上帝显现于所有的受造物之中，万物不仅因为上帝的创造而存在，而且分有了神性的光辉。不可避免地，这一泛神论的倾向与犹太教绝对一神论的主张之间充满张力，成为《佐哈尔》的卡巴拉主义者面临的难题。

《佐哈尔》卡巴拉神秘主义一个巨大的贡献，是对《创造之书》《光明之书》业已存在的新柏拉图主义“流溢说”做了更加详尽的卡巴拉式解读。根据这种解读，“从一到十的希伯来数字不再是新柏拉图派学说中介于上帝和物质世界之间的神秘力量，而是直接从‘无限者’本身‘流射’出的不同等级的存在范畴”。⁽⁸⁾1—10这十个数，象征了上帝创造的自上而下的十个流溢层，一共分为三组。第一组为1—3这三个数。其中，数字1象征王冠（Keter/kether），是无限者的神圣意志，创造万物的原动力；2是上帝的智慧（Hokhmah/Chokhmah），指无限者不变的神圣思想，是神圣意志在创造的开端；3是上帝的智性（Binah），与智慧相对应。这三个数即三个流溢层构成了上帝创造中的精神性范畴。第二组为4—6这三个数。其中，数字4象征第四个流溢层，意指上帝的伟大（Gedullah/Chesed）或爱，是生命得以产生的元素；数字5对应第五个流溢层，意指上帝的大能（Gerurah），它代表了神性的正义属性，是所有存在的必要条件；数字6对应于上帝的“美”（Tiferet/Tiphareth），又被称为“同情”，是神性创造中的和谐属性，体现了神圣意志流溢中的平衡。第三组为7—10这四个数。其中，7和8分别对应于上帝的永恒（Netzah/Netzach）与威严（Hod），9对应于根本（Yesod），是神性创造稳定性的象征。永恒、威严、根本这三个流溢层是宇宙中的物质性和其他各种力量的原型。数字10对应于“王国”（Malkhut/Malkhuth），又被称为“神圣存在”。作为最后一个流溢层，“王国”是神圣者与世界交流的场所，是无限者在宇宙中的显现之地。十个流溢层与无限者的这种关系，通常用“创造之树”（又称“卡巴拉生命之树”，如下图所示）来表示。无限者如同树根，各个流溢层如同从树根中生出的树枝和树干。通过这一解释，《佐哈尔》力图表明：上帝通过各级流溢层不断展开和显现，进入此在世界之中。由此，此在世界也就间接分有了神性的某种属性。发生在自然和历史中的事件，都可以看作上帝生命脉搏的象征。⁽⁹⁾

作为“上帝的显现”，十个流溢层与无限者之间原本和谐统一。但由于“原人”（Adam Kadmon）亚当犯下的罪，这种统一性被破坏了。从此，“上帝的显现”与无限者之间相互“隔离”，处于一种流放状态。这种流放，既隐喻了个人的堕落，又隐喻了犹太民族在历史上遭遇的流放。对于卡巴拉信徒而言，灵魂要想获得拯救，就必须修复与无限者的关系，让“上帝的显现”和无限者之间不再相互隔离。换言之，虽然亚当的罪致使人和无限者之间出现一条鸿沟，但人仍然可以通过宗教和道德方面的努力逾越这条鸿沟，恢复与无限者的原初统一。人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充分动用灵魂的力量。在《佐哈尔》作者眼中，人有三个不同层次的灵魂。最低的灵魂是所有生命都具有的自然形式的灵魂，即“元气”（Nefesh），它对应于最后一个流溢层，象征宇宙的物质力量和存在；第二个层次的灵魂对应于数字6代表的流溢层（“美”），与道德属性相关联；最高层次的灵魂则对应于第二个流溢层——上帝的智慧，源于第一个流溢层“神圣的思想”。这个层次的灵魂通往上帝和宇宙的秘密，因此分有神性的属性。三种不同层次的灵魂皆藏于人之中，需要人不断地深化才能认识和发现。对一个卡巴拉的信徒来说，他只有恪守禁令，不断摆脱肉体的桎梏，才能一步步从下往上地上升，经过十个流溢层，达到“与神合一”的通神状态。而在这个最终状态中，人至多是“对上帝持久的依恋和追随”，依旧与无限者保持距离而无法彻底合一。《佐哈尔》对流放的历史性说明，以及通过犹太传统中的种种诫命来实现通神的主张，与犹太历史和犹太民族的传统高度契合。因此不难理解，在整个中世纪晚期，它的影响力一直远超阿布拉菲亚的迷狂式卡巴拉。

2．皮柯与基督教卡巴拉

（1）皮柯的卡巴拉研究

尽管如此，卡巴拉的发展仍旧步履维艰。一方面，从内部来看，犹太教尽管天然地具有神秘主义的倾向，但卡巴拉始终不是犹太教的正统和主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卡巴拉与体制化的犹太教正统之间相互抵牾，被迫面临“正统化”的压力。可是，卡巴拉神秘主义自带的精英主义色彩，导致它很难在犹太民众中普及。另一方面，从外部来看，中世纪犹太教和天主教之间长期对立，水火不容。不仅天主教徒仇视犹太教，对卡巴拉信徒在内的犹太人充满敌视，而且卡巴拉信徒也和其他犹太人一样，笃定地相信犹太教才是唯一权威的宗教，拒斥天主教。上述两种因素的存在，使得卡巴拉信徒与天主教世界相互隔绝，很少进行实质性的互动。

文艺复兴时期，双方的僵局逐渐被打破。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后，大量来自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等地的犹太难民进入意大利。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在天主教面前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在西方世界立足。与此同时，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天主教会面临的威胁日益增大。于是，许多人文主义者趁机站了出来，提倡通过文化的方式统战犹太人，在保持基督教权威地位的前提下肯定犹太教，以缓解天主教的压力。⁽¹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皮柯进入到犹太教卡巴拉的思想世界中。

皮柯对卡巴拉的兴趣由来已久。为了进行卡巴拉研究，皮柯甚至努力学习希伯来语和迦勒底语——这在现代欧洲历史上尚属首次。⁽¹¹⁾据威斯祖布斯基（Wirszubski）的考证，1486年皮柯从巴黎回意大利后，便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同年10月，皮柯已经可以熟练地进行希伯来语散文练习。至11月，皮柯写完《九百题》，里面已经充斥着大量的希伯来卡巴拉内容了。皮柯在希伯来语方面的进步，固然与他自身的语言天赋有关，也和弗拉维·密斯里达特（Flavius Mithridates）的教导密不可分。弗拉维·密斯里达特原是一名犹太人，后来改宗受洗成为天主教徒，长期担任皮柯的希伯来语教师。他不仅教授皮柯基本的希伯来语知识，而且还为皮柯翻译了大量希伯来卡巴拉文献。考虑到皮柯学习希伯来语的时间不长，即便他能够零零星星地读一些卡巴拉书籍，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仍然需要密斯里达特的语言指导，使用后者为他提供的拉丁译本。密斯里达特高超的希伯来语水平和勤奋的工作，使得皮柯在对原文缺乏深入把握的情况下，获取了丰富的卡巴拉知识，为他在卡巴拉方面的综合和创新工作提供了准备。⁽¹²⁾现有材料表明，皮柯在密斯里达特的帮助下，涉猎了众多卡巴拉文献，包括经典的《光明之书》（梵蒂冈编号191）、《光辉之书》、《根源之书》（Sefer ha-Sorasim，梵蒂冈编号190），还有阿布拉菲亚的著作以及梅纳衡·雷卡纳蒂的《〈摩西五经〉评注》。⁽¹³⁾在这些著作的激发下，皮柯的思想迅速成熟，不满足于仅仅是学习和介绍，而且对卡巴拉主义提出许多新的创造性见解。皮柯的这些论述，散见于“罗马三部曲”（《九百题》《论人的尊严》《申辩》）中，其中又以《九百题》为最。在这部作品中，皮柯先是从中世纪文献出发，摘录和改写了47条卡巴拉命题，然后又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71条关于卡巴拉的新命题。这些格言式的命题，构成了皮柯卡巴拉思想的核心，以及后世分析和解读皮柯卡巴拉思想的主体。

（2）从犹太教卡巴拉到基督教卡巴拉

皮柯在卡巴拉领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个有计划且系统地推动对希伯来卡巴拉做创新性基督教解释的作家”。⁽¹⁴⁾在他的努力下，犹太卡巴拉转型为基督教卡巴拉，获得了崭新的形式和意义。皮柯，堪称历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教卡巴拉主义者。在他之前，中世纪的一些基督教思想家如西班牙多明我修会的雷蒙·马丁（Raimond Martin）也做过类似的尝试，但并不系统。决定性的变化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众多的犹太改宗者进入基督教世界，不仅将卡巴拉带入人文主义者的视野，而且刺激了他们对于卡巴拉的兴趣。⁽¹⁵⁾而皮柯，正是欧洲现代历史上第一个被犹太改宗者吸引，并进行基督教巴拉研究的天主教徒。

所谓基督教卡巴拉，并非某种犹太卡巴拉的简单重述，而是对它进行启发式利用及深度反思，对它的内容进行基督教式重构和转化的新型卡巴拉。基督教卡巴拉的要害，在于对犹太卡巴拉做基督教式的解释，通过表明犹太卡巴拉与基督教的一致性，达到证实基督教的目的。对此，皮柯在《论人的尊严》中这样说道：

我以不菲的价格买下了这些书卷［卡巴拉著作］，当我孜孜不倦地精读时，我在其中读到的（上帝作证）与其说是摩西宗教，不如说是基督宗教。这里（卡巴拉著作）有三位一体的奥秘、道成肉身，有弥赛亚的神性；这里有原罪、基督对原罪的救赎、天上的耶路撒冷、魔鬼的堕落、天使的等级、炼狱和地狱的惩罚，与我们每日在保罗、狄奥尼修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那里读到的一模一样。读那些涉及哲学的问题，你完全就像在聆听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他们的学说与基督信仰如此相近，以至于我们的奥古斯丁因为偶遇柏拉图学派的书籍，对上帝无限感恩。总之，我们与希伯来人的任何争论，卡巴拉的书卷都能驳倒和说服他们，让他们不再有容身之处。⁽¹⁶⁾

在皮柯看来，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三位一体、基督论、原罪论、末日审判等等全部存在于卡巴拉著作当中，在此意义上，犹太教和基督教并无根本区别。作为犹太教一部分的卡巴拉，非但没有证实犹太教，反而证实了基督教，让犹太人“不再有容身之处”。就此而言，皮柯发明基督教卡巴拉的首要目的在于为基督教辩护。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又在于他善于利用卡巴拉传统的解释方法，让它们为基督教服务。比如，关于三位一体教义，皮柯说：

每个希伯来卡巴拉信徒，只要遵从卡巴拉知识的原则和言辞，都必然会没有例外、毫无保留地承认天主教会关于三位一体，以及圣父、圣子和圣灵等每个位格的信仰。（《九百题》11＞5）⁽¹⁷⁾

凡是深谙卡巴拉知识的人都能理解，上帝三个伟大的四字名，存在于卡巴拉信徒的奥秘之中。若对它们进行神奇的运用，便能归为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Ehyeh〉是圣父的位格，〈YHVH〉是圣子的位格，〈Adonai〉是圣灵的位格。（《九百题》11＞7）⁽¹⁸⁾

按照皮柯，三位一体虽然是基督教的教义，看似与犹太教的一神论相互抵触。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深谙卡巴拉，知道上帝具有的三个四字名，就会清晰地看到，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同样存在于犹太教之中。由此可见，犹太教与基督教并不冲突，而是不谋而合。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对基督的解释：

没有哪个犹太卡巴拉信徒会否认，如果我们遵循卡巴拉的方法和原则，耶稣之名准确来说仅仅是指作为圣子和圣父智慧的上帝，通过它的第三位格即最炽热的爱火（圣灵），在构想的统一中与人性结合。（《九百题》11＞7）⁽¹⁹⁾

Yod vav he这个无法言说的名字，被卡巴拉信徒视为弥赛亚之名。从这个名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上帝之子通过圣灵化身为人，在他之后，圣灵为了人类的完善降临人世。（《九百题》11＞15）⁽²⁰⁾

通过卡巴拉对希伯来单词和字母的解读，皮柯有力地证明：希伯来语中的耶稣一词，指的就是圣子与人性的结合，即作为救世主的弥赛亚。从而，耶稣作为弥赛亚的基督教教义，就是犹太教的应有之义。或者说，基督教并非对犹太教的背叛，而是犹太教精神的发挥，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类似地，只要深谙卡巴拉，人们就会发现，原罪论、末日审判等基督教教义同样在犹太教中有迹可寻。

这样，皮柯就通过基督教卡巴拉的方式，打破了中世纪传统中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森严的壁垒。既然根据卡巴拉的指示，犹太教包含了和基督教同样的教义，那它就不应该被基督教所排斥。更重要的是，一旦犹太卡巴拉的核心就是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便获得了更加深厚的理论支撑，具有稳固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皮柯将犹太卡巴拉发展成基督教卡巴拉，最根本的目的仍在于为基督教自身辩护。可是，在诸多异教传统中，皮柯为何偏偏选择犹太教，尤其是卡巴拉？皮柯如此孜孜不倦地将卡巴拉基督教化，到底隐含了什么样的思想动机？

（3）基督教卡巴拉与普世主义

皮柯对卡巴拉的运用和改造，源自他独特的真理观。在皮柯眼中，真理是唯一的道（Via）；它不仅体现在基督教文明中，也体现在犹太教在内的各种异教文明里。由此，不同的文明并非完全异质甚至相互冲突，而是可以建立一种“哲学的和平”（Pax philosophica）。诚如皮尔·博里所言，在皮柯的思想中，“每种文化都构成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但它们的本质、功能、结构乃是相同的。由此，不同文化之间就有了和平的可能性基础”。⁽²¹⁾作为犹太教神秘主义的代表，卡巴拉自然分有了这个唯一的真理，具有和其他文明同样重要的意义。

不宁唯是。皮柯还将卡巴拉放在古代神学（Prisca theologia）的脉络中，赋予它更为显赫的地位。“古代神学”是文艺复兴哲学家常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查拉图斯特拉、三尊赫尔墨斯、俄耳甫斯以及柏拉图神学、古代犹太神学等古代思想体系。斐奇诺认为，古代神学的各种体系虽然先于基督教而产生，却包含了与基督教相似的真理。只不过，在这个古代神学的序列中，斐奇诺赋予犹太教的比重较弱。皮柯的思路大为不同。皮柯相信，古代神学经由查拉图斯特拉、三尊赫尔墨斯、俄耳甫斯一直传向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伯来的卡巴拉是其中必不可少，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皮柯对卡巴拉传统如此看重，与他的“诗学神学”（Poetica Theologia）与“秘传学说”密不可分。所谓“诗学神学”，是指“古代神学家”常以类似于诗的隐晦方式表现的神学。在《〈爱歌〉评注》中，皮柯说，“神圣的主题和隐蔽的奥秘绝不会轻率地公开……这就是为何埃及人在所有的神殿前，都会放上斯芬克斯的雕像，以此表明：神圣的知识若允许书写，一定要披上谜一般的外衣和诗歌的掩饰……他们的做法，我们将在《诗学神学》一书中揭示”。⁽²²⁾同样，在谈及摩西律法时，皮柯也说：“将隐匿于律法及语言表面下那些最高神性的奥秘、最晦涩的秘密公布于众，岂不是圣物予犬、掷珠于豕吗？”⁽²³⁾在皮柯看来，古代神学包含的智慧古老而充满奥秘，不能直接传递给大众，否则不仅不被理解甚至会被曲解和污蔑。因此，它必须采取一种隐晦的形式（诗歌、谜语、象形等），使得民众因无法理解而远离。为了保证真理的纯洁性，古代神学家甚至不去书写，而是通过口传的方式秘密传给少数几个人，此即秘传。而民众，只能从他们书写下来的文字中获得一种外传的学说。在古代神学中，秘传和外传的区分由来已久：

因此，向大众隐瞒真理，只把它告诉完人（这些人中只有保罗说，要谈论智慧），这不是出于人意，而是一种神法，古代哲学家严格地遵守这个做法。毕达哥拉斯除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作品，什么也没留下，并在临终之际，把这些作品托付给了女儿达玛。埃及神庙上刻着的斯芬克斯像警示他们，神秘学说要用“迷语”的形式来保护，以使它不受民众的侵犯。柏拉图就最高实体问题写信给狄奥尼修斯时说道，“用迷语的方式写作很有必要，这样即使这信偶然落入他人之手，他们也会不知所云”。亚里士多德曾说，他处理神圣实在问题的《形而上学》各卷，发表了又没有发表。还有什么呢？奥利金说，生命的教师耶稣基督曾向门徒显明了许多真理，但他们为了避免将其传给所有人，不愿写下来。阿古巴略的狄奥尼修斯特别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最隐蔽的奥秘是从我们宗教的创始人ἐκ νοὸς εἰς νοῦν διὰ μέσου λόγου，即“从灵魂到灵魂，以言辞中转，无须书写”的方式传下来的。⁽²⁴⁾

在秘传学说的脉络中，卡巴拉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根据皮柯之见，卡巴拉是上帝首先通过口传的方式隐秘地传给摩西，然后又通过摩西一步步传给后世的犹太先知。相比于文字版的《圣经》，卡巴拉具有天然的优越性，正所谓“圣经文本粗俗，而卡巴拉精微”；⁽²⁵⁾犹太人经历巴比伦之囚后，以斯德拉意识到，有必要将口传的卡巴拉行诸文字，于是召集当世的智者记录成书，共七十卷。这七十卷卡巴拉原始文献尽管不再是口传，但是仍保留了“诗学神学”的底色，一般民众无法理解也无法接近。最重要的，在皮柯和其他基督教卡巴拉主义者看来，卡巴拉不仅是唯一上帝启示给犹太人的，也是与唯一真理相关的唯一秘传学说体系。⁽²⁶⁾其他宗教和哲学中的秘传学说，要么已经在历史上中断，没有延续下来；要么它们不像卡巴拉一样，直接源自唯一的上帝（如《赫尔墨斯秘籍》）。唯独卡巴拉，将唯一上帝启示的秘传学说变成文字，成为今人接近古代智慧，进而把握唯一真理的重要途径。

作为古代神学的一部分，卡巴拉和其他文明一起，构成了通向唯一真理的道路。在此意义上，皮柯对卡巴拉的引入和研究，深刻体现了“哲学的和平”（Pax Philosophica）和普世主义的理想。但这种普世主义，并非指基督教文明、犹太文明和其他各种文明之间不分主次、绝对平等的普世主义。如同柏莱图和斐奇诺提出古代神学概念，“并不是想客观、公正、全面地了解这些宗教神学的内容，他们更在乎的是如何运用这些宗教神学传统的学说，来解释和支持基督教的教义”。⁽²⁷⁾同样，皮柯将卡巴拉放入古代神学的谱系中，表明前者和基督教同属于同一个古代智慧的脉络，是同一个真理的不同表达。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证明犹太教是正确的；相反，“我引述它们（卡巴拉），是为了证实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公信仰……对于抵抗希伯来人的频频诽谤以捍卫我们的宗教，是多么的必不可少”，⁽²⁸⁾“我们与希伯来人的任何争论，卡巴拉的书籍都能驳倒和说服他们，让他们不再有容身之所”；卡巴拉——特别是经过皮柯基督教化之后的卡巴拉，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表明自身所代表的犹太教真理和基督教真理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不是不分主次的一致，而毋宁说，是犹太教迁就于基督教的一致性。皮柯“不是站在基督教信仰之外，寻求所有宗教中存在的普遍真理”，⁽²⁹⁾他的普世主义不是一种没有高低的“宗教多元主义”（Pluralismo religioso，皮尔·博里语），而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让犹太教在内的异教文明俯就于基督教的基督教中心论。就此而言，皮柯的普世主义绝非“包含的”（inclusive）。与此同时，他的普世主义也不是“排他的”（exclusive）。他对犹太卡巴拉置入基督教体系的做法，的确扩充了包括犹太教在内的其他文明的文化空间，赋予它们此前没有的地位。毕竟，只要犹太教能够依循卡巴拉的精神理解自身，它就接近了与基督教相同的真理，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其他文明同样如此。总体而言，皮柯的立场介于“包含”与“排他”之间，是一种在基督教中心的主导下，开放性地承认其他异教文明，并力图将其他文明纳入基督教文明的“普世主义”。这种普世主义立场，实际上构成了文艺复兴至利玛窦以降西方普世主义的基本特征。

3．卡巴拉的内容与分类

如上所言，皮柯对基督教卡巴拉的发明，是在犹太卡巴拉的背景下展开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化圈里的犹太卡巴拉异常破碎。它们和历史上的犹太卡巴拉一样，分化成许多的不同流派。这种局面，深刻地折射在皮柯身上，使得皮柯的卡巴拉思想异常驳杂，难以把握。⁽³⁰⁾一方面，由于皮柯受到各种类型的卡巴拉思想影响，我们很难准确定位他具体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非常棘手的是，皮柯的卡巴拉思想是片段式、格言式的，我们很难从中发现整体的结构以及他的真实意图。幸运的是，经过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长期的努力，这些困难逐渐被克服。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对皮柯的卡巴拉思想进行比较清晰的还原。

首先，皮柯明确了卡巴拉的基本内容。在《论人的尊严》中，皮柯提到，以斯德拉组织智者编订的七十卷卡巴拉书籍中，“有智性的血脉、智慧的泉眼和知识的河流”。三类东西各有所指，“一条智性的脉络，即有关超实在神性的无法言说的神学；一眼智慧之泉，即关于智性和天使形式的精确形而上学；还有一股科学之流，即关于自然的无比稳固的哲学”。⁽³¹⁾神学、形而上学和哲学三个部分，与不同的存在和认识等级相对应：神学对应的，是最高实体——上帝（或曰无限），形而上学对应的是智性和天使形式，哲学对应的是自然；神学和形而上学与人的智性相连，哲学与人的理性相连。皮柯的这一定义，明确将卡巴拉与自然哲学/自然魔法区分开来。不同于自然哲学/自然魔法，卡巴拉的主体部分不是对于自然，而是对于超自然的认识；它所依赖的认识能力也不局限于理性，而是智性。从而，卡巴拉并不像自然哲学/魔法那样，处在“道德哲学-辩证法-自然哲学-神学”这个序列的第三环；相反，它的主体内容已经冲破了自然哲学，进入了神学的内核之中。

其次，在《申辩》中，皮柯将卡巴拉区分为人的创制知识（Scientia humanitus inventa）与启示知识（scientia revelata）/启示神学（theologia revelata）两种。所谓“创制知识”，指的是人“通过后天而非先天的推论，通过结果追溯原因”⁽³²⁾而获取的知识；而“启示知识”，顾名思义，是上帝直接启示给人的知识。这种知识最早由摩西从西奈山上获得，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犹太先知和其他少数犹太人身上。简单来说，“启示知识”强调上帝与人的直接沟通，以及人对于启示的直接领受；“创制知识”则强调人立足于从成型的卡巴拉文献中获取隐秘知识。前者是直接的，后者是间接的；前者主要依赖神启，后者主要依赖人为。皮柯的这一区分，针对的是《九百题》中关于卡巴拉的著名命题：“没有什么知识比魔法和卡巴拉更能向我们证实基督的神性。”⁽³³⁾在他看来，命题中的“卡巴拉”指的就是创制知识，而非启示知识。作为启示知识的卡巴拉，并非皮柯关心的重点。皮柯关心的是创制知识，即人如何通过卡巴拉的文献掌握上帝的奥秘，进行沉思和操作。这就是为什么，皮柯习惯性地将魔法与卡巴拉放在一起，强调如果不与卡巴拉结合，魔法将毫无效力；这也是为什么，皮柯将卡巴拉视为“自然魔法的最高部分”⁽³⁴⁾。既然自然魔法的重心是对自然原理的认识，那么卡巴拉学者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启示，而应该通过研读卡巴拉文献，主动地进行沉思和操作。

再次，皮柯将卡巴拉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两种。皮柯在《九百题》中说，“无论其他卡巴拉信徒怎么说，我首先将卡巴拉知识区分为流溢层（Sefirot）的知识和名称（Shemot）的知识，如同把它分为实践的知识和理论的知识一样”。⁽³⁵⁾在这个充满争议的命题中，⁽³⁶⁾皮柯将卡巴拉区分为实践的卡巴拉与理论的卡巴拉两类。其中，理论的卡巴拉又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称之为字母旋转的知识，与普世哲学部分对应；第二、第三和第四个部分是三重默卡巴（Merkabah），分别对应于专门哲学的三个部分，与神圣的、中间的和感觉的本性相关”。⁽³⁷⁾这里所说的第一个部分，“字母旋转术”（Alphabetaria revolutio）作为一种“组合的技艺”（Ars combinandi），旨在通过对希伯来字母组合和调换的知识，进入整个存在的内在结构中，因此被称为“普世哲学”。“字母旋转术”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力量，是由希波来语自身的特性决定的。犹太人相信，希伯来字母最为深邃地反映了上帝和宇宙的奥秘，一旦我们认识它的法则和秩序，就能洞察上帝和宇宙的奥秘。如皮柯所言，“谁若深刻且彻底地懂得希伯来语的规则，知道如何在知识中恰如其分地维持这种规则，他就会拥有完满地洞察一切可知事物的法则与规律”。⁽³⁸⁾理论卡巴拉的其余三个部分，被皮柯统称为“默卡巴”。如前所言，默卡巴出现于早期犹太神秘主义阶段，意指上帝的“战车”和“宝座”。皮柯使用这个术语，更加看重它的宇宙论意义，而非神秘意义。他在这里提到的“神圣的、中间的和感觉的本性”，是三个不同的存在等级。在威斯祖布斯基看来，三种本性对应于三个流溢层。⁽³⁹⁾所谓三重默卡巴，就是关于三个流溢层的知识。⁽⁴⁰⁾从理论卡巴拉获得的知识，构成了实践卡巴拉的基础。

皮柯对卡巴拉所做的分类与辨析，相互之间既有交叉，也存在一定的张力。大体而言，皮柯心中的卡巴拉，是心灵中的智性于对上帝和天使等神圣事物的神秘知识，既可趋向于对奥秘的认识与沉思，也可趋向于对宇宙的操作。皮柯的这一分类，廓清了卡巴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他的魔法思想提供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