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魔法到现代科学
我们为“耶茨论题”做了较为充分的辩护，证实了文艺复兴魔法对于现代科学兴起的预备性作用。对魔法和神学关系的考察，又进一步让我们看到神学对于现代科学兴起的重要意义。但即便如此，正如“耶茨论题”中包含的“两个阶段的科学革命”所提示的：魔法和以机械力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仍不可同日而语。魔法的确蕴含了现代科学的操作精神，但它毕竟还不同于以精确科学为特征的现代科学。在魔法和现代科学的关系上，我们不应盲目追随传统的辉格史观，像霍尔夫妇那样，简单地将魔法视为一种非科学和非理性的迷信，将魔法与科学彻底对立起来；同样，也不可像韦伯斯特那样，陷入另一个极端，将魔法视为现代科学的全部，以至于不愿给伽利略这样的新科学家留下任何位置。(74)相反，我们更应当遵从耶茨本人的教导，既肯定魔法对于现代科学兴起的预备性作用，又看到魔法与现代科学的距离，客观地审视文艺复兴魔法乃至于整个文艺复兴思想对于整个现代世界的意义。
耶茨肯定魔法是现代科学的预备，核心的理由在于：魔法提供了一种面向世界的新意志，一种具有行动主义的操作精神。但正如耶茨指明的，二者的操作方式有本质的不同。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皮柯所言的魔法操作，特别是它和培根主张的现代科学操作在形式、内容和目的方面的差异，以求更为准确地把握文艺复兴魔法的现代特征及其局限，并以此为基础，澄清从文艺复兴魔法到现代科学的历史演变。
1．魔法：个人隐秘VS合作公开
皮柯代表的文艺复兴魔法打破了古代哲学的沉思倾向，主张面向世界的操作。但必须看到，魔法的操作首先源自魔法师特殊的个人魔力，与现代科学对科学家的要求截然不同。皮柯笔下的魔法师，之所以能够践行上天入地的魔法，首先是因为他具有非凡的理性和智性，能够洞察自然隐藏的奥秘并将它们揭示出来。如果说魔法的操作是一种科学的发现，那么在皮柯乃至德拉·波尔塔（Della Porta）、卡尔达诺（Cardano）、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us）等一众哲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发现不过是“个人努力、超常天赋的特权或者‘被光照者/被启示者（illuminati）’秘密合作的结果”。(75)也正是因此，魔法师向来被看作天才、英雄甚至是上帝的化身，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反观现代科学，它的发生当然离不开科学家的天才，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重要的科学进步都是由天才性的科学家推动的。但从操作特性上来说，现代科学绝非科学家个人天才的产物，科学家的活动也绝不可能仅仅凭借个人，而是靠着一种“制度化的合作研究”来实现。(76)诚然，科学家常常具有他人不及的天才，但他们的工作离不开和他人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本质是制度化的，与魔法师的秘密合作迥然各异。这一点，在20世纪以后的科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海德格尔在论及现代科学特征时，直接将这种基于组织合作的科学研究总结为“企业活动”（Betrieb），即“一门科学，无论这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一门精神科学，只是当它今天已成为能进行学院研究的科学，它才获得了一门科学的真正面貌”。(77)毋宁说，从基于个人魔力的魔法操作，到基于“企业活动”式的合作研究，深刻地昭示了从魔法到现代科学的转变。与这种转变相伴随的，是现代科学在操作层面日益平民化的特征。对于魔法而言，除非具有魔力的魔法师，无人可以进行操作；但对于现代科学而言，一个人无须具有魔力，而只需懂得科学的原理（甚至无须知道），便可以进行操作。科学日益下沉到普罗大众之中。
与“个人天才vs集体合作”相对应的，是魔法的隐秘性与现代科学之公开性的对题。魔法的要害，在于魔法师个人通过操作解开自然的奥秘，让它们大白于天下。就此而言，魔法也是“公开的”。但这种公开仅仅是指将隐秘的东西变得为人所知晓。就操作方式而论，魔法完全是私密甚至是隐秘的。对于践行魔法的魔法师来说，他是通过个人的魔力来进行操作，他所掌握的知识——无论是自然知识还是神圣知识——完全是个人的。对于自然魔法而言是如此，对于卡巴拉魔法更是如此。一个践行卡巴拉魔法的魔法师，他所掌握的卡巴拉知识本身就是秘传的知识，不为外人所知。因此，当他去践行卡巴拉魔法，便完全沉浸在隐秘的世界中，与外界相互隔绝。即便他运用卡巴拉魔法达到了自身的目的，魔法的作工也完全隶属于他个人，无法变成一种公开的成果与他人共享。在此意义上，魔法尤其是卡巴拉魔法完全是魔法师个人的隐秘事业。它所凸显的，始终是魔法师个人的魔力。魔法尽管有迹可循，但它的操作过程仿佛一种“私人语言”，无法真正地公开和普遍化。魔法的这种隐秘性，在现代科学中逐渐被打破。在谈到自己的科学主张时，弗朗西斯·培根这样说：
我发表的动机有如下述：我希望在人们中间传播一切使智识关系和思想自由成为可能的东西，以便它能够口耳相传；其余的，则通过观察和常识，靠着双手去实现。事实上，我发起的某些东西，其他人将会经历。从本性上说，我并不总是关心外在事件，我不是名利之徒，也不想建立一个类似于异端的教派；我认为，试图从如此高尚的事业中获取私利是粗鄙可笑的。(78)
培根的这段话堪称现代科学的宣言。不同于魔法的隐秘操作，现代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将一切科学发现传播到民众中间，公开地与他们共享。真正的现代科学，是高尚而公开的事业，绝不会像魔法师那样，企图“建立一个类似于异端的教派”；也不会像魔法师那样，“试图从如此高尚的事业中获利”。相比于魔法的私密，科学无论从进程到结果都是公开的。正是这种公开性，使得现代科学远离了魔法的“私人语言”，成为为人类共同可用的资源，一种可以公度的普遍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科学尽管离不开个人的努力，但它向来不是个人的事业，如魔法那样仅仅为了个人的福祉；毋宁说，现代科学是人类的集体事业，它源自人类全体，并最终指向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以培根为代表的新科学家正是看到这层差异，才逐步从魔法走出，迈向科学的新纪元。
2．从魔法操作到科学实验
魔法和现代科学的第二个重要差异，在于操作手法。正如耶茨所言，魔法操作的手法主要为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数秘论、符咒、音乐、卡巴拉；而现代科学的操作，标志性的手法是科学实验。
魔法操作的神秘主义特性，源自它特有的认知体系。如上所述，魔法的操作具有高度的个人化和私密化特征。一个魔法师之所以能去操作，在于他特有的魔力，后者源自他对于自然奥秘的深入洞察。但这种洞察并不严格，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倾向和主观色彩。更不必说，不同魔法师的魔力大小，对于魔法操作的效果有着根本性的影响。魔法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的操作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无法成为一种稳定的、可以反复验证的科学形式。科学的操作与魔法不同，它主张通过实验的方法考察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只有那些经过实验证实之后仍然可靠的东西，科学家才会将它投入实践。科学实验诉诸的不是魔法式的个人灵感或权威，而是经验与观察，以及奠基于其上的理性计算。随之而来，现代科学便具有了稳定的、可以反复验证的形式。恰是这种严格的纪律和实效性，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普遍标志。
魔法操作和科学实验的差异，特别表现为二者对于数学的不同运用。固然，魔法亦强调数学，但这种数学本质是上数秘论的数学，而非现代意义的计算科学。数秘论的基础，是数和自然以及神圣世界的隐秘联系；基于数秘论的魔法操作，是对于形式性的数以及与之相关的图形和符咒的神秘操作。而科学实验中的数学，首先是近代“自然数学化”运动的产物。后者奠基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主义传统，强调通过数学的方式描述和把握自然。科学实验中的数学和数秘论有共通之处，甚至分有共同的基础，但二者在实现形态上有天壤之别。不同于数秘论主张利用形式数的魔力操作自然，科学实验极力主张：数是事物本质的集中表现，科学家可以通过数学的计算，预先把握和推演事物的内在联系，进而达到利用自然的结果。作为科学实验基础的“自然数学化”，不是简单地把数学运用于自然，毋宁说，它“首先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自然认识方式……同新形而上学概念图景的确立是并肩而行的”。(79)后者将古代数学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图示中解放出来，成为新的实验科学的基础。对于实验科学的这种“数学化”，以及它背后的“新形而上学概念图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经有过著名的断言：
当伽利略把由他自己选定重量的球从斜面上滚下时，或者，当托里拆利让空气去托住一个他预先设想为与他所知道的水柱的重量相等的重量时，抑或在更晚近的时候，当施塔尔通过在其中抽出和放回某种东西而把金属转化成石灰又把石灰再转变为金属时，在所有这些科学家面前就升起了一道光明。他们理解到，理性只会看出它自己根据自己的策划所产生的东西，它必须带着自己按照不变的法则进行判断的原理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的问题，却绝不只是仿佛让自然用攀带牵引而行……理性必须一手执着自己的原则，另一手执着它按照这些原则设想出来的实验，而走向自然，虽然是为了受教于她，但不是以小学生的身份复述老师想要提供的一切教诲，而是以一个受任命的法官的身份迫使证人们回答他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样，甚至物理学也必须把它的思维方式的这场带来如此丰厚利益的革命仅仅归功于这个一闪念：依照理性自己放进自然中去的东西，到自然中去寻找（而不是替自然虚构出）它单由自己本来会一无所知、而是必须从自然中学到的东西。自然科学首先经由这里被带上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因为它曾经许多个世纪一直都在来回摸索，而没有什么成就。（《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BXIII）(80)
众所周知，康德将现代物理学的变革描述为“哥白尼革命”。正如在天文学领域，以托勒密为代表的古代天文学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而哥白尼的现代天文学将它颠倒过来，认为地球绕着太阳转，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天文学革命。在整个现代科学领域（以物理学为代表），也发生了和天文学一样的科学革命。康德指出，整个科学革命的基础在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即只是当理性不再围绕着对象转，而是让对象围绕着理性转，让理性根据自己预先的策划，让那些不变的法则走在前面，让自然回答它的问题，现代科学才真正走上了属于它自己的康庄大道。伽利略的科学实验，正是现代科学逻辑的集中表现。不同于魔法的数秘论操作，伽利略在做小球落体实验时，预先通过数学的方式对小球的重点、空气的阻力等因素做了清楚的测算，从中发现了确定的数学和物理原理，然后才会通过实验加以证实。正是现代科学在形而上学上的决定性变革，实验科学以及它自身的数学化特征才得以确立。又或者可以说，现代形而上学的变革和实验科学的形式是一体两面甚至是同步的。
海德格尔沿着康德的路线，进一步阐明了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和康德一样，海德格尔将实验视为现代科学的标志。表面看来，无论古代还是中世纪都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实验，比如声名卓著的罗吉尔·培根以及格罗斯泰斯特。但在海德格尔看来，与其说罗吉尔·培根是实验科学的先驱，不如说他是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罗吉尔·培根所言的实验，“并不是作为研究的科学的实验，而是要求用根据实物的判断（argumentum ex re）来代替根据语词的判断（argumentum ex verbo），要求对事物本身的悉心观察，即亚里士多德的经验（ἐμπειρία）来代替对学说的探讨”。(81)真正的科学实验，始于对规律的奠基。对此，海德格尔明言：
进行一项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中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实现可以控制的。但规律的确立却是根据对象区域的基本轮廓来进行的。这种基本轮廓给出尺度，并且制约着对条件的先行表象——实验即始于这种表象并借助于这种表象——绝不是任意的虚构。因此，牛顿说，奠基工作并不是任意杜撰的（hypotheses non fingo）。奠基工作乃根据自然之基本轮廓来展开并从中得以勾勒。实验是那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其实验装置和实施过程中受已经获得奠基的规律的支持和指导，从而得出证实规律或拒绝证实规律的事实。自然之基本轮廓越是精确地被筹划出来，实验之可能性就变得越精确。(82)
海德格尔的思路和康德异曲同工。康德已经看到，现代科学的基础在于理性的策划，海德格尔则进一步将它阐述为主体基于表象的筹划。所谓表象（Rapreaesentatio/Vorstellen），是指“把现存之物当作某种对立之物带到自身面前来，使之关涉于自身，即关涉于表象者，并且把它强行纳入到这种与作为决定性领域的自身的关联之中”(83)。表象能力，是主体性的根本体现。依据这种表象能力，主体可以通过数学的方式先行认识对象，将后者把握为一种图像，并通过对它的设定和追踪，确立事物的规律，然后交由实验进行检测。要言之，整个实验科学的严格性和精确性，虽然从形式上表现为并且依赖于数学，但从根本上源自主体通过表象进行的预先筹划（Entwurf）。主体对于自然的筹划越是精确，实验的结果就越是精确，科学的效力也就越精确。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的精确科学，其原因正在于此。
3．操作主体：魔法师vs理性人
魔法和现代科学均依赖于一个操作的主体。魔法的主体是魔法师。他的主体性表现在，可以独立于自然甚至上帝，随心所欲地施行魔法。一个操作的魔法师，宛如一个上天入地、睥睨一切的孤胆英雄。现代科学的操作也需要主体，通常被说成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工作者。作为主体，他们所具有的无非理性召唤自然的能力；或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表象和预先筹划的能力。然而，同样都是操作主体，魔法师的形象和科学家的形象判然有别。双方的差异，从根本上反映并决定了魔法和现代科学的差异。
魔法师作为操作主体，享有无可比拟的自由。魔法师是自由的，首先因为人是自由的。他生而不受任何空间、本性或地位的约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塑造自身。魔法师的魔法，正是这种自由的最高实现。因为自由，魔法师可以通过自己对自然奥秘的洞察，随心所欲地践行魔法。除了魔法自身的奥秘，一个魔法师原则上无须遵循什么。魔法操作的时间、流程、意图完全是由魔法师一人决定的，遭遇问题如何去处置，亦完全由魔法师自己来掌控。理论上，一个人只有达到理性和智性的高度，方能践行魔法。但这不意味着，魔法师需要受制于理性和智性。相反，在魔法师那里，无论理性还是智性，都仅仅是操作的工具。魔法师凭借理性与智性去行事，却并未思考它们的本性是什么，限度在哪里；以及为了获得真正的效用该怎么去运用它们。简言之，魔法师虽然强烈地渴望着操作，却并未对自身的操作能力形成明确的反省意识。随之而来，魔法的操作经常是散漫的、个人化的和不确定的。魔法师的这重形象，在现代科学的操作中被彻底翻转。
现代科学以精确性为目标，主张对事物进行预先筹划，并通过实验的方式进行规划和检测。这背后的预设是：自然界存在一套普遍且可以公开的法则，我们只要通过适当的方法，就可以发现并运用它们。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科学家必须严格地遵从事物的数学原理，严格地进行实验，并将实验的结果合理地运用于现实。方法的科学性反过来要求着操作主体的科学性，即科学家本人要想通过适当的方式获取科学发现，必须首先成为一个科学人，更具体地说，一个理性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的理性主体，是现代科学在形而上学上的必然要求和必然产物。主体在现代科学中经历的理性化，本质上也可以说是主体的自我塑造。现代人相信：唯独当一个主体抛弃他随心所欲的自由，让自身的理性遵从现代科学机制的内在要求，他才能获得真正的科学发现。对此，弗朗西斯·培根说道：
我坚定地认为：人的才智不需要额外的羽毛或翅膀，而是铅的重量。人们很少意识到，对真理和自然的研究多么严格和严明，留给人的判断是多么的稀少。(84)
培根深刻地意识到，现代科学的本质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发现。它真正需要的，不是“额外的羽毛或翅膀”，即理性的盲目扩张；而是“铅的重量”，即理性的合理使用。培根眼中的现代科学，作为“对真理和自然的研究”，必须遵从“严格和规整”的理性法则，不能像魔法那样，随着魔法师的喜好和偏见肆意妄为。既然现代科学的目标是探索自然的必然性，它的操作主体就必须遵从科学研究的必然规律，尽可能地清除个人的判断。培根所谓“给理性挂上重物”，即通过经验归纳法尤其是“三表法”进行研究，根本上都是上述理念的产物。而一旦理性为了科学的缘故约束自身，科学操作的主体也就完成了自我塑造，从一个完全自由的魔法师，一个被魔化的人，变成了一个理性的现代人。唯独当一个魔化的人变成一个理性人，他自身的魔力才会完全祛除；或者说，他才会完全被“除魔”。从魔法师到理性人，这既标志着人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变，也标志着前科学到现代科学的转变，二者是内在一致的。
4．操作自然：从无限到有限
无论是魔法还是现代科学，都有着明确的操作意图。作为一种实践的技艺，魔法和现代科学以命令自然为首要目标。对魔法来说，自然既是沉思的对象也是操作的对象。魔法“嫁娶天地”，将自然中不同的部分连接起来，充当着自然的管家。现代科学在实验的基础上，通过把握自然的普遍规律，操作和命令自然。但同为命令自然，魔法和现代科学之间有着明确的分野。
自然魔法的操作在自然的界限之内。皮柯相信，“魔法师不是自然的制造者而是自然的管家”。(85)此语表明，践行自然魔法的魔法师并不凌驾于自然之上，仿佛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将自然制造出来一样。魔法师仅仅是“自然的管家”，代替自然管理它的家事，真正起决定性和支配性作用的，仍是自然本身。自然魔法不会违背自然，更不会破坏自然的法则。尽管自然魔法将上帝隐藏在自然中的奥秘揭示出来，宛如施行奇迹。但这种奇迹并非真的奇迹，而只是说，人们对于事物背后的自然法则一无所知，误将它们视作奇迹罢了。实际上，这些奇迹无不是自然法则的反映。魔法师的作用在于，将这些自然法则呈现出来，或者利用自然法则本身，将内在相连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达到命令自然的效果。从这一点来看，自然魔法与现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有着极为相似的逻辑，以至于许多学者都倾向于认为，自然魔法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但必须看到的是，自然魔法所言的自然法则，还不能和现代科学中的自然法则完全画等号。自然魔法中的自然法则，更多地指向自然事物的隐秘联系。这些联系有一些可以还原为现代科学中的自然法则，有些则不能。魔法的私密性质决定了，某些被魔法师认为是自然的法则并不自然，更不普遍，而仅仅是魔法师个人的经验。比如，魔法师相信符咒与某些天体之间具有隐秘的联系，或者音乐与自然界存在隐秘的交感，就很难在现代科学的自然法则中找到对应。现代人相信，如若一种自然法则不能通过程式化的方式公开表达出来，它就不是真正的自然法则。换言之，在现代科学面前，许多被魔法视为自然法则的内容失效了，被迫打回非科学的领域。
相比于自然魔法，卡巴拉魔法有着更大的雄心。它主张利用上帝和天使的力量作用于天界和月下世界，即通过操作神圣世界的方式，给自然世界下命令。神圣世界相比于自然世界的优先性，决定了卡巴拉魔法从根本上超越于自然世界的法则。当一个魔法师呼唤上帝的圣名，或者驻扎在各个流溢层之间的天使，将它们的力量牵引至天体和月下世界，他真真切切地在施行奇迹。毕竟，上帝和天使作为最高的第三重世界，完全超越于天体和月下世界，不受自然法则的约束。卡巴拉魔法师的魔化，从根本上就是因为他不再受制于自然法则，跻身于上帝和天使的行列，获得了无限的权能。卡巴拉赋予魔法师的无限性，彻底瓦解了自然魔法包含的科学特征，将魔法带入了非科学。
现代科学的面貌迥然不同。作为新科学的代表，弗朗西斯·培根特别指出：
人，既然是自然的奴仆和解释者，他所能做的和了解的，就是他事实上或思想上对自然过程所观察到的那么多，也只有那么多；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不能做。(86)
不同于皮柯相信人可以任意塑造自身，培根认为，人的权能是有限的。这特别表现在，人不是自然的管家，而是“自然的奴仆和解释者”，高度臣服于自然。既如此，他的思想和行动就完全依赖于自然，除了从自然中获得的东西，人一无所知，无所作为。人既是“自然的奴仆和解释者”，当然也必须遵从自然法则（obsessus legibus naturae），不能打破或解除统治自然的因果链条。(87)对于培根来说，自然魔法对自然法则的遵循已然不够严格，卡巴拉魔法对自然法则的僭越更是荒谬和愚蠢。在培根身上，一种崭新的自然科学态度开始出现了：包含人在内的整个世界，都要服从自然法则的支配。相应地，一个无所不能的魔法师，被迫转型为一个严格服从自然法则的科学家，在自然的界限之内，进行着符合自然法则的操作。
相比于魔法师，人的地位似乎降低了，实则不然。培根相信，人虽然只是解释自然，但这种解释将产生巨大的力量。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因为不知道原因，就不能产生结果”。(88)科学家仅仅需要通过对自然的认识，就可以达到操作自然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尽管必须严格地服从自然法则，但这种服从是命令的基础。培根说过，“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在思考中作为原因的，就是在行动中当作规则的”。(89)科学家不会因为服从自然而被自然所限，反而因此获得了更为充沛的权能，在自然法则的范围内自由地操作。这种操作的权能是有限的，因为它不同于魔法操作，可以突破自然法则而无所约束；但只要科学能够不断探索，对自然法则的把握越发精深，这种操作就会突破现有的界限，不断地向前推进。可以说，只要自然的奥秘无穷无尽，科学的操作就会无穷无尽，从有限进至于无限。这种无限，不是魔法意义上不受限制的无限，而是在自然的无限性面前，一个有限的人没有止境地探索自然的无限。
至此我们看到，文艺复兴魔法诚然为现代科学提供了思想的预备，但魔法和科学仍然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被耶茨高度赞扬的魔法操作，在形式、内容和目的上，均与现代科学大相径庭。文艺复兴魔法的操作，是个人的隐秘操作，指向的是个人的荣耀；现代科学的操作，是集体的合作，指向的是人类的福祉；文艺复兴魔法的操作，依赖于数秘论的传统，因此是随机的、偶然的、不确定的；而现代科学的操作，以实验和数学计算为基础，通过预先筹划的程式把握对象，完全颠倒了魔法乃至一切古代科学的认识，具有精确科学的一切特性，是严格的、必然的、确定的。文艺复兴魔法操作的主体，是一个被高度魔化的人，享有随心所欲的自由，而现代科学操作的主体，是一个魔力消除的、完全理性的人。文艺复兴魔法的操作，时常逾越自然法则，从而陷入非科学，而现代科学的操作，严格限定在自然法则之内，以服从自然的方式命令自然。如果说，现代科学最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性的特征，那么文艺复兴魔法则兼具现代和前现代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极力强调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操作，这种行动主义的倾向为现代科学提供了前提，体现了鲜明的现代性；但另一方面，从方法、手段到目的，魔法操作仍保留了诸多的前科学特征。文艺复兴魔法的这种两重性，充分表现了文艺复兴思想的过渡特征，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从文艺复兴魔法到现代科学，现代性的逻辑日渐展开。一种前现代和现代性杂糅的魔法，最终被完全现代的科学所取代。这个进程，本质上也就是从魔化到除魔的演变。要而言之，文艺复兴魔法虽然促成了一种现代性，但它对人和自然的魔化让它无法全部跨入现代世界；现代科学则完全清除了魔法师和自然世界的魔力，以一种完全除魔的方式来看待整个世界，完美地契合了现代世界的发展。一方面，相比于魔法师-人的魔化，现代科学的操作主体是高度除魔的。如果说，魔法师-人致力于通过隐秘法则的洞察，借助各种各样的魔法手段来操控世界，充满了神秘的魔力；现代科学的操作主体则完全不相信这种魔力，而是力主将这种无法测算、无法说明的魔力转化成主体的理性思考。唯其魔法师的魔力被“除魔”了，科学家才会笃定地相信，人能够达到对于世界的精确认知。另一方面，相比于魔法中自然的魔化，现代科学的操作对象也是高度除魔的。自然的除魔，内在地构成了心灵除魔的前提。现代科学认定，自然没有任何奇迹；如果有，也只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存在，起作用的始终是自然的法则。相应地，现代科学肯定自然魔法，认为后者对自然法则的探索符合科学的原理；与此同时，现代科学力图祛除卡巴拉魔法的魔力，将神圣世界全部降格成自然世界。在科学家眼中，世界就是物体的组合，一种可以通过数学计算进行把握的经验对象。一言以蔽之，在现代科学中，无论是心灵和世界都丧失了原有的魔力，共同组成了“世界的除魔”。在这个新的图景中，现代人科学地生活着，理性地打量着自己和他眼前的世界。
(1)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567—592页。
(2) 卡西尔：《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体和宇宙》，第197页。
(3) 卡西尔：《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体和宇宙》，第222页。
(4) Cassirer-P. O. Kristeller-H. Randall, 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p. 60-62; 68-71.
(5) 高洋：《赫尔墨斯主义与近代早期科学编史学》，载于《科学文化评论》，2016年第1期，第48页。本章关于耶茨论题的回应与批评同样受益于高洋博士的梳理。
(6) Frances A. Yates, “The Hermetic Tradition in Renaissance Science”, in Art, Science and History in the Renaissance, Singleton, C. The Hopkins Press, 1968, p. 229.
(7) 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p. 111, 116.
(8) Frances A. Yates, “The Hermetic Tradition in Renaissance Science”, p. 229.
(9) 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p. 447.
(10) 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pp. 448-449.
(11) 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第374页。
(12) 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第377—386页。
(13) Frances A. Yates, “The Hermetic Tradition in Renaissance Science”, p. 228.
(14) 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pp. 144-145.
(15) Paolo Rossi, Francis Bacon: From Magic to Science,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Sacha Rabinovitc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8, p. 21.
(16) 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pp. 155-56.
(17) Frances A. Yates, “The Hermetic Tradition in Renaissance Science”, p. 241, p. 243.
(18) 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p. 453.
(19) 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p. 452.
(20) 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p. 452.
(21) Henrik Bogdan, Western Esotericism and Rituals of Initiation, New York: SUNY Press, 2007, pp. 9-10.
(22) Marjorie G. Jones, Frances Yates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Lake Worth, Florida: Ibis Press, 2008, p. 68.
(23) Mary Hesse, “Hermeticism and Historiography: An Apology for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0, pp. 134-160.
(24) Brian Vickers, Occult and Scientific Mentalities in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
(25) Pico della Mirandola, Conclusiones, 10>20. “Per septennarium hymnorum paternae menti attributorum, Protogoni, Palladis, Saturni, Veneris, Rheae, Legis, Bacchi, potest intelligens et profundis contemplator de saeculi consumatione aliquid coniectare.”
(26) Pico della Mirandola, Conclusiones, 10>21. “Opus praecedentium hymnorum nullum est sine opera Cabale, cuius est proprium practicare omnem quantitatem formalem, continuam et discretam.”
(27) S. A. Farmer trans and edited, Syncretism in the West: Pico’s 900 Theses with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129.
(28)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231-232. “Haec in eam operum Dei admirationem excitat, quam propensa charitas, fides ac spes, certissime consequuntur. Neque enim ad religionem, ad Dei cultum quicquam promovet magis quam assidua contemplatio mirabilium Dei, quae ut per hanc de qua agimus naturalem magiam bene exploraverimus, in opificis cultum amoremque ardentius animati, illud canere compellemur: ‘Pleni sunt caeli, plena est omnis terra maiestate gloriae tuae.”
(29) S. A. Farmer trans and edited, Syncretism in the West: Pico’s 900 Theses with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131.
(30) Brian P. Copenhaver, “Magic And The Dignity of Man: De-kanting Pico’s Oration”, p. 316.
(31)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80. “Has manus, hos pedes, idest totam sensualem partem in qua sedet corporis illecebra quae animam obtorto (ut aiunt) detinet collo.”
(32) Brian P. Copenhaver, “Magic And The Dignity of Man: De-kanting Pico’s Oration”, p. 320.
(33)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101. “Tum ad ea et ispi admissi, nunc superioris Dei regiae multicolorem, idest sydereum aulicum ornatum, nunc caeleste candelabrum septem luminibus distinctum, nunc pellicea elementa in philosophiae sacerdotio contemplentur, ut postremo, per theologicae sublimitatis merita in templi adyta recepti, nullo imaginis intercedente velo divinitatis gloria perfruantur.”
(34)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123. “et, cuius pater ac dux merito Sol dicitur, nostrae contemplationi vacare incipiamus.”
(35)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135. “tum in naturali contemplatione debile adhuc veritatis lumen, quasi nascentis solis incunabula, pati assuescamus, ut tandem per theologiam pietatem et sacratissimum deorum cultum, quasi caelestes aquilae, meridiantis solis fulgidissimum iubar fortiter perferamus.”
(36)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228. “haec, altissimis plena misteriis, profundissimam rerum secretissimarum contemplationem et demum totius naturae cognitionem complectitur.”
(37)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232. “ Neque enim ad religionem, ad Dei cultum quicquam promovet magis quam assidua contemplatio mirabilium Dei.”
(38) Pico della Mirandola, Conclusiones, 9>3. “Magia est pars pratica scientiae naturalis.”
(39) Pico della Mirandola, Conclusiones, 9>5. “Nulla est virtus in caelo aut in terra seminaliter et separata quam et actuare et unire magus non possit.”
(40) Pico della Mirandola, Conclusiones, 9>11. “Mirabilia artis magicae non sunt nisi per unionem et actuationem eoum quae seminaliter et separata sunt in natura.”
(41)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112.
(42)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229.
(43) 吉尔松：《中世纪哲学精神》，前引，第300页。
(44)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230.
(45)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230.
(46) Pico della Mirandola, Conclusiones, 9>13. “Magicam operari non est aliud quam maritare mundum.”
(47) Flavia Buzzetta, Magia naturalis e scientia cabalae, p. 70.
(48) S. A. Farmer trans and edited, Syncretism in the West: Pico’s 900 Theses with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131.
(49) Pico della Mirandola, Heptaplus, 5: 7. “Homini mancipantur terrestria, homini favent caelestia, quia et caelestium et terrestrium vinculus et nodus est.”
(50) Pico della Mirandola, Heptaplus, 5: 7. “nec possunt utraque haec non habere cum eo pacem, si modo ipse secum pacem habuerit, qui illorum in se ipso pacem et foedera sancit.”
(51) Pico della Mirandola, Heptaplus, 5: 6. “Quod Deus in se omnia continent uti omnium principium, homo autem in se omnia continet uti omnium medium.”
(52) Pico della Mirandola, Heptaplus, 5: 7. “Nam et congruum fuit ut qui est imago Dei invisibilis, primogenitus omnis creaturae, in quo condita sunt universa, illi copularetur unione ineffabili qui ad imaginem factus est Dei, qui vinculum est omnis creaturae, in quo conclusa sunt universa.”
(53) Pico della Mirandola, Conclusiones, 9>7. “Non potuerunt opera Christi vel per viam magiae vel per viam cabalae fieri.”
(54) Pico della Mirandola, Conclusiones, 9>8. “Miracula Christi non ratione rei factae, sed ratione modi faciendi, suae divinitatis argumentum certissimum sunt.”
(55)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228.
(56) Pico della Mirandola, Conclusiones, 9>5.
(57) Pico della Mirandola, Conclusiones, 9>11.
(58)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232.
(59) Flavia Buzzetta, Magia naturalis e scientia cabalae, p. 73.
(60)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48. “Dedignemur terrestria, caelestia contemnamus, et quicquid mundi est denique posthabentes, ultramundanam curiam eminentissimae divinitati proximam advolemus.”
(61) Pico della Mirandola, De ente et Uno, Chapter 5.
(62)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232.
(63)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48.
(64)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229.
(65) 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史家科恩对于耶茨的研究方法颇有微词，始终都没有否定耶茨的思路对于我们的启发。科恩这样说道，“仍然存在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怀疑，即耶茨可能瞥见了关于近代早期科学起源的真理，而我们目前仍然未能把握其充分意义”，见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第386页。
(66) 关于现代科学和基督教的关系，重点参考马建波：《缠绕：历史中的科学与基督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67)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82.
(68)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98-101.
(69)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94.
(70)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229.
(71)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232.
(72)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232.
(73) 在笛卡尔那里，科学的永恒真理仍或多或少地受到上帝的支配。但到了斯宾诺莎那里，上帝被彻底还原成自然，丧失自身的超越性。至此，神学对科学的桎梏才完全被解除。关于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革命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参考吴增定：《自因的悖谬——笛卡尔、斯宾诺莎与现代形而上学的革命》，载于《世界哲学》，2018年第2期。
(74) 关于韦伯斯特和霍尔夫妇针锋相对的立场，可参考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第226—227页。
(75) Paolo Rossi, From Magic to Science, p. 34.
(76) J. H. Randall, “The Place of Leonardo da Vinci i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cience’, JHI, 1953, pp. 191-192.
(77) 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第893页。
(78) Francis Bacon, De interpretationie naturae proemium, Sp. 519-520.
(79) 晋世翔：《“自然数学化”与新实验运动》，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8期。
(8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序，第13—14页。
(81) 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第891页。
(82) 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第890—891页。
(83) 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第901页。
(84) Francis Bacon, Redargutio philosophiarum, III, 573.
(85)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226.
(86) 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I. 2, edited by Lisa Jardine and Michael Silverthor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译本参考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87) Francis Bacon, De interpreatione naturae sententiae XII, III, p. 785.
(88)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I. 3.
(89)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I.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