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然之书
1．上帝的两本书
自然魔法的核心在于对自然的探索。这套文艺复兴时期广为流行的自然哲学体系，传达了一种崭新的观念：自然绝非机械的、没有生机的、死的自然，而是充满奥秘、富有生命的、活着的自然。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哲学得以流行的理论基础，也是皮柯自然魔法思想的重要前提。
自然魔法扎根于中世纪以降的“上帝的两本书”（Two books of God）观念。所谓“上帝的两本书”，指的是上帝不仅写了《圣经》这本书，还写了自然这本书；我们不仅能在《圣经》中直接读到上帝的话语，而且能通过阅读自然这本书来把握上帝的意志。《圣经》作为圣书甚至唯一大书的地位早已奠定，不必多提，值得注意的是自然之书（Codex naturae）。根据彼得·哈里森的考察，自然之书的提法虽然比较靠后，但它的理念早已有之。早在2、3世纪，东西方教父就纷纷将眼光转向自然，开始肯定自然作为被造物的意义，以期从自然的探索中发现上帝的奥秘。比如，伊里奈乌就明确认为，上帝所造的物质世界虽然不完美，却可以提供一个场地，让人自由地发展道德。在人类羁旅于尘世这段时间内，我们可以将《圣经》和自然视为共同的导师，因为“上帝的作品彰显了上帝，圣言表明上帝能以多种方式被看到和知道”。(27)受他的启发，奥利金、奥古斯丁等思想家纷纷加入解释自然的阵营。11世纪以后，柏拉图的《蒂迈欧》在欧洲流行，深刻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根据柏拉图的宇宙灵魂观念，世界是一个活着的生物，一个可以把万物都包含于其中的大宇宙，一个“可感的神，理智世界的形象”。(28)因此，我们对自然的研究，注定能获得许多关于神的知识。(29)
在前人的基础上，圣维克多的于格（Hugh of St. Victor）发展出更为成熟的“上帝的两本书”理论。在《论三日》（De tribus diebus）中，于格这样说：
整个可感世界就像上帝亲手书写的（即由上帝的力量创造的）一本书，每一个特定的造物都像一个图形，它不是人决定发明的，而是由上帝的意志设立的，以彰显上帝的看不见的智慧。然而，如同某个不识字的人看到一本打开的书会注意到图形但却理解不了字母，那些“觉察不到上帝的事物”的愚蠢的“动物人”也许看得见这些可见造物的外表，却无法理解其内部的原因。(30)
依于格之见，上帝亲手写了自然之书，自然中的每个造物都是书里的图形。我们只有看懂这本书，才能够读懂上帝。于格的经典表述构成了后世两本书理论的模型。波纳文图拉借用两本书的比喻说到，上帝除了写作《圣经》，还创造了宇宙，后者“就像一本书，反照……它的创造者三位一体”。(31)14世纪德国的康拉德同样认同“上帝的两本书”理论，径直将坎蒂姆普雷的《物性论》翻译为《自然之书》（Buch der Natur）。15世纪中期，库萨的尼古拉也援用了两本书的比喻。他指出，宇宙是“内在之言的显现”（interni verbi ostensio），其感觉的事物可以视为“书”，通过它们上帝向我们宣示真理。(32)这样，两本书的理论日益盛行，成为文艺复兴时代人们理解自然的基本方式。
皮柯没有“自然之书”的明确说法，“却毫不犹豫地运用了自然与《圣经》相互对应的古老观念，将二者共同视为上帝之书”。(33)这表现在，无论是论述自然哲学还是自然魔法，皮柯都沿用了“自然之书”的逻辑。譬如论及希腊的神秘教派普遍奉行各级入门仪式时，皮柯说，“这样的入门仪式，若不是指通过哲学达到对自然最隐秘之物的理解，还能是什么？唯有那时，借助神学之光，对神圣事物的观照（ἐποπτεία）才会向有准备的人显现”。(34)自然哲学的任务，就是阅读自然这本书，“达到对自然最隐秘之物的理解”，为对神圣事物的观照提供准备。同样，自然魔法作为“自然哲学的绝对完善”，根本的任务也是阅读自然之书，达到“最秘密之事至深的沉思以及最终对一切自然的认识”。而且，相比于自然哲学，自然魔法对自然之书的阅读更加深入也更有效力。
两本书的观念还意味着，自然与《圣经》之间具有根本的一致性。诚然，上帝写了自然与《圣经》两本不同的书，但考虑到上帝自身的绝对同一性，两本书可以理解为同一本书，“它们用不同的记号写成，具有相同的进程”。(35)在皮柯的哲学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自然与《圣经》的这种一致性。在《创世七论》的第一篇序言中，皮柯谈到自己在解释《创世记》时需要注意克服的几个困难，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困难就是，“避免让先知或借着先知的圣灵主张一些与事物的自然……不同的事”。(36)言下之意，对《圣经》的解释要与事物的自然相一致。基于这一信念，皮柯认为：《创世记》绝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神学文本，也包含着对自然的丰富理解。如果我们懂得用寓意的方式解释它，就会发现里面的每个词、每个句子都寓指了自然事物。譬如，“诸水之间要有苍穹”这句经文，既寓指了苍穹将月下世界与天界分开，也寓指了第八重天（原动天）将最高天和七大行星分开这一自然事实。如此解释，不胜枚举。笼统地说，整部《创世七论》就是皮柯从自然之书与《圣经》之书的一致性出发，从《创世记》解释中发展出来的自然哲学。
这样，“皮柯在《圣经》与自然之间获得了完美的对称”。(37)既然《圣经》和自然是内在一致的，我们既可以通过《圣经》把握自然的奥秘，也可以通过自然把握《圣经》的奥秘。由此，《圣经》解释学和自然哲学与自然魔法一道，便成为通向上帝的两条平行道路。如果说，前一条道路是古老的《圣经》之路、神学之路，后一条道路与则是从中世纪哲学脱胎而来的、新的自然之路。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旧的《圣经》之路越发艰难，新的自然之路却越发广大。皮柯对自然哲学和自然魔法的独特阐发，延续了中世纪晚期以来的自然哲学传统，为这条新的自然之路拓展了空间。
2．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依据自然之书的说法，上帝将它的奥秘写进了自然。因此，我们在对自然的探索中可以发现上帝的奥秘。然而，自然之书的理论同时也教导，上帝虽然写了自然这本书，但它写作的方式和《圣经》一样晦涩。自然中各式各样的事物是可见的，但上帝的奥秘却是不可见的。除非我们知道如何解读自然，否则就不能从这可见的自然中发现不可见的奥秘。相应地，自然哲学和自然魔法也就不可能实现。
自然可见而上帝的奥秘不可见，这一说法同样渊源有自。教父时代，奥利金在《〈雅歌〉评注》中如此说道，“使徒保罗教导我们，上帝的不可见之物是通过可见之物来理解，未见之物是通过它们与所见之物的关系和相似性而被看到的。由此他表明，这个可见的世界给我们有关不可见之物的知识，尘世的景象包含着天上事物的某些样式”。(38)这段极富柏拉图主义色彩的文字清楚表明，自然中可见之物与上帝的不可见之物具有相似性，我们要从对可见之物的解读入手把握不可见之物。类似地，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宣称，“天地乃可见之物的总和，可见之物似乎不仅是这个世界的装饰，而且也是不可见之物的见证”，是“未见之物的证据”(39)。既如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可见的自然现象进行解释，以把握它意指的含义。圣维克多的于格更是多次强调，要通过认识自然来认识上帝。因为“每一个自然物都在讲述上帝；每一个自然物都在教导人”，“不可见之物只能通过可见之物”(40)来认识，我们不能像“觉察不到上帝的事物”的蠢人那样，只看可见之物，而不透过它们理解上帝的不可见之物。
可是，究竟该如何从可见之物中认识那些不可见之物呢？显然，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用以解释自然，捕捉自然的奥秘。具体来说，我们需要找到自然象征的寓意，以确立自然与上帝之间的隐秘性关联。奥利金是这一思路的开创者。在他看来，不仅《圣经》文本具有“体”（字面意义）、“魂”（道德意义）、“灵”（神秘寓意）的含义，自然世界也可以做不同层次的理解。自然界中许多普通的生物，从道德意义和神秘寓意的角度看，都可能蕴含着上帝美好的意图。在这种思路的启发下，奥利金的门徒写作《自然学家》，详细列举了各类自然事物象征的寓意，特别是道德训导的寓意。比如鱼，“鱼是供人使用的。对我们来说，鱼也是我们社会中那些需要避免恶习的样板”；比如鹈鹕，母鹈鹕打死自己的雏鸟后，会将血液洒在它的尸体上，用血液使之起死回生。从而，鹈鹕象征了基督，是基督为人赎罪的象征。奥利金及其门徒奠定的寓意解释模式，成为中世纪自然解释的基本范式。根据这种范式，要想读懂“自然之书”，对自然进行揭秘，最重要的是找到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的相似性，也就是自然物的象征含义。不只如此，中世纪学者还试图将静态的相似性扩展成动态的相似性。即：他们不仅认为一个可见的事物象征了另一个不可见的事物，而且认为，可见之物之间可能具有隐秘的相似性，具有一种内在的“交感”。这种“交感联系是中世纪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和自然魔法的基础”。(41)
皮柯的自然哲学与自然魔法思想，深受古代和中世纪传统的影响。首先，皮柯沿袭了中世纪以来的传统，用可见与不可见来理解自然与上帝的关系。在论及摩西律法时，皮柯说，犹太人必须首先学习道德哲学与辩证法，“一旦他们被允许接近圣物，就让他们在哲学的神职中沉思上帝更高之国的多彩外观，沉思那神圣而华美的服饰和七焰烛台，沉思那帐幕”。(42)自然哲学对自然的研究，只能观看上帝的外观，隔着帐幕沉思上帝。而那不可见之物，也就是上帝的奥秘，却掩藏在那帐幕之后的神殿之中。随后，在论及“希腊秘仪”时，皮柯又说，“接着，缪斯的队长巴库斯，将通过它的奥秘即自然的可见象征，向我们中那些研究哲学的人展示上帝的不可见之事”。酒神巴库斯代表的自然哲学家，利用的正是可见与不可见的相似性，即通过自然中可见事物的象征，找到自然中隐藏的上帝奥秘。在自然魔法部分，皮柯的这层意思更加显明。与教会禁止的黑魔法不同，自然魔法“充满了至高的奥秘，包含了最秘密的事至深的沉思以及一切对自然的认识”，“呼唤因上帝的仁爱而撒播于世界的德能，并将它们从藏身之处带至光明中”。因为仁爱，上帝将它的德能撒播于自然。但是，自然仅仅是可见的，无法从中直接看到上帝的德能这一不可见之物。自然魔法的要义，是将“它们从藏身之处带至光明中”，将它们从隐而未现的不可见状态显露出来，为人所见。
其次，皮柯虽然没有正面论述自然物的象征含义，但却揭示出可见之物隐藏的不可见的、动态的相似性，为自然魔法学说提供了基础。根据皮柯，自然魔法“深入到宇宙的和谐中（希腊人形象地称之为συμπάθειαν），清楚地把握着将诸要素连接起来的交感。它利用着万物的魔力，以及魔法师本人的‘魔力’（ἴυγγες），将隐匿于宇宙深处、自然的子宫以及上帝隐秘仓库的奇迹公布于众”。(43)可见的自然中隐藏的交感，本质上乃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隐匿于宇宙深处、自然的子宫以及上帝隐秘仓库”，是不可见的。自然魔法的作用，正是从可见的事物出发，找到这种不可见的相似性，将它们联系起来，从而完成事物本来具有的象征意义，将不可见的东西揭示出来。
综上可见，皮柯实际上沿用了中世纪流行的“自然之书”理论，将自然理解为一本充满上帝奥秘的书籍。通过自然哲学和自然魔法，我们得以知晓自然物的象征含义，读懂自然这本书，从可见的自然中发现上帝不可见的奥秘。在皮柯这里，自然哲学和自然魔法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意义：唯有经过它们，而不是晦涩难懂的《圣经》，灵魂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人们越来越将目光聚焦于自然，纷纷献身于自然的沉思与研究。历史地看，这种新的自然哲学精神，深刻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诞生。(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