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柯生平年表⁽¹⁾

1463年

2月24日，乔万尼·米兰多拉的皮柯生于米兰多拉城堡。据他的侄子简·弗朗西斯科（Gian Francesco Pico della Mirandola）记述，皮柯出生的那天，皮柯母亲的床上曾出现了一团火。他的两个姐姐，大姐卡特琳娜（Caterina）在1473年嫁给卡尔皮的里奥内罗·比欧（Lionello Pio da Carpi），二姐卢克莱西亚（Lucrezia）在1475年嫁给弗利的比诺·奥德拉斐（Pino Oderlaffi da Forli）。皮柯的两个兄弟加勒奥托（Galeotto）和安东尼·玛利亚（Anton Maria）长期争夺财产，这种家庭不和令简·弗朗西斯科日后为此丧命。

皮柯的父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因此他被母亲茱莉亚·波意阿尔多（Giulia Boiardo）养大，后者希望皮柯能在教会谋一份差事。

1477年

14岁时，皮柯遵从母亲的愿望，动身前往博洛尼亚学习教会法。1478年8月，皮柯的母亲去世。

1479年

母亲去世之后，皮柯因为对于分化兄弟感情的政治和财产争端不感兴趣，遂决定追寻更合自己兴趣的活动。5月底，他在费拉拉的艺学院（faculty of arts）开始学习哲学和古希腊语。也正是在费拉拉，皮柯遇见了两个重要人物——巴蒂斯塔·瓜里尼（Battista Guarini）和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前者后来成为皮柯的老师，后者作为天主教廷首席书记官，在与洛伦佐·诺伽罗拉（Lorenzo Nogarola）的公共辩论中展现出来的博学令皮柯印象深刻。

1480年

15个月之后，也就是1480年，此时皮柯年近18岁。他来到帕多瓦，在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大学拓宽了哲学知识。他在那里待了两学年，广交名流，并研究亚里士多德及其评注者尤其是阿威罗伊。正是他对阿拉伯-犹太思想的发现，使得他与当时意大利积极传播这些思想的知识分子联系密切，包括吉罗拉莫·拉姆索（Girolamo Ramusio）以及美迪格的埃里亚（Elia del Medigo）。

皮柯在帕多瓦遇到的另一个重要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尼可勒托·维尼亚（Nicoletto Vernia），一名阿威罗伊的学者。与美迪格的埃里亚不同，他只能阅读阿威罗伊的拉丁语译本。

1482年

夏天，皮柯在米兰多拉的城堡度过。同年秋天，他动身前往帕维亚，并决心在那里潜心学习哲学、希腊语和修辞学。在那里，他还学习了晚期亚里士多德主义，例如那些号称“算术家”（Calculatores，他们是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学者以及理论家，以及一些14世纪牛津大学的神学大师理查德·斯温内谢德［Richard Swineshead］的追随者）的文本。皮柯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在晚期作品《驳占星术》中有清楚体现。

皮柯在曼图阿结识了安杰罗·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正是通过他，皮柯开始对佛罗伦萨的文学运动产生兴趣。也正是在那时，皮柯向马西留·斐奇诺（Marsilio Ficino）索要了一本他的《柏拉图神学》（Theologia Platonica）。此外，在美迪格的埃里亚的影响下，皮柯开始阅读斐洛庞努斯（John Philoponus）的作品，并修订了他几年前创作的抒情诗。

1483年

皮柯与两位兄弟终于就家庭财产的分割达成协议。20岁的皮柯成为了当时意大利最富有的人之一，完全实现了财务自由。

皮柯在帕多瓦和帕维亚醉心于哲学之际，还在继续写诗。5月份的时候，他将自己的一些作品寄给波利齐亚诺，后者随即邀请皮柯来佛罗伦萨。米兰多拉和康考迪亚伯爵学术生涯中一个崭新的关键阶段，就这样在豪华者洛伦佐的城市开始了。

1484

皮柯阅读了斐奇诺的《柏拉图神学》。斐奇诺后来回忆说，在他出版柏拉图的译本后不久，皮柯便十分热情地要求他翻译普罗提诺。然而，皮柯竭力向朋友保证，他从未放弃亚里士多德学派，而仅仅是作为一个醉心于古代思想的摸索者，在探索新的领域。各种各样的人物围绕着皮柯：医生、犹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柏拉图主义者、诗人以及但丁和彼得拉克的研究者。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最主要的是皮柯与洛伦佐·美第奇那既具有庇护性又充满慷慨的友谊。甚至美迪格的埃里亚也追随皮柯来到佛罗伦萨，并继续为他工作，从希伯来语翻译了阿威罗伊对柏拉图《理想国》的释义以及他的一些逻辑学《问答》。斐奇诺的一封信似乎告诉我们，埃里亚经常在皮柯的房间就哲学和宗教问题与另一位改宗的犹太人弗拉维·密斯里达特（Guglielmo Raimondo de Moncada/Flavius Mithridates）讨论。很快，密斯里达特开始教皮柯希伯来语，但皮柯对于学习《圣经》语言很没有耐心。密斯里达特似乎性格古怪，很难相处。有一次他甚至要求皮柯，如果想继续学习阿拉姆语（皮柯的“迦勒底语”），就要为他和一个来自法恩扎的、名为兰奇洛托（Lancillotto）的年轻人说媒，因为密斯里达特想追求他。

1485年

学界通常会强调，皮柯是在1485年通过与在帕多瓦教授亚里士多德的埃尔莫劳·巴尔巴罗（Ermolao Barbaro）的争辩走上意大利文坛的。1482年年末，皮柯给巴尔巴罗写了一封信，表达他对巴尔巴罗学识的钦佩，以及对于他旅居帕多瓦时未能与其相见的遗憾（当时巴尔巴罗在威尼斯）。此后两人开始互相通信。在信中，巴尔巴罗对所谓的野蛮（barbarous）哲学家大加批判，指责他们语言普通、干瘪又过于造作。如今，皮柯的著名回信《论哲人言说的方式》（De genere dicendi philosophorum），已被视为文艺复兴修辞学的最好典范之一。在这封信中，皮柯宣称，如果单一和谐的风格阻碍对真理的探求，那么哲学研究就无须遵循这种风格。

在给豪华者洛伦佐的一封长信中，皮柯同样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称赞洛伦佐对方言诗歌的收集。在称赞了这些年轻王子的诗作之后，皮柯开始比较但丁和彼得拉克。因为彼得拉克逊于内容而但丁逊于形式，皮柯明确地表达了对于但丁的偏爱。虽然彼得拉克看起来好像是一位大师、一位艺术家，却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太过自恋了。而但丁则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天性，热情洋溢地呈现他的素材。尽管彼得拉克的诗最初是迷人的，但最终被证明不如但丁深刻。皮柯的论据基于对这三位作家的哲学研究。诚然，皮柯称赞了洛伦佐的诗，但更称赞他能够阐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伦理学》《论灵魂》以及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此外，皮柯非常注重洛伦佐的散文注释，这些注释在他十四行诗的页边，内容不多，并不十分容易引起注意。

1485—1486年

历经辗转，皮柯于1485年7月出现在巴黎索邦，在这里他一直待到了第二年年初。尽管这一段时期的信息很少，但在世界最重要大学的学习经历，对皮柯无疑是一种积极的促进，以至于皮柯经常吹嘘自己运用了“闻名遐迩的巴黎论战”（Celebratissimorum Parisiensium disputatorum）风格。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正是在巴黎，皮柯萌生了将自己的哲学、神学立场以及政治计划放到一场公共辩论中加以检验的想法，哪怕这场活动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意义上都不同于传统的大学论辩。

1486年

皮柯再次来到佛罗伦萨，开启了他短短一生中最为痛苦的阶段。事实上，1486年对于这个年轻的学者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个23岁的年轻人已经在巴黎完成了学业，3月回到佛罗伦萨，回到他的朋友们中间（洛伦佐·美第奇、波利齐亚诺、马西留·斐奇诺和贝尼维耶尼），在这里待到5月8日，然后回到罗马。两天后，他在阿雷佐试图从家中劫走朱利亚诺·美第奇（Giuliano de’Medici）之妻玛格丽塔（Margherita），制造了一个轰动的丑闻。心烦意乱之中，皮柯隐居佩鲁贾，后因瘟疫来到弗拉塔（Fratta）。在那里，他通过劳动和忏悔，克服了那件丑闻给他带来的痛苦和羞愧。

他为朋友吉罗拉莫·贝尼维耶尼（Girolamo Benivieni）的《爱歌》（Canzone）写了一份评注，并收集了九百个命题（又称《九百题》），计划于1487年1月在罗马召开的关于哲学和平的大会（由他出资邀请学者参加）上讨论。皮柯为《九百题》写作了一个介绍性的演说辞，即《论人的尊严》。直到12月7日，皮柯一直在罗马，《九百题》也在这里印刷。但就在这个节点上，另一桩丑闻爆发了：被任命审查这些命题的委员会谴责了部分命题，并且教宗英诺森八世（Innocenzo Ⅷ）还下令取消了即将到来的大会。皮柯在《申辩》（Apologia）中为自己辩护，将《论人的尊严》的大部分内容放入其中。直到此时，1486这个重要的年份才宣告结束。

1487年

很明显，皮柯认为自己有许多内容要向罗马教会申诉，他相信自己的理论绝不会与基督教神学原则相违背。他的信念越发增强，加之年轻气盛，皮柯又专心准备罗马大会了。

1486年11月，《九百题》已经准备完毕。书稿于12月7日在罗马的Eucharius Silber出版社出版。按照此前的计划，皮柯邀请众多神学家和哲学家于1487年主显节后几天前来参会。然而，他的罗马之行立即被反对声音弄得复杂化，反对者明确说服教宗推迟论辩。1487年2月20日，教宗通谕（Cum injunction nobis）责成乔万尼·莫尼扎特（图尔奈的主教）组织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包括七名主教（其中包括了佩德罗·卡尔齐亚［Pedro Garcia］），两个宗教修会的负责人，以及八位神学家和司铎。委员会从1487年3月2日开始召集，到3月13日结束。皮柯仅仅出席了前五天的论辩。在那之后，他不再被允许参加。他的七个论题当即遭到了谴责，随后又有六个。在一番全面的分析之后，他的前七个论题被绝对地谴责，另外六个留待审查。审讯的两个秘书，一个是来自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家约纳斯·考迪尔（Johannes Cordier），另外一个是体弱多病的马可·米洛尔多（Marco de Miroldo），都不站在皮柯这边。

皮柯对自己的立论笃信不疑，于是很快起草了一份申辩书。在申辩书里，皮柯处理并澄清了十三个有争议的论题。结果又一次出乎皮柯意料，罗马教廷将1487年5月31日出版的申辩书视为一次反抗。很快，6月6日，教宗诺森八世传唤法庭进行审讯，7月31日，皮柯签署了一个服从判决书，同意将《九百题》的复印本于火刑柱上焚毁；但8月4日的教宗通谕（Et si injuncto nobis）又赦免了针对他的全部谴责。有趣的是，直到12月15日，教宗通谕才与对皮柯的逮捕令一起被公开。皮柯别无选择，只好逃离罗马。

1488年

皮柯于1488年年初于格勒诺布尔和里昂交界处被捕，并在罗马教宗使节的监督下被押解到巴黎。与此同时，他被法国国王保护并被安置在文森的城堡，以防他被移交给梵蒂冈。最后，多亏了一项特赦的皇家许可证，皮柯得以毫发无损地离开法国。同年4月，皮柯回到佛罗伦萨。

皮柯回到佛罗伦萨之后，遇到了另一位博学的犹太人阿雷马诺（R. Yohanan Alemanno），一个在托斯卡纳银行家庭长大的医生。许多学者认为，阿雷马诺是皮柯合作者中最为见多识广的犹太知识分子，能够在各种杂事中阅读希伯来语的阿拉伯文献。皮柯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完全同类的智识环境之下写下《〈雅歌〉评注》的：斐奇诺已经完成了他对于柏拉图《会饮篇》的评注，贝尼维耶尼写下了《爱歌》，皮柯随后对它进行了注解。

1489年

回到佛罗伦萨之后，皮柯进入了一个极为高产的阶段：他出版了《创世七论》《论存在与一》，并开始写作《驳占星术》以及给侄子简·弗朗西斯科的伟大道德书信。他在学术上的动力，很可能来自克服罗马痛苦经历的需要，以及精神救赎的渴望。在1489年给安德里亚·考纽斯的一封信以及《创世七论》的序言中，他都宣称自己正在给《诗篇》写一个系统的评注，然而他始终没有完成。《创世七论》由罗贝托·萨尔维亚蒂（Roberto Salviati）资助，于1489年夏天出版。这部作品背后的理念，是“创世六日”包含了所有自然的秘密，以及摩西在他的经卷中已经揭示了所有的人类智慧以及圣灵告知他的一切。

同期，皮柯构思并写作了《论存在与一》，这部作品在佛罗伦萨以手稿的形式流传。《论存在与一》是皮柯专门为朋友波利齐亚诺写的，后者一直让皮柯调和柏拉图主义者和逍遥学派；其中，柏拉图主义者包括洛伦佐·美第奇和斐奇诺，逍遥学派则包括波利齐亚诺，后者经常研读亚里士多德文本。事实上，皮柯看起来并不同意争论的原则，并打算将这次邀请作为机会公开清晰说明他的调和理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对立是长久智识工作的结果，以至于人文主义理念已经形成了用两种不同的文化策略，当然也就是两种不同的理解模型来处理两位哲学家。皮柯未能成功地给这项事业画上句号，但是他遗留的《论存在与一》是一个有趣的模型，告诉我们他本应如何继续前进。

最后的时光

1492年，乔万尼·皮柯给他的侄子简弗朗西斯科写了几封十分重要的道德书信。第一封来自费拉拉，日期是5月15日，第二封写于7月2日，第三封11月27日。在这些信件中，皮柯展示了存在自身的平衡并试图总结其所有的规则：世界本身并不是对立的，对立的是世界之中的事物，例如无知、疯狂和贪婪，它们毫无必要地毁坏灵魂。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将自己从这些苦难中解放出来。这些建议主要是给他侄子的。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皮柯似乎将他的智识能量都用在神学和宗教研究、生命的秘密和恩典以及十字架的形象上。自从萨沃纳罗拉来到佛罗伦萨，皮柯就跟从他，并听从他的布道。皮柯最后的作品，是在费耶索莱的庄园中，宁静、孤独地构思而成的。这就是他未能完成的《驳占星术》，也是他所有计划中最宏大的一个。这本书在他的侄子简·弗朗西斯科1496年的皮柯作品集里出版，一经问世便引发了学界的兴趣并激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个主题是当时文化辩论的中心：萨沃纳罗拉立刻在意大利准备了一个纲要，乔万尼·迈那尔迪（Giovanni Mainardi）、亨利希·考奈利乌斯·阿格里帕对这部作品大加称赞；但其他人，比如乔万尼·蓬塔诺（Giovanni Pontano）、吉罗拉莫·托雷拉（Girolomo Torrella）、皮埃罗·彭波那齐（Pietro Pomponazzi）以及让·博丹（Jean Bodin）却以不同方式批评它，有时还非常严厉。《驳占星术》的出现，再次唤醒了人们对天文学的兴趣。

去世

1494年11月17日，乔万尼·皮柯在变换不定的境遇中死于佛罗伦萨，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的财产给予了慈善机构和他的侄子们，那典藏云集的图书馆则给了他的兄弟安东尼·玛利亚。同一天，查理八世攻入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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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Borghesi编订的皮柯年表译出，见Franceso Borghesi, “Chronology”, in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pp. 37-44。因为行文需要，个别地方有细微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