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游历”发展史的分期

根据已有研究，我们可以把青铜器时代以来一直到当代的人类游历发展历史，划分为古典旅行期（Classic Travel）、地理发现期（Geograpical Discovery）、科技驱动期（Sci-tech Oriented）和现代旅游期（Modern Tourism）。

15世纪是人类游历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分水岭。15世纪初的1405年（明永乐三年），中国明朝郑和强大的舰队第一次远航西洋（印度洋）；而15世纪末的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支持下从西班牙一路向西横越大西洋，来到了中美洲（当时误以为是印度）引发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在15世纪之前的人类迁徙、经商、远征、航海、传教、科考等游历活动，笼统地称为古典旅行期，这个时期如果从古希腊人在地中海沿岸的航行算起，或者以荷马史诗《奥德赛》记载的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大海上的冒险漂流或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对东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旅行特别是对埃及的记述，都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和前5世纪之前。中国古籍汲冢竹书中记载的《穆天子传》所描述的周穆王西游列国，则远涉公元前10世纪的游历过程。

古典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至西方的丝绸之路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500年之间得到开通和较为稳定的运行。而哥伦布的向西航行寻找中国和印度的原因之一，则是丝绸之路被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冲突的奥斯曼帝国所阻断。中国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伊斯兰世界的《苏莱曼游记》和《伊本·白图泰游记》、来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马可·波罗行纪》，也即在后古典时期（公元500年至1500年之间），具有全球意义的旅行活动几乎都为宗教旅行所主导，其中不少都和中国存在某种联系。

总的来说，15世纪之前，人类探险文化所了解的地理知识，主要局限在亚欧大陆和环地中海地区，也即以古罗马为中心的欧洲、以两河流域为核心的阿拉伯、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以及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等四个地区（参见Felipe Fernandez-Armesto.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Exploration.HarperCollins Publishers，1991.p.16-17）。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导致其后一发不可抑制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人类历史进入了所谓的“旅行大爆炸”时代。哥伦布及其追随者、库克船长、华莱士、达尔文对新大陆和自然世界，刘易斯和博纳维尔对美国西部，伯顿和斯皮克对非洲大陆，柯林斯对西伯利亚，分别进行了科学探险并促进了地理发现。虽然至18世纪70年代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已经蓬勃开展，但地理发现和博物学家的考察活动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之后。这一时期南北美洲、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的地理发现和欧洲殖民，也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地图、经济地图和文化地图。

1776年，英国发明家瓦特发明的第一台蒸汽机投入商业生产，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英国为首的工业革命时代。蒸汽机在很广泛的领域里逐步得到了推广与应用，其中1807年富尔顿建造出蒸汽轮船，标志着远洋航行大众化的启动，促进了新老世界之间的相互探访。欧洲人面向全球的军事扩展、人口殖民、产业建设和世界贸易走向深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工业和科技的双重发展奠定了今天世界地图的基本格局。

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尽管有美苏为首的冷战的冲突，但以美国引领的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始终占领主流。虽然业界普遍把1841年托马斯·库克组织的世界第一次商业性旅游活动视为近代旅游活动的开端，但是只有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大众旅游才是现代旅游时代的大规模呈现阶段。现代旅游期在人类游历发展史的漫漫长河中，虽然只有短短70多年，但却出现了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中产阶级逐步成长壮大，形成了大规模的出行社会需求；在航空器、高速公路与高铁技术的支持下，人类的出行距离与出行速度不断增加；旅游产品供给不断丰富，形成了观光益智、休闲度假和商务节事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随着全球城市化、工业化的基本完成，各国都不同程度出现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转型，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出现了更加重视旅游服务业的倾向。在上述一系列促进因素影响下，游历的个人动机与社会功能，已经由早期的地理知识积累和中期的宗教传播和商业贸易，转变成为以国民个人及其家庭的愉悦性的休闲度假、企事业机构获取发展机会的商务活动为主流的普遍生活方式和广泛社会组织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