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驱动期：工业革命、自然探索与文化冲突
人类社会进入18世纪中叶之后，作为其前数个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产生的积极成果，欧洲各国资本主义萌芽相继出现，特别是英国的创新创造和知识生产非常活跃，知识产权意识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瓦特在蒸汽机的发明过程中不仅获得过专利的保护而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而且发明过程本身也因其他专利拥有者的保护而延迟了蒸汽机得到商业应用的进程。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动力机械催进的工业革命，让跨大洲的旅行、游历变得不再是极少数探险家的狭小领域，而成为更加广泛的军事占领、移民殖民、全球贸易、科学考察和思想产品的技术后盾和商业途径。
经过1776年（蒸汽机应用）至1914年（“一战”爆发）其间近140年的工业革命、科技发展和殖民势力竞争，资本主义在旧大陆的欧洲和新大陆的美洲主导下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新旧力量、新新力量之间利益瓜分冲突、地缘政治结构重组的不平衡到了临界点，最终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和其后不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作为了极端的调节手段，其结果是美苏二强争夺世界霸权并于1991年苏联解体而使美国获得世界警察地位。任何时代的巨变，都会在游历作品中找到详细而现场的记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游历发展史上，形成了极为丰富的以自然地理考察和人文观察思考为特色的旅行纪录作品。
从1492年美洲被欧洲人“发现”，到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建国，欧洲殖民者花了近300年时间占领了广袤的原来由北美印第安人、中美玛雅人和南美印加人开拓的家园。等到法国作家和政治家夏多布里昂1791年访问美国东北部时，他已经可以像今天的国际旅游者那样进入别国进行一番文化考察了，《前往美洲：夏多布里昂游记》虽然在他结束旅行回到法国30多年后才正式出版，但他对初创的美国欧洲移民与当地印第安人的文化碰撞和异质文化的体验却仍记忆犹新。夏多布里昂游历美国的时代，正是美国立国未久国土面积尚未西扩之时，印第安人的分布和交流还十分广泛，所以他得以对北美印第安人的习俗、历法、医药、语言、宗教、军事等方面情况都有机会直接了解或间接获取。200多年后的今天，造访美国的国际游客就很难再有机会观察到如此不同的印第安文化景观了。除了夏多布里昂，19世纪还有许多旅行家因为各种使命和兴趣横穿美国东西，进行了整个国家向西部进军之前的先锋队考察，他们包括刘易斯和克拉克（Lewis and Clark，1804-1805）、厄斯特连斯（Astorians，1811-1812）、弗雷蒙特（Frèmont，1842-1846），以及1853-1854年间兵分四路举行的太平洋铁路选线勘察旅行。
但是科技驱动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旅行者对自然界，特别是新发现的美洲大陆、南太平洋诸岛的地质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考察，并形成了丰富而宝贵的标本资料，在此基础上得益于欧洲的思想解放和科学创新氛围，一大批影响了整个人类知识体系和文明水平的理论被创造出来，其中包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华莱士的动物地理界线、洪堡的综合地理学理论等。
达尔文的《“小猎犬”号科学考察记》为今天的读者再现了1831-1836年六年间达尔文随英国海军舰队组织的环球科学考察旅行所观察、收集和思考的博物学（自然历史）研究与生物进化理论形成过程。他们的环球航行从英国普利茅斯军港出发，向西南方向航行经过佛得角，越过大西洋到南美洲，沿着巴西、阿根廷的沿岸南行，穿过麦哲伦海峡到达太平洋海域，沿南美洲西海岸智利和秘鲁的岸线北上，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后转向西行进入塔希提、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海域。船队途经澳大利亚南部海面和印度洋南部地区，经过南非好望角返回大西洋航行，再次经过南美洲最终再返回到英国。
另一位同样来自英国、同样在生物进化论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博物学家就是与达尔文同期的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华莱士令人敬佩的地方不仅在于他的专业素养和学术贡献，另一个值得敬佩的地方是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1848年他和合作伙伴前往南美亚马孙河和内格罗河考察，途中采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但却在1852年海运回英国的途中遭遇船难，失去了全部标本。对此他并不气馁，1854年转赴马来西亚，在马来群岛他花了8年时间用来广泛旅行和考察，采集标本，等到1862年回到英国时，他才发现装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箱子堆满了房间，其中包括三千余件鸟类皮羽、两万多只甲虫与蝴蝶以及一些哺乳类和陆生贝类动物标本。《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生动地再现了他的8年游历，在整理研究这些动物标本时，华莱士发现在地理空间上这些物种的分布存在某种规律，最终他发现动物种属在某一条分界线的两侧具有明显不同，线的西北部为印度马来区，东南部为澳洲马来区。人们后来把这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称为“华莱士线”。
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进步相呼应，人文和艺术领域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纯文学创作较多地感受到了工业化、殖民发展、全球化带来的跨文化碰撞与社会矛盾的冲击。很显然这个时期新旧大陆之间的社会冲突和文化碰撞，更多地吸引了旅行者，特别是大文豪们的关注，各类游记也呈现出了这些文化冲突的表征。世界文学界出现了一批擅长非虚构作品的作家，如法国大文豪雨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海明威、纪德等的游记作品。
《远方的邀请：泰戈尔游记选》是曾以《吉檀迦利》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旅行各地的游记散文集。作为一位以孟加拉语为主写作的印度人，身处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殖民统治制度中，一方面曾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留学，另一方面回国后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泰戈尔的作品非常具有现场感地呈现了现代旅游期到来之前世界格局的重组与剧变时代的浓厚特征。游记选集包括四个不同阶段泰戈尔前往不同国家的旅行、游历记录，即1878-1880年留学英国、1916年日本纪行，1924年中国讲谈，以及1930年的俄国书简。
法国作家纪德（Andre Gide）也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1947）获得者。纪德不仅喜爱写作，而且非常喜欢频繁地旅行，一生中到过瑞士、意大利、阿尔及利亚、德国、英国、刚果、乍得、苏联、埃及、希腊、西非、摩洛哥、突尼斯、黎巴嫩等许多国家游历，有的地方甚至造访过多次。丰富的旅行经历为纪德提供了丰富的观察和多产的写作，游记散文本身也成为其文学作品中一个别有特色的领域。《纪德游记》一书根据其所到访的国家，分为相互独立的几个部分，即早期对法国布列塔尼（1889）和法属领地阿尔及利亚（1895等多次）的旅行，中期对土耳其的访问（1914）和非洲刚果、乍得两国的深度旅行（1925），后期应苏联政府邀请对苏联进行了期待已久的访问（1936），但游记本身在1937年又做了补正，实际上是对苏联模式由推崇转变为质疑的变化。从纪德的态度变化可以预感到，“二战”前的世界隐藏的文化冲突已经逐渐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