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赏析】

《高山下的花环》改编自李存葆的同名中篇小说，是谢晋导演的代表作之一，影片围绕1979年的边境冲突，以解放军某步兵连队为中心点，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明特征的英雄形象，深刻体现了特定时代下的国家遭遇及个体的生存状态，是新时期中国军事题材电影中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优秀电影作品之一。

《高山下的花环》是一部运用现实主义范式创作的军事题材影片，它把国家命运与个体生存巧妙关联，对特定时代进行了真实、鲜活、深入的展现。创作者没有刻意展现全景式的战争场面，而是侧重以个体或规模较小的作战单位为叙事核心，细致挖掘真实的局部战争场景，注重叙事的完整丰富性和人物的个性塑造，深刻体现了个体在战争环境中的生存状态，探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影片既突出了战斗英雄的崇高伟大，也客观表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这是《高山下的花环》相较于以往英雄主义电影的创新之处。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者摒弃了陈旧的电影思想观念，开始重新解构影像与现实的关系，传统主旋律电影中缺失的“个人书写”在很多电影作品中被提到了重要的高度。《高山下的花环》作为一部歌颂英雄的影片，并没有将“英雄”形象理想化、绝对化，而是立足于“人”的本体来表现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英雄的常人一面。连长梁三喜就是标准、正统的军人形象，他出身于沂蒙山革命老区，道德高尚、作风优良、作战能力强，是千千万万个优秀革命军人的缩影。他因放心不下连队工作一再推迟探亲假，后来在战场上为了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再没机会见到家人。梁三喜作为连队指战员，他身先士卒、无私奉献；作为普通人，他也有自己的情感和挣扎。他发现了部队中的不公现象却选择隐忍，他生活窘迫，常常需要向战友借钱。他也会时常想念家人，回忆和他们在一起时的温馨片段。影片中多次运用“闪回”的艺术手法，以三喜看信、写信为线索，讲述了三喜和玉秀结婚、玉秀来军营探亲以及两人在车站分别的三个生活片段，通过现时与回忆两个时空、主客观镜头之间的组合转换，表现了三喜和玉秀真挚美好的情感，为影片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也使得梁三喜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饱满。

靳开来的人物形象体现了新时期国产电影对英雄形象塑造的转变。早期的电影创作者总是“有意识地忽略英雄的缺点”，将英雄人物塑造成没有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例如《激战无名川》中的炊事员李成孝，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经常把口粮分给战士们，自己喝刷锅水充饥，连长郭铁不顾严寒，掏空自己被褥里的棉絮一块一块给战士们补上。这种一味拔高、刻意夸大英雄人物的行为，表现出一个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在他成为英雄的一刹那。而新时期的电影将英雄拉下“神坛”，使人物回归凡俗本真，英雄形象变得真实可信。比如“问题英雄”靳开来，他技术过硬，作风正派，但因为爱发牢骚，敢讲真话，总是得不到提拔。面对赵蒙生的“曲线调动”，他扬言“我就是自费也要去北京告你”，临阵被提拔为副连长，他戏称“战前赏了我个送死官”。他的牺牲不是因为在战斗中炸碉堡、堵枪眼，而是为了连队生存违反战场纪律砍了甘蔗，因而没有被立功。但是，面对危险时他总是义无反顾地冲在第一线，他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全连，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战场上的他吃苦在先、冲锋在前，生活中的他体贴战友，有情有义。得知玉秀即将分娩，他为三喜买好了车票和婴儿服，催促他回家，并把自己最好的皮鞋给三喜穿。他胸前的口袋里放着一张全家福，闲暇时就会拿出来看看，回味与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刻。影片以全家福为线索，多次穿插闪回画面，表现了他对妻儿的思念之情。靳开来的人物形象塑造摆脱了以往电影中英雄人物程式化、片面化的固有定式，英雄不再是冷血无情、超凡脱俗的神，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

赵蒙生的人物形象更是对传统意义上英雄人物的解构与颠覆，他与英勇、伟大、高尚等特点丝毫不沾边，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蕴含着反英雄主义的叙事手法。“反英雄”起源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现指小说、电影等艺术作品中的一种角色类型。这类角色的出现，向传统价值观念提出了质疑与挑战，同时也扩展和丰富了英雄的内涵。在传统意义上，英雄人物往往能力超凡、品德高尚、意志坚定，他们是拯救苍生的神灵，或是民族解放的领袖，甚至是劫富济贫的草莽英雄。而褪去光环的“反英雄”也并不是被全然否定的反面人物，而是具有双重品格、正反同体式的角色。赵蒙生出身高干家庭，下连队当指导员只不过是为了“曲线调动”，并无扎根连队的打算。他整日不安于位，思想散漫，无法适应严格的军事训练和部队艰苦的生活条件，他在宿舍偷着吃点心、抽中华烟，脏衣服也要战友帮他洗。他整日期盼着母亲“走后门”将他调回军直机关，甚至在部队要上前线时临阵脱逃。而他上战场也是因为被雷军长当众羞辱，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才硬着头皮上的前线。创作者敢于把人物放进社会矛盾的旋涡中，让赵蒙生自私错误的思想观念与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形成尖锐的冲突，让他遭受战士们的非议，遭受雷军长的责骂，让他被迫做出生与死的选择，从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完成转变。影片细腻地呈现了人物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心理流变，从和平年代的公子哥到被迫推上前线的战士，这是人物发生转变的根本动力。加上战争中受到战士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感染，战后目睹了梁大娘、雷军长等人对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些因素使他人性中好的一面得到了突发性的显现，进而迅速成长为英雄模范。影片聚焦人性深处，关注特殊时代背景下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客观展现人性的瑕疵和弱点，充满了对人性的思考和关怀。

影片运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在颂扬革命英雄主义的同时，真实反映了社会生活及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吴爽利用手中的特权为家人大开方便之门，表现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对于靳开来这种作风正派、贡献突出的好同志，在他牺牲后，一些领导人不顾战士们的请求，坚持不给靳开来评功，却对“曲线调动”的赵蒙生大开绿灯，揭露了军内某些领导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同时通过三喜一家与吴爽母子的对比，反映了特权阶级与普通群众在思想认知和生活水平上的悬殊。梁三喜母亲步行到军营坚持为儿子还账，而吴爽在战争后仍然劝儿子调回城里。表现了老区人民的朴实宽厚和对革命的忠心耿耿，也揭露了一些老革命在身居高位后思想腐败。影片客观反映生活、揭露问题，鞭挞落后、褒扬先进，达到了艺术性和真实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