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赏析】
拍摄于2009年的《红河》是章家瑞“红河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影片由红河州文联主席孟家宗编剧，由著名制作人布鲁斯·费尔斯坦监制。影片的创作团队来自中、美、韩、越四个国家，是跨国电影合作的成果。
章家瑞的“红河三部曲”（《婼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和《红河》）的前两部主要反映的是哈尼族和彝族的生活，最后一部则讲述了发生在中国红河与越南边境小镇的故事。“红河三部曲”将红河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和民族文化融入电影叙事中，获得了广泛关注，成为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中最为成功的系列电影：2004年，《婼玛的十七岁》获得第1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2005年，《花腰新娘》获得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后又获第10届“五个一工程”奖，200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访问朝鲜时送给朝方的礼物中就有“红河三部曲”中的《花腰新娘》。
《红河》在中越边境红河州河口县及越南河内两地取景拍摄完成。影片一开始的名字是《咬指》，取自云南红河瑶族婚恋中“咬指定情”的习俗。咬指的婚俗在影片中出现了三次：电视剧里滇剧段子的唱词、婚礼上瑶族新娘的举止和警车外阿桃咬阿夏的手指，这一咬也为阿桃这一轻度智障女子提供了一种最原始、最便捷的表意符号。影片最后的命名《红河》标注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云南红河。红河州有个小县城叫河口，是个和越南接壤的边贸小城，这个县城的界河就是红河。当早晨8点钟海关的钟声敲响并打开闸门的时候，戴着圆帽的越南人（多数都是越南妇女）就会涌到河口来做生意。影片通过童谣、船、河、稻田、单车、芭蕉林等展现了边境城市的异域风情。开放的环境吸引了很多像阿桃这样的外来妹前来打工，同时也为恶势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影片中经常响起越南童谣《红河鱼》，它在开头和片尾的出现，成为阿桃亲情之殇和爱情之痛的见证。影片的微妙之处在于，在复杂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背景中演绎人性的复杂，这与以往中国电影揭示人物命运起伏、注重提升影片的社会意义、偏爱宏大叙事的传统有着明显差异。《红河》里渐次出现的边缘人物，不管身份地位如何，都在真实的情感面前展露自己内心最深处的需求。
《红河》的女主角阿桃是红河沿岸的一名越南女子，她的父亲曾经参加过抗击美国的战争，却最终葬身于战时埋藏的地雷。阿桃因为在童年时期目睹了父亲的死亡，成为一个战争后遗症的受害者，思维和智力永远停留在童年时期。一颗痣，一顶帽子，一只鞋子，一条带有父亲照片的项链，成为阿桃对于父亲的所有印象和记忆。影片中阿桃看见阿夏和妓女阿花鬼混后生气地将阿夏的鞋和衣服都丢到了大街上，抱着一只鞋躲到衣柜里，这时阿桃已经意识到阿夏和父亲的区别。在躲避沙巴的途中，阿夏的鞋被河水冲走，阿桃盯着鞋子顺着河水流走不为所动，标志着她对阿夏由老板到父亲身份转变的认知。父亲去世后，她先是被人带到中越边境城镇河口，在阿水的洗头房里做清洁工，接着又被经营街头卡拉OK的阿夏租去陪客人唱歌，还要承担家务劳动。之后是黑社会老大沙巴要买阿桃去做养女，直至最后阿桃被遣返回越南。阿桃在影片中是一个智力停留在童年阶段的角色，她不接受长大以后的世界，物质世界的规则无法对她形成束缚。她的思维简单朴素，但是并不痴呆，更多的是单纯与天真。演员张静初对阿桃的角色塑造得十分成功，她有意地回避了大多数影视剧中对智障女性刻板的表演套路，而是把角色塑造更多放在了细微的表情和内心活动上。阿桃的成功塑造也为阿夏对阿桃的感情变化做了绝妙的铺垫，张家辉饰演的阿夏是在商品经济的物欲世界中迷失了自我的形象，他离开了自己的民族寨子独自一人生活。但在阿夏和阿桃逃离沙巴的过程中，阿夏通过阿桃发现了勇敢和富于牺牲精神的自我，是阿桃的纯真和仍然居住在深山里的瑶族保持的淳朴传统，唤醒了阿夏的内在力量。阿桃在阿夏眼中也不再是可利用的赚钱工具和欲望的客体，而是成为一个可以和他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女性。李修贤饰演的黑帮老大沙巴也参加过对美作战，并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在这位因走私美国香烟而家产万贯的黑帮老大的生命里，亲情始终缺席。也正因为如此，他车里放的音乐一直都是战争进行曲。战争虽然过去，但它的阴霾并未散去，心灵的创伤在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心中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愈合，他痛苦的记忆成为对战争的强烈控诉。他的身上承载了很多历史的创伤，亲情的缺失所造成的对情感的极端诉求，造就了沙巴复杂的性格，以致沙巴在凝视阿桃的眼神里有一种近乎奇异的温情，在沙巴嚼槟榔的镜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在影片的最后，即使阿水不告诉阿夏说：“你太冲动了，沙巴无儿无女，其实是想收养阿桃为女儿的。”观众也能够体会到阿桃的纯真与无邪唤起了沙巴父爱般的温情。悲剧的根源是两种伦理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所代表的伦理力量都是合理的，在阿夏看来，沙巴是一个毒辣的黑社会角色。在沙巴看来，阿夏是一个卑微的市井无赖。每一方都坚持自己的片面性而损坏对方的合理性，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悲剧性冲突。影片最后一个镜头里出现飘落的白色床单，仿佛就是为这段悲剧做的一个注解。
章家瑞在谈论《红河》时说：“我并不是悲观绝望，我是希望用这种悲剧的结局来唤醒现在的人去珍惜、去寻找已经消失了的很稀有的情感。阿桃唤醒了阿夏作为一个男人的良知和责任，而我们现在的社会恰恰缺乏这种东西。没有良知、没有责任，在利益的驱使下可以什么都不管，这也是我最焦虑的。”章家瑞的影片在内在、精神气质上都保持着冷静、客观的视角，《红河》的民俗审美追求不仅表现在外在物质的展现，也包含精神信仰的默默渗透，并以一个建构出的多元环境空间，将阿桃和阿夏的感情投射在社会空间的区域位移中，充满隐喻地雕琢出我们时代和社会的断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