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赏析】
《孩子王》是根据阿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阿城作为寻根文学的旗手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上光芒四射。寻根文学发轫于改革开放初期，作家韩少功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的“根”》后来被看作文学寻根运动的宣言，他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他认为文学“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人类生存的根”。随后，包括阿城在内的很多作家投入寻根文学的创作之中，出现了一大批寻根文学作品。那一时期，电影也受到寻根文学的启发，在影片的主题与选材上都跟文学界的文化寻根相呼应。“寻根电影”也成为当时突出的电影创作现象，《孩子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在阿城的小说中，人物形象都刻画得非常丰满，但主观意图却又异乎寻常地淡泊。他创作的文学作品仅有《棋王》《树王》《孩子王》及短篇小说“遍地风流”系列。其中，“三王”都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事，重点放在“我”对客观世界的描绘。叙述者在叙述中有意无意地留下空白，大量着墨于对人物外部语言与动作的白描，而不涉及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与刻画。如《孩子王》中王七桶父子的执着坚韧、上进朴实只限于表面的外在描写，而不采用全知视角探索其内心世界的活动；同时，“我”并不显露自己的倾向和观点，只做言行的展示。
《孩子王》的导演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陈凯歌。20世纪80年代初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凯歌与张艺谋、吴子牛、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以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掀起了中国电影的美学革命，将新时期中国电影的艺术影响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旗手，陈凯歌在他的作品中注入了更多的人文思考和社会反思。陈凯歌在评价阿城的作品时说：“他所有的人物都是离开了社会的轨道的，被甩出了社会轨道之后，重新建立一种新的生活秩序，他们都是不在这个道德规范之内的人物。”为了让人物性格的写照、影片主题的表达在形式上更接近原著，陈凯歌在电影《孩子王》的影像结构上采用了相对静止的摄影机机位、正面入景出景的场面调度、均衡的构图和虚化的图像处理。比如，在影片的开场，漆黑的房间里皮肤黝黑的队长穿着黑色的衣服坐着吸水烟，与门外投射进来的强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队长以平静的口吻通知老杆去教书。这个开场戏用固定机位拍摄的长镜头以及缓慢的节奏为影片定下了整体的基调和风格。
《孩子王》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取景拍摄，这里离陈凯歌以前当知青插队的景洪不远。西双版纳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这里，陈凯歌通过其充满意蕴的镜头和人物对白最大限度地弱化电影的故事性，同时对原作的环境元素做了强化处理，充分调动画面、声音、颜色、光线等表现手段，使之构成一种氛围，并贯穿影片的始终，增加了环境的生命与文化的象征表意功能。影片中，地平线或是人物被高度挤压，天空占据大部分画面，画面中的人物也显得愈发渺小。如果对影片中镜头的运用、情节的设置、电影语言的结构、色彩的捕捉加以考察，可以看到其表现出的自然环境的层次，比如山间的大雾、流动的云彩、放牛的牧童、走动的牛群、山上的野火等。同时还可以看到表现出的文化构成的层次，如片头粉笔在黑板上的书写声，孩子们的读书声、唱歌声等。在老杆与老黑从队上赶到学校的片段，小说只用了“队上离学校只十里山路，一个钟头便到了”一句话来表述，影片则用了三分半钟的时间和十几个镜头来表达。这段路途在影片中被细化分解：两人走向布满浓雾的森林深处，从坡下走上来又向山下走去，一路上到处都是参天的大树和茂密的藤蔓，还有裸露的山石与松动下滑的泥沙，两人驻足回望后继续前行，一群牛迎面而来……类似这样对环境的刻画和渲染在影片中极为常见，加起来差不多占了影片三分之一的篇幅。正是由于这种对故事意境的成功营造，《孩子王》呈现出一种超脱现实人生的审美形态，给人以肃穆庄重之感。
在主题表现上，《孩子王》的原著主张老庄思想的“无为无知”，但仍比较含蓄，陈凯歌的主张则更为现实，也更为强烈。老杆主张学生们不要抄书，连字典也不要抄。影片中，老杆端着烛灯走向残破的镜子，然后朝镜子中的自己吐了口唾沫。导演解释说“吐唾沫”寓意着老杆上任之初虽然也采取了一段时间的“抄”式教学法，但他对既定秩序持否定意见，因而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忏悔”。
影片最后有一个镜头，描写的是山坡上有几十棵烧焦了的树干，有的枯木上还戴着草帽，形态各异。这个场景在小说中找不到对应的文字，但在《树王》中则有以下描写：“……黑黑地立着，如同宇宙，有箭飞来、深深地射入山的裸体，只留下黑箭尾在外面，大家都有些悚然……”在这里，电影《孩子王》借用了《树王》的内容，表现的是云南春天常见的“烧坝”场景（将山坡上的杂草树木烧掉，以便开垦土地或是积肥）。影片中借用烧坝的场景，是对打破旧有的思想枷锁的某种隐喻。陈凯歌说：“如果没有这场戏，（而是）把牧童在‘复活节岛’再度出现作为影片的结尾，（那么影片所表现的）仍然还是知识分子的清谈，至多表现了知识分子不屑与尘俗为伍的清高。”
作为陈凯歌早期的电影作品，《孩子王》无疑融入了导演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影片中表现的知青生活是陈凯歌在西双版纳插队时经历过的，故事中的环境也是他所熟悉的。借助这个发生在云南的简单故事，陈凯歌用他老练沉稳的艺术手法表达了对中国文化中存在的某些消极的、束缚人的传统价值观的批判，也表达对那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相关问题的反思。也正因为如此，《孩子王》也被视为继《黄土地》之后，陈凯歌最为成功的早期电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