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赏析】

《千里走单骑》是于2005年贺岁档上映的一部影片，被认为是张艺谋在商业探索后回归文艺路线的成功转型之作。影片在题材选择上，突破了往日商业片“浓墨重彩”的视觉奇观，以两对父子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全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问题，充满影像张力。在创作手法上，既保持了观众熟悉的张氏风格，又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尝试。

影片延续了张艺谋以往电影中执拗、不妥协的一根筋式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如《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因丈夫在一次争执中受伤，对方不肯道歉也拒绝给予赔偿，为了讨一个满意的“说法”，身怀六甲的秋菊开始了从乡里、县里到市里逐级上访。这个过程中她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需要卖辣椒凑钱。在她的坚持下最终赢得了官司，完成了一件在别人看来根本不可能成功的“民告官”的事。同类型的角色还有《一个也不能少》中的魏敏芝，《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有话好好说》中的赵小帅和张秋生等，这类主人公在面对冲突时通常刚烈执拗、不达目的不罢休。在《千里走单骑》中，高田先生也是这样一个一根筋式的人物，他只身一人从日本来到云南，不顾儿媳的劝阻，坚持要帮儿子完成心愿。异国人的身份加上语言沟通的障碍，使他面临各种困难；由刚开始的被迫换翻译，到得知李加民入狱，由想进监狱拍摄却得不到外事办李主任的审批，到进监狱后李加民又无法完成表演等。每当观众以为某个障碍过大，高田只能放弃时，他总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峰回路转，最终达成心愿。

影片延续了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情节，第五代导演十分注重电影作品中民俗元素的展现，这与他们的成长经历和出生年代息息相关。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元素包含服饰、饮食、婚嫁、丧葬的各个方面，比如《秋菊打官司》中的陕西花馍、秦腔唱段，《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京剧唱段、捶脚、点灯，《红高粱》中的颠轿、祭酒、红盖头等。张艺谋电影中呈现的各地传统民俗，不仅引发了国内观众的情感认同，也引起了西方和世界的广泛关注，提高了张艺谋电影的国际知名度。《千里走单骑》主要表现的民俗是云南的百家宴和傩戏。百家宴是云南地区特有的一种饮食文化，几百张桌椅在狭长的街道呈一字摆开，宛若一条长龙，鳞次栉比，极为壮观。傩戏原指驱疫纳福的民间祭祀仪式，后来经过与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的吸取融合，形成了一种古老的地方戏曲。而“傩戏”在影片中不仅以民俗元素形式呈现，还参与叙事层面，成为引导全片矛盾发展的点。影片开头，高田先生一心想着帮身患绝症的儿子完成拍摄傩戏的心愿，只身前往云南，影片以“傩戏”为中心点完成了叙事空间从日本到云南的转换，再以高田先生寻找《千里走单骑》这一唱段展开铺叙。在影片中，“千里走单骑”不仅指代电影名称和傩戏唱段，也隐喻了主人公只身一人千里寻戏的历程。高田带着儿子的心愿千里迢迢赶赴云南，在陌生的语言环境中，他遭遇了重重阻碍却矢志不渝，一路寻找和坚持，本身也是一个父亲“千里走单骑”的感人经历。

而导演选取“千里走单骑”作为全片的核心唱段，也隐喻了民俗元素背后的文化内涵。正如邱林所说，《千里走单骑》是唱关公关老爷的戏，关老爷最讲义气，义气比天都大。因而“义”字成为片中人物行为的核心动力。邱林很讲义气，在他得知高田来中国的真实原因后，如数退还了高田付给自己的酬金，免费帮助高田寻戏；高田见到李加民后，得知李加民因思念儿子无法唱戏，他决定帮助李加民找到儿子。在这期间，高田收到儿子健一病逝的消息，尽管已经没有了拍摄傩戏的需要，但他还是带着男孩的照片去了监狱，这表明了高田的义气。被高田感动的李加民，坚持要为他演绎《千里走单骑》，也完成了他在影片开头对健一许下的承诺。影片中的人物用行动诠释了“千里走单骑”的内涵，做到了叙事、人物与民俗元素在文化隐喻上的内在契合。

《千里走单骑》运用了纪实性的表现手法，片中仅有高田刚一、高田健一、高田理惠三个角色由专业演员饰演，其余角色都是由群众演员本色出演。导演将镜头对准平民百姓，以纪实性的镜头语言表现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农村的真实风貌，这种创作风格在张艺谋以往的电影中也有呈现。比如电影《秋菊打官司》的拍摄也使用了大量的群众演员，为了保证影片的真实感，导演运用偷拍与实拍相结合的方法，最终呈现了原汁原味的西部山区文化。在《千里走单骑》中，群众演员的自由发挥使影片充满了独特的张氏幽默。比如高田先生听不懂邱林夹杂着单词的蹩脚日语，常常需要蒋雯帮忙翻译，何主任质疑邱林不会翻译，两人因此争论起来。还有李主任的官僚主义话术和陈警官的经典台词“关公又不是哪样国家机密”，都使得影片氛围明快轻松，充满趣味性。

《千里走单骑》中对父亲形象的建构是导演的创新之处。在张艺谋以往的电影中，女性角色通常占据重要位置，对于女性角色的探讨贯穿影片始终，她们是故事情节的观察者、推动者，比如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通过母亲的视角展开叙述，回忆了父母真挚美好、相守一生的爱情，父亲的形象则被有意淡化。而在《千里走单骑》中，“父亲”角色首次以主人公的身份参与叙事，探讨了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父子关系。主角高田刚一代表了含蓄内敛的东方式的父亲形象，羞于用语言表达情感使父子双方都选择逃避，最终导致隔阂越来越深。在高田刚一试图挽回与儿子的关系时，又引出了另一对父子的故事。相似的经历与同样尴尬的父子关系，使生活背景、语言环境完全不同的两位父亲在寻子这件事上找到了契合点，达到了情感共鸣。

在影片的主题构建上，导演不再单纯聚焦于民族文化与社会问题，而是将关注点转向了后工业时代下人类存在的“孤独”问题。时代的发展，使各个地区和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却造成了生命个体之间的孤独与封闭，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甚至有很多人患有“社交恐惧症”。因此，这个话题跨越民族和政治，是一个全人类普遍关注的情感问题。也正是影片中人物遇到的问题，高田先生与儿子产生隔阂后，独自一人搬到了渔港；儿子健一只身前往云南，在陌生的语言环境中更能体会内心的孤独感；而摘下面具的李加民，也是一个思念儿子的孤独父亲。两位父亲的相遇，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在相同经历下无须语言交流也能相互理解的共情体验。影片中的两位父亲利用替代、重叠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一种父亲的身份互换，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珍贵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