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赏析】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五朵金花》在一定意义上确立了新中国歌颂式喜剧的电影范本，喜剧电影从此摒弃了“讽刺”“暴露”的批判功能，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者，而不是批评者。不过，随后的实践证明，“歌颂”和“赞美”的功能定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喜剧电影的创作。至少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领域，自《五朵金花》出现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再无有影响的喜剧电影出现。直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包括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内的电影创作迈上了新的台阶，少数民族题材喜剧电影才又重回电影市场。20世纪80年代，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作为我国电影的重要分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影响和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喜剧电影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化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娱乐化创作倾向。《台湾情侣的奇遇》就是这一时期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喜剧电影娱乐化和商业化创作的代表作品。

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88年的《台湾情侣的奇遇》将一对外地人植入云南的少数民族叙事语境中，通过一系列略为刻意的设定（如两位主角都不会普通话），制造出一个接一个的“误会”和“奇遇”，表现了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祖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同胞对台湾同胞的深情厚谊。在爱情主题的外衣下，影片想要表达的显然是云南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及其背后的民族大团结主旨。与《五朵金花》旨在赞美新人、新事物和新风尚的“歌颂式”叙事不同，《台湾情侣的奇遇》，选择的是市场化背景下刻意讨好观众的喜剧叙事策略。因此，观众看到的是一出出滑稽而可笑的嬉戏闹剧，这种嬉闹式的叙事当然首先是为了满足观众“发笑”的心理需求，但也使《台湾情侣的奇遇》无意中开创了少数民族题材喜剧电影的一种叙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该片嬉闹式的叙事方式与后来备受年青一代追捧的周星驰式“无厘头”喜剧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与重新定义了中国喜剧电影风格的周星驰电影相比，仍属于传统喜剧框架下的《台湾情侣的奇遇》无论是故事、人物还是市场影响，都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不过，其在嬉闹式喜剧叙事方面的探索还是值得肯定的。

《台湾情侣的奇遇》的嬉闹式叙事特征首先体现在其人物和叙事时空的设定上。与《五朵金花》《阿诗玛》《孔雀公主》等主要表现单一民族特性、叙事时空相对集中且主要角色均为本民族人物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同，《台湾情侣的奇遇》试图通过“外来者”的视角，在多时空的转换中表现多民族的风土人情，强化影片的多民族性。影片的主角被设计为来自“血浓于水”的宝岛台湾的情侣，这对改革开放初期的观众来说无疑是新鲜而独特的。在当时两岸政经关系在经历了数十年敌对而开始回暖的时代背景下，台湾元素显然是创作者有意为之的讨巧设计。来自分隔几十年、彼时经济相对发达的台湾情侣，在地处边疆、充满民族风情的云南发生的“奇遇”，很容易激起观众的猎奇心理。而在民族奇观的呈现上，《台湾情侣的奇遇》用大量篇幅表现了佤族、拉祜族、基诺族、哈尼族、傣族和白族等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民风民俗，在眼花缭乱的时空转换中，勾勒出一幅云南各民族同胞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台湾情侣的奇遇》略显刻意的人物设定和夸张的多叙事时空设计，建构了影片嬉闹式喜剧的叙事框架，使影片嬉闹式叙事成为可能。

诸多夸张而滑稽的喜剧片段设计是《台湾情侣的奇遇》嬉闹式叙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继承了《五朵金花》“巧合+误会”的喜剧叙事逻辑的基础之上，无“歌颂”与“赞美”任务的《台湾情侣的奇遇》设计了一系列嬉闹段落来推动影片的叙事进程。这些嬉闹式段落当然首先是为了迎合观众“发笑”的心理需求，但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影片的精神主旨。无论是马丽被黑熊吓晕在哈尼族青年身上而引起哈尼族准新娘的误会，还是陈怀误将定情物送给佤族姑娘而被姑娘一路追赶，影片中一个接一个的滑稽片段除了让观众捧腹大笑之外，更主要的目的是表现云南少数民族的独特民族风俗和各民族之间的深情厚谊。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电影创作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政治的依附，而受制于经济因素，电影创作必须在个性表达与观众接受、艺术审美与票房收入、自我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中努力寻找平衡，越来越多的电影人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必须建构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电影观念，即以市场话语为主导的商业电影观念。因此，《台湾情侣的奇遇》的创作者也试图在兼顾民族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凸显影片的娱乐性，并使二者尽量实现某种平衡。《台湾情侣的奇遇》的这种努力，尤其是其嬉闹式的喜剧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喜剧电影在艺术表现层面进行的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当然，影片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为了表现多民族融合的主题，影片将白族村落和洱海从大理“搬”到了西双版纳，这种不顾事实的“蒙太奇”手法极大地弱化了故事的真实性。此外，影片走马灯式的民族风情的呈现，大多流于表面，尤其是傣族女孩赤裸上身在河中洗澡的镜头，更有制造噱头刻意迎合部分观众低俗审美的嫌疑。正如有学者所言，这种“一味进行缝合、不进行必要的间离”的影片，就不可能将民族风俗赋予独特的审美价值，甚至会沦为记录民族风俗的素材片，也因此可能失去其观赏性和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