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二字考释探源
“文”“笔”二字从古至今一直都长久地存在。关于“文”，最早的含义可以探源到先秦时期，如在《周易·系辞》中提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1]早期对于文的定义多为文饰与错杂。这样的定义在后世关于文字定义的著作中曾被反复强调，影响深远。如许慎《说文解字》里提到的“文”是这样描述的：“文，错画也，象交文，像两纹交互也。”[2]
先秦时期对于“文”的定义是非常多样的，如《论语》中言及“文”者就有以下7处：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论语·宪问》）
从上例可以知晓孔子是很重视“文”的，列为四教之一，又以斯文自任。当时所称的文与如今的文完全不同。罗根泽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认为：“至所谓斯文之文与郁郁乎文哉之文，则其义更广，差不离指一切文物制度了。”[3]刘师培也分析说“中国三代之时，以文物为文，以华靡为文，而礼乐法制，威仪文辞，亦莫不称为文章。推之以典籍为文，以文字为文，以言辞为文。”[4]
到了两汉时期，对于“文”观念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先秦时期拥有着多种含义的“文”被明确分为“文学”与“文章”两个大的部分。“文章”是指具有文采的言辞，以诗赋为代表，“文学”指学术。概括辞赋及文学的散文之“文”，也含有美的意味。如《史记·三王世家》曰：“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灿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5]这里的文是指带有辞章意味的文章。如《史记·儒林传》曰：“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6]这里的例子进一步说明文人对于“文”的含义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而不仅仅是早期杂糅的概念。刘天惠也曾说过：“据此则西京以经与子为艺，诗赋为文矣。诗赋家有《隐书》十八篇，盖隐其名而赋其状，为射覆之类。至于设问，亦赋之流：故皆谓之文。《东方朔传》载《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二篇，结之云‘朔文辞此二篇最善’，是其证。”[7]罗根泽论证道：“刘氏谓汉代不以经子为文，这是很对的。但谓文专指赋颂，则不尽然。汉代所谓文，自然包括赋颂，但赋颂不是所谓文的全体。”[8]在后期六朝“文笔说”里面要求讲求声韵、辞藻对于形式上的要求，在另一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文”字义发展演变的结果。除了那些文德、文教礼制等“文”的内涵，作为“文体”之“文”，即文章典籍之“文”，其范围也是较为宽泛的，除了前文我们提到过的诗、赋、散文和日常公文外，还包括如汉代刘熙《释名》中提到的“券”“署”“图”“谥”“节”等。作为“文体”之“文”涵盖甚广，几乎所有源自人类情感、认识而运用一定的技巧和修饰，以语言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文”。此外，还有许多关于“文”的论述，刘永济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将“文”归纳为六种含义：“经纬天地”“国之礼法”“古之遗文”“文德”“华饰”“书名也，文辞也”[9]。
“笔”字的流变相对于“文”来说更为复杂，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笔”为：“秦谓之笔，从聿，从竹。”“笔”和“文”不同之处还在于甲骨文中只有“聿”，没有“笔”，由此可知，“聿”应该就是“笔”的初始形态。《史记》中提到“蒙恬筑长城，取中山兔毛造笔”，以此来解释后期由“聿”变“笔”加上竹字头的原因。但是现代考古发现早在蒙恬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毛笔。1954年，湖南长沙古家公山发掘了一座战国时期的木椁墓，在陪葬品中发现了一支用上好兔毛制成的毛笔。这支毛笔的年代远远早于蒙恬发明毛笔的时间。可以证明早在蒙恬之前毛笔就已经存在。逯钦立先生经过详细的考证认为：“用一个笔字作为文章制作的代名，至晚起于东晋的初年。与西晋初年用手笔来称呼文章的著作，大致相同。不过当时所谓的手笔，代表诗赋和表奏类所有的制作，而笔则仅包括奏（如潘岳为乐广作的让河南尹表）、笺（如世说注引陆机为戴渊于赵王伦，此属笺类）、论、议（如挚虞难太叔广）的制作，绝找不出一条用笔称诗赋的例子。换言之，东晋时已经把表笺论议一类的制作，简称作笔，而所谓笔体，这时候已经成为另一类了。”[10]
“文笔”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王充的《论衡》里面：“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规不尊，笔疏不续，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11]逯钦立认为：“我们若从《论衡》中归纳另外几条例证，便觉得王充所谓文笔，是泛指制作，而与颜延之说的，实在迥乎不同。”[12]仔细翻阅了《论衡·超奇》，找出如下几个文笔对举之处来进行论证。“自君山以来，皆为鸿渺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意奋而笔纵，文见而实露也。”[13]“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14]从列举出的这两处来看，王充所谓的“文笔”，大概还是泛指著作。
刘天惠在《文笔考》中认为：“汉魏导始，体制未繁，虽奋其斧藻，健于为文：而苟非史官，无烦载事。……载考《晋书·蔡谟传》，文笔肇端，自兹以降，阙名用彰矣。请略言之《乐广传》，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意。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成公绥传》，所著诗赋杂笔十余卷行于世。《张翰传》，其文笔数十篇。《曹毗传》，所著文笔十五卷。《袁宏传》，桓温重其文笔，专综书记。”[15]逯钦立认为：“我们断定：一、晋传中的文笔，已经分指两类制作，与东汉以来泛指制作的意义不同。二、文指诗赋类的制作，笔指书札类的制作。三、由闻人牟准及晋书各例，可证文笔说的起来，至晚当在东晋的初年。”[16]通过翻阅《晋书》所载的种种证据，发现刘天惠的观点的确较为可靠，现将部分所载罗列如下：
文笔议论有集行于世。（《晋书·蔡谟传》）[17]
以文笔著称。（《晋书·习凿齿传》）[18]
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称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晋书·乐广传》）[19]
“所著诗赋杂笔十余卷行于世”，此处将诗赋杂笔进行对举，意义与前面列举的意义相似。至少可以诚如逯钦立先生所言，晋传中的文笔已经分别属于两类制作，这也远远不同于东汉所言了。且《抱朴子》自序里写道：“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20]虽然没有标文笔之名，但是隐隐地却是以后世的“文笔”进行分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