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宋之争
当我们回顾一百年的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无论是梁启超的“反动说”，还是钱穆的“理学延续说”，或者是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都会触碰到清代一大论题“汉宋之争”。以汉宋之争的立场诠释清代学术史，不仅在经学研究上大放异彩，思想史研究也是成果丰硕，至今不衰[30]。文学研究者也大多深受影响，纷纷以此为理论基础提出己见。阮元的“文笔说”提出原因，大多数的学者都将其置于汉宋之争的立场下讨论。细究阮元著作，确实在学术立场与治学方法上倾向于所谓的汉学家，但阮元又有部分言论是支持宋学立场，又不尽然是汉学家了。如若我们轻易地以汉宋之争的角度去说明清儒在文学论争上的一切，于基础论点上就显得薄弱而令人生疑。况且，清代汉宋之争的实际状况，是否真有势不两立的态势还存在些许的疑问。清代汉宋之争的主角之一方东树《汉学商兑》可谓说是江藩《汉学师承记》最强劲的论敌。众所周知，江藩与阮元私交甚笃，然而方东树竟然出现在阮元的幕府中，助其编纂《广东通志》。而且方东树完成《汉学商兑》时，甚至将书赠予阮元过目，助其刊刻。方东树在书中对于毛奇龄、戴震、焦循及凌廷堪等人的批判俯拾即是。对于阮元的批判尤其尖锐，但方东树与阮元之间似乎并不因学术立场的对立而不相往来。又如孙星衍完成《尚书今古文注疏》时，曾赠予姚鼐四大弟子之一的管同，管同亦予以肯定，类似之举，数不胜数。因此阮元提出“文笔说”完完全全是由于“汉宋之争”这一说法的确值得商榷。但是不可否认，阮元与桐城派关于“文统”问题的论争和“文笔说”的重提有着不小的关联。
考证学者与桐城文士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别，甚至有点针锋相对。不管是方苞的论说还是姚鼐的论说，都是想要把文与道（程朱之道）相结合，这样的观点在他们两人的论述中都有表现。然而当时还有大批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凌廷堪与阮元二人俱以对偶之文为正宗，认为韩愈化偶为奇，只是一时矫枉之举，不足为训。他们不仅不接受方、姚诸人的意见，还有意识地建立截然相反的正宗系谱，希望整合当时的学统与文统。
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例》中认为六经、《论语》和《孟子》乃古文之根源，“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其次《公羊》《国语》《国策》”[31]，并谓“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辩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32]。桐城文家推崇唐宋八大家古文，正因为后者继承了先秦盛汉质而不芜的风格，乃六经之遗裔。在方苞眼中，唐宋八大家之后，能够延续古文传统的作家并不多见。他视明七子为伪体，却颇为欣赏归有光的文章。后来刘大櫆和姚鼐基本上承袭了方氏的意见，前者表示：“甚矣，文之难言也！欧、苏既没，其在明代，唯归氏熙甫一人。”[33]后者则倡言：“韩昌黎、柳子厚、欧、苏所言论文之旨，彼固无欺人语，后之论文者，岂能更有以逾之哉！”[34]
乾隆元年（1736年），皇帝鉴于时文的多变，钦定方苞编选四书文作为程式，方苞因此编选了《钦定四书文》，这部书的编选对广大学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乡试、会试的考官批改时文的根据，众多儒生纷纷对其进行学习。方苞认为：
唐臣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35]
方苞通过编写《钦定四书文》的方式，表达并影响了官方的观点。王昶称当时“时文，皆粹然圣贤之理，体制格调，多与古文合。且非夙习于古文，时文亦不能以工”[36]。方苞的论说受到广泛的欢迎，“古文名家以桐城方式为最”的论调也越发普遍。到姚鼐又将“古文义法”说，发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的三合一。连学术也纳入文章的要素，与他自己论文章的“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的理论，就相抵牾了。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他们能迎合当时统治阶级的意图而为古文，又能配合当时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学风以为其古文，桐城文之所由成派，而桐城文派之所由风靡一时，当即以此。”[37]桐城派“古文”与“时文”息息相关，牵此则动彼，形成联动的紧密关系。桐城三祖所宗奉的文统于此可见一斑，他们均宗程朱，企图把程朱道统和韩欧文统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毁亦随之。方苞文章也成为一些名家批评的靶子。钱大昕与方苞截然对立，钱大昕在《半树斋文稿序》中明确指出：
别于科举之文而谓之古文，盖昉于韩退之，而宋以来因之。夫文岂有古今之殊哉？科举之文志在利禄，徇世俗所好而为之，而性情不属焉。非不点窜《尧典》、涂改周诗，如剪彩之花，五色具备，索然无生意，词虽古犹今也。唯读书谈道之士，以经史为灾畬，以义理为灌溉，胸次洒然，天机浩然，有不能已于言者，而后假于笔以传，多或千言，少或寸幅，其言不越日用之恒，其理不违圣贤之旨，词虽今犹古也。文之古，不古于袭古人之面目，而古于得古人之性情。性情之不古若，微独貌为秦汉者非古文，即貌为欧、曾亦非古文也。退之云，“唯古于词必己出”，即果由己出矣。而轻佻佚逷，自诡于名教之外，阳五古贤人，今岂有传其片语者乎。[38]
钱大昕彻底否认了自唐宋以来相对应于“古文”而来的“时文”二者之间的关系。他在《跋方望溪文》中批评：
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唯临川李巨来轻之。……金坛王若霖尝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论者以为深中望溪之病，偶读望溪文，因记所闻于前辈者。[39]
在《与友人书》中更是直接驳斥方苞：
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为最。……取方氏文读之，其波澜意度，颇有韩欧杨王志规模，视世俗冗蔓獶杂之作，固不可同日语……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若方氏乃真不读书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澜意度近于古而喜之，予以为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40]
方苞强调古文写作有其义法，义法说也成为桐城学者所宗奉的宗旨。钱大昕则直捣黄龙地反省义法说。阮元也洞见桐城“古文”与“时文”的症结，其批评便落实于此，此后重提“文笔说”也与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