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诂经精舍
阮元于嘉庆二年（1797年）在杭州担任学政，修筑房舍并组织诸生编纂了《经籍纂诂》。嘉庆六年（1801年）[1]，他将房舍改为书院选拔诸生读书其中，是为诂经精舍。在诂经精舍的命名方面，他认为：“精舍者，汉诸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勖新知也。”[2]又属楹帖云：“公羊传经，司马著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阮元还明确提出“以励品学，非以弋科名”[3]的教学目的，以及“只课经解史策，古今体诗，不用八比文、八韵诗”[4] “各听搜讨书传条对”[5]“不用扃试糊名之法”[6]的教学方法。
在当时杭州城里还有其他三所书院，均教授的是科举时文，只有诂经精舍是例外。马新贻也曾指出：“仪征阮文达公抚浙时，创精舍于西湖，命曰诂经。杭州旧有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专习举子业，而此独为诸生讲经之所，聘明经之士以为之师。课士首重经解，兼及策论、诗赋、杂文。盖视三书院为益浚其源，而其流亦曼衍浩博矣。”[7]
诂经精舍虽然首要注重的是朴学，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也特别注重诗赋骈散的学习和研究，甚至可以说诗赋骈散的学习仅次于经诂之学的教学：“课士首重经解，兼及策论诗赋杂文。”[8]“其程试之法，以经训为先，而诗歌骈俪之文同时并课。”[9]孙星衍记载关于诂经精舍的课程安排，以经学、诗赋骈散为主：“问以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各听搜讨书传条对，以观其识。不用扃试糊名之法。”[10]与此同时还“月试以文，则多碑记论策诸体，未尝杂以时艺”[11]。张鉴也曾说：“月率一课，只课经解史策古今体诗，不用八比文八韵。”[12]
俞樾曾任诂经精舍山长三十一年，他在编选精舍文集时提出：“说经之文多宗古义，即诗赋亦古体居多，非欲求异时流，盖不敢失许、郑两先师之家法，而文达建立精舍之本心也。”[13]这使得诂经精舍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两浙知名之士，承闻训迪，蔚为通材者，不可胜数。门人为筑俞楼于孤山之麓，以与薛庐相配，游湖上者，皆能指其所在，相与乐道，其地不绝。”[14]在俞樾为山长时，诂经精舍每个月两次课试，朔课为官课，望课为师课。《诂经精舍三集》中有戊辰年和己巳年的官、师课题，比如戊辰年二月朔课题如下：
朔题题目：（一）上丁释菜解，（二）丙吉问牛赋，（以少阳用事未可太热为韵），（三）纸鸢（得天字），（四）十字碑（五律），（五）五明扇（五律），共有五大题，考证题一，文学题四，赋一，诗三。[15]
诗赋骈文相关的课题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此外，阮元还将诸生诗文和考卷里面的佳作选刻成《诂经精舍文集》出版，从道光年间到光绪年间续刻了七集，加上阮元选辑的文集，共八集八十八卷，所收诗文两千余篇。一方面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另一方面对诸生也是一种鼓励。
笔者统计了《诂经精舍文集》中的作品体裁，如表4所示：
表4 《诂经精舍文集》中的作品体裁统计
通过上述材料的罗列可以证明《诂经精舍文集》之中诗赋骈散类作品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阮元一方面既重视“文”，另一方面认为“为文者不可以昧经诂”，强调“文”和朴学彼此依存。诂经精舍教学一般来说比较偏重诗、赋、文的教学，比如诂经精舍戊辰年望课课题中有：“校书六咏：脱简、错简、坏字、误字、重文、衍文。”就针对校勘古文献时候的常见问题咏成诗歌。且阮元为诂经精舍聘请的教师很多既精通朴学也是骈文写作高手，比如王昶、孙星衍、陈寿祺等骈文大家，孙星衍还被称为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他所作的骈文以清新取胜，著有《平津馆文集》。陈寿祺，字恭甫、介祥、苇仁，号左海、梅修，晚号隐屏山人，福建侯官人。他的骈文也是独树一帜，“沈博绝丽，有六朝三唐风格”[16]。
从考察阮元“文笔说”的影响来看，最主要还是骈文成为了诂经精舍经常练习的一种体裁。而赋，从广义上来看也属于骈文的一类。《诂经精舍文集》中也有大量围绕着经史和掌故的赋作。例如《诂经精舍三集》己巳年（同治八年，1869年）的官、师课题为《郎官上应列宿赋》《搜岩采干赋》《屈平适乐国赋》等。虽是赋体，但是还是蕴含了大量的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能够驾驭好的诸生都必须具有深厚的朴学和骈文写作基本功才行。
总的说来，诂经精舍的“文笔说”实践非常多，效果也十分地显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诂经精舍存在了近百年，“人文之盛，甲于两浙”，诸生中“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胜数，东南人才之盛莫与为比”[17]。著名学者章炳麟、朱一新、崔适、戴望、黄以周都曾经在诂经精舍学习过。
关于诂经精舍的兴废情况，从创立开始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一百余年间，除了阮元离浙江十多年，以及道光中叶和咸丰年间因为战乱而停废若干年，基本上都是“鼓箧弦诵，曾无间息”[18]。阮元诂经精舍对浙江及其他书院的办学宗旨和学术风气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比如“钱仪吉讲学大梁，复游粤东，集徒授学，崇尚汉宋。张之洞督学四川，创尊经书院。王先谦督学江苏，创南菁书院。黄彭年于直隶重整莲池书院，于吴中正谊书院内设学古堂。凡此诸事，其宗旨虽有不同，而与兴学施教，则同导源于阮氏。清代考据之风，所由养成，此一时也。”[19]虽然诂经精舍主要服务于考据之学，且音训考据之学通过诂经精舍及所培养的诸生得到了广泛传播渗透到了清代各地方书院，但是对于晚清学校教育及学术总体的风尚转变为崇尚经古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如张崟曾评价：
而精舍作育人材之效，为愈彰彰可见矣，盖精舍肇建，即以崇尚汉学为宗旨，肄业者即为两浙俊秀，主讲者又为一时鸿硕，上行下效，风习自端。故设立未久，苏州书贾即有许氏说文皆贩脱向浙江之说。逮其学成致用，登甲科，举成均，掇青紫如拾芥，牧民有善政者，复更仆难数。其时主讲席者阳湖孙氏亦自谓东南人材之盛，莫与为比也。[20]
另一方面，诂经精舍对于诗赋教育的重视及众多诸生课堂上的实践在另一种层面上极大的促进了“文笔说”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很多肄业于精舍的学生都在日后的课士生涯中推广诂经精舍的教学方法。它不仅倡导推崇了汉学，也极大的促进了骈文在清代各地的繁荣昌盛，推动了清代骈文的发展。